《三國演義》的概況與羅貫中
三國故事很早就流傳於民間。據杜寶《大業拾遺錄》，隋煬帝觀水上雜戲，有曹操譙水擊蛟、劉備檀溪躍馬的節目，而劉知幾《史通•采撰》言及，唐初時有些三國故事已“得之于道路，傳之於眾口”。李商隱《驕兒》詩雲：“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可見到了晚唐，三國故事已經普及到小兒都知的程度。
隨著說話的興盛和戲劇的流行，這一人所熟知的題材自然格外為藝人所青睞。宋代說話中，有“說三分”的專門科目和專業藝人，同時皮影戲、傀儡戲、南戲、院本也有搬演三國故事的。蘇軾《東坡志林》載：“王彭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此時三國故事已有明顯的尊劉貶曹傾向。宋代這一類故事的話本沒有留傳下來，現存早期的三國講史話本，有元至治年間所刊《三國志評話》，其故事已粗具《三國演義》的規模，但情節頗與史實相違，民間傳說色彩較濃；敍事簡略，文筆粗糙，人名地名多有謬誤，未經文人的修飾。與此同時，戲劇舞臺上也大量搬演三國故事，現存劇碼即有四十多種，桃園結義、過五關斬六將、三顧茅廬、赤壁之戰、單刀會、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節皆已具備。而後羅貫中“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高儒《百川書志》），創作出傑出的歷史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它是文人素養與民間文藝的結合。一方面，作者充分運用《三國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所提供的材料，凡涉及重要歷史事件的地方，均與史實相符；另一方面，作者又大量採錄話本、戲劇、民間傳說的內容，在細節處多有虛構，形成“七分實事，三分虛假”的面目。
羅貫中的生平不見史傳，一些零星記載也互相抵牾。現在一般據賈仲明《錄鬼簿續編》（或謂無名氏作）等書提供的材料，認為他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祖籍太原，在杭州生活過。賈仲明說他“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據此，可以知道他在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還活著。另外，明人王圻說羅貫中是“有志圖王者”（《稗史彙編》），清人徐謂仁說他曾客于張士誠幕中（《徐炳所繪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均不知何據。中國最早的兩部優秀長篇小說中，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和《水滸傳》作者之一，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極其崇高的。不僅如此，他還是一位雜劇作家，劇作存目三種，今傳《趙太祖龍虎風雲會》；傳世的《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和《三遂平妖傳》，也署羅貫中名。
《三國志通俗演義》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間的刊本，二十四卷，分為二百四十則，每則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後來的各種版本，都是依據嘉靖本，在細節方面各有些改動，總的面貌未有變化，只是有一種假託的“李卓吾評本”將原書的二百四十則合併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對此書作了較大的加工整理。他們修改了回目，對情節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刪，並削除了原書的論贊，逐回加上自己的評論。經過這一番加工，全書在藝術上有所提高，但原書的正統道德色彩卻也更為濃厚了。這種簡稱為《三國演義》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後來通行的本子。
《三國演義》的思想傾向
中國古代的通俗文藝、對於“正”與“邪”的分辨大抵是截然分明的。《三國演義》也繼承了這一傳統，書中代表“正”的一方是蜀漢，以劉備最為突出；代表“邪”的一方是曹魏，以曹操最為突出。這是三國故事很久以來就形成的傾向，只是在小說中表現得更充分。比較簡明地分辨“正”、“邪”，其實是通俗文藝很難避免的，因為只有這樣，老百姓才能容易瞭解歷史人物，對歷史作出一種道德化的解釋；也只有這樣，才能吸引觀眾和讀者的感情投入。——所謂“正”的一方，對欣賞者而言就是“我方”。蘇軾記“薄劣小兒”聞劉備敗則憂而出涕，普通成年人的感情其實也與此類似。
在三國的三方中，怎樣來分辨“正”、“邪”，則是由一種尊崇“正統”的封建道德觀決定的。歷史上的曹操，本來是一個蔑視傳統倫理的“奸雄”式人物，他雖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卻不大容易在傳統道德標準中得到肯定；劉備雖然沒有太大的政治成就，卻因為他與漢皇室的一點可疑的血統關係，更容易被樹立為正面人物。由此來分辨正邪，體現出皇權神聖的意識。不過，小說通過對曹操的殘暴奸詐的描繪和對劉備的寬厚仁愛的讚揚，也表現出作者、也是民眾的對於“仁政”的嚮往。小說中寫劉備從當陽撤退時，雖形勢危急，仍不肯拋棄跟隨他而行的十幾萬百姓，諸如此類的情節，與其說是敷演史實，毋寧說是寫出了老百姓的希望。
與封建正統道德同時存在的，是民間的尤其是市井的“義”的道德，這與《水滸傳》的情形頗為相似。“義”本來是一個浮泛的道德概念①，但民間所說的“義氣”，則有它的專指。它特別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圖報的原則。在農業社會中，由血緣所形成的宗法關係高於一切，而在市井社會，很多活動超越了狹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範圍，“義氣”就顯得特別重要。舊時江湖幫會特別重視“義氣”，原因就在於它能幫助建立強有力的共同利害關係。
《三國演義》從一開始寫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就開始拿市井道德與封建正統道德相結合來解釋歷史與政治。三人名為君臣，實為兄弟。關羽更是“義氣”的化身，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不為曹操的高官厚祿所動，最終演出“掛印封金”、過五關斬六將的壯舉，體現了“結義”的關係一旦形成就不可違逆的道德原則。但赤壁之戰中關羽奉命扼守華容道，卻又因為曹操舊日有恩於他而放了曹操一條生路，這又是“義氣”的另一種表現，即受人之恩不可不報。實際上，這是尊重利益交換的道德準則。小說中所描寫的這一切，在高層政治中實際是不可能存在的。但這樣寫，對於市井讀者卻有很強烈的吸引力，因為這種道德是他們在生活中所尊尚的。關羽的形象後來被封建統治者所利用，成為“伏魔大帝”、“關聖帝君”，在民間受崇拜的程度，遠遠超過孔夫子。這固然與統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關，卻也離不開民間從自身的觀念出發的理解。①“義”本義為“宜”，即“正當”的意思。
當然，《三國演義》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什麼道德教材。
它在向廣大的粗具文化的讀者提供娛樂的同時，也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從而擴大了人們精神生活的範圍。三國本來是一個風雲變幻、豪傑輩出的時代；由三方鼎立而彼此間組合分化、勾心鬥角所形成的關係，較之雙方對峙（如南北朝）或多方混戰（如戰國），有一種恰到好處的複雜性，能夠充分而又清楚地顯現政治作為利益鬥爭的手段的實際情狀。
當小說對這種歷史情狀作出較真實的描述時，道德化解釋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力量，而給人們以一種更深刻的對於歷史的認識。與此相關聯的是，小說大量傳播了在政治鬥爭和社會生活中積累起來的智慧。諸葛亮可以算是《三國演義》中智慧人物的代表，他在無論何種複雜的情況下，都能審時度勢，掌握大局；在無論多麼危急的情況下，都能運用巧思，轉危為安。與諸葛亮不相上下的智慧人物是曹操。雖然他的智慧通常表現為反道德的“奸詐”，但對於讀者來說，在完成表面的道德評判之後，這種智慧仍然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另外，周瑜和司馬懿，也是小說中以謀略機變見長的人物。運用智慧的故事，在閱讀上有其特殊的緊張感和愉快感，同時又有實用的價值。這也是《三國演義》吸引讀者的重大原因。不但古代的造反者常以此書為政治和軍事鬥爭的課本，今日在國外，還有許多人從中尋找可用於“商戰”的技巧。
《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
在《三國》與《水滸》之間，通常認為《水滸》的藝術成就要更高些，但《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的長處，顯然是《水滸傳》所不及的。那就是：它具有一個相當完整細密的宏大結構，有條不紊地處理了繁複的頭緒，描繪了極其壯闊的、波譎雲詭的歷史畫面。
《三國演義》的故事框架是在歷史記載的基礎上構成的，這一點有時對作者的創作才能的發揮帶來妨礙，像金聖歎所批評的“筆下拖不動，踅不轉”那種情況確實存在，但這只是一部分。從總體來看，作者對《三國志》以及裴松之注所引大量零瑣而又不免彼此矛盾的史料的處理，不僅顯示了高度的史學修養，而且表現出高度的敍事技巧。在史料的基礎上，作者作了許多鋪張渲染，更增添了不少純出乎虛構的情節，這些往往成為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上述幾種成分的組合下，全書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構，充分地描繪出魏、蜀、吳三方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有聲有色的活動，並由此展現歷史人物各具風神的形象。尤其是對戰爭的描寫，成就最為特出。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等大規模的戰爭，從戰事的起因、力量對比、彼此的方略及內部爭執，到戰爭的過程及其變化、勝負的決定及其緣由、有關人物在戰爭中的作用，都能敍述得生動而具體，寫出戰爭的巨大聲勢、緊張氣氛，處處扣人心弦。特別是赤壁之戰，作為三方同時捲入、決定三國鼎立之勢的關鍵性戰爭，從《三國志》中簡略的記載，經過鋪排和虛構，成為小說中整整八回的篇幅，寫得波瀾壯闊、高潮迭起，始終充滿戲劇性的變化，從中可以感覺到作者廣闊的視野和宏偉的構思。也許就是這部小說中表現出的作者的精神氣質，使有些人推測他是“有志圖王者”。
在確定《京本通俗小說》為偽造之後，再來看中國通俗小說的演變過程，會發現《三國演義》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實有重大的進步。以前的通俗小說，都是以寫故事為主，對人物的性格很少注意。即使文言小說，儘管情況比通俗小說好些，但同樣也受到重情節、重文采等因素的牽制，加以篇幅有限，在這方面的成就也不特出。而讀過《三國演義》，人們卻自然會對小說中許多人物留下鮮明的印象。儘管比起後來的小說（包括《水滸傳》），《三國演義》寫人物的筆墨還不夠細緻，人物的性格層次也不夠豐富，但作者在敍述歷史故事的同時已經注意到描繪人物，注意到人物個性的差異，這種意識對促進小說藝術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國演義》寫人物，與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評判相關聯，有一種“類型化”的傾向。他們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簡單的語言概括出來。如劉備的寬厚仁愛、曹操的雄豪奸詐、關羽的勇武忠義、張飛的勇猛暴烈、諸葛亮的謀略高超和勤于國事、周瑜的聰明自信和器量狹小……。這種單純鮮明的性格，猶如京劇的臉譜化表演，容易為讀者所把握。而在單一的性格方面上，作者通過生動的情節和誇張的筆法，還是能夠把人物寫得較為有聲有色。像關羽溫酒斬華雄的一節，雖文字不多，卻足以令人感佩他的威猛。寫諸葛亮出山的過程，先借司馬徽、徐庶之口，影影綽綽地虛寫他的非凡才能；繼而是三顧茅廬，仍是從劉備等三人的眼光中虛寫這位“高人逸士”的生活氛圍和一種神秘色彩，逗引讀者的興趣；而後才是諸葛亮縱論天下大勢，在非常開闊的時代背景上展現他的政治才能，令人覺得他的出山之難，自有賢者不可自輕的道理。就是像張飛一聲喝退曹操數十萬大軍，雖是過於誇張了些，那種氣勢卻似乎也有可信的一面。類似這些傳奇式的生動情節，給人物塗上了濃厚的色彩，多少彌補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三國演義》中寫得最好的人物卻是作為反面角色的曹操。劉備作為正面道德的代表，被符號化了，除了“煮酒論英雄”借雷聲掩飾失等等少數情節，他的言行常讓人覺得不可信，這一人物形象因而也缺乏生氣。曹操的形象則不然。他在小說中看起來好像是個“反面角色”，實際作者對他的豪傑氣概是頗為佩服和喜愛的，並未一味醜化他。因而，小說在寫出他的奸詐、殘忍的同時，也寫出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為、善於引納人才等種種長處。如第十二回寫曹操在濮陽與呂布作戰時，中了陳宮之計，倉惶敗逃，“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他。’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
由是得以脫險。後負傷逃出，眾將拜伏問安，他卻仰面大笑道：“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這種處變不驚、在險境中鎮定自若的表現，在小說中反復出現多次，形成一種個性特徵。所以，曹操的形象雖然“惡”，卻很有生氣，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顯得複雜，也更具有吸引力。
《三國演義》用的是文白相雜的語言，和《水滸傳》那種純熟的白話不同。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常需在書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純粹的白話就難以諧調；一是帶些文言成分，給人的感覺會多些歷史感。這種語言簡練而不失流暢，並不是容易寫好的，如關羽出戰華雄的一節：
操教釃熱酒一杯，與關公飲了上馬。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嶽撼山崩，眾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
可以說寫得很有聲勢。但全書比起用生動活潑的白話寫成的《水滸傳》，語言的表現力畢竟要相差許多。
《三國演義》裏的“前現代”
讀《三國演義》還是小時候的事。近日斷斷續續地看了一些同名電視劇的片段，產生了一些胡思亂想：
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麼？什麼英雄？爭權奪利，好勇鬥狠，爾虞我詐，就是英雄麼？刮骨療毒，拔矢啖睛，一不怕疼二不怕死就是英雄麼？這疼與死又所為何來呢？他們關心的唯一熱點無非是爭奪權力，特別是爭奪那唯一的一把龍椅罷了。為了爭龍椅，不惜殺人如麻，血流成河，不惜決堤放水，乘風放火，不惜生靈塗炭，啼饑號寒……這麼多英雄怎麼沒有一個人替老百姓說一句話呢？
劉備火燒新野，帶了一些老百姓避難樊城，就大仁大義到了近乎迂腐的程度了。可如果他不搞什麼火攻，老百姓又哪里有這種流離失所星夜逃亡之苦？
個別地看，英雄事蹟不無感人之處，例如擊鼓罵曹，例如孤膽英雄趙子龍長阪坡救主子的兒子；但綜觀全局和歷史，這樣的亂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沒有好日子過，生產力就愈不發展，社會就愈不進步。中國已經吃夠了這種爭王位的英雄們的虧！
趕巧前不久看了電影《西楚霸王》，對於鞏俐、張豐毅等主演的這部片子的商業性改頭換面及其得失這裏暫且不表。問題是秦皇出巡時劉邦與項羽的反應：“大丈夫當如是”也好，“彼可取而代之”也好，都透露了中國的有為之士以做皇帝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以官階為價值判斷的唯一標準的可怕與可悲。價值標準的一元化貧乏化俗鄙化，價值＝權力的公式，使終極目標千篇一律都成了“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欲代之的“英雄”甚多，而皇帝的位置只有一個，如何能不爭不鬥不殺它個屍橫遍野白骨如山？價值標準的單一化看來似是天下定於“一”了，有利於統一與穩定，但需知，“一”能定天下，也能亂天下，有了“一”就有了一切，便都來爭這個“一”了，焉能不亂？政治＝權力＝升官圖；而最高的價值＝一切有為之士的終極目標＝“龍位元”，這個等式實是中國數千年來戰亂不斷，發展緩慢，而終於在近百年顯出了積弱來，即是說搞出了亡國滅種的危險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也許，對於“三國”時期的英雄們來說，老百姓是太沒有意義了。三國時期的英雄們，其實是拿老百姓當墊腳石當工具當犧牲品的英雄。這樣的英雄今天難道還算英雄麼？我們能夠無條件地接受“三國”的英雄觀念麼？
那個時候的政治呢？當然是赤裸裸的權力政治。這種政治的特點，一個是砍腦殼政治，一會兒就提溜一個一秒鐘前的活人的腦袋進來，並以此為勇為豪氣為人生最大快事。一個是陰謀政治，就是不斷地使計謀。而計謀的核心在於欺騙，說謊，誰善於欺騙誰就勝利而且獲得智多星的美名，誰相信了——輕信了別人誰就要為此付出血的代價。這種心理暗示實在太可怕了。
三國裏的計謀也有趣。例如王允巧(？)使的所謂連環計，使計的一方如此卑劣而又一廂情願，堪稱愚而詐，小兒科而又不擇手段。用如此下作的方法去做一件似乎是偉大的事業——忠君報國；就是說漢朝的社稷要靠色情間諜來維持。這未免可悲可恥。這種偉大事業的偉大性與正義性也隨之可疑起來。
而被使計的一方，即董卓與呂布，居然一步一步全部徹底不打折扣地按照王允布下的圈套走，按照一個年方二八(周歲只不過十五)的小女子的指揮棒跳舞，說一不二，比校場操練還聽話還準確；這能夠令人相信麼？如果說董呂兩個人也曾經掌握權柄，赫赫一時，能是這樣徹頭徹尾的白癡麼？何進中計一節也是一樣地匪夷所思，如弱智傻瓜，如韓少功寫的“爸爸爸”然。
如果吾國一個未接受過職業的色情間諜訓練的十五歲的小女子在一千幾百年前就能勝任這樣一個極端狡猾極端殘酷極端非人性的角色，這是多麼地不祥呀！我們這個民族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這種權力政治的第三個特點是叛徒的政治。整個三國演義電視劇的第一部分叫做什麼“群雄逐鹿”的，就是一部叛賣史。吃誰的飯砸誰的鍋的呂布，沒有好下場，不但快了人心，也體現了“三國”對於叛徒政治的否定。但是，以我們的頭號英雄人物劉備來說，據說關羽張飛諸葛亮對於他都是忠而又忠義而又義的了，他對於誰忠義過呢？他投靠過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然後又都叛變了他們。在這一點上他與例如所謂反復無常的呂布，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論。一方面要忠要義，一方面又有什麼“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的叛變有理論。哪樣對呢？全看“活學活用”了。
一些三國故事，頗有濃厚的黑社會黑手黨故事意味。上來就是“桃園三結義”，典型的黑社會做法和黑手黨語言：“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盜匪的亡命氣。電視劇裏張飛的形象尤其可笑複可憎，一副匪氣霸氣蠢氣，惡聲惡氣，昏頭昏腦，蠻不講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對“大哥”如奴婢鷹犬，對他人如閻王虎狼，誰需要這樣的“三弟”呢？只能是黑社會的大哥大。他給人們的視覺觀感甚至還不如《沙家浜》裏的胡傳魁。
當然，《三國演義》並不是歷史，而是民間的歷史傳說，它反映的是吾國百姓草民們對於歷史的觀點，包括“誤讀”與趣味性通俗性“重寫”。但是想一想，吾國百姓們對於天下大事、歷史沿革，特別是政治軍事鬥爭包括對於英雄主義的解讀竟曾經是如此簡單化、俗鄙化、小兒科化、赤裸裸地野蠻與霸道化，這不能不給人以怵目驚心之感。
也許《三國演義》的故事裏要把劉備樹成一個仁義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這個任務實在是太艱巨了。按現在表現的，劉關張之屬，實在與曹、孫、袁乃至何進、董卓等沒有什麼質的差別。
也許在封建社會王道云云只是說一說的，而實際上，人們只承認霸道的力量。霸道當然是有力量的，這力量卻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會走向反面。這種國內政治的霸權主義，很實用實惠，但又是不無危險的，弄不好它會流於愚昧短見的野蠻主義蒙昧主義。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國早期燦爛而後來停滯的一個原因。思之令人害臊歎息。
《三國演義》電視劇下了很大功夫，製片態度不可謂不嚴肅，但收視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觀念上的愚昧野蠻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認為電視劇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類型化與事件的簡單化就是其中要者。由於《三國演義》所述故事繁複紛紜而又千奇百怪，“三國”人物是又多又雜，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寫到了，故而總體看來，“三國”的閱讀效果堪稱是相當成功的，人們的一般印象是“三國”寫得豐富多采，琳琅滿目。但這種豐富多采琳琅滿目的效果是粗線條的，一往螢幕上立，類型化小兒科化的毛病就顯出來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領導同志常舉的例子來了，他多次說過：“誰說戀愛是文學的永恆主題？《三國演義》就沒有寫戀愛嘛，還不是一樣寫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類型多，當然用不著愛情。但是不要輕視類型的生命力，愈是類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為“典型”，成為“共名”。成了典型共名了也還是暴露出了類型化的缺憾，這個問題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當然不是要以張飛的態度對《三國演義》這一古典文學名著搞一次砍殺，不是對於“三國”的全面評價，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對於同名電視劇的批評。電視劇裏的某些情節處理得還是很妙的，例如袁紹兵敗後派眼線搜集所部的言談話語，有非議者立即杖責或處死，這麼一干更是軍心大亂，袁紹之子鑒於此，乃誅殺專門挑撥是非的打小報告的眼線。這段故事可圈可點，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我也從同名電視劇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的東西，值得重視的東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做“前現代”的東西，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我們的學問家熱衷於“後現代”已經很久了。中國這麼大，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國的發展變化日益與世界同步，因而中國這裏也有了超豪華超奢侈的後現代，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畢竟這裏多得多得多的是前現代——離現代化還遠去了呢。不論從電視劇《三國演義》裏的張飛身上還是從各位餐館老闆祭供的關老爺身上，或者是從電影螢幕上看個沒完沒了的這個帝那個妃上(張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學自由談》上對此有一精彩評論，讀之大快)，我都覺得我們應該比關注後現代還要嚴重地關切前現代。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這首《西江月》列于全書卷首，也唱在每一集電視劇前頭。很好。好得很。當此“三國”各路英雄活躍在黃金時間的千家萬戶之際，我看是該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現這種“群雄並起”的局面了，再不要出現這樣的豺狼英雄了。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該與前現代的三國精神三國意識道一聲“白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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