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中國農民;守土;離土;博弈
守土與離土,中國農民雖然經歷了歷史的多次選擇,但至今仍處在兩難的博弈之中。
一、守土博弈的艱難
農民的基本生存策略就是守土。土地是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生活來源和人生保證。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傳統就是在土地上生息繁衍,從而創造了光照世界的中國農業文明。
新中國成立後,土地改革的暴風驟雨,使中國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把根紮在了自己的土地上,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守土。
但是,且不說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互助組、合作社、高級社,一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連串的體制變革,投入農民懷抱的土地很快的離開了農民。失去了根的農民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員”,而掙扎於溫飽之中。單說1978年通過包產到戶,土地又回到農民手中之後,雖然中國農民有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發展,這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從占人口總數的1/3降到僅3000萬;人均純收入從改革開放前的500元增加到2500元,增長了約4倍;農民消費的恩格爾係數從近70%降低到稍高於50%等等,以及出現了像江蘇的華西、河南的南街村等富裕中國農民的典型,但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民是最苦的,正如鄧小平1987年在《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中說的:“長期以來,我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村每人只有一、兩畝地。多數人連溫飽都談不上”，這叫農民如何守得下去?守土之艱難,我們從中國農民包產到戶之始——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2000年仍處在貧困狀態的案例可見一斑。根據潘維所著《農民與市場》附錄的《小崗農民訪談錄》所載：
現在,小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單是大嚴家自然村就有20幾家。更出人意外的是,那個背著鳳陽花鼓要飯的現象又出現了。繆夕五家,為了讓兩個孩子上學,借了五六千元的債還不說,因為今年歉收,生活過不下去,只好讓老婆背著鳳陽花鼓出去要飯了。我們在繆夕五家看了看,屋裏空蕩蕩,床上亂七八糟,連條像樣的被子都沒有。這時,繆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進 來。她40來歲,原是四川省大竹縣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這裏。後來,她和繆夕五的哥哥繆夕海結了婚。雖說李文秀已來了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據她說,為了蓋房和讓兩個孩子上學,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債。……李文秀心裏很難過,眼眶裏不斷滾出淚水,她說:‘我是四川人,不會唱花鼓,要是會唱花鼓,我也會和兄弟媳婦一起,背著花鼓出去要飯了。’”
讀了這一段農民守土難的材料,真叫人心酸,正如作者在訪談錄的最後所言:“他們似乎已聽到了舊時中國的民歌:
‘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浪在外頭。’特別是那些先窮起來的農民更是有一種預感,好像過去那種‘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運又降臨到多數人頭上。他們像是熱鍋上的螞蟻,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江澤民、溫家寶去考察過的小崗村守土是如此的艱難,其他地方的農民就可想而知了。對於農民守土難的現狀,社會學家李強在《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中曾運用“推拉理論”(Push andPull Theory)對農民離土外出打工的經濟驅動力作了調研,李強的統計如下:
表1 哪些因素影響農民離土(2000年)
(多項選擇題,總人數493人)
影響農民離土的因素 選擇的百分比
農村太窮,生活太苦 54.9
農村收入水準低,沒有掙錢的機會 62.6
農村缺乏更好的發展機會 62.3
對在家鄉從事的職業不滿意 37.2
農村賦稅太重 26.6
家鄉學習條件差,受教育機會少 21.3
村幹部作風惡劣 16.1
表2 哪些因素影響農民離土(2002年)
(多項選擇題,總人數307人)
影響農民離土的因素 選擇的百分比
農村太窮,生活太苦 43.9
農村收入水準低,沒有掙錢的機會 48.5
農村缺乏更好的發展機會 38.7
對在家鄉從事的職業不滿意 27.5
農村賦稅太重 27.2
家鄉學習條件差,受教育機會少 24.6
村幹部作風惡劣 14.8
資料來源:李強:《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43-44頁。
正是由於農村太窮,生活太苦,守土艱難,所以有的鄉村幹部出於良心和正義上書給朱基,疾呼農民太苦,農村太窮,農業太難!才有了《中國農村考察報告》的驚天問世,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案例,在此不贅。但是中國農民守土之艱難已是世人皆知的了!
二、離土博弈之不易
守土如此艱難,從生存策略計,中國農民怎麼辦呢?在守士與離土的博弈之中許許多多的農民選擇了離土。
1.征地農民。所謂“征地農民”就是因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修建道路、建房、造廠,尤其是修建高速公路等大型重點專案而徵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民與土地分離。據國土資源部公佈的統計資料,近10年來農村土地徵用面積達1億畝,2000年後的幾年,每年都在1000萬畝以上,相當於10個大縣。沿海發達地區的省,每年要減少相當於至少一個縣的土地。新華社2003年6月24日報導,全國開發區多達6015個,規劃面積3.54萬平方公里,其中相當數量是高產農田;在建和擬建的大學城46個,建地面積超過40萬畝;已建、在建和擬建的高爾夫球場306個,遍及26個省市,占地48.8萬畝。這樣,一億畝土地被征,至少有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而成為征地農民。
2.水庫移民。新中國成立以來,建設了許多大型水電站,50年來,包括三峽水電站工程在內的大型水電工程共有1600多萬移民。這些因建水電站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是“水庫移民”。
3.農民工。所謂“農民工”就是離土外出到城市打工的農民。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農民進城打工潮,史稱“民工潮”。據報導,21世紀初中國有農民工約七八千萬人,後來統計是9400萬人;2002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之時已達1.2億,如四川、重慶離土的農民工至少有1000萬人,湖北、湖南、安徽各有數百萬人,於是造成外來人口中農業人口的比例高於全國人口的比例,不少地方農民工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城市原有的就業者[3]35,如東莞1978年-1980年每年新增外來勞工不足8000人,1980-1984年每年新增補外地勞工2萬人,1984-1987年每年新增補萬人左右。1987年全市外來工達17.9萬人,1988年為34.8萬人,1989年為36.2萬人,1990年為45萬人,1991年為52.7萬人,1992年為76萬人,1993年達130萬人。而深圳龍崗區本地人口僅16萬,外來人口達100萬,而這些外來工基本上都是農民工。這些離土農民的生存狀況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看水電移民的生存。以廣西西津電站為例,於1964年建成的西津水電站涉及橫縣、靈山、邕甯、南寧市郊區,僅橫縣就有12個鄉鎮81個村委會385個自然屯,人口達13.89萬人,占當年全縣人口總數的29.25%,淹沒水田6.34萬畝,地1.26萬畝。從1961年到1983年上級有關部門共撥款1613.9萬元,按庫區當年人口計算,人均僅116元,每畝耕地平均212元。此外,國家還欠移民房屋拆遷費、維修費、交通補償費共1204萬元。1986年國家又撥款4000萬元,借款2000萬元,以解決庫區移民遺留問題,但至今仍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西津水電站1964年建成投產發電,總容量23萬千瓦,年發電10.9億千瓦小時,從1964年到1987年底共計發電179億度,總產值12億元,為全部建設投資的7倍,而國家先後撥給西津庫區移民的款項總計僅為5613.9萬元,只有上述總產值的4.6%,致使水電移民至今仍處在生產難、生活難、交通難、上學難、就醫難、用電難、建設難的狀態。如橫縣飛龍鄉大欖村本來較富裕的600戶人家成為水庫移民後,至今家家戶戶每年缺2個月的口糧,人均收入在90元以下,戶均家產不足300元![5]據沈立人所言,目前約有1000萬水庫移民處於貧困之中。可見,因建水電站離土的水庫移民也大多生存不易。
農民工的生存同樣不易,這是近幾年來學界和媒體關注的熱點和焦點之一。眾所周知,農民工承擔了城市中最苦、最累、最髒,甚至高危險的工作,不僅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據《發展導報》2001年的一份問卷調查,每週工作5天的占8.4%,6天以上的占18.1%,7天以上的占73.5%;每天工作8小時的55.5%,9小時-12小時的占35.3%,13小時以上的占9.2%,但是他們的工資卻是最低的。據陳阿江的調查對比,四川農民工的小時工資與全國職工相比,1994年1.72元比2.22元,1995年為1.97元比2.79元。而根據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對上海、江蘇、浙江、福建、河北、山西等11個省市的調查歸納,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各項預期的收入構成有重大的差別,城市居民收入專案有工資、獎金、勞動保護、地租、股金分紅、社區福利、利息、其他8項,而農民工僅工資、獎金、勞動保護3項。對此,2003年農業部統稱:2002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超過9400萬人,打工總收入約5278億元,寄、帶回家的約3274億元。按此計算,人均收入為5615元(每月468元);寄、帶回家人均3283元(每月290元)。這個收入折算到家庭人口,只略高於中西部農村,而大大低於一般城市。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農民工應得的這麼一點工資還要被拖欠、被克扣。農民工為了討回這麼少的可憐的工資往往歷盡艱險,費盡心血。時不時在媒體上出現的所謂“跳樓秀”,相當多的案例都是農民工為討回工資所迫。
處於城市底層和邊緣的農民工的生存狀態,使得他們在城市打工的心理感受:一是苦,超時、超強度的勞動能不苦嗎?二是憂,打了工能不能拿到工資?什麼時候會被炒魷魚?心裏都沒有底,又愁老人又管孩子,他們能不憂嗎?三是怒,農民工為城市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一些城裏人甚至幹部不把農民工當人看,他們能不怒嗎?可見離土的農民工的生存實在也不易。
三、《農民的終結》的啟示
中國農民守土與離土的博弈實在是太難了,守土艱難,離土不易。關注中國三農問題的人們焦慮著、思考著。據《中國時報》報導,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發表的研究報告說,儘管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提高貧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從2003年以來,收入差距急劇加大,城鄉收入差距評分從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72.7,接近“黃燈”警戒線。1980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人均純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該比例擴大到3.32倍;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貧富懸殊的評價指數為64分,已接近60分的“紅燈”警戒線。1992年貧困農民的收入上限與一般農民之比為1:2.45,2004年擴大到1:4.39。該研究報告還提出,當前中國農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農民收入過低問題。因此中國農民向何處去?在守土艱難,離土又不易的態勢下,新的出路在哪里?最近,筆者拜讀了著名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的名著《農民的終結》。這本出版於1967年的著作,對作為歐洲傳統農業大國法國農民面臨著農業文明的終結作了分析,並尖銳地指出:“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李培林在譯者前言中也焦慮的指出:現在在中國的行政版圖上,幾乎每天都有70個村落消失,原有的傳統村落社會網路被打碎,使很多農民進入城市但又難以融入城市,產生生活和心理的各種困難。他同時又提出:“根據我國目前每畝耕地投入的勞動力計算,農村只需1.5億勞動力,目前的3.6億農業勞動力,還需轉移2億多人,即使按2020年非農業就業人員達到70%的目標,也還需要轉移1.5億農村勞動力。”
問題就是這樣尖銳的擺在人們面前,中國農民經歷了守土的艱難和離土的不易博弈後,要考慮中國農民的新出路,必須作新的戰略選擇。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的導論中曾經敏銳地指出:經驗證明,技術在工業國家農業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其他地方快得多。法國或美國的農業增長1倍要比印度農業生產增長10%更為容易,蘇聯在半個世紀中取得了工業生產的巨大成就,但難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農業國家更缺少解決自己吃飯問題的能力,他們反而要向工業國家乞食。那麼,如何解決農業國家的吃飯問題?孟德拉斯給人們樹立了一個樣板,他說:“要想知道怎樣使全世界的農民進入工業文明,以便使他們能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和走向繁榮,難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國家已經完成飛躍的農民嗎?”對於法國農民,孟德拉斯提出了“農民的終結”的結論。但是仔細閱讀了《農民的終結》後,人們會很清楚地認識到:孟德拉斯所說的“農民的終結”,並不是“農業的終結”或“鄉村生活的終結”,而是“小農的終結”。在孟德拉斯看來,從“小農”到“農業生產者”或者“農場主”的變遷,是一次巨大的社會革命。在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過程中,農民的絕對數量和人口比例都會大幅度的減少,但農業的絕對產值並不會因此大幅度的減少,這是一些發達的工業大國同時也是農業大國的原因。而且無論社會怎樣發展,無論鄉村怎樣變化,農民不會無地減少,作為基本生活必須的原料的生產供應者——農業的從業者——也不會消失。這就是說法國“農民的終結”,指的是傳統的“小農”的終結,。這個論述和分析,對我們認識今天的中國農民有重要的啟示:
第一,中國農民目前仍然是傳統的“小農”,鄉村社會的本質特徵仍未改變。第二,中國農民正受著改革開放,即工業現代化的巨大衝擊,農村人口大量外流。第三,農民的外流,導致農村的衰落和鄉村社會結構的重新建構。
目前,中國農民正處在傳統農業向工業化農業轉型的開始。可以預言,經過這種痛苦的轉型期,中國農民必然會從傳統的“小農”轉變成工業化的“農業生產者”。當1967年孟德拉斯的《農民的終結》出版時,曾使法國學術界感到震驚,但20年後,1984年,該書再版時,法國農民的變遷便已經證明了孟德拉斯對農民終結論述的正確,因為法國的鄉村社會出現了驚人的復興。正如孟德拉斯在《跋:二十年之後》中說:自1975年以後的10年來,一切似乎都改變了:村莊現代化了,人又多起來。在某些季節,城市人大量湧到鄉下來。鄉村重新變成一個生活的場所,就像它同樣是一個農業生產的場所。今天的鄉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適: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區人、小城市居民和鄉下人之間,已經不像20年前那樣具有系統的差別。所有的家庭都能配備有浴室、現代化廚房、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和小汽車。鄉村的孩子去上學都有客車接送,在小學和中學裏,他們和城裏的孩子一起上課。鄉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差別仍如此之大,以致城市人一有可能就從城市溜走,以便到鄉村和小城市裏去重新找回樂趣,仿佛只有這一點才能賦予生活一種意義。
孟德拉斯描述的法國鄉村城市化的樣子,筆者有切身的感受。2000年10月筆者應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華南和印度支那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雅克先生的邀請對法國的瑤族和苗族進行考察。20世紀70年代以難民身份進入法國的苗族,定居以後,從刀耕火種一下子跨入現代化農業的行列,以種植蔬菜而聞名西歐。筆者在被人們稱為菜王的熊在先生家中住了兩晚,考察了他的農莊,參與了他賣菜的全過程。1962年英國BBC電視臺採訪還定居在老撾的熊在父親一家刀耕火種、跳大神的樣子早已被法國農業的現代化沉澱到歷史的記憶中去了。今天坐在筆者身邊的熊在已是一個擁有千頃菜地,成套農業機械,兩輛賓士車,一套公寓樓的現代生產者了。正是,在法國鄉村還存在,農業還存在,農產品仍供應有餘,但農民作為一個傳統的階級早已經終結了。法國農民走過的路,以及刀耕火種的苗族到了法國也走上了農業現代化的路,不是給中國農民作了最好的示範和表率嗎?所以中國農民在經歷了守土的艱難和離土的不易博弈之後,從法國農民的終結和苗族在法國的蛻變,難道不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新出路之所在嗎?
社會學家李強在分析了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時,分析了小城鎮的缺陷和不足,大城市模式的負面效應,城市群與城市帶發展潛伏的問題之後,主張多元化的城鎮發展道路,並特別提出了“鄉村生活的城市化”的思路。他認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相當比例的農民仍然會生活在農村地區,這是符合中國實際狀況的。在這些地區推進生活方式的變革,實現鄉村生活的城市化反而是一條比較實際的道路。李強所言筆者極為贊同。其實李強的“鄉村生活城市化”正是法國農民終結的結果。在這裏問題應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在中國8億農民不可能都進城市,也沒有必要都進城市,就是進了城市的農民最終也還是要回到農村的。解決農民的問題還是要在農村,農民進城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事實上正如笑星趙本山所說:“農民進城真正能混好的沒有幾個。”土地是中國農民的基本的生產資料,因此守土就是中國農民的根,守住了土地就是守住了根。所以在守土與離土的博弈中要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絕對不是再將1.5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去,而是在農村解決農民的問題。
第二,守土是中國農民的根,這個道理並不難理解,問題是如何守土?這才是目前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所在。而按照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的理論,就是要把工業化引入農業,既保持了傳統的結構,又快速地引入了進步,人們可以從中看到並存著一些不同的理念,有殘存著的最古老的果實採集和糧食種植的方式,也有凱旋高歌的“工業化”生產方式,還有完全新式的經營和管理形式,讓鄉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質條件和舒適,讓農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如果守土達到這樣的狀態和境界,那農民還會離土外流嗎?農村還會窮嗎?農民還會苦嗎?答案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我們以“守土與離土”為題,討論21世紀中國農村發展的未來走向,其目的就是要從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農民守土之艱難,離土之不易的博弈中探討中國農民新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要實現中國農民鄉村生活城市化,就地改造農民,改造農村,改造農業。當然,中國農民要實現鄉村生活城市化的道路可能要很長,但是,如果方向明確了,目標具體了,扎扎實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走下去,總有一天會達到終點的!法國農民做到了,從中國、老撾到法國去的苗族農民做到了,難道中國農民會做不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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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作者通聯：中南民族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湖北武漢430074)
農民的終結，［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