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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http://www.CRNTT.com 2007-11-30 10:09:11 謝保成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詩人和戲劇家、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卓越的社會活動家。早年赴日學醫,不久棄醫從文,出版新詩集《女神》,將尚在嘗試的白話詩推向新高峰。1928年―1937年流亡日本,以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研究為突破點,運用“新興科學的觀點”認識中國古代社會,推出三部極具影響力的代表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獨辟“草徑”,確立起全新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卜辭通纂》通過傳世甲骨精品確立起認識甲骨文的“系統”,洞悉了甲骨卜辭的諸多奧秘,使其躋身“甲骨四堂”之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把考古納入“美術視野”,以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結合、歷史系統與地域分佈結合,建立起認識中國青銅器的科學體系,迄今仍被奉為研治青銅器的圭臬。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首先從“文籍考訂”入手,打開“層累地造成”的《周易》這座神秘殿堂,其第一篇《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後定名為《〈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讓《易經》自己來講《易經》”。因此,郭沫若成為用《周易》打開認識“古代真實”大門的第一人。
 
  第二篇《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後定名為《〈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指出今文《尚書》28篇經過後世儒者的粉飾,其可靠性依據時代的遠近而遞減。因為翻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引用了“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大體上可以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成之發展的階段”的論述,並推論說“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著的”。
 
  幾乎同時,感到文獻中有“後人的虛偽的粉飾”,必須找尋“沒有經過後世的影響,而確確實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踏進甲骨文、金文研究領域,朝著“古史新證”的方向邁出堅實的步履。依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摩爾根《古代社會》,借助王國維古史考證的成果,寫出第三篇《卜辭中的古代社會》。\
 
  《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作為導論,以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必須知道的準備知識”,把殷代作為“中國歷史之開幕時期”、周代作為“奴隸制”,對於“周代以來至最近時代之概觀”有一頗為深刻的揭發:“革命一次便受欺騙一次。奴隸革命一成功,狡黠者立刻又變成新的支配階級。儘管一部二十四史成為流血革命的慘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依然無恙。”最後,為“中國社會之概覽”。
 
  《自序》開頭即“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的名句。序文提出,世界文化史關於中國“還是一片白紙”,中國人應該自己起來“寫滿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自詡《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提供出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性質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
 
  讓“青銅器來說出它們所創生的時代”,又趕寫了第四篇《周金中的社會史觀》(後定名為《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論證西周社會是奴隸制社會。
 
  在“李一氓兄督促斡旋”下,上述文字結集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3月由上海聯合書店出版第1版。附錄《追論與補遺》的10篇短文,是在3月—5月初版、再版、三版過程中陸續增補的。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傑出成就集中表現為三個“破除”、一個“建立”:一,破除以歷史文獻為“國故”的局限,將“國故”拓展到地下出土實物。書中寫道:“中國之舊學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紀元,……言‘整理國故’,言‘批判國故’而不知甲骨文字之學者,盲人摸象者之流亞而已。”二,破除“國故”中包含的“後人的虛偽的粉飾”。書中強調:“我們是要從古物中去觀察古代的真實的情形,以破除後人的虛偽的粉飾”。三,破除研究“國故”不需要辯證唯物論的觀念。自序指出,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雖然沒有一句說到中國古代,但“在‘國故’的瞭解上,有莫大的説明”,並對“談‘國故’的夫子們”疾呼:“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由此三點,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國學體系——“跳出‘國學’的範圍,認清國學的真相”。20年後,“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概括《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歷史功績說:“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他把《詩》、《書》、《易》裏面的紙上材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裏的地下材料,熔冶於一爐,製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郭沫若所走學術文化道路,歸結一句話:引進外來思想,以中國的傳統考驗其適應度,吸吮其科學的甘乳,促進民族新文化的創造,用以填寫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集中反映了他的這一特點,在中國現代社會進程中產生出巨大影響,引發了長達數年之久的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帶領出一支宏大的學術骨幹隊伍,佔據著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文化的主導地位。迄今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夏商周斷代諸多重大研究,無不是沿著郭沫若開出的“草徑”在繼續前進,基本沒有突破《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所創建的學術體系。 

  来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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