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居中國南部沿海和兩廣丘陵東部，北部南嶺橫亙，境內粵東、粵西山川縱橫，歷史時期大都是經濟落後和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除沿海珠江、韓江等沖積平原農業有所發展外，內部粵北、粵西、粵東山區自然和人文環境都不是十分優越。但獨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廣東自歷史時期始，就利用漫長的海岸線和優良的港口，從事對外貿易，廣東也從對外的物質和文化交流中受益。域外的奇珍異寶、飛禽走獸，成爲中國歷代統治者、達官貴人和富商大賈孜孜追求的目標，廣東也成爲中外商貿和文化彙聚之地。廣東在對外交流中得到發展，對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廣東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模式。廣東對外交流尤以海上爲主，以絲綢爲代表的海上絲綢之路成爲聯繫中外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橋梁，經久不衰，生生不息發展了2000多年。當前，廣東外貿和對外文化交流仍呈現發展的良好態勢，廣東省政府又及時提出了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標。如何以史爲鑒，從可持續發展角度探討海上絲綢之路對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有什麽作用？新近黃啓臣教授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問世，爲此做了最好的注腳。本人才識粗淺，在此抛磚引玉，淺談感受和體會，還望各位同仁賜教。
（一） 海上絲綢之路的涵義和廣東在海上絲路的地位
一般認爲，海上絲綢之路是我國古代以絲綢貿易爲象徵的中外海上交通以及貿易關係。這條聯繫中外的商路歷史時期至現今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學者認爲，雖然明清之後，從形式上看，中外海上交通的道路並未如古代陸上的“絲綢之路”那樣因阻斷而荒廢，反而借著西人的東來殖民而更趨暢達和興盛，然而中西之間貿易的主導力量、貿易的內容、貿易的性質及作用都與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外經濟貿易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古代傳統模式的“海上絲綢之路”業已讓位于隸屬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近代中西貿易趙春晨：《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及其歷史下限的思考》，《學術研究》2000年第7期。。這種嚴格的時間界限在學術上不失爲一個標準。但從時間的延續性和人們的習慣用法等方面來看，近代的中西貿易和現代的中西貿易亦可在廣義上稱之爲近現代“海上絲綢之路”。因爲“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中性辭彙，無論是古代以中國爲主導還是近代從屬於資本主義經濟甚至現代的多元經濟並存，只要中外商貿交往仍然存在，“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名稱就可以使用下去，“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中外商貿往來之路的代名詞。難怪法國著名學者布林努瓦夫人將“絲綢之路”的時空從古代至現在，從中國至世界，其專著《絲綢之路》認爲“研究絲路史，幾乎可以說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歐洲大陸，也涉及到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那麽它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持續了近25個世紀”。耿昇：《絲綢之路與外國學者的研究》，見耿昇譯（法）布林努瓦《絲綢之路》之前言，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1頁。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外商貿之路，而且是能夠涵蓋東西方國家之間的物質的、文化的交流，即亦是一條中外文化交流的海上交通道路，是聯繫中外經濟、文化、政治和思想的大動脈。從狹義上講，中外文化交流實際上與物質交流平分秋色，甚至還可能有過之；從廣義上講，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倡的那樣：“絲綢之路是對話之路”耿昇：《絲綢之路與外國學者的研究》，見耿昇譯（法）布林努瓦《絲綢之路》之前言，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2頁。。絲綢之路是聯繫東西方文明，涉及海上交通、中外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科學、技術、移民等在內的豐富內容，海上絲綢之路已被賦予了中外豐富的物質和文化交流的內涵。因此，1987~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施《海上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考察》；1990年10月至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歷時近四個月，行程21000公里，經過世界上16個國家的22個港口城市。這兩次綜合考察無疑涵蓋了東西方國家之間物質和文化交流。
廣東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首先，海上絲綢之路是與中國有關的商貿之路。中國居太平洋東岸獨特的地理位置，其南有中南半島、印度尼西亞群島、菲律賓群島，再西有南亞半島、阿拉伯半島、非洲大陸等，海上交通以向南爲主。廣東居中國南部，有漫長的海岸線和優良的港口，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使其自然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要衝。
其次，離開廣東談海上絲綢之路，只會使海上絲綢之路失去奪目的光彩。2000多年來，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心以廣東爲要，對外貿易港口以廣州爲要。廣東不但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也是此後20多個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營的重要地區，中外商貿活動的大部分時間和地點都在廣東進行。從秦漢六朝至隋唐兩宋，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元朝，廣州曾一度衰落，但仍保持全國第二大港的地位。明清時代，廣州又恢復爲對外貿易的第一港口，澳門、香港部分承擔廣州港的外港作用。五口通商之後，上海代替廣州成爲中國第一大港，但廣州仍發揮對外貿易的重要作用。即使現代，廣東外貿進出口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左右，高於全國其他省市。而明嘉靖六年（1523）至萬曆二十七年（1599）、清乾隆二十三年（1757）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廣州成爲全國唯一對外貿易口岸。而至遲在唐開元時已設立管理對外貿易的唯一機構——市舶使院也最早設在廣州。這些都是中國其他省市難以相比較的。2000多年來，廣東對外貿易港廣州只在元朝、鴉片戰爭後的近代分別讓位於泉州、上海外，其餘大部分時間廣州一直維持了全國第一大港的地位。
再次，廣東的人文環境適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由於廣東省地處嶺南，受傳統“重農抑商”影響較小，而從漢代既形成了“欲拔貧，詣徐聞”的重商傳統。這種重商的意識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人文環境。特別是從明代開始廣東商品經濟不斷發達，廣東沿海的民衆鋌而走險“下南洋”。雖然明清政府實行“海禁”政策，限制了中外貿易和文化交流，但民間商貿活動一直進行。而大量的華僑出國，亦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廣東成爲中國最大的僑鄉省，全球三千多萬華僑華人，廣東籍占三分之二，這不能不說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延伸發展的結果。大量廣東籍華僑華人散居世界各地，也使嶺南文化甚至中華文化廣泛傳播，爲中外經濟和政治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大便利。現今，華僑華人仍在中外關係中發揮著重大作用。
再次，廣東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商貿之路，也是政治文化交流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從形成之日起就擔負著政治文化交流的重任。歷代使臣出訪和外國貢使進貢，亦多以廣東爲要，廣東成爲中外使者友好往來之地。文化交流更是如此。諸如外來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都先後在廣東落戶；中國的儒家思想也多從海道特別是廣東傳播至域外，對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産生一定的影響。而中國的漢籍、中藥、中醫、造園工藝美術從海道特別是廣東傳播至世界。西方的歷史學、地理學、數學、語言文字、西醫學、西洋器物、工藝美術、新式教育等亦多從廣東傳播至內地，“開風氣之先”，使嶺南地域文化更多注入新的域外成份，爲近現代嶺南文化的異軍突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廣東爲重心、中心的海上絲綢之路爲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一定意義上說，廣東在海上絲綢之路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離開廣東談海上絲綢之路，那只會是無本之末、無源之水。
（二）《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一書的評價
廣東既然擁有如些豐富的海洋資源、無限長度的海上絲綢之路，歷來對外交往發達，但有關系統地反映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歷史的著作卻難以見到。新近出版由黃啓臣先生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填補了這一研究的空白，是海上交通史方面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性著作。筆者拜讀之余，欣喜之情無以言表，略述管見，作以評價。
第一、 全書結構合理，層次清晰，框架整齊，全方位、多視角總結了2000多年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從廣東對外貿易和國際航線、進出口商品結構、貿易地域、管理體制到海外移民、中外文化交流和廣東社會經濟的變遷等，構建了古代、近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較爲完善的體系。《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時間跨度大、涉及內容繁多，如果沒有一個條理分明，結構合理的框架，是很難駕禦其間絲綢之路發展的歷程，更不用說總結期間的發展規律。全書雖是出自黃啓臣等8位教授和博士撰寫，但8位專家都是各自歷史時段研究廣東有名的學者，集思廣益，發揮專長，加之全書體例統一，綱目清楚、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全書前言介紹100多年來“絲綢之路”概念及研究的進程。第一章論述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生態和人文地理，爲以後各章作鋪墊。以下按每個不同歷史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政策及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航線的延伸及增辟、管理體制和進出口商品結構作以重點論述，進而論及海上絲路中外文化交流等。這種以中外商貿爲主，文化交流、社會變遷爲輔的論述，主次分明，脈絡清晰。特別是每章前一、二節論述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地位的變遷成爲貫穿全書的主要線索。從秦漢對外貿易始發港的徐聞、合浦到六朝遷移至廣州，此後確立了廣州2000多年來對外貿易首要港的地位。不管是隋唐在廣州設立市舶使還是宋元香料貿易的增加，不管是明清的海禁政策、一口通商，還是近代沿海港口的開放，雖然元代、近代五口通商後廣州曾一度衰落，但絲毫不影響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2000多年廣州港的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長盛不衰。作者在論述這一主要線索時，各章節相互協調，前後呼應，重點突出。書後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大事記”更爲讀者瞭解這一發展歷程提供便利，讀來十分愜意。
第二、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作者研究不斷深入，不乏有真知灼見。同時，作者高屋建瓴，觀點鮮明正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首先是總結已有的前人研究成果，勾勒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基本特徵和規律。由於諸位作者熟悉不同的歷史時期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基本史實，具有駕禦這一歷史時期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能力。在博採衆長，去粗取精，充分佔有已有的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諸位作者立論公允，提煉出貫穿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基本規律。只有保證了總括2000多年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和規律，才能填補這一研究中的空白。也才能在此基礎上深化研究，提出一些新穎的觀點。諸位作者正是這樣不畏艱難，努力探索，使全書不停留在總結性的論述，更突出了自己的特色和新見解。諸如唐代武德至天寶間（618—755年）對外貿易日趨興盛，至德至興元年間（756—784年）對外貿易起伏不定，貞元至天佑間（785—907年）對外貿易平穩發展，總結出唐代對外貿易不同時段的發展特徵。宋元不同時段亦是如此。而對外貿易地域分國論述，市舶使選任分人考述，都使全書錦上添花，增色不少。明代粵東柘林、南澳、樟林、白沙等港口的論述，亦使廣東對外貿易港口百花齊放，異彩紛呈。而明中後期至清代前期，全球貿易一體化，廣東在此環球貿易圈中的地位，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和商品結構，貨幣流通等，突出廣東在世界貿易市場中的中心地位，使西方學者“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不攻自破。其觀點可謂正確鮮明。
第三、資料翔實，內容豐富。全書洋洋灑灑60余萬字，並不僅僅是資料的羅列，簡單敍述，而是史論結合，有理有據。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是涉及海上交通、經濟貿易、政治、文化、歷史地理、移民、科技等在內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必須有大量的史料作基礎，才會使研究有所突破。作者除部分引用了現今有關的學術論著和研究成果外，還大量引用了中外史籍。據不完全統計，僅中外史籍參考書目就多達700多種（包括30多種外文著作），涉及正史、實錄、政書、會典、會要、檔案、碑刻、族譜、方志、文集、筆記等。而先秦和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和形成，在充分佔有中外史料和近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者還挖掘和利用大量的考古資料，言之有據，史實清楚。清代和近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作者更是引用大量的資料，匡謬存正，統計分析，對比歸納，以實際數位的變化反映廣東各進出口口岸外貿的變遷，這種定量分析更使結論確切、可靠。而大量表格、地圖、照片的使用，圖文並茂，使論著生動具體，給讀者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第四、 注重鑒往知來，對現今廣東對外貿易的建設發展具有重要借鑒和參考價值。雖然論著沒有明確提出歷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對現今外貿建設的借鑒作用。但從論著各章節分析不同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原因，以及第一章論述廣東在中國南海的歷史地理區位、海洋國土資源和深廣的經濟腹地等內容，實際都是在探討如何以史爲鑒，繼續發揮2000多年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和廣州等對外貿易港口的作用，探尋中外歷史上罕見的廣東外貿和廣州港口曆久不衰的原因。特別是明清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與廣東蠶絲經濟發展、近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滑坡與廣東蠶絲業的興衰，對現今廣東絲綢貿易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啓迪作用。溫故而知新，相信《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的出版，爲開發“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文化遺産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借鑒歷史上以海上絲綢之路爲載體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經驗教訓，對當前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和現實意義。
總之，這部反映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歷史的專著，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歷程和基本規律，是值得推薦的一部力作。至於書中對明萬曆郭棐《廣東通志》所載永樂二年（1407）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是從廣東出發的新論點，還有待於更多的史料來證實。
（三） 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對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影響
廣東有如此豐富的海上絲綢之路資源，現今廣東海上絲綢之路仍然持續不斷的發展。廣東外貿在我國進出口貿易中佔有很大的比重，而廣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仍佔有重要的地位。如何從可持續理論出發，繼續發揮廣東中外交流橋頭堡的作用，在實現經濟大省，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同時，把廣東建設成爲一個文化大省。筆者認爲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考慮：
第一， 既然現今廣東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延續，切不可顧此失彼，在加強對外貿易的同時，必須重視中外文化交流和文化建設。歷史上廣東文化（或稱嶺南文化）的發展除中原地區和長江流域的文化對嶺南産生一定的輻射作用外，域外文化也對嶺南特別是對廣東産生一定的影響。海上絲綢之路本身就是絲綢、瓷器、茶葉、香料、棉花等中外物質文化的一種交流。除此之外，域外佛教、摩尼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中國的儒學、道教等宗教和思想文化等中外文化的交流。其諸如中西科技發明、教育文化制度、語言文字、飲食民俗等內容，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只有全面系統地重視中外文化交流，去粗取精，中西融合，才能形成中學爲體、西學爲輔的新型嶺南文化。嶺南文化之所以在近代成爲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就是因爲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始終處於帶頭軍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海上絲綢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特別是廣東文化建設的促進劑和昇華劑。只有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國際大舞臺上，讓廣東文化吸取更多其他民族和國家優秀燦爛的文化成果，才能使廣東文化不落伍于其他先進文化。歷史上澳門、香港文化實際就是這種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範例。只有廣東對外貿易持續不斷發展，相應地對外文化交流才會結出豐碩的成果。
第二， 歷史上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經過和到達的地區以東南亞最爲重要。華僑華人出國也以這一地區最多，達2000多萬人左右。東南亞因距中國廣東最近，陸海都可通達。加之歷史上東南亞各國不象中國一樣，曾長期保持封建中央集權大國的地位，東南亞各國與中國封建王朝長期以來都保持著良好的政治、經濟往來，隨著“大帆船貿易”以及汽船投入中外海上交通，北美、歐洲與明清貿易增加。中外交易會就是在此背景下産生的，逐漸演變成今天的“廣交會”。以上對外貿易地區也是文化交流的地區。今天，中國對外交往也以以上地區爲要。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即對外貿易以海上集裝箱貨船運載爲主。隨著中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與東盟十國的自由貿易區正在逐漸建立，東南亞各國成爲中國近期貿易合作的主要夥伴之一。從歷史上借鑒海上絲綢之路的經驗教訓，以東南亞爲重點地區的海上絲綢之路將重放異彩。其間東南亞與廣東文化交流也會刺激廣東文化的發展。
第三，歷史上至今，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對廣東文化的發展注入活力。上述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等大都從廣東輸入內地，其間華僑華人與廣東僑鄉保持著十分親密的關係參見王元林：《海外華僑華人與僑鄉關係演變的特點》，載《暨南學報》2001年第4期。。華僑華人爲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華僑華人由於其本身的特殊性，在中外交流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廣東又是全國最大的僑鄉，三分之二的華僑華人祖籍都在廣東，華僑華人、歸僑、僑眷等將西方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輸入廣東，廣東成爲接受外國文化的橋頭堡。只有結合廣東和中國的現實，剔除文化上糟粕的東西，吸收先進的成分，相信中西合璧的廣東文化會在未來成爲中國先進地域文化的領頭羊。近代華僑華人向僑鄉輸入的以開平等爲代表的“碉堡”園林建築就是這種中西文化融合的成功範例。相信以後廣東會利用這一資源，使文化建設更進一步。
第四，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以港口爲載體，以沿海城市、沿江城市爲重點，沿陸海交通線逐漸向廣東山區及全國內地擴展。中外文化交流發展也是如此。由於廣東各地區文化發展水平不一，廣東文化的建設也應從歷史地理、文化地理的角度考慮，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歷史上廣東沿海的廣州、潮州、澳門、香港、湛江等不僅是外貿港口，還是廣東文化和內地域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經過長期積澱，中外文化才能進一步融合，這些城市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時，還進一步向內地傳播，其在文化上的重要作用不可抹殺。只有發揮廣東地域中心城市作用，才能帶動邊遠落後地區的文化建設。同時發揮高校、科研機構在文化建設中的帶頭作用，利用廣大的僑生、僑校的優勢，加強中外文化交流和建設。
總之，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聯繫中外經濟商貿往來的橋梁，而且是連接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處在橋頭堡的廣東不僅要發揮中外經濟商貿往來的帶頭作用，而且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亦起到領頭作用。因此，廣東有關的政府部門和廣大的民衆，只有繼續發揮海上絲綢之路的物質和文化交流作用，“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使廣東率先實現物質現代化的同時，精神和文化也成爲全國的排頭兵。相信這一天會儘快到來，也一定會來到。
(作者係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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