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讀司徒尚紀教授新出版的著作《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香港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版），書的扉面有作者簡介，作者到今年5月爲止，共出版獨著（含主編）18部，合著3部，論文130多篇，共約650萬字。可謂一個高産作家、著作等身的學者。他出版的著作，絕大部分都贈送給我，我從中獲益良多。司徒博士今年60大壽，我想就他這本新著談一下他的學術成就以及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認識。
司徒教授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是他近年來發表的論文的結集。他先後主持五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其中一些論文就是這些專案的研究成果。本書按內容分爲五篇，第一篇歷史文化地理，第二篇城市歷史地理，第三篇區域歷史地理，第四篇海疆歷史地理，第五篇中國歷史地理學史。從中可見他的研究領域是相當廣闊的，而且每個領域都取得可喜的成就，有的領域的成就是開創性、突破性的，因此，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他的研究都相當注重致用，他的研究成果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因此，他又是一位學以致用的學者。現就本書所涉及的中國區域歷史文化地理、嶺南海洋國土和中國地理學的嶺南學派三個領域談談司徒教授的貢獻。
司徒教授爲嶺南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書的第一、二、三篇都可視作區域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司徒博士寫了大量嶺南歷史文化地理的論文，他在侯仁之教授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深刻地總結了歷代治理海南的經驗教訓，指出行政級別低是導致海南社會經濟落後的一個主要原因，爲海南省提供了決策上的重要參考。1993年出版《廣東文化地理》，作爲廣東人民出版社的《嶺南文庫》的一種刊行，此乃我國第一部嶺南地區文化地理研究著作，質量上乘，堪稱巨著。此書全面展現了廣東文化風景線，被學術界視爲最成熟的文化地理著作，1997年入選廣東省“百書育英才”書目。1994年將其研究嶺南史地的論文結集爲《嶺南史地論集》（廣東地圖出版社1994年版），在自序中說，希望“爲建立嶺南學作出菲薄的貢獻”。2001年出版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專著《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較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曾昭璿教授在爲該書寫的序言中說：“該書運用歷史地理、人文地理等理論與方法，復原嶺南各民系歷史人文地理面目，反映了各民系歷史發展、開發利用資源、創造民系文化的過程、特點與規律，並結合現實，提出很多有益建議”，“該書開啓我國民系歷史地理研究先河，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收入《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中的論文《嶺南廣府、客家、福佬文化差異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關係初探》就是上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的階段性成果。該文的現實意義在於揭示了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特質和風格，在各個層面上表現出鮮明文化區域差異，使所在區域形成不同社會經濟面貌，也是制約當地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深刻認識和揭示民系文化差異和聯繫，對發揚各自文化優勢，實現區域文化互補與整合，對當前實施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具有重要意義。2001年還出版了《珠江傳》（河北大學出版社），該書是《大江大河傳記叢書》中的一種。司徒教授是爲珠江立傳的第一人。書中反映了珠江那種融通中外、開拓進取、與時俱進的文化風格，我曾以《熱情撼山河，流筆寫春秋》爲題發表過評論。現在又出版《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一書，可見作者對嶺南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不是爲學術而學術，而是求致用，用學術來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服務。
我們知道，國土是指一個國家主權管轄的地域空間，包括該國領土、領海、領空和對近海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具有開發等活動權利的區域，以及這個區域內的全部資源。海洋國土是國家國土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的領土面積爲960萬平方公里，是衆所周知的。我國領海面積，根據我國政府1958年9月4日宣佈的領海寬度12海裏計算，爲35萬平方公里。而根據1982年簽署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條款，我國達480萬平方公里的黃海、東海和南海，有大半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海域可歸我國開發、管理和保護。但是，我們對海洋國土概念和意識非常淡薄。在我們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提高對海洋國土的認識，充分地用好、管好遼闊海洋國土豐富資源是非常重要的。司徒教授比較早地投入對海洋國土的研究，尤其重點是研究嶺南海洋國土。1996年出版了《嶺南海洋國土》（廣東人民出版社，《嶺南文庫》之一種）一書。收入《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一書中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實施後南海海洋權益研究的若干問題》和《海上絲綢之路與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的形成》兩篇論文，都是這個方面的系列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就嶺南海洋國土自然環境、開發簡史、對海水化學和動力資源、海洋礦產資源、海洋生物資源、灘塗資源、海島資源、港灣資源、旅遊資源等領域的開發以及海洋資源的環境保護等問題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並大聲疾呼，提出掀起開發海洋大潮，推動嶺南沿海經濟躍上新臺階的號召。作者在《嶺南海洋國土》一書的《後記》中說：本書爲“增強人們的海洋國土意識，同時也爲有關部門和地區制定海洋開發方案，建立、調整海洋産業結構提供基礎資料和決策上重要參考。”這是一個學者的呼聲，一位書生的獻策，它畢竟反映了國人的心聲 。該書是中國首部區域海洋地理著作，出版後欣逢1998年國際海洋年，深受讀者歡迎。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司徒教授對嶺南海洋國土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並對利用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經濟而奔走呼號。
收入本書的《淺論中國地理學中嶺南學派》一文，就地理學嶺南學派的淵源、形成、風格及影響等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是對中國地理學中嶺南學派的總結。學派是一種學術源流或派別，有自己特色和風格，因而能夠立于學術之林。作者認爲，地理學中的嶺南學派是客觀存在的，它興起於明末清初，成熟于近現代，主要形成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30年代初從法國學成歸來的孫宕越、吳尚時，從英國留學歸來的林超等在地理學方面都有頗多建樹。當時的中山大學地理系是一個容納各種學說和流派的地理教育機關。吳尚時出現及其學術上的成就以及他的影響是地理學嶺南學派形成的標誌。這一學派的治學精神和追求，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那就是開拓創新，不斷前進；涵攝中外，兼收並蓄；長於野外工作和實踐等。作者1995年出版過《吳尚時》一書（廣東人民出版社，《嶺南文庫》之一種），對吳尚時生平、業績以及地理學在嶺南發展的學術源流作了全面系統的評述，書中附錄還介紹了吳氏主要弟子的生平及業績。曾昭璿教授在該書的《序》中說，吳尚時“可稱嶺南近代地理學開山大師之一”，“書中從側面反映了近代地理學在我國的建立和發展過程、成就和影響，補國內文獻少談嶺南學者之缺。尤其司徒君提出我國學壇上獨樹一幟的嶺南學派風格，應爲中國地理學史上的一個有力組成部分，很有創見。”司徒教授對中國地理學中嶺南學派的研究，是富有開拓性的，對繼承和弘揚嶺南學派的文化風格，促進中國地理學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在這裏我還要提出的是，司徒教授1993年出版過一部《簡明中國地理學史》（廣東省地圖出版社版），這是嶺南人所編著的第一部地理學史，打破了以往地理學史多爲嶺北人所編著的舊例。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嶺南文庫叢書》，爲建國以來廣東省最大的一項文化建設工程，至今已出版六十多種，司徒教授一人便占了三種，即《廣東文化地理》、《吳尚時》、《嶺南海洋國土》，從中可以窺見他對嶺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成就及其所作的貢獻。
今天省委省政府號召我們，不但要把廣東建設成爲經濟大省，而且要建設成爲文化大省。爲此，我認爲必須：
第一， 各個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都要關注社會，關注現實，必須“學以致用”；但不是庸俗的、媚時的作現實的註腳。古今中外科學發展的歷史，說明一個道理，即一個學科的産生、發展、繁榮或曲折、衰落，固然受諸多社會條件以及學科內在原因所制約，但是，對一個學科的生命力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社會的需要和該學科對社會需要滿足的程度。所以，各個學科要關注社會，爲現實服務，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服務，這是各個學科的生命力所在。如果我們各個學科都認真按社會發展的需要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向，我們的學科必然繁榮昌盛，文化大省的目標就能實現。
第二， 要培養、産生衆多的富有特色的專家、作品和學派。文化大省的標誌是什麽，我沒有研究，但是有衆多的專家、高質量的作品、獨具特色的學派，應該是重要的標誌之一。如果兩院院士或有國際影響的資深的專家寥若晨星，站在學科前沿的突破性的、開拓性的著作寥寥可數，又沒有什麽特色的學派，我想不能稱爲文化大省的，即使自己自吹自擂爲文化大省，也不能得到全國或國際的承認的。因此，下大力氣去培養衆多的專家、作品，乃是建設文化大省所必須。
第三，要建設文化大省還必須實現文化的普及。關於普及與提高的關係，早在幾十年前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闡述得很清楚了，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的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兩者是一種辯證的關係。
以上是我就司徒尚紀《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一書發表的評論以及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一點認識。
（作者係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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