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宗的《珠江文化論》是一部討論珠江文化的重要文集，是作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自找苦吃”轉入珠江文化研究領域結出的“甜果”。我欣賞黃偉宗的“自討苦吃”的精神，讚揚他不斷擴展研究領域、與時俱進的韌勁。
讀罷《珠江文化論》，感到其中的倡導、創新、求實精神，特別值得我學習。“珠江文化”這一概念的提出，雖然見諸於1926年郭沫若寫的《我來廣東的志望》一文中參見司徒尚紀：《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第5頁，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但以後則較少見學者論及。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黃偉宗從珠江文化批評切入，撰寫了《論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陳殘雲》等論文，從文學領域跨進了珠江文化研究領域。他倡導開展珠江文化的研究，並身體力行；他結合珠江源流的探討，推動現實發展的需要，到珠江流域各地考察，將許多新的發現轉化爲科學的開發策劃和建議；他創建並主持多學科的專家組成的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織各種力量，系統地、跨學科、全方位地進行立體研究，與世界文化學研究，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研究對接。《珠江文化論》貫串著創新精神，提出了不少創見，如舜帝是珠江文化的始祖，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哲聖，海上絲綢之路豐富了珠江文化，廣東封開和廣西梧州是“古廣信”所在地，是“嶺南文化古都”，珠江文化發展的五個時期，珠江文化的特質，現代珠江文化的特徵，等等。書中還體現了求實精神。書的作者積極組織和參與珠江文化的實地考察，並從各地的實際出發，提出了許多建設珠江文化工程的建議和設想，這些建議和設想，都收集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黃偉宗對於現代珠江文化的特點，也不是一味肯定，而是同時指出它的不足。如談到“敏感性與浮動性並駕”時，指出“敏感性往往伴隨著浮動性，即活躍、易變、不穩定、不持久，表現爲不斷更新，不斷變化，往往新潮乍到，風行一時，虎頭蛇尾，很快便以新的更替。”又如談到“發展性與保守性相克”之時，指出“在發展性中的保守性表現”之一，“是所謂 ‘精仔’意識。‘精仔’即聰明人之粵語稱謂，其意思是會投機，不做出頭鳥，不吃眼前虧。”“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人大都奉行‘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的哲學，這既與政治環境有關，又與‘精仔’意識有關。經濟實踐上不斷突破，不斷創新，而在理論上則小心翼翼。”“科學研究也是重自然科學與現代科技，輕社會科學；在社會科學方面則是重古輕今，重實用學科，輕基礎理論。吸收國外先進文化，多半側重於通俗性的娛樂文化及現代技術，較少引進西方理論研究的新成果。”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現代珠江文化保守性的表現。上述保守性如不逐步克服，不僅不利於珠江文化的發展，而且也會影響到廣東“文化大省”的建設。
綜觀全書，我覺得它有如下特點：（一）運用多學科的理論與知識來論述珠江文化。書中運用文化學、文史學、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地理學、海洋學、氣象學、建築學、生物學、美學等理論與知識，探討珠江文化的界定、形成、發展走向，以及它的特質、風格、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係等，“找出其歷史與現實和將來的結合點，並以多學科的並行和交叉研究論證的方法，將這些契合點科學化、綜合化、立體化、實用化，使其可作爲決策的依據和出發點，作爲具有實用價值的新産品或具有可操作性的方略，具有可轉化爲生産力的科學理論或文化精品。”黃偉宗：《珠江文化論》，第2頁，汕頭大學出版社，2003年。
（二）宏觀描述與微觀剖析相結合。第一部分“珠江文化概論”，側重從宏觀方面論述珠江文化的源流、形成、發展、總體形象、特徵、風格及其始祖、哲聖等。第四部分“珠江文化批評，”則主要從微觀方面評價當代珠江文化一些代表作家、作品和某些文學現象（如“打工文學”），從個案方面來充實第一部分的論述，並顯示珠江文化在當代的發展與走向。沒有第四部分，則第一部分會顯得不夠充實；沒有第一部分，則第四部分可能會被看成一般的文化批評。但作爲“珠江文化批評”，絕大部分篇幅放在文學批評方面，似乎欠全面。這方面仍有補足的餘地。
（三）對古代珠江文化的描述與提出發展當代珠江文化的建議相結合。本書第二部分17篇文章，多數是作者通過實地考察有所發現、有所思考後，向地方政府或有關部門提出的寶貴建議。如《開發和建設“嶺南文化古都”——封開》，是作者于1996年帶領多學科專家到兩廣交界地考察西江文化源流時，有新發現而提出的。這一建議提出後，受到了當地政府的重視，在國內外也引起了強烈反響。又如《開發南雄珠璣巷和中華姓氏文化的建議》，是作者在2000年，再次到南雄珠璣巷考察後提出的。早在1993年，作者偕同幾位專家到粵北考察北江文化之源時，發現珠江文化的這個源頭，不僅與中原文化，而且與海外文化密切關聯，於是向當地提出了以珠璣巷後裔的聯誼和尋根方式，將海外華僑與珠江三角洲各地的關係聯結溝通。這一建議，受到全國政協一些領導人和地方領導的支援，成立了聯誼會，港澳臺同胞和華僑紛紛前來尋根問祖，捐款投資，使其成爲新的旅遊熱點和經濟增長點，2000年，作者再到珠璣巷，看到它有了很大變化。根據珠璣巷的傳統文化特徵，就它的進一步開發和更好地發展姓氏文化問題，他又提出了8點建議。再如《應當重視“海上絲綢之路”的開發》，這是作者于2000年夏率領“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赴雷州半島的徐聞縣考察後寫成的向省政府提交的建議。文中指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出口港是雷州半島的徐聞縣”，並提出了“開發海上絲綢之路”的8點建議。此建議受到廣東省領導的高度重視，批示成立專題專案研究開發組，統籌進行系列的研究開發工作。
（五） 論文的論證方法與文學的描寫手法相結合。本書的第一部分，多屬於論說文，主要使用論證的方法。第三部分“珠江文化散文”則不同，是理論與形象的有機結合。作者“在對各地進行考察的過程中，將每個地方的人文歷史與自然地理的特點結合起來，對其構成的文化特質進行科學的定位，並且將這個定位的文化內涵化爲藝術形象，用文化觀照的散文的形式表現出來。”黃偉宗：《珠江文化論》，第599頁，汕頭大學出版社，2003年。如《深圳之窗》、《珠海之珠》、《清遠飛霞》、《仁化丹霞》、《高州三樹》、《河源四源》、《肇慶五氣》等。這種發表研究心得和寫作方式，使作者“放開了多年從事理論研究和學術論文的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的束縛，得心應手地將研究成果與心靈感受畫龍點睛地凝現出來，可謂給每個地方塑造出文化品位的藝術形象。”黃偉宗：《珠江文化論》，第599頁，汕頭大學出版社，2003年。
（六）
本書的第五部分“增錄”，乍看起來，似乎與《珠江文化論》這一書名沒有什麽關係。但細讀之後，我也同意作者在第600頁“附記”所說的：“‘增錄’者，乃在本書命題內容基礎上增之篇什也。這些篇什，是對我歷來著述和學術活動的評析，是學術價值和社會效果的返照，更是對我所進行的學術探討作出有力的補正和發展。所以是本書的有機組成部分，不是‘附錄’，而是‘增錄’，是增加內容之錄。”不僅如此，“增錄”中評論到的黃偉宗的著作，雖屬不是直接討論珠江文化的論著，但是作爲在全國有影響的當代廣東學者的代表作，完全可以把它看作當代珠江文化的組成部分。至於其中的《珠江文化考察散記》、《珠江文化，引領風騷》、《抒寫海洋文化的輝煌》、《爲珠江文化喝彩》、《黃偉宗：倡導珠江文化的著名學者》等，更是與本書命題密切不可分了。
《珠江文化論》作爲一部探討珠江文化的文集，讀後很受啓發，得益良多，但仍感到有些不滿足。關於珠江文化，似乎還有許多領域值得繼續探討。我希望黃偉宗再接再厲進一步深入研究，在不久的將來，寫出一本《珠江文化專論》來。這本專論的內容，除應包括珠江文化提出的依據，它的基本特徵和發展歷史外，還應有：珠江文化內部幾個分支文化（廣府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華僑文化、移民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等）之間的相互關係，珠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的相互關係，珠江文化今後的發展趨向等等內容。
黃偉宗在本書《代跋》中說：“我逐漸感到將‘嶺南文化’與‘珠江文化’兩個概念等同或混用，是不科學的，應當將兩者明確界定和區別。”我同意此看法。但他接下去說：“我從水文化的理論上考慮，應當以‘珠江文化’取代、擴大和包括現行的‘嶺南文化’概念爲好。”這我就不敢苟同了。關於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的界定和區別問題，司徒尚紀曾撰有專文討論。他從六個方面對兩者進行比較後，認爲“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使用已久，深入人心。前者近年更爲熱門，爲珠江文化所不及，但兩相比較珠江文化概念又有其優勢，在這種情況下這兩個文化概念宜視具體場合分別使用或混用。如要突出某個政區文化，特別是它全部或大部在嶺南這個地區範圍內，宜使用嶺南文化。廣東的情況即如此，以致不少人乾脆把嶺南文化等同廣東文化；如屬跨省區文化，則宜使用珠江文化”。司徒尚紀：《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第3頁——第9頁，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司徒尚紀的上述意見，考慮較全面，又能從實際出發，估計能爲多數學者所接受。至於有學者提到“嶺海文化”的概念，也可略備一說。查舊《辭海》“嶺海”條：“謂兩粵之地，其地北倚五嶺，南臨南海，故有此稱。韓愈《謫潮州剌史謝上表》：‘雖在嶺海之陬，一如幾甸之間’。”看來“嶺海文化”與“嶺南文化”兩者涵蓋的地域範圍相近，可以混用或互相取代，但不能與“珠江文化”這一概念相等同。
（作者係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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