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述卓：1955年生，廣西桂林市灌陽縣人，教授、博士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優秀專家。現任暨南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兼任教育部2001～2005年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廣東省比較文學研究會會長、廣東省文化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副主席。
做學問就是要深挖一口井
記者：您的學術專著有很多是關於佛學與宗教的，像《佛經傳譯和中古文學思潮》、《佛教與中國文藝美學》、《山水美與宗教》、《宗教藝術論》、《宗教文藝與審美創造》等，請談談佛學和宗教在您個人的研究領域中佔有怎樣的分量？對您的學術人生有何種影響？
蔣述卓：佛學和宗教是我個人研究領域的基本點，我的學術之花是從它開始燦放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師從王元化先生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博士學位。先生宣導的從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國文藝理論的觀念，以及“三結合”（即古今結合、中外結合、文史哲結合）的研究方法深刻地影響著我對學術對人生的看法。在博士論文選題時，我本想研究魏晉玄學與文學思想的關係，導師告訴我要做這個研究就必須先深入瞭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學與文化才行。於是我閱讀了20多種佛學研究和佛學與文學關係研究的書籍，並且將博士論文題目定在了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經翻譯入手，去研究其對當時文學思潮演變所產生的影響。博士論文《佛經傳譯和中古文學思潮》完成後，我將它寄給了北京大學樂黛雲、季羨林先生，季先生將它納入了他正在主編的“東方文化研究叢書”出版。後來此書又被收入檔次很高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臺灣也將此書收入“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研究文庫”裏。我學術地位的奠定，就是從博士論文開始的。
這一段學習對我的人生和學術研究領域的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博士畢業後我一直保持著對佛學與中國古代文論、佛學與中國古代美學、宗教與藝術關係的研究，先後寫作出版了幾部學術著作。研究的範圍逐漸有所拓寬與延伸，但仍然聚焦在宗教文藝與審美創造的關係方面。
記者：您一直對佛學和宗教研究都有那麼一種熱衷和執著的情懷，這讓我很好奇，能談談嗎？
蔣述卓：這緣於我的一個觀念——做學問一定要深挖一口井。具體說來我認為每個人的研究都不要脫離自己的學術基地，有了自己的學術領域和學術基地以後，學問這口井才能挖得深，水源足；如果做學問，只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那至多也只是挖了個淺淺的小水坑，很快就會成為過眼雲煙的，更別說有什麼深度和廣度了。因此力爭在一個地方有一個學術根基，以這個根據地再擴大，這是我做學問的基本準則。
當然研究視野與研究深度上的分別拓展既是一個學者學術生長的內在要求，也是其學術不斷進步的重要標誌。所以我提倡做學問在深挖一口井的同時還要觸類旁通，即要根據你的狀況你的路向繼續前進到別的領域。我後來提出的文化詩學、城市詩學、走進嶺南等新概念，就是根據古代文論研究的方向，並兼顧當代文論提出來的，其研究基點還是文化關懷和人文關懷。
學者要面對現實關注當下
記者：據說您是國內最早提出“文化詩學批評”這一觀點的學者？您是基於怎樣的學術現狀提出“文化詩學批評”的？“文化詩學批評”同以往的許多批評方法相比，具有怎樣的開拓性和新視野？
蔣述卓：我在1995年提出了“文化詩學批評”，是國內最早宣導這種觀點的學者之一。當時批評家們面對多元的創作實踐找不到對應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批評。傳統的批評話語如“反映生活”、“藝術真實”等已派不上多少用場；而另一方面，持後現代理論的先鋒批評家們完全操持西方的話語來批評文學，結果喪失了自己的聲音、話語和思想。正是針對上述學術狀況，我提出了文化詩學批評。
所謂文化詩學，就是從文化角度對文學進行批評。它是一個立足于中國本土文化語境、具有新世紀特徵、有一定價值作為基點並且有一定闡釋系統的文化批評。這一種新型的批評意識與批評策略，除了要求文化批評必須保持審美性外，它更強調批評家的生命投入、綜合文化意識與宏觀文化眼光。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提出“城市詩學”這一概念的？“城市詩學”對城市的建設與發展有怎樣的促進作用？您在城市詩學方面做了哪些有影響的具體研究？
蔣述卓：1999年我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發表了《城市文學：21世紀文學空間的新拓展》一文，我首次提出了“城市詩學”的概念。
海德格爾說：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城市詩學，就是要以一種較為積極的眼光去尋求城市生活中的詩意成分。具體來說就是要以文化的、審美的眼光去考察城市的獨特時空、城市生活的戲劇色彩，這樣不僅可以在理論上闡釋城市生活中的各種現象與觀念，而且還能為存有許多生存困惑的現代都市人提供生活方式選擇與心理狀態調節的指導。如此“城市詩學”的建構有助於一種新型城市文化精神的形成。
“城市詩學”是我目前承擔的一項研究課題，同時我還指導學生做了很多有關城市文化的研究，如我指導1997級的三位碩士生分別做了關於城市小說、城市電影、城市女性文學與城市審美風尚的研究，如今已形成了一本書《城市的想像與呈現——城市文學的文化審視》，即將出版。去年我指導三個碩士生做了題為《廣州市文化產業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的課題，今年獲得了廣東省大學生“挑戰杯”競賽特等獎。
記者：上個世紀90年代初，廣東正處於文化轉型時期，廣東評論界不少學者在呼籲如何使廣東文學“走出嶺南”。而您卻提出了廣東文學未來的發展，並不是如何“走出嶺南”，而應該是準確“走進嶺南”的觀點，請問您的根據是什麼？
蔣述卓：我覺得“走出嶺南”這一觀點對嶺南文學的發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走出嶺南”是以內地尤其是北方的文學觀念為標準，拿廣東向內地看齊。但事實上，由於廣東所處的改革開放的視窗地位，其經濟基礎發生了嶄新的變化，文化意識形態也相應地起了變更，其文學創作應該有新的衡量標準。再有，“走出嶺南”過分強調全國性的影響，也不符合讀者接受群分類的實際。因此，一味強調全國性影響，拿嶺南文化削足適履地塞進內地的文學模式去評價，是無助于廣東開拓新的描寫領域和創立新型文學觀念的。基於上述理由，我提出了廣東文學未來的發展，應該是準確地走進嶺南。
走進嶺南，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真正走進廣東當下存在的鮮活的社會生活。廣東當前改革開放帶來了很多新的文化現象，形成了鮮明突出的南國特色，作家和批評家要密切地追蹤這種變化的現實，如實地反映出在廣東這片熱土上已經形成的新的廣東人文精神，才能使嶺南文化的發展更有特色、更有張力，更能在全國形成特殊的影響。
記者：我發覺在與您的交談中，您一直都離不開人文關懷這幾個字，請您談談“人文關懷”對一個學者的研究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蔣述卓：我從事學術研究從未忘記過對現實生活、社會人生的人文關懷和文化關懷。因為我以為學問的研究必須是活生生的研究，它的立足點應該是關注當代人的命運、生存狀況、文化生態建設、人格建設。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當代學者，必須時刻不忘自己的終極使命，這一使命表現為一種人文關懷，表現為一種對於社會人生的憂患意識。不論是哪一個學科，只有“面對現實關注當下”，學術研究的意義才能最終得以實現，也才能借此進一步開拓自己的研究視界與思維方式。
學術要遠離炒作
記者：據說《宗教藝術論》是國內首部對宗教藝術進行系統性研究的專著。而您在該書的《跋》中卻寫了一段讓人感觸頗深的話——“這10年來我寫的書都與宗教有聯繫，大都屬於跨學科研究。因為跨學科研究，往往吃力不討好。也鮮有人對你所研究的課題發表意見並表示興趣。不僅如此，連這個學科歸入哪一門類也難以確定。”我想您寫下這一番話時，心情一定很複雜吧？
蔣述卓：我從1991年起著手《宗教藝術論》的創作，經過了整整8年，直到1998年才完成。這部書是國內首部從文化與藝術理論的角度對宗教藝術進行系統性研究的專著，也是我的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它代表了我一步步推進的學術研究方向。但因為它跨學科，處於邊緣，別人不是很關注。不過我倒是沒有什麼不開心的。因為我始終認為做學問不要太功利，只要能對整個學術有所推進就行了。我的導師王元化先生說過那麼一句話——有轟動性的東西未必就是很有價值的東西。這話對我影響極深，一個學者如果只追求轟動效應，就容易為學術而學術，缺乏思想的學術就容易喪失生命力，所以學術應該是在平靜當中去研究，而不是去炒作得轟轟烈烈。
記者：學術很少炒作，但文學卻經常炒作得風生水起，請您從批評的角度談談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蔣述卓：從批評的角度看炒作，我覺得應該區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媒體批評，一種是專業批評。前者是抓熱點，對媒體而言沒有熱點就抓不住讀者，這是一種大眾需要；而後者是要沉靜下來經過認真思考的批評。我以為真正的文學批評應該進入專業批評。專業批評是趕不了熱點的。我舉個簡單例子，有不少批評家，今年批評這個那個，說是好小說，但三年後呢，你猜他們是怎麼說的，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當年那些小說都不值得一提。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證明熱點批評往往是泡沫，也許會有留下的，但那是少數，因為大浪淘沙要淘掉的必然是浮躁的東西。
真正的學術積累和批評積累都是靠歷史靠時間來把它記錄下來的，我們每一個專業批評家所要做的就是學術積累的問題。所以作為一個學者，一方面要從專業批評的角度去看待作品和文學現象；另一方面搞學術研究更要擯棄功利心，期待別人專業批評的眼光。
學術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記者：您在佛學研究方面介入很早，而在文化詩學、城市詩學、走進嶺南等學術研究領域也是最早提出了很有見地的觀點。給我的感覺您好像在研究上抓新點總是能先人一步。請問您是怎麼抓到這些學術新點的？
蔣述卓：抓新點與自己的視野有關。一個學者一定要提出嶄新的學術觀念，這是學術的最基本切入點，學術能不能出亮點，就在這個地方。我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了跨學科的視野，雖然因為龐大而比較困難，但跨學科才有了更開放的眼光，才能在其他的領域觸類旁通，所以也就容易找到突破口。同時我始終認為一個學者應該有一種文化自覺的精神意識，不管研究什麼，都是為了對當代文化建設有所推進，這樣就有了“面對現實關注當下”的開放眼界，抓新點的視野就廣了很多。
記者：學術在您的人生中處於怎樣的地位？您怎樣協調學術和人生之間的關係？
蔣述卓：我在香港曾看到一個墓碑，它設計得很像書的模樣，上面刻著人的名字和人生的簡單經歷。那一刻我腦海裏就覺得生命像一部書。後來我還寫了一篇散文《生命是一部書》，我說生命之書從開頭到結尾都是你自己一個人寫就的，從書的品質如何就可以看到生命品質與價值的厚薄，所以我們要寫好自己生命的每一天，我們的學術之路也要走好每一步，如果像善待生命一樣去善待學術，這樣從事學術研究就決不會有輕率之心。
我一直都把學術看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善待生命，就應該嚴肅認真地對待我從事的學術行為與學術產品。在學術中投入了生命，就會讓生命之光在學術產品中閃光。
我特欣賞嵇康的詩句——“手揮五弦，目送歸鴻；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代表了一種視覺，這視覺貫通著古今中外，那是一種宏觀的自由的研究眼界。“手揮五弦，目送歸鴻”代表一種遠大的理想境界。這種宏觀的研究眼界和遠大的理想境界並不容易達到，但是我一直都在努力，以求能最完美地靠近。
早在採訪蔣述卓教授之前，就聽說他是一個思辯性很強的學者，我有點擔心這一趟採訪會不會被他的理論撞擊得暈頭轉向？
但是和蔣教授面對面的一番訪談，卻讓我喜上眉梢。我絕沒想到做起學術來那麼有思辯性的蔣教授，在談起自己的學術時卻如此的妙語連珠，兩個多小時的採訪一直在一種很爽朗、很輕快的氛圍中進行。
蔣教授笑笑說：其實，我雖然是搞理論研究的，但是我一直都在追求一種詩意的表達方式，我覺得呢，人應該詩意地生活、詩意地研究、詩意地創造；如此，詩意的綠洲就會真真實實地燦爛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詩意的綠洲——這實在是一種很美的境界。蔣教授為人、為文都能如此，也怪不得精彩總是伴隨在他的身邊。
●專著：
《佛經傳譯和中古文學思潮》
《佛教與中國文藝美學》
《山水美與宗教》
《在文化的觀照下》
《宗教藝術論》
《宗教藝術與審美創造》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文氣篇》
●合著：
《宋代文藝理論集成》
《中國山水史詩》
《中國山水文化》
●主編：
《禪詩三百首賞析》
●全國首屆青年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
●廣東省級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三等獎
●廣東省第二屆優秀中青年社會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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