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清華學生對教授劉文典的印象是放浪形骸,狂傲不羈,被時人目之爲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劉文典卻有著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他不畏強暴,不媚時俗,堅持中國知識份子歷來注重氣節操守的傳統。在這些問題上,劉文典一點也不“怪”。
……上課鈴聲響後,走進來的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凹,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穀之老衲……
上面所引文字是30年代清華學生對教授劉文典的印象。如果單從這個第一印象出發,人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將這個形象與名教授聯繫在一起。這個看起來一點都不氣宇軒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卻又確乎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教授。其學生回憶說:“先生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歎爲觀止。”
劉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學貫中西,尤精國學。1916年他27歲時,即被聘爲北大教授。當時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適、劉半農、劉文典(辛卯)、陳獨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皆爲北大的靈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員的辦公室被戲稱爲“卯字型大小”,劉文典即爲北大“卯字型大小”教授之一(後轉聘清華大學)。
“寧以義死,不以幸生”
在北大,劉文典是與辜鴻銘齊名的怪人。劉文典具有很濃厚的名士氣,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狂傲不羈言談驚世。 儘管劉文典被時人目之爲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劉文典卻有著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他不畏強暴,不媚時俗,能堅持中國知識份子歷來注重氣節操守的傳統。在這些問題上,劉文典一點也不“怪”。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劉文典因故未能及時南下。獲悉劉文典在中國的影響力後(劉文典曾任孫中山秘書),日本方面就想拉劉文典“下水”,他們通過周作人等多次勸誘,請他出山教學,並在僞政府中任職。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軟硬兼施,劉文典均斷然拒絕。
劉文典的態度激怒了日本人,他們先後兩次搜查劉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騎河樓蒙福祿館三號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劉文典橫眉冷對,毫無懼色。他本來精通日語(早年留學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劉文典卻不講一句日語。他以“發夷聲爲恥”。
困居北平期間,劉文典對於那些毫無操守,投降獻媚於日本人之流特別反感,即使是至親好友他也不惜與之反目。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來一直與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內,多年來兄弟之間感情融洽。但劉管廷後來在冀東某日僞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得知此事,劉文典十分氣憤,他先是以有病爲由“不與管廷同餐”,後來又說“新貴往來雜遝不利於著書”,將其四弟趕出家門,並從此不再往來。 滯留北平期間,劉文典常以唐代詩人被迫在安祿山處做官失節的事告誡自己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後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隻身輾轉來到西南聯大。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鈴教授,劉文典便向其打聽與他同樣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況。吳曉鈴說周作人以“家中還有老小”爲托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他讀過不少的書,怎麽那樣不愛惜羽毛呀!”
“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陷,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北平愛國青年學生爲敦促國民黨政府抗日,臥軌請願。劉文典積極支援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願。劉成章因體質差,臥軌時受了風寒,請願歸來後患病亡故。這對劉文典夫婦是難以忍受的打擊,心靈上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創傷。但兒子的死亡,更激起了劉文典的民族熱情,據劉文典在清華的學生回憶:“劉先生每次上課,都要給學生講一段國事的艱危,並且告訴學生日本侵略中國的險惡用心及歷史背景。他自己則夜以繼日地翻譯有關資料。”
1929年,劉文典時任安徽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學校設在省府安慶)。是年11月23日,安徽學界爆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當時蔣介石挾北伐之功盛氣淩人,獲悉學潮事後十分惱怒,於是經教育部下文傳令劉文典親到南京予以說明。劉文典對蔣介石用“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措辭極爲憤懣。在出發去南京前劉文典曾說:“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於劉文典和蔣介石見面的情景,當時的南開學生劉兆吉在《劉文典先生遺聞軼事數則》中回憶:因有怨氣,見蔣時,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沖口即問:“你是劉文典麽?”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沖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一拍桌子,並怒吼:“無恥文人!你慫恿共党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爲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
劉文典被押進大牢。蔣介石還揚言“解散安大”。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動,安慶大中學生舉行示威,各地進步人士也來電來函聲援。後來,經蔡元培等力保,陳立夫從中斡旋,蔣介石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才不得不將劉文典釋放,但附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章太炎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巧妙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頌揚了劉文典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
“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1938年5月,劉文典悄悄告別家人,離開北平孤身南下。在朋友的幫助下,劉文典通過英國大使館人員買到船票,經香港、海防,輾轉來到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對於此次孤身南下的心理狀態,劉文典曾在給梅貽琦校長的信裏有過透露,他說:“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的決心,辛苦危險,在所非計。”此時對劉文典而言,“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兼得”的選擇必然是“大丈夫舍生而取義”。對認爲“國家民族是大節”的劉文典而言,這是太自然而然的事情。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教師們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不少教授連粗茶淡飯都難以爲繼。此一時期,劉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艱難。劉文典曾在給梅貽琦校長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時的生活狀況:“兩兄既先後病歿於湘西,先母又棄養於故里,典今年日在貧病交迫之中,無力以營喪葬。”
有一年除夕,劉文典全家竟然無米下鍋,幸得學生送米接濟才勉強度過了新年。儘管生活如此艱難,劉文典仍心牽天下,他曾寫有《移居西莊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詩,詩中有雲:“極目關河餘戰骨,側身天地竟無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
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劉文典:“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劉文典回答說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衆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爲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
任教西南聯大期間,劉文典避居市郊官渡,離學校較遠,每次上課劉文典都須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寫給梅貽琦校長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鄉村,每次入城,徒行數裏,苦況尤非楮墨之所能詳。”儘管如此,劉文典卻從不缺課。他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解放後,劉文典年事漸高,雲南大學爲了讓他集中精力進行學術研究,一度沒排他的課,但他堅持要上課,並聲色俱厲地說:“教授怎能不教書?不教書就是失職!”
儘管國勢艱危,生活困苦,但劉文典卻沒有忘記以文化承傳作爲自己的使命。出於“自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劉文典不僅是“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而且還潛心於學術研究。在西南聯大期間,劉文典完成《莊子補正》一書,並於1939年出版。該書立論嚴謹,學風扎實深厚,連一向不肯輕易譽人的陳寅恪也作序贊曰:“先生之作,可爲天下之慎也。” 有人問,爲什麽在西南聯大時期,劉文典會選擇莊子研究作爲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劉文典回答說:“現在國難臨頭,國家存亡之際,間不容髮,我們應該加倍的努力,研究國學……因爲一個人對於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強的愛國心。不能發生偉大文學的國家,必不能卓然自立於世界。”
“替莊子跑警報”
在西南聯大,劉文典上課很有個性。據當年的學生回憶,劉文典“上課前先由校役沏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講到五點多才下課”。有一次他上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點上課”。原來那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到星期三,校園裏擺了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讓聽者沈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件趣事可以說明劉文典對國學的態度。抗戰時期,日本飛機經常轟炸大後方的昆明,西南聯大也是日機轟炸的目標。西南聯大的師生一聽到空襲警報,就停下課來,老師學生都往防空洞裏跑——所謂“跑警報”是也。當時還是西南聯大學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憶說:“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拉空襲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進人雲南省境了,等到汽笛拉了緊急警報,連續短音,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來的。”
對於跑警報的經歷,陳寅恪也曾寫過一則趣聯;“見機而作,入土爲安。”緊急中不忘幽默。某一天,日軍轟炸機來襲,昆明城內拉響了緊急警報,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爲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折回來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學生要攙扶劉文典,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寅恪先走。
在劉文典的“怪”和“狂傲”中,可以看到劉文典對待世事人情,無虛飾、不矯情、不失赤子之真,“君子坦蕩蕩”。他的這種率真和坦蕩也能見出其可愛處。而在抗戰時期艱苦的生活中,劉文典的這種率真和坦蕩則尤顯得可貴。
(來源: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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