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2-31 04:01:50　白嵐

 
　　湖北省武漢市人，1935年1月生，1959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現任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廣東省文聯主席團成員。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東方人體文化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山大學兼職教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廣東省影視評審委員會委員、若干出版社和報刊顧問。長期從事編輯、文藝理論批評工作。係中國批判“文藝黑綫”論，爲“香港電視”辯導，爲“恭喜發財”張目，引進白先勇小説和新派武俠小説的“第一人”。提出“經濟文化時代”“叩問嶺南就是叩問當下中國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文藝評論可物化可操作”“中國影視走第三選擇道路”等理論主張。

　　理論專著《題材縱横談》是“中國第一部題材學專著”，其中關於題材規律論文，獲1985年廣東省首届文學評論奬。主編“叩問嶺南”大型理論書鏈三種，獲1996年廣東省魯迅文藝奬。另主編《流行蠱》系列叢書《文人筆下的歷史回響—〈白門柳〉論集》。去年出版的大型文論《手記·叩問——經濟文化時代猜想（上下册）》中，以深情和理性關注嶺南這塊近20年從初始到清啼、從混沌到有序的種種經濟文化現象，並進行種種文化猜想，文化論争，文化求索。

　　爲歷史現場作歷史注脚

　　記者：黄老師，您在文藝界被稱爲“咬破小孔”的文化奇人，在上個世紀80年代，您接連咬破了幾個著名的小孔，這種勇氣和認知從何而來？

　　黄樹森：當人像一只蠶蛹被困在極端封閉的蠶繭中，一片黑咕隆冬一種單調聲音，每天琢磨的就是咬破幾個小孔，以期獲得清鮮的空氣和明艷的日照。這是一種拯救，一種征服。在1980年前後這個被希望充盈的時間點，咬破幾個“小孔”，具有特殊的生命意義……“小孔”者也，不過是些常識，離開具體的歷史環境和社會語境，常識或隆昇爲真理，或淪落爲荒謬，或失之淺薄，或逼迫深刻。如“市場經濟”，離開1992年這個時間點，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麽；又如“恭喜”之類，在1978年前視爲“魔鬼”，其後則變成了“天使”。

　　記者：最早批判“文藝黑綫”論的文章是在廣東刊登的，當時您執筆的《砸爛“文藝黑綫”論，爲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創作》一文，被黄偉宗教授認爲是揭開了廣東文藝思想解放的序幕。當時的背景是怎麽回事？

　　黄樹森：1977年10月，廣東報刊最早批判“文藝黑綫專政論”。1978年，廣東在全國最早爲《三家巷》、《苦鬥》、《藝海拾貝》等被誣陷的作品及其作者平反，在全國最早恢復文藝團體組織及活動，召開創作座談會，剛剛復出的夏衍、林默涵、張光年專程莅臨發表講話。由肖殷策劃、組織，由我執筆寫的文章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發表在1978年12月29日《南方日報》頭版。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

　　我想，這跟我的個人經歷有很大關係。童年時的漂泊感，少年時的挫敗感，青年時的春風得意，中年時的左的思想的扭打；性格上的率直靈動，奉命“鳴警”寫作的人生悖論，乃至黨軍（管）群各部門工作的甜酸苦辣的况味，都是我形成自己價值觀念的因素。文革後期莫名其妙被關押的遭遇對我的個性影響很大。對心靈的衝擊很大。在干校裏爲了消磨時間，我最得意的是買了一張世界地圖，讀紅樓夢評傳，研究各種人物關系譜。對螞蟻很有研究，把螞蟻和蜘蛛抓到一起打架。因而對現代文明的渴求近乎瘋狂。

　　記者：所以後來您積極爲香港電視鼓與呼，在當時也引起了一連串的軒然大波。

　　黄樹森：“魚骨天綫”星羅棋佈，是1980年前後廣州馬路兩旁樓房頂上十分壯觀的標誌。1980年6月8日的《羊城晚報》，刊發了《“香港電視”及其他》一文，認爲香港電視通通是一種“心靈的癌症”，主張拿掉“魚骨天綫”。廣東文藝理論批評家20多人在訪問深圳之後的座談會上，一致認爲香港電視有利有弊，有良有莠，應取分析的態度。於是一致推舉我寫了争鳴切磋的《“香港電視”是非談》的回應文章，發表在1980年10月7日的《羊城晚報》上。百姓聞之，額手稱慶。而爲對付香港電視“入侵”，每天要派許多消防車高空作業、拆除魚骨天綫而疲於奔命、苦不堪言的地、縣委書記們，也紛紛來信來電，歡快之情難以名狀。 

　　記者：緊接着同年的年底，您又和同一位作者爲了“恭喜發財”這個俗語在報紙争論開了。

　　黄樹森：1980年春節，廣州市民開始流行説“恭喜發財”，但當時媒體上有篇《且慢恭喜》的評論説：“不僅不利於調動群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更有損於社會主義企業的聲譽。”這反映了“恐富論”、“富必修”的極左觀念。我於是寫了《且慢“且慢‘恭喜’”》發表於1980年12月26日《南方日報》，爲“恭喜發財”張目。“發財”“致富”“南風”等詞後來成爲炙手可熱的社會用語。 

　　記者：1980年前後發生了很多吸引文化界眼球的事情。另一件就是被古遠清教授評爲“略帶驚艷的文化發現”，您最早在内地引進白先勇的小説，並做了評論文字。

　　黄樹森：1979年《作品》第9期破天荒地刊登了白先勇的《思舊賦》，並刊發了我寫的編者按。臺灣小説自此登陸内地，並逐漸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的文壇衝擊波。

　　但當時我與兩位同事爲此多次檢討。我們棄《游園驚夢》等名篇不用而選擇《思舊賦》，已經考慮得十分小心。在“編者按語”中强調了白先勇小説對現實的批判意義，盡管如此，還是通不過，於是重新“做秀”，編造。讀者提問：“這篇小説表達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情緒？如何理解這種情緒？”在1979年第12期《作品》中專門寫了《答讀者問》，自問自答，細心的讀者從這一問一答中可體味出開風氣之先的艱辛和苦澀。 

　　記者：即便因此事寫了檢討，在1981年，您又最早大膽引進了香港武俠小説。有評論家認爲，在這一點上，黄樹森可能是影響中國人業餘生活的人物，他推動了通俗文化的發展，促進了意識形態由單一的政治標準向市民文化轉型。

　　黄樹森：當時《花城》雜誌和《廣州文藝》共同創辦了《南風》文學報，我是特約編委。我向樑羽生索稿，樑欣然應允，隨即贈我《白發魔女傳》等作品。他在給我的信中説“武俠小説一向是禁區，許多人看不慣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吾兄所説‘有反應’就是‘幸事’也。”1981年《南風》創刊號一出街就造成“洛陽紙貴”——樑羽生的《白發魔女傳》開始在這期刊登。這是香港新派武俠小説首次在中國内地正規出版物上亮相。

　　記者：您也曾想引進衛斯理的科幻小説，您有没有想到會再要檢討一類的，爲什麽還接二連三地這樣做？

　　黄樹森：這和密封的木乃伊，碰到新鮮空氣就要解體一樣。歷史趨勢如此，攔也攔不住。咬破一個，咬破幾個都一樣。衛斯理版權委托書都寄來了，可惜他當時“身份”欠佳，不讓進口，我也因此少賺了些錢。

　　記者：您最早對深圳的肯定，也通過傳媒被廣爲人知。

　　黄樹森：1982年深圳以剛厲的經濟强勢出現，同時對深圳文化的誤解也悄悄萌生，認爲深圳靠“走私起家”，是個“暴發户”。不少人甚至斷言：深圳是文化沙漠。我只是爲深圳《特區文學》創刊作過一則簡短文字，發表於1982年7月《南方日報》上，文章認爲深圳有着深厚的文學土壤，本地土生土長的作家必將擁有美好的創作前景。没想到的是，據一位接近深圳市委領導的人士説，這篇談文學刊物的文字，居然在市委常委會議上朗讀。深圳當時急需哪怕隻言片語的精神支持和客觀評判，於此可見一斑。

　　叩問嶺南 叩問中國新文化

　　記者：您對嶺南新文化的研究和弘揚不遺餘力，爲什麽？

　　黄樹森：我小時候走過很多地方，但現在已經很嶺南化了。嶺南這一方水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舉足輕重。嶺南文化不單純是地理學上的範疇，而且已成爲寬泛意義上的文化名詞。嶺南文化在今天已作爲一種强勢文化，席捲全國。它與社會與大衆間的强大親和力，正是一種文化内在活力的反映。

　　記者：直到今天仍有人認爲嶺南文化的特質更多的是世俗文化和邊緣文化，您怎樣看待這個觀點？

　　黄樹森：世俗與精英，都有高低尊卑雅俗之分。世俗文化是一種非常有活力，有生機的文化，有鮮明的時代性，廣泛的人民性，普遍的實踐性和深刻的現實性。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應該是情人關係。今天的嶺南文化，也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碰撞的結果。文化的滲透與傳播，接受方不應有情感上的屈辱色彩。但中原的文化人還是難以接受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平起平坐的現實。其實，中心和邊緣的位置並非凝固的。任何中心文化，都必須是時代的文化，故步自封，只能導致夕陽西下。

　　記者：嶺南文化的生機和活力表現在哪些方面？

　　黄樹森：嶺南文化的勃興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它本身有良好的傳統；同時它也並非完全游離於中原文化之外，其寬容性、平民性與開放性所造成的北南文化雜交體，已然開創出一條建設新興文化的思路，這是一種新興的市井文化、通俗文化、大衆文化、商業文化，同時，精英文化正悄然崛起於市井文化的土壤。這種精英文化是原生態的，萌芽於市民社會、健康成長於城市空氣自由暢通的背景之下，因而顯得生機勃勃。

　　嶺南文化的禀性和品格，通俗地説，乃一鮮二容三錯位。它是： 

　　一、“游水的”——酸甜苦辣／鮮味爲上。

　　二、“鹹淡水”養殖的——“基圍蝦”效應／兼容爲大。 

　　三、“咸甜相間”互補的——“蓮蓉月”品格／錯味爲高。 

　　記者：您在很多場合也談到對嶺南文化品牌的再認識，可以詳細談談嗎？

　　黄樹森：嶺南文化品牌，駁雜豐富，蔚爲大觀。對它們的認識、開發和整合，迫在眉睫；而且需要有一點“品牌忠誠”。

　　（一）“容閎傳奇（或曰“容閎風範”）。珠海人容閎，乃中國留學“第一品牌”。1847年赴美。容閎的一生，展示了一種融批判、堅韌、崇高於一身的特异的中國精神文化現象。

　　（二）“屋背嶺遺址”。深圳南山區“屋背嶺”商代遺址的發現，填補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區陶器編年的一片空白，將“嶺南文明，推前了3500年”。

　　（三）“珠江帆影”。在外國人眼裏，“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邊長達幾公里的帆船更爲壯觀的了。”古今同感。珠江無帆影，乃一大憾事也。

　　（四）“新安古風”。公元317年，晋成帝將南海郡一分爲二，設立東官郡，郡治設在今之深圳南山區的南頭城。新安古城，作爲縣衙所在地，可謂沿海地區經濟文化重鎮。這跟長期以來，深圳被視作“邊陲小鎮”的表述，恰成异趣。 

　　（五）“廣東年桔”。廣東年桔，寓意吉祥，喜慶，利好。它作爲春節的一個符號、標誌和吉祥物，比之聖誕樹，在色彩、造型，涵義上更顯靈氣。“年桔文化”内潜藏商機無限。

　　（六）“天後神韵”。深圳赤灣天後廟，是廣東最大的，也是香港70多家天後廟的源頭，也是香港文化的源頭之一，它的輻射面波及是增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臍帶。 

　　（七）“海上絲綢之路”。須知：海外各國到廣州尋找壯陽的《蛾公酒》和長年益壽的不老藥；阿拉伯數字1～10傳來中國，粤語讀音把它异化爲男女性事過程，直到“零（0）舍不同”，都是通過這條航綫傳播和得以完成的。 

　　（八）“佛山黄飛鴻”。“黄飛鴻”品牌開掘，需要另辟蹊徑。

　　個人史和文化史

　　記者：您最早和朋友在國内成立了第一家省級文藝批評家協會，當年您主持的《當代文壇報》也曾洛陽紙貴，在全國影響很大，培養和扶持了一大批年輕的寂寂無聞的年輕人。

　　黄樹森：《當代文壇報》當年最高發行量曾達到138萬份，對廣東文壇的最大貢獻是扶持了一群年輕的文藝評論家，當時我們刊發了大量無名的但又很有見地的代表了新鋭思想的一批作品，現在他們中的很多人已很出色。

　　記者：您提出文藝評論操作可物化的論點……

　　黄樹森：文藝評論，是理論研究挺進文化市場，頭腦資本轉换爲貨幣資本的最佳中介，是文化産業重要價值支撑點。文藝評論，文化評論一旦與品牌的最大特性勾連契合，必然對文化産業的開掘，發展形成巨大的推力、張力和輻射力。

　　記者：您後來提出的經濟文化時代觀點的中心是什麽？

　　黄樹森：經濟與文化，不是兄弟關係，而是情侣關係。其實，文化派生財富，經濟依恃文化；文化也可以搭臺，經濟也需要唱戲。它們不應該唱《分飛燕》，而應該唱《樑祝》。

　　文化定義，據説有260多種，權威的德國《邁爾百科辭典》説得最到位，即文化是“人類社會在征服自然和自我發展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是一個大文化的概念，物質和精神，經濟和文化，是一個銅錢的兩面。有鑒於此，現代經濟界企業界，就有了“商業思想家”的説法。有鑒於此，“知識經濟”、“文化經濟”成爲時髦；文化的較量是最終定輸贏的，成爲一些城市發展的關鍵詞；雲南的麗江，在産品、資本和品牌三張牌中，主打的是文化品牌。一入“世界文化遺産”名單，便身價百倍。

　　文化品牌，是文化産業的阿基米德支點。品牌的最大特性是它的文化、價值和個性。人的品牌，物的品牌，乃至“現象”的品牌，最爲關鍵的，是對其文化内涵的闡釋，價值意義的辨析，個性特徵的張揚。

　　跟黄樹森在一起聊天，旁邊的人常常會忽略了他的年齡。他的睿智風趣的話語，他的心游八極的開放性思維，他的永遠神采奕奕的目光，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想到，假如我們到了他的年紀，我們還會保有那種對生活的執著熱愛嗎？也許就是這種始終如一的年輕心態，讓黄樹森對新生活和新文化保持着無限的深情和理性關注，從中他做着文化的深度探索。他帶着激情和活力數十年間在嶺南這塊熱土上追尋着、思索着，他叩問當下的嶺南文化，叩問中國當下的新文化。

　　正如施愛東博士説：“透過他的文藝批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部廣東改革開放的文化史。”

　　他在“新時期”初期的許多文章都具有開拓性，這些文章當然應和當時以個人“主體”爲中心的文化主流。但黄樹森與當時精英主義的“知識分子”“啓蒙”和“引導”大衆的中心模式不同，他最先看到了大衆文化的活力和可能性，看到了市場化的能量，當時多數知識分子並未將“現代化”與“市場化”聯繫起來，而是傾向於將“個人解放”的宏大叙事絶對化爲一種超驗之物。黄樹森的立場與文化精英普遍對於市場化的矛盾與輕蔑的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提供了一種當時尚未清晰的中國社會變革的方向的預言性的表述，即以經濟爲主導的，其他社會領域采用不同的速度和方向的模式。

　　90年代之後，他的文章倡導嶺南文化的自覺。將嶺南文化與新的全球化的浪潮聯繫起來。他一方面强調嶺南文化的世俗性的合法性，在“經濟文化時代”的表述中顯示了對於市場化的文化架構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尋求在“全球化”過程中，從一個全球的視野爲嶺南文化尋找新的生長點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