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5 1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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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作好出版工作”是毛主席為第一屆全國新華書店會議的親筆題詞。這次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的。出席會議的代表有全國各大解放區新華書店負責出版、印刷、發行業務的同志；有國統區進步出版工作者代表，私營書店的代表列席會議。這是全國解放後第一次規模較大極為重要的出版工作會議。與會代表聽取了中央負責同志的講話和各解放區出版工作情況的彙報，以及解放前國民黨統治區出版工作的報告。代表們互相交流經驗，討論今後如何認真作好出版工作。這是出版界一次大會師、大團結、大勝利的會議。毛主席親切接見了與會代表，他的親筆題詞明確提出了建國以後出版工作努力的方向。
毛澤東一貫十分重視和關懷革命的出版工作，並且身體力行，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一、主編《湘江評論》創辦《文化書社》
1919年初，毛澤東從北京經上海回到長沙，“五四”愛國運動正在湖南興起。他感到必須創辦一個刊物，宣傳革命思想，提高群眾覺悟，鞏固群眾革命熱情，以推動運動繼續前進。他積極籌備並親自主編的《湘江評論》於1919年7月在長沙正式出版。他在創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是全體人民聯合的力量，人民應該聯合起來為自己的徹底解放向強權統治作鬥爭”。《湘江評論》在“五四”時期對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起了指導和推動作用。他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通俗易懂的文筆，在第二、三、四期發表了著名的《民眾大聯合》，深刻地論述了人民革命統一戰線戰略觀點，歌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發人們起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統治，向傳統的舊思想、舊勢力、舊習慣作堅決的鬥爭。《湘江評論》僅出版五期就被軍閥張敬堯查封了。這五期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澤東寫的。他自己編輯、自己校對，並與工人一起排版。
1920年8，毛澤東與彭璜、易禮容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他們辦文化書社的宗旨是為了盡一份介紹新文化的責任。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已在長沙組織了新民學會，醞釀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並同李大釗、鄧中夏等北京馬克思主義組織取得聯繫。長沙文化書社是新民學會的聯絡機關，是傳播馬克思主義、新文化的陣地。該社由易禮容任經理，毛澤東任特別交涉員，還有兩名營業員和一名炊事員。開辦時僅有借來的20塊銀元的經費，到第二年2月，共收到社員的股金690元，這是毛澤東為辦好文化書社而爭取各界人士支持所取得的。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還向當時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爭取到400元撥款作為文化書社的經費。
文化書社以運銷中外各種有價值的書報雜誌為主。他們在敬告讀者的傳單中說：我們所銷的東西，曾經嚴格地選擇過，儘是較有價值的新出版物，經銷的雜誌有《新青年》、《改造》、《少年中國》等，新書有《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300多種。由於營業發達，陸續增加到11人。1922年以後還大量發行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嚮導》、《中國青年》、《先驅》、《戰士》等刊物，新青年社出版的“馬列主義叢書”，湖南省農民協會出版的《成人讀本》等革命圖書。為了把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書刊送到讀者手中，為了使有限的書刊發揮最大的影響，長沙文化書社還建議讀者組織讀書會，提出：幾個人湊錢買書，經濟上可支出少，學問上收穫多；讀書有心得，可以作共同的研究，幾個人湊錢訂報紙刊物。
文化書社為了使各地都能買到革命書刊，還幫助各縣建立分社，不賺分文，優待折扣都歸分社，銷不完的書可以退還。在湖南成立了平江、瀏西、武岡、寶慶、衡陽、寧鄉、漵浦、岳陽、嘉禾等9個分社，還在長沙第一師範、一師附小、楚怡小學、修業學校等處設立了7個販賣部。1927年5月，國民黨右派在長沙發動反革命“馬日事變”，長沙和各地文化書社先後遭查封。長沙文化書社通過各地的分社大量發行革命書刊報紙，在湖南的知識界及青年學生、工農群眾中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達到了向湖南人民介紹新思想、新文化的目的。特別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湖南，喚醒並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覺悟，使湖南成長了大批革命骨幹，對中國革命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毛澤東等創辦文化書社，發行傳播馬克思主義革命書刊的偉大功績。
二、重視中央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出版工作
毛澤東認為出版工作是黨的宣傳工作極為重要的部分。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他多次指示要加強黨的出版、印刷、發行工作，極力主張成立中央出版發行部，由李富春任出版發行部部長，王林任副部長，洛甫(張聞天)負責馬列主義著作的編譯工作。指派祝志澄去上海、武漢、西安等地購買印刷器材和招聘技術工人，改進《新中華報》和馬列主義等書刊的印刷品質。毛澤東極力主張黨的報刊書籍上不應該有錯字，他的文稿自己經常去印刷廠校對。中央出版發行部成立時，中央印刷廠有職工65人，每月排印50萬字。半年以後，職工人數增加一倍，排印能力增加了三倍，增印出版了《今日新聞》、《中國文化》、《中國工人》、《解放》、《大眾文藝》、《團結》、《邊區群眾報》、《大眾習作》等報刊。1940年以後出版了大型報紙《解放日報》，對全國有極大的影響。
在發行方面，加強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發行網，增加送報員，每天的報刊都能在當天分送到各單位。各縣都建立了新華書店和代銷處，在西安建立了發行站。並派幹部去重慶、桂林聯繫，把毛主席的重要著作和馬列主義理論書籍、《解放》雜誌等迅速翻印出版，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有的書刊還通過各種管道，採用各種方式發行到國統區和敵佔區去；有的通過地下黨組織在國統區郵局寄發；有的採取偽裝的辦法郵寄；有的通過過境的部隊運送到各根據地，也有的發行員在通過敵人的封鎖線時光榮犧牲。中央出版發行部還多次派巡視員到敵後抗日根據地去幫助建立出版發行工作。
毛澤東多次打電報指示各抗日根據地，必須迅速建立出版發行機構、建立印刷廠，出版報刊書籍，供應幹部和群眾需要的讀物。中央出版發行部為綏德和晉西北建立了印刷廠，派去廠長和技術人員，並配備成套印刷設備。還為晉東南補充了因戰爭而損失的機器、銅模、鉛字等。為了加強出版發行工作，派出幹部幫助晉西北建立新華書店，負責華北各地區往來幹部推銷書刊及發運工作；並派巡視員去晉東南，主要解決北方局與山東及豫皖邊區的聯繫。還為各抗日根據地派來延安學習的幹部舉辦了出版發行工作訓練班。
三、對國統區進步出版事業的關懷
1938年11月，全國救國會負責人之一李公朴先生從山西到達西安，準備去延安考察。生活書店西安分店的杜國鈞要求去延安學習，經總店批准，與李公朴先生同行。到延安後，住在陝甘寧邊區招待所，毛主席親往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先生，杜國鈞也在坐。當毛主席與李公朴先生談話將結束時，杜國鈞詢問毛主席，今後生活書店等進步的出版事業如何發展，毛主席就抗戰時期出版發行工作的方針問題，作了如下重要指示：“敵人在攻陷粵漢之後，還要繼續進攻西安、宜昌、衡陽、南昌、韶關以及粵閩的幾個重要城市。這些地方在目前雖然不會立刻失掉，但遲早終不免要失掉的。這樣，我們後方更要縮小，可以利用的後方更小。因此，書業界的工作便不得不轉向遊擊區去謀發展；同時，也是適應那邊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華北、華中、華南三區，每區的遊擊根據地可以作為經營的中心地點。工作必須與當地軍隊取得聯繫，與自己在後方的書店取得經常聯繫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交通太困難。所以各戰區的工作又必須是獨立的，自印自賣，印出的書本應該也只能是淡淡的了。”生活書店收到由李公朴先生帶回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後，立即認真研究討論，決定在內部刊物《店務通訊》上發表。並與周恩來、董必武商討去延安和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展出版發行工作。1940年，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三家聯合派幹部去華北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和延安，在党、民主政府和軍隊的親切關懷和幫助下，建立了華北書店、韜奮書店，在艱苦的條件下，開始用油印出版薄薄的書籍，以後逐漸擴大，有了鉛印廠，能出版較厚的文藝和科技書籍、通俗讀物。延安比敵後的條件好些，除出版書籍和中、小學課本外，還自辦印刷廠出版通俗讀物和年畫、地圖等，極受廣大群眾歡迎。同時，在蘇北還建立了大眾書店、韜奮書店。
四、為新華書店三次題寫“店招”
193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關於加強對出版發行工作領導的決定”。6月建立中央發行部，同年9月正式宣佈成立中央出版發行部，設立出版處、發行處、秘書處、總務處等，並先後從中央黨校、組織部訓練班、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抽調一批具有出版發行工作經驗的幹部充實了出版發行機構。
那時，新華書店由中央出版發行部發行處直接領導，處長是向叔保。抗戰前在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工作過的王矛(王錦榮)、卜明(蔔光麟)、周保昌、葉文(殷益文)、吳彬(範廣楨)被分配到新華書店工作。王矛被任命為第一任經理，一個多月後，王矛調黨校學習，由張道吾繼任經理。
9月1日，新華書店門市部在延安北門外鳳凰山麓的平房裏正式開業。党的總書記張聞天，總司令朱德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中宣部、邊區政府領導和部隊及各界同志前來祝賀。毛主席得知新華書店在新址開業的消息，非常高興地說：“這好呀!這是人民群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黨的大事，國家的大事。”他隨即揮毫題寫了“新華書店”四個大字，派秘書柴沫同志送到新華書店。王矛經理和同志們接到毛主席親筆題寫的“新華書店”店招，感到非常光榮和受到莫大鼓勵。他們立即掛在大門上，廣大讀者見到也感到無比親切。這就是毛主席第一次為新華書店題寫“店招”的經過。
1942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那天，毛主席在中央出版局(即原中央出版發行部)秘書長許之楨和新華書店總店經理易吉光陪同下視察新華書店，毛主席生動地用炮彈來比喻我們發行圖書報刊的作用。他說：“一份報紙比幾十發，甚至幾百發炮彈的作用。還大。”他還說：“發行工作很重要，你們向邊區軍民輸送精神食糧，向全國、向全世界傳播黨的聲音，是很了不起的。”毛主席扣人心弦的講話，激勵著同志們排除萬難，鼓足幹勁去完成党的出版發行任務。
毛主席第二次為新華書店題寫“店招”是在1946年初，那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延安大批幹部調往東北和敵後根據地，延安黨政機關精簡機構，中央出版局與中央宣傳部合併，下設發行科，對外用新華書店總店名義。許之楨、張仲憲分別任正、副科長。許之楨向毛主席彙報出版發行工作情況。那時正是毛主席去重慶與蔣介石和平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回到延安後，為了迎接可能出現的和平局面，以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許之楨同志請毛主席為新華書店總店題寫“店招”。毛主席高興地揮筆題寫了“新華書店總店”六個大字。
據當時在發行科工作的劉思讓回憶：許之楨交給他的，只是一枚毛主席字體的圖章：“新華書店總店”。這枚圖章在與陝甘寧邊區新華書店、晉綏新華書店和綏德大眾書店聯繫業務時都使用過。但是，1947年初，蔣介石撕毀了“雙十協定”，在全國挑起內戰，大舉侵犯中共各根據地，並命令胡宗南軍隊進犯陝甘寧邊區佔領延安。1947年4月底，許之楨和劉思讓等到達晉綏分區，劉思讓把新華書店總店的圖章和中宣部發行科的圖章一併交給許之楨。劉思讓回憶：“1946年新華書店總店沒有門市部，也沒有書店的招牌。當時中宣部發行科和新華書店總店是一家，只有我和薛德時兩個人在那裏工作。以後許之楨和我一起到了東北。”據他回憶，“許之楨可能將毛主席親筆題字和圖章在晉綏交給後方工委，或者是在晉察冀交給中央工委了。在那戰爭年代許多重要的文物資料丟失無法查考!”劉思讓憑他的記憶，還畫了一個那時新華書店總店的圖章式樣給我看。
毛主席為新華書店第三次題寫“店招”，是在1948年12月，即全國解放前夕。在當時黨中央駐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毛主席在百忙中，對出版發行工作仍是無微不至的關懷，並對在出版發行工作崗位上的同志們寄予無限希望。為了迎接全國解放，毛主席又一次為新華書店題寫了店名。由中宣部出版組長華應申派人送到我軍平津前線有關部門。平津解放，迅速建立的新華書店及全國各地新華書店都統一使用毛主席第三次題寫的、剛勁有力的“新華書店”店招。這四個大字金光閃閃地照耀在新解放的中國大地上。
(摘自《湖南新聞出版》1993年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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