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研究生的導師梁方仲教授，是清代世界聞名的廣東十三行之一的天寶行行商梁經國的第六代孫，出身官宦書香門第，從小得到優越的教育機會，非常順利地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讀書。直到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接著進入中央研究院和大學從事明清經濟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成為“我國經濟史學的奠基人之一”(嚴中平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語，見《紀念梁方仲教授學術討論會文集》第373—374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而且終生以研究明代田賦制度史蜚聲於世，被國內外經濟史學界譽為研究“明代賦役制度的世界權威”(美國著名華人學者何炳棣教授語，見《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
我的家庭出身與梁方仲教授大相徑庭。據我家族譜《道光黃氏螽斯圖部記》的記載，在我之前lO代的太祖公黃國鑾、黃國英和黃國洪三兄弟于康熙四年(1665)，“從廣州朱基路(今珠璣路)飄遷來居靈山縣平山練(鄉)大*[土+並]村聚族而居”(靈山縣歷史上一貫隸屬廣東省，1965年才劃給廣西管轄)之後，世代為佃農，生活十分窮困，根本沒有一個人可以讀書登科。到我父親黃大育這一代，可能生活有所改善，祖父讓他讀了幾年私塾，算是具有初等文化程度。我記得在我上小學之前，他就在家裏教我讀寫“人之初，性本善”的蒙童書《三字經》。到我七歲上小學時，父親帶我去平山小學報名，他對校長說：我兒子已經開蒙瀆識寫《三字經》了，不想再瀆一年級了，報名瀆二年級。校長算是開明，說：我現在可以讓你兒子報名讀二年級。但如果跟不上，仍然要降讀一年級。就這樣，我讀小學是從二年級伊始。1949年秋，上五年級兩個月，解放了。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解放了，窮人翻了身。我記得1950年清明節拜祖山時，父親對我說：共產黨來了，說是專門幫窮人的，你可以有機會讀書了；又說：你生來瘦弱，不要象我這樣辛苦做農民。你要好好瀆書，將來那怕是當個小學老師，也比做農民強。當時，我在朦朧中聽懂父親殷切教誨的道理．於是，到1950年放暑假時，我以五年級的程度報名參加學校舉辦的升中補習班學習，並于當年秋天考上平山中學讀初中，隨後考上靈山中學讀高中和中山大學歷史系。
1960年3月，國家計畫將中山大學擴大辦成萬人大學，因缺乏教師，校方把我提前畢業留校在歷史系的亞洲史教研室及東南亞歷史研究室當助教。1961年秋，我讀研究生，隨梁方仲教授學習明清經濟史。當時讀研究生，算是天之驕子。據統計，1965年全國在校的研究生僅有3600多人，其中中山大學有65人。
遺憾的是，因為去花縣(現花都區)搞了一年“四清”運動，我讀研究生畢業拖延至1966年。此時，由毛澤東親自錯誤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己如火如茶開展了。因此，國家己無法按原來的培養計畫，分配我到研究機關或大學從事專業研究和教學工作了。而且又拖至1968年秋天，才在毛澤東關於“知識份子必須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的指令下，把我分配到冶金部屬下的一間擁有10多萬產業工人的大工廠——山西太原鋼鐵公司去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1972年4月，因為按人類發展規律成家之緣故，調到廣西省委黨校從事馬列主義理論教育工作。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災難。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新端正了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無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亂點鴛鴦譜分配而學非所用的專業人員，紛紛要求“歸隊”從事專業工作。在此形勢下，我在業已麻木的思想中泛起了從事明清經濟史專業研究的念頭。於是在1979年向單位領導提出“歸隊”搞專業研究的請求。然而，當時仍然是計劃經濟時代，人才不輕易流動。單位領導以工作需要為理由堅決不同意我的請求。在絶望之際，多得大學同窗十年的黃崇岳學長(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後任深圳市博物館長、研究員)的幫助，得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的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時剛複出任教育部長的蔣南翔在我的請求“歸隊”報告中簽署了“請廣西幫助解決”的批示；又得到當時廣東省副省長兼中山大學校長李嘉人和歷史系主任胡守為教授(我讀大學和研究生時的老師)的批准和幫助，終於1980年5月獲准調回母校中山大學歷史系工作，為我重新從事明清經濟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大學是社會精神的燈塔、人類知識的寶庫和科學的堡壘，是“求知和研究學問的地方”(陳序經語，見《南方都市報》2003年4月15日D84)。作為一貫是國家重點大學的中山大學更是如此。回到大學殿堂，與師友相比，我深感失去了科學研究(也是人生)最寶貴的15年時光，需要趕快補救。於是，我努力拼搏，夜以繼日，爭分奪秒，不休假期，不看電視，全心潛意投入教學和研究王作。一方面；我要承擔《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史學概論》和《中國檔案史》等課程的教學，另一方面，我要努力開展明清經濟史有關專題的研究，撰寫研究論文和專著；還要負責整理老師梁方仲教授的遺著《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一、二、三集)的出版。應該說是很緊張的了。但是，皇天不負有心人。經過10年的艱苦奮鬥，我終於在當時評定教師職稱很困難(因停止16年)的情況下，到1990年順利地被評上了副教授和教授。
情況是在不斷的變化。1991年秋，新任中山大學黨政領導對院系領導人員進行調整。黨委領導找我談話，最後我遵循共產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的原則和崇尚“做黨的馴服工具”(劉少奇語)的信念，服從黨的需要和安排，於1992年1月到本校新成立的法政學院擔任副院長兼社會學系主任職務。於是，我的任務倍增，既要做行政管理工作，又仍然擔任歷史系的課程和為社會學系新開《社會工作概論》、《中國社會學史》兩門課程；兩系的科研專案也不少，任務是繁重的。1996年11月，新一屆學校領導又調整院系領導，我得以重新回到歷史系任教和研究。
經過1０多年的艱苦奮鬥，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得到國內外同行的重視和認可。所謂名聲在外。因此，從1985年起，先後被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明史學會、中國商業史學會、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廣東農史學會、廣州地方史學會、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廣東社會學學會、廣東省民政學會、廣東家政協會、廣東省鄧小平理論研究會等選為理事，並被聘為中國對外貿易史分會副會長、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顧問、廣州炎黃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廣州員警學會顧問、嶺南文化研究叢書編委會委員、澳門《中西文化研究》編委會委員等。同時，從1984年始，數十次應邀到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珠海書院、樹仁學院、澳門大學等訪問和講學；1995年應邀到美國和加大拿作為期三個月的訪問學者；1995至2002年5次應邀到日本大阪大學、關西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吉備國際大學、廣島大學、神奈川大學、神戶大學等訪問和講學，並被聘為大阪大學、關西大學客座教授；1998年應邀到臺灣中央研究院、臺北政治大學和高雄中山大學訪問和講學。學術無省界也無國界。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在我身上得到驗證。值得欣慰的是，我到港、澳、台和外國訪問和講學，除了1984年到香港和澳門使用過國家5700元港幣外，其餘均是邀請地區和國家的單位提供經費，從未用過國家一分錢。
我記得有一位自然科學家說過，愛好和興趣是追求科學和做學問的原動力。現在我驀然回顧自己走過研究學問的艱苦歷程，覺得此話頗有道理。我有思考問題和寫文章的愛好和興趣。特別是在1952年，我在縣裏參加全縣初中學生作文比賽榮獲第一名奬勵。後又於1953年春天，我投稿《欽州農民報》發表並獲得稿酬後，更強化了我寫文章的興趣。在大學二年級時，我和同班同學劉戰合寫《帝國主義的本性不變就違反辯證法嗎?》論文在校報發表。在讀研究生過程中，又深得梁方仲教授傳授研究問題和撰寫論文的方法和要領，後再經撰寫畢業論文的實踐鍛煉，寫文章簡直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愛好。所以，不論到什麼地方，也不論做什麼工作，我都愛好將自己對問題思考的心得體會聯接成文，投向報章雜誌發表。現在統計起來，我自研究生畢業後至今，總共出版專著18部，發表文章180篇。其中歷史學專著17部、社會學專著1部；歷史學論文138篇；社會學論文14篇；政治學論文14篇；雜文14篇(詳見本書末作者著作目録)。論字數，大約也有500多萬了。其中《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產史》、《澳門經濟四百年》兩書獲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1992、1994年二等奬；《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明代廣州的對外貿易》和《清代前期農業生產的發展》三文獲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1987、1993年二、三等奬；《澳門大辭典》獲2000年國家圖書一等奬。又，《澳門經濟四百年》一書被翻譯為韓文於1999年在韓國出版。
本文集就是在已經發表的138篇歷史學論文中選出34篇彙編而成的。內容包括明清時期物質資料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經濟活動，即包括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對外貿易以及與這些生產部門相關的管理政策、制度、體制和中外關係，等等。
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極端複雜的、多變的進程，加上歷史資料汗牛充棟或殘缺不全有待發現，和研究者所受的種種條件限制以及知識的不斷更新等因素，所以歷史學家是很難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去作歷史專題研究的結論。正如陳寅恪先生在談到研究哲學史時所說：
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79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我以為，陳寅恪先生所說對哲學史“應具瞭解之同情”和“表一種之同情”，同胡適先生的“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樣意思：
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的背景，故能瞭解他在歷史上占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胡適文存》(一集)第278頁，黃山書社1996年版)。
所以，歷史學家研究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也是用“祖孫的方法”對某一歷史問題的“瞭解之同情”和“表一種之同情”的結論。這種結論僅僅是他對某歷史問題的蠡測管見。陳寅恪先生將其著作稱為“金明館叢稿”。稿者，尚可以修改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序言也說：
“今草茲稿，可謂不自量之至!然區區之意，僅欲令初學之讀通鑒者得此參考，或可有所啟發，原不敢謂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綱要，悉在此三篇中也。儻承通識君子不誤會創草茲稿之本旨，而糾正其訥謬，何幸如之!”(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79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陳先生對其他論著又說：“《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寒柳堂集》第106頁)；“殊不足言著述也”(《金明館叢稿初編》自序)。
可見，歷史學家的研究結論只是逼近歷史真實，但不能完全符合歷史真實。即使是21世紀，也只能是如此。如果有人說，他研究歷史問題的結論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絶對正確。那是吹牛，請你別相信。如果你相信他，歷史研究就要到他為止而中斷，歷史系就要停辦。正確的態度是：把歷史科學研究視為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只有在不斷的試錯、爭議和探索中前進。正如英國著名哲學家波普爾(Kard Raimund Popper)所說：
我們的主觀知識甚至知覺知識，都由行為意向構成，因此，它只是對實在的一種試探性適應；我們至多是探索者，無論如何都難免有錯誤，沒有不出差錯的保證。(《猜測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
所以，大凡歷史學家研究任何歷史問題的結論，都包含有深入一步開拓的前景，決不能停留在某一歷史學家的結論上，要一代接一代研究下去，歷史系永遠要招生。基於這種認識，本文集所彙編的論文，只是我研究明清經濟某個問題的一思之得和一孔之見，決不是什麼絶對正確的結論，也許有些見解還是片面的和錯誤的，有待于同輩和後來學者的矯正。我記得梁啟超說過：“吾之此書，非敢有以與人也，將以取諸人而已。願瀆者鑒茲微尚，痛予別裁，或糾其大端之謬，或繩其小節之疏，或著論箴駁，或通函誨責，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則片言之錫，皆吾師也”(《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我要以梁啟超為榜樣，視批評者為吾師。
如上所述，由於“文化大革命”動亂，我的學術生涯是坎坷的和短暫的。但是由於自己的愛好和勤力，加上師友同仁的幫助，我仍然在短暫的時間內為國家培養人才和在明清經濟研究領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我可以用20個字來概括自己的大半生歷程：一介書生，舞文弄墨，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奉獻社會。驗證是除了前述出版的論著外，我指導的10名研究生(明清經濟史和社會學各5人)現在均已成才。有一人被評為教授(劉正剛，暨南大學歷史系)，一人評為副教授，(黃國信，中山大學歷史系)。一人任副處長，4人評為講師，3人當了科長。有鑒於此，國務院給予我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稱號和津貼，享受終身；廣東省人民政府聘我為文史研究館館員，屬終身職務。
來源：《黃啟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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