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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璣巷遷民的精神品格



  文/陳梧桐

  宋代珠璣巷遷民,携帶資財、生産技術和文化知識,在珠江三角洲安家落户。他們也在新的環境中,通過這場開發熱潮,鑄就了一種新的精神品格。

  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由於金兵和元軍的相繼南侵,中原和江南的漢人爲了躲避戰亂,紛紛遷居嶺南,形成我國歷史上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移民高潮。中原漢人入粤,在唐代以前,多取道廣西靈渠南下。唐代名相張九齡鑿通大庾嶺後,粤北南雄的珠璣巷成爲度越五嶺的一條最便捷的通道,“由中原入廣東必以珠璣巷停驛”(民國《開平縣誌》卷二)。因此,這次大規模的移民,大部分便取道珠璣巷,沿北江南下,散佈到珠江三角洲各地。據黄博慈的記載,宋室南渡時,第一批“逃竄荔枝山下萬餘人,乃結筏順水漂流南徙;第二批南遷就是羅貴等人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體南遷爲元兵擾攘,逼迫南雄,衆避兵燹,倉惶登程”(《珠璣巷民族南遷記》)。據統計,分佈在珠江三角洲的經珠璣巷南遷的移民,多達73姓、165個氏族。這些遷民,便搆成廣府民係的主體。後世珠江三角洲居民,常説自己的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即緣自宋代的這批遷民。如文樓《吴氏始祖開基實録》雲;“原居珠璣巷,成淳間(1265-1274年)吴超五子入廣,樂公因廣州時亂遷恩平,後遷新會冲廉村。”高明《羅氏族譜》雲:“羅(貴)祖因宋朝烽火離亂,由南雄珠璣巷裏南遷新會蓢底(今良溪),太祖兄弟六人同來肇慶,後卜居於高要孔堂,今居高明。”

  宋代珠璣巷遷民,有不少是官員或官家子弟,繞有資財。據範湖顯學岡《羅氏族譜》的記載,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携眷及里人33姓97家南遷至岡州蓢底的羅貴,就是一名貢生。另據《小攬麥氏族譜》的記載,與羅貴同行的麥氏家族五兄弟,携眷屬200餘人扺達黄閣。長兄必達爲奉政大夫,次必秀爲進士,三必達曾“隸香捐錢十萬,立石基以防水患”,四必端,五必雄“居新會,帝昺時,出谷賑濟”。這些南遷的移民,携帶資財、生産技術和文化知識,在珠江三角洲安家落户,胼手胝足,用辛勤的勞動,圍墾出大片荒灘海涂,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並在此基礎上,積極辦學興教,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爲三角洲的開發打開了新局面。同時,他們也在新的環境中,通過這場開發熱潮,鑄就了一種新的精神品格。這種精神品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開拓進取的精神。宋代的移民與後來明初的那次大規模移民一樣,除少數是民衆自發遷徙之外,大都是由政府組織的。明初的移民是强制的,帶有暴力脅迫的特徵,被强令遷徙的移民,基於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不願離開故土,明政府便出動官兵,强行押解,“遣之者不以道,械係相疾視”(胡翰:《胡仲子集》卷九,《吴季可墓誌銘》)。而且到達目的地落籍之後,就不許外逃或返回故土,《大明律·户律》規定:“凡民户,逃往鄰境州縣躲避差役者,杖一百,發還原籍當差。”宋代的移民南下入粤,雖然是爲了躲避戰亂,出於無奈的一種選擇,但他們加入政府組織的移民隊伍,却是出於自願,而且來去自由,宋政府並没有禁止他們流動的法律規定。如新會甄村的甄氏,據黄淳《甄氏族譜序》的記載,“南宋甄善慶由進士爲南雄州推官,生二子,次景賢入籍南雄珠璣裏,其子如金、如璧、如圭、如錫。因成淳癸酉(1273年)失妃之變,沿鄉搜捕,珠璣巷人避兵播遷,如璧兄弟亦率族南遷。行至連江水口,颶風大作,金、璧二人幸慶安全,天相吉人,俾昌獗後,非偶然也。金、璧兄弟隨偕我祖黄干翁,同隱連山(今英德)之陽。又恐禍及,同遷岡州,各祖相宇岡居,金、璧之子若孫,即居大岳之甄村。其後復遷於新寧之霞坑、旺北、石海、簕冲聚族同居。”又如上述麥氏家族五兄弟中的老五麥必雄,“弱冠從諸兄遷徙,一旦復逃南雄,後再至廣州,居新會”(《小攬麥氏族譜》)。類似這種多次遷徙甚至來回流動的現象,在珠江三角洲宋代移民後裔家乘、族譜的記載中並不少見。

  正是由於宋代的移民帶有自願的性質,并且具有流動的自由,因此這些珠璣巷遷民也就有着較大的主動性和開拓進取的精神。他們選擇珠江三角洲作爲最後的落脚地,看中的是這裏遠離戰火,而且氣候温暖,雨量充沛,幾乎全年都能適應農作物的生長,並有大量土地可供開墾。珠江三角洲是由西、北、東三江夾帶的泥沙長期冲積而成的。不過在唐代以前,這個冲積過程還較緩慢,成陸面積不是很大,雖經歷代的開發,居民點和耕墾地仍只集中在背山面水的丘陵和淤高的老沙地,臨海的新生沙坦和島丘多未墾殖,西北部的河網低窪地更待墾辟利用。南漢以後,西江的改道使出海的堆積加快速度,海岸綫逐漸拓展到新會鯉魚冲、西安、香山港口、黄角及東莞漳澎、道滘一綫(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初稿,第一册),加速了現今珠江三角洲的形成過程,使可供開發的堆積面積進一步擴大。但是要由珠璣巷南下,開墾珠江三角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時由珠璣巷南遷,大部分是乘坐竹排、木筏順北江而下,而瀕海的嶺南地區又多臺風,一旦遇到臺風,竹排解體,木筏傾覆,就有喪身魚腹之虞。即使順利到達了三角洲,由於珠江下游和三角洲地區地勢低窪,所建村落和開墾的田地,又常受到海潮、洪水的侵害,不僅農業收成難有保障,就連生命財産也受威脅。如廣州“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潮水未盡退之間,颶風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濤溢岸,淹没人廬舍,蕩失苗稼,沉溺舟船。”(劉恂:《嶺南録异》)面對艱難險阻,勇於開拓進取的珠璣巷遷民並未退縮,而是用膽量和智慧冲破種種難關,終於把三角洲建成美好的家園。

  第二,勇於創新的品格。宋代珠璣巷遷民來到珠江三角洲時,三角洲的邊緣平原、谷地、垌田、臺地,大多已被當地的土人所開發,他們只能選擇“田野寬平及無勢惡把持之處”的“烟瘴地區、土廣人稀”的地點進行墾辟(《市橋謝氏族譜》)。爲了防止洪水的侵害,他們創造了大規模的“築堤護田”的水利工程設施。築堤在我國出現很早。珠江三角洲的廣州西郊和高要市金利鎮就有唐代修建的“鄭公堤”和“金西堤”,用於護田和低地養魚,不過規模都很小。宋代珠璣巷遷民將這項技術創造性地加以運用,興起了大規模的群衆性的築堤活動。堤圍最初由某個家族獨力修築,稱爲“私基”,後來由幾個家族聯合進行,遂成“公基”,進而由幾個村莊共同合作,形成大圍。堤圍的修築,使洪水歸槽,不致淹没兩岸的田地,並將河床中的大量泥沙冲向下游,逐漸形成新的海灘沙洲,又可修築堤壩,墾辟成田。據統計,宋代三角洲共築堤28條,總長66024.7丈,護田24322.41頃(《珠江三角洲農業志》初稿,第二册)。這些堤圍,集中分佈在西江下游和東莞石龍以上。其中南海縣有羅格圍(南莊)、西樵山桑園圍東西基、桂華(佛山)存院圍,東莞縣有東江堤、鹹潮堤,等等。這些堤圍的修築,使大片的荒灘沙洲得到了開發。如南海縣羅格圍修築之前,洪水一來“幾成澤國”,後來“興築基堤,袤長十餘裏,堤内沙洲數百頃遂成沃壤”(宣統《嶺南冼氏宗譜》)。東莞縣茶山“周圍百裏皆淺澤,……宋以來諸姓始從此居”(《珠璣巷民族南遷記》)。宋代珠璣巷遷民創造的“築堤護田”,爲珠江三角洲的開發打下了基礎。到了明代,其後人更將“築堤護田”發展爲“築堤造田”,由宋代的采用泥土築堤改爲土石並用,提高圍堤的質量,擴大圍墾的規模,使珠江三角洲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可以説,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充分反映了珠璣巷遷民勇於創新的品格。

  第三,開放兼容的心態。嶺南地區原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同時又瀕臨大海,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秦漢時期,中原漢人隨秦始皇、漢武帝進軍嶺南而南下,即以“厚德載物”、開放兼容的態度,對待土著的百越文化和外來文化。萌芽於漢代的粤語,就吸收了不少南越語的詞彚。如粤語中的“海”即南越語“廣闊水面”之意,和一般漢語指“海洋”意思不同。至今廣州話仍稱“過江”爲“過海”,即爲南越族語的殘存現象。又如粤語中的“涌”,爲南越語“小河”的意思,“滘”亦南越語“交匯地點”之意。東漢時,佛教經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當時嶺南的政治中心廣信成爲其首途之區,聚集了一批精通佛教的高僧。當地一些漢人也隨之學佛。幼年隨父母由中原幾經輾轉而定居於廣信的牟子,原本研習儒學,後又研習神仙道教辟谷之術,最後舍入寺院學佛,著成《理惑論》一書,成爲佛教中國化的第一人。到唐初,新會人惠能在曲江寶林寺(今南華寺)講經36年,著有《壇經》一書,創立禪學,完成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宋代南下漢人,落籍於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地處西、北、東三江匯合之處的廣州又是外貿發達、外來文化交匯的城市,因此他們不僅繼承了前人開放兼容的傳統,而且進一步發揚光大。三角洲的南下漢人,全都使用粤語,促成了由中原地區的漢語和越人的語言相接觸和融合、而以廣州語音爲標準的粤語的初步形成。他們不僅將中原地區的許多風俗和節慶活動如臘八、伏祠、七巧、冬至、春節等帶到嶺南,使之廣泛流傳開來,同時又吸收了許多南越及鄰近地區甚至外來的習俗。吃蛇和食檳榔爲古越人的習俗,到宋代南下漢人已漸習此俗,朱彧的《萍州可談》即雲:“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亦雲:“廣州不論貧富,長幼男女,自朝至暮,寧不食飯,唯嗜檳榔。”五代末年或北宋初年萌生於福建莆田濱海地區的媽祖信仰,在南宋末年已傳至廣州,劉克莊曾記述廣州民衆奉祀媽祖的盛况説:“某持節到廣,廣人事妃(天妃,即媽祖),無异於莆,蓋妃之威靈遠也。”(《後村居士集》卷三六)源自印度的火葬隨佛教傳入我國嶺南,原先僅限於佛教徒,至宋代已流行於民間,今中山的石歧及佛山一帶即有宋代的火葬墓發現。正是由於具有開放兼容的傳統,珠璣巷遷民的後裔才有到境外去闖世界的膽量和勇氣,在宋明以後大批旅居海外,形成華僑的群體。據不完全的統計,全國在海外有三千多萬華僑,70%是廣東人,其中大多數是珠璣巷遷民的後裔。

  明末清初的廣東學者屈大均説:“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廣東新語》卷一一)正是由於珠璣巷遷民具有開拓進取的精神、勇於創新的品格、開放兼容的心態,才能爲珠江三角洲的開發打開新的局面,從而推動着珠江文化的發展,使之達到熾盛的新階段。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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