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小琪 趙坤

　　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的叠加手段在珠璣巷移民南遷良溪的族譜叙事中頗爲常見。從中可以整理出三個具有鮮明意識形態特徵的文化意象：英雄意象、戰火意象和金錢意象。這三個文化意象折射出了廣府民係獨特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他們以三個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將良溪作爲廣府民係發源地這一歷史真實衍化爲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使族群的歷史記憶得以鞏固，民係自覺性得以加强，引導了廣府民係向家園的回歸。

　　

　　宋代，北人由南雄珠璣巷南遷進入今天江門的良溪地區定居。他們將原本的烟瘴荒蕪之地，逐漸建設成爲繁榮興旺的僑鄉。而後，部分移民再從此地遷出，到更遠的地方去謀生、繁衍，行迹遍及港澳和海外。從珠璣巷到良溪，歷史之河隨着北人南移的脚步的流動拓展出了波瀾壯闊的廣府民係生成的動態畫卷。它以其範圍之廣、影響之大、歷史延續之長，通常被學術界作爲中華民族遷移史上的重要案例進行研究。其中，關於這一史實在珠江三角洲各族譜中的記載，學術界進行了諸多考證，成果紛出。然而，其中鮮有關注這些族譜的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的互滲關係的，更缺少對各個族譜中的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的相互扭結生成的合力對於强化良溪作爲廣府民係發源地這一歷史真實的作用進行辨析的論著。有鑒於此，本文從英雄意象、戰火意象和金錢意象出發，探討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的叠加所包含的歷史真實的豐富的内涵。

　　

　　英雄意象

　　在東莞英村《羅氏族譜》、《粤東簡氏大同譜》、南海鶴源《趙氏族譜》等族譜中，珠璣巷人的南遷良溪被歸因於一位胡姓或蘇姓妃子，而歸功於一位名叫羅貴的英雄。

　　《豫章羅氏族譜源流考》載：

　　“宋高宗建炎三年己酉歲，帝妃蘇氏，一時不慎，失調雅樂，致觸帝怒，斥居冷宫。旋獲宫女之助，逃脱出宫。至關口，遇黄貯萬運糧至京，船泊關口，蘇妃哀求黄收留，匿於糧船。黄見美艷，允契南下回籍，匿藏家中。後爲家奴劉壯宣泄其事，傳揚至京都。宋帝大怒，乃敕兵部尚書張英貴嚴辦。張尚書擬先將牛田坊（珠璣巷）所屬夷爲平地，然後建立興良平寇寨。幸得我貴祖姊丈樑喬輝時任職兵部，先悉此事，急遣家人星夜趕至珠璣巷，密報我貴祖。貴祖以大禍驟降，密商於鄉里，立即向縣衙申請遷徙，以免遭受無辜殺戮。宋紹興元年辛亥歲正月十日，奉準南徙，於十六日晨齊集親族戚友三十八姓共九十七户，由我貴祖統領，各携妻挈子，分水陸並進。”

　　《宋史·賈似道傳》的説法是：由於姦相賈似道進讒言，胡妃(或蘇妃)被逐出宫爲尼，藏匿於珠璣巷，後度宗追查，造成珠璣巷百姓的逃遷。或説胡妃出宫後精神失常，在南雄落水身亡，皇帝以爲被民間藏匿，下令搜尋。

　　衆説不一，但通常都認爲羅貴帶領的移民最後落户在今天的江門良溪村。“良溪人口五百多户，一千六百多人，羅氏後人是村里人口最多的一姓。”【1】現村中仍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羅氏大宗祠，内中供奉的正是始祖羅貴。宗祠的石柱上還保留有兩副對聯，一曰：“發迹珠璣，首領馮、黄、陳、麥、陸諸姓九十七人，歷險濟艱嘗獨任；開基蓢底，分居廣、肇、惠、韶、潮各郡萬千百世，支流别派盡同源”。一曰“珠璣留厚澤，蓈底肇鴻基”。“蓢底”是古村落名，即今天的良溪。在良溪還存有羅貴墓，墓誌有雲：“由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沙水村珠璣裏始遷岡州蓢底，即新會良溪，爲南遷羅氏始祖也。”與族譜中的記載相應，羅貴已被塑造爲了南遷壯舉中的一個英雄形象，成爲了分居在廣、肇、惠、韶和潮汕地區的廣府民係各個支别的“貴祖”。 

　　陳樂素先生在《珠璣巷史事》【2】一文中對此類説法已做了很全面的論证，認爲其有一定的歷史依據，但並非完全是歷史事實。起碼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大規模的移民潮不可能單純因一次偶然的歷史事件而起，更勿論移民遷入地迅速有效的開發。即使“胡妃(或蘇妃)之禍”確有其事，也難以成爲珠璣巷人大規模南遷的依據。綜觀上述族譜的記載，雖有種種版本，但都不失爲一個以文學記憶强化歷史記憶的言説歷史的模式。這也是民間言説歷史常見的一個模式：妃子逃離宫廷，進入民間。皇權不容，加以迫害。民間出現英雄，帶領百姓成功逃亡。百姓遂將英雄奉爲始祖，歷代不相忘也。在這個看似邏輯嚴密的歷史叙述中，透露出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首先，叙述者有意識地利用文學記憶手段强化歷史記憶，以促進移民彼此間的集體認同感，消融以地方性意識爲基礎的壁壘，從而達到整合移民群體的效果。在這一事件的歷史叙述中，良溪的移民都是來自同一地區，而且是因爲同一個事件携手逃難而來，這樣顯然有利於維護同宗、同族、以至同鄉的團結。無獨有偶，這種帶有凝聚意識的策略性叙事，還可見於江蘇灌雲、東海、沭陽、灌南、贛榆等地的族譜中，稱祖輩是因爲元末明初一次大規模的“紅蠅之瘟”，從富庶的蘇州老城閶門一帶集體遷至山東和江蘇沿海等地。“紅蠅之瘟”在《明史》、《清史稿》和各地方誌中都未見只字片語的記載，可見也是一個大規模移民事件的隱晦之説。通過對上述族譜叙事的觀照，不難發現英雄本身在族譜的歷史叙述中也已經被文學化爲一個具有凝聚作用的意象，通過他將來自四面八方分散的移民聚攏起來，並賦予其强烈的集體認同感。

　　其次，叙述者需要鞏固羅姓氏族在當時的地位。從族譜的種種説法看來，羅姓氏族可能在此次遷移中起到了帶頭作用，且佔據了遷移人口的重要比例。尤以《羅氏族譜》最爲典型，着重叙述了羅貴的功績：彼時牛田坊人心惶惶，唯有羅貴挺身而出，帶領珠璣巷居民緊密商議，及時組織遷移，並提出了移民共同開闢基址，互通婚姻，世代相好的規劃。

　　“衆議而相語曰：‘今日之行，非貴公之力，無以逃生。吾等何修而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後見公子孫，如瞻日月’。九十七人即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億萬之衆，而予等獨借公之恩，得賴逃生，何以相報？异日倘獲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後，各姓子孫，貧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貧者同堂共饗，各沾貴公之澤，萬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無相害也’。”

　　無疑，羅貴作爲足智多謀的英雄，在南遷良溪的過程中發揮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族群中獲得了德高望重的地位。加之衆多的移民先後扺達良溪，和當地土人共同開闢嶺南，他們迫切需要有效的生産生活秩序和權威的領導。於是叙事者假託各個姓氏之間的盟約“萬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無相害也”來達到這一目的。由此，羅貴代表羅姓氏族承擔起了廣府民係祖先的角色。從英雄身上折射出廣府人“少保守性，而富於冒險精神，敢於第一個吃螃蟹” 【3】這一特質。從珠璣巷南遷到良溪，正是廣府人勇敢開拓家園的重要一步，從而走向港澳和海外，在异質异域文化中積極地尋求生存。 

　　再次，在嶺南建立中原儒家文化忠孝節義的倫理觀念。移民來源不一，大多數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影響，這種觀念自然被帶到嶺南地區。九十七姓對英雄知恩圖報是其中的一個表現。至於族譜歷史叙述中的胡妃，也被賦予了這一意識形態色彩。香山小欖《麥氏族譜》記述的胡妃故事中提到，到張貴英欲血洗珠璣巷時，胡妃爲解珠璣巷人灾難，自己出來表明身份，要官兵不要傷害百姓，然後投井自殺，以示反抗。珠璣巷至今還留存有一座“貴妃塔”，據説正是元代珠璣巷人修建來紀念這位危難時刻拯救百姓的皇妃的。按照族譜的説法，胡妃並没有成功地解救百姓，最終還是導致了珠璣巷人背井離鄉，但她的忠貞大義，仍然值得紀念。這種濃厚的倫理道德觀念，顯然是修譜者有意融入歷史叙述之中的。在這一叙述中，英雄已經被抽象成爲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化符號，忠孝節義的倫理觀通過羅貴和胡妃得到體現。

　　胡妃（或蘇妃）説具有浪漫的傳奇色彩，較之其他説法記載得更爲詳細生動。歷史的真實用文學手段抽出來以後，衍化爲了一種文學記憶，這種文學記憶加深了歷史記憶，使得此説在廣府民係之中廣爲流傳，成爲這一歷史叙事的諸多版本中頗具代表性的一種。

　　

　　戰火意象

　　在番禺市橋《謝氏族譜》、臺山六村《陳氏族譜》、新會瀧水都蓮邊裏《麥氏族譜》等族譜中，均記載有爲躲避戰火，羅貴帶領珠璣巷97户33姓大規模南遷，最終到達江門良溪的事件。 

　　兹引《謝氏族譜》和《陳氏族譜》所載呈文如下：

　　“保昌縣牛田訪十四圖珠璣村歲貢生羅貴，居民麥秀、李福榮，黄復愈等連名團爲逃難俯乞文引早救生靈事。貴等歷祖辟住珠璣村，各分户籍，有丁應差，有田賦税，别無虧缺，外無違法向惡背良，爲因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猶慮難周，及今奉旨頒行，凡民莫敢不遵，貴等因思近處無地堪遷，素聞南方烟瘴地面，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遷移，今開居民九十七人團情赴大人階下，伏乞立案批給引文，經渡夾津岸陸，庶衆生早得路遷移安生有址，霑恩上詞。紹興元年正月初十日團詞人羅貴等。”（《謝氏族譜》）

　　“具呈陳猷、羅貴祖等九十七户爲逃難乞給文引救恤生靈事：歷祖向居南雄珠璣巷，各分户籍，有丁應役，有田賦税，别無虧損，别無違法，向係循良，爲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保四五猶慮難周。今奉旨將裏作寨，覆限批引，不敢有違。思忖近處，無地堪遷，聞南方烟瘴地廣人稀，欲投往安生。乞給文引，俾便遷行。開禧元年正月初五日上呈。”（《陳氏族譜》）

　　相關族譜還記載了移民的路綫及途中情况，移民到達珠江三角洲之後，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安排，在遷居地還受到當地土人的接待。新會瀧水都蓮邊裏《麥氏家譜》有雲：

　　“同文引等九十七名，并親眷附行甚衆，二十六日至香山縣岡州、大良，憑土人馮天誠接歇數日，會同來人赴縣告案，立籍繳引文，馮天誠、龔應達等保結赴縣。”

　　岡州大良地區即應是今天的江門市蓬江區良溪村。然而，經過諸多學者的詳細考證，發現所謂的呈文紕漏重重。從格式而言，“内中收録的所謂宋代行文，既非當時之式樣，且把明清時期的省、府等地方建制載於其中。且香山彼時尚未立縣，大良亦未曾屬香山管轄”【4】；從内容而言，各種族譜所載呈文在時間和具體内容上也自相矛盾，足以説明都是出於後人的僞造。但學界普遍認爲，上述資料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即表明瞭遷移的出發點、到達地和遷移過程。

　　兩段呈文中所提到的遷移原因，都稱“天灾地劫，民不堪命”，而南方“烟瘴地面”、“地廣人稀”，因此“欲投往安生”。我們知道，珠璣地區雖然山多田少、土地貧瘠，但因爲具備了近驛道、通水路的地利和發達的商業、手工業條件，自唐以來就成爲繁榮的南北商貿中心，吸引了大量移民入遷。古人曾這樣記述珠璣巷的繁盛：“商賈如雲，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竟是怎樣的“天灾地劫”，能讓珠璣巷人紛紛離鄉背井，跋涉到荒蠻烟瘴之地開墾家園呢？從族譜中所説的“及今奉旨頒行”、“奉旨將裏作寨”，得知是朝廷下旨要將民居改作營房，在此駐軍，珠璣巷人乃是奉旨南遷的。根據族譜所記載的時間，這次大遷移發生於紹興元年（1131）或開禧元年（1205），正值金兵南下肆虐，當時朝廷抗戰不力，戰綫節節南退。因此可以推斷，戰火應是導致珠璣巷人“十存四五”的重要原因，也是最終引發移民潮的决定性因素。

　　顯然，這些族譜假託公文的方式來陳述這段遷移的歷史，目的在於力圖逥避主觀的叙述。所有以歷史爲標本的東西都包含有文學記憶的手段。戰火，向來是歷史叙事中最尷尬的一個環節，族譜作爲家族内部相傳的資料，也紛紛采用了文學記憶强化歷史記憶的模式，對戰火進行隱諱的言説。例如兩段呈文所描繪的珠璣巷當時的民生狀况：有合理的户籍制度，現行丁役制度和賦税制度尚未搆成任何壓力，人民安居樂業，無虧缺，少違法，向循良。這種近乎武陵桃源的生活在南北宋時期是絶然不存在的，只能是民間修志續譜之人憑藉家族的意願和自己的想象虚構出來的烏托邦，通過這一帶有主觀色彩的文學記憶，向後世子孫昭示着他們曾經擁有一個安詳富足的家園，從而營造出一個巨大落差—“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僅寥寥數筆，却因爲前後的强烈對比更加突出了戰火這一意象中所藴含的苦難。一支移民隊伍被迫遷到良溪，經歷幾代十幾代人的艱辛開墾，終於獲得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逐漸走向家族的興盛發達。昔日戰火是先輩常常對他們提起的，也應是族譜中至關重要的一筆。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族譜，却對戰火含糊其辭，將被迫遷移的艱辛、在异域倔强求生存和成長的過程簡化成一個簡單的政治事件。

　　曾有針對廣府民係、潮汕民係和客家民係的自我評價進行的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廣府人認爲本民係更傾向於淡泊政治。”【5】戰火當前，廣府人的祖先選擇了遷離，避開衝突去尋找新的家園。從珠璣巷到良溪，這支遷民經歷的波折和苦難自不必説，但他們存留了家族的血脈，而今生生不息地繁衍發展。至於戰火意象背後所凝集的一個家族的血泪史，他們只好通過隱諱的方式來輾轉表達，集體的不滿情緒只在字裏行間悄然伸張。這既是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特殊的政治環境之下一種特殊的歷史叙事方式，也是廣府民係的文化特徵在歷史記憶中的一個典型表現。

　　此外，這種叙事方式也有利於移民與當地土著居民的相互制衡。一方面，移民將先進的農業生産技術帶到珠江三角洲，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果，另一方面，移民中的組織者多是貢生、進士等有文化之人，如《謝氏族譜》中提到羅貴的身份就是貢生。他們本身知識文化水平程度較高，思想較開化，在遷入良溪之後，也尤其注重培養子弟參加科舉考試，進入統治階層。因此，移民在當地迅速取得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可以説是反客爲主。將所謂呈文載入族譜，正是爲了保证入住權的合法化，並以這種涵蓋了特殊政治意藴的歷史叙事方式，换取土著居民的歸附和認同。南下移民與當地土著族群蒼梧和南越人融合形成了廣府民係的雛形，正是這種“兼收並蓄的開放精神，經過歷史的鎚煉，鑄造成了廣府人開放的人文性格。”【6】

　　

　　金錢意象

　　在廣東河南烏龍崗《曾氏譜源》、小欖《麥氏族譜》等族譜中，都有移民南下珠三角地區經商的記載，金錢成爲此類歷史叙事中的主要意象。

　　《曾氏譜源》詳細記載了家族由北宋延續至清末，經南雄珠璣巷中轉，輾轉至珠三角各地的遷移過程。其中提到：

　　“四十七派公説，字亦樂，行節一郎，徙甜水巷，爲甜水巷房祖，葬南雄路保昌裹東，配黄氏，宋干道三年葬番禺長洲大鬱園。”

　　曾昭璇先生在《從<廣州雜抄>看南雄珠璣巷移民嶺南》【7】一文中解釋到：“甜水巷爲番坊内主街之一，爲宋街，多住商販，曾植長子公説由南雄遷廣州，當爲經商原因。”“可見曾公説後代即居住在廣州甜水巷，爲商人後代。”

　　小欖《麥氏族譜》中，提到麥氏兄弟二人，麥必達“至黄閣，隸捐錢十萬，立石基以防水患”，麥必雄“居新會。帝時，出俗賑濟。”可見麥氏家族即便經歷遷徙，資財仍相當雄厚，在當地已然是商業大户。

　　在前文引述的《謝氏族譜》、《陳氏族譜》中也提到，羅貴等人之所以遷移到良溪，正是因爲這裏“田多山少，堪辟住址”。至此，我們有理由認爲珠璣巷人南遷，是受到了珠江三角洲有利的經濟條件的吸引。曾昭璇先生認爲，從唐代以後，珠江三角洲開發，各地建堤，水田面積增大，荒原成爲良田。及至宋代，民間廣米已經常年被販運到閩浙一帶，各地賑灾也靠廣米救濟。【8】同時，廣州也已經逐漸發展爲海外貿易中心都會，周邊城市的商業亦在起步之中。珠璣巷人本身多有資財，投資、開發能力較强。他們南下珠三角，亦農亦商，逐漸擴大了家族規模，從遍佈廣東地區，發展到廣西、海南、港澳臺、東南亞等地，最後漂洋過埠，直至歐美各國。誠如香港羅氏宗親會主席、廣東省政協常委羅景雲先生在《羅氏源流》一書的序言中所雲：“羅貴一家卜居於岡州蓢底（今新會良溪），至今880多年，子孫蕃衍，播遷廣東、廣西、海南諸省，港澳臺以及海内外各地，龐然三百餘支近百萬衆，蔚爲南國望族。”

　　重利是廣府民係一大人文特徵。對於價值取向，廣府人向來是“注重現實”、“不拘泥於歷史，不相信明天的許諾” 【9】。從珠璣巷移民落户良溪，到大規模興盛直至向海外發展的過程之中，廣府人的重商傳統一脈相承，金錢意象在相關的歷史叙事中貫穿始終。如今，廣東一些姓氏宗親和同鄉的懇親大會也已經成功舉辦至港澳臺、印尼、泰國、美國等地，而廣府人召開的“廣東南雄珠璣巷後裔聯合會”則從海内外吸引大量華僑返鄉。民係自覺性增强了家族乃至民族的凝聚力，推動了廣府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古老的族譜，則明顯體現了它的將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的叠加之力的巨大功能，它將廣府民係的分支和成員緊緊維係起來，將崇商、務實的傳統强調始終。然而，這種“自覺”，究竟是出自强烈的家族凝聚意識，還是别有動因呢？

　　曾昭璇、曾憲珊通過資料搜集和實地調查，列出珠璣巷移民家族797支，是目前最爲詳盡的統計。然而，“珠璣巷畢竟是一隅之地,當然不可能是衆多南遷移民的真正故鄉，至多只是他們的一個集散地。”【10】這有史可考的797支家族中，很可能混迹有當地土著的少數民族，更可能包納了一些從其他地方陸續遷入嶺南的移民。他們爲何要將自己附會爲珠璣巷後人呢？研究認爲，珠璣巷移民帶着先進的生産技術和厚實的經濟、文化基礎到達良溪等珠三角之地以後，逐漸反客爲主，成爲地方上控制的强大勢力。而其他家族“生活在一個珠璣巷移民占壓倒多數的社會環境中” 【11】，他們中間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做出了“認同於主流文化的選擇” 【12】。綜觀現有族譜資料，不難看出不少家族都有來源於中原望族或始遷祖是高官顯宦的記載，這些記載説法雷同且又紕漏甚多，極有可能是出於附會。金錢意象，並非不自覺地融入族譜歷史叙事之中，而是有意識的文學記憶手段。對於金錢的向往和追求，使得族譜的歷史叙事在某種程度上趨近於文學的想象。然而這一意象的融入，恰恰有助於族譜體現廣府民係的文化特性—通過文學手段强化的歷史記憶再次言説了歷史的真實。 

　　另一方面，隨着珠江三角洲的開發，某些已經取得一定經濟地位的庶民組織，自我意識和獨立的價值觀念迅速萌生。他們迫切需要一個集體認同的價值觀念，來對内維係，對外彰顯。廣爲流傳的“珠璣巷移民”傳説自然爲他們所采用，從而衍化出了衆多的家族神話。“他們利用從商業化得到的經濟實力，仿名宗大族建立起宗族組織來。這就使豪門大姓壟斷的宗族制走向民間，成爲庶民的組織。”【13】家族的興盛史和奮鬥史需要用文字去銘記，各式各樣的族譜便應運而生。

　　這些族譜的産生，雖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然而，它也以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相互滲透、相互扭結、相互衝突、相互轉化的方式言説着歷史的真實，並生成了作爲廣府民係生成地良溪的奥妙，而它派生出的三個經典性意象，作爲廣府民係的特定的文化符號，則將使廣府民係和良溪的美麗流傳到永遠。

　　珠璣巷人的大規模遷移，對今天廣府文化的現實意義不容忽視。前輩學者陳寅恪、岑仲勉及曾昭璇諸先生均認爲廣府文化興於宋而盛於明清，曾昭璇先生在《宋代珠璣巷移民對珠江三角洲農業的開發》【14】中更是提出：“今天嶺南文化主體即以廣府語系文化區爲代表，以珠璣巷遷民後代爲主體。”正是由於珠璣巷人大量遷入良溪等珠三角之地，在農耕勞作、生活起居、習俗信仰等方面迅速與當地土著相融合，共同孕育起了廣府民係，進而以其卓越的適應性、創造性成爲了廣府民係的主體部分，使得廣府文化大規模地興盛起來，並向海外積極擴展。  

　　珠璣巷移民家族作爲廣府民係的重要搆成部分，有史可考的就已近800支。他們是否都遷自於珠璣巷？是一次或數次大規模的遷徙，還是數百年間源源不斷地南下？數個版本的記載，究竟哪一種才是歷史的真實再現？本文一再强調的是，以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相互滲透、相互扭結、相互衝突、相互轉化的方式言説着歷史的真實，並生成了作爲廣府民係生成地之一良溪的奥妙，是叙述從珠璣巷到良溪這一歷史真實的各種族譜的共同歷史言説模式。由此。我們更需要看重的，是這些記載背後所藴含的集體心理訴求。所以，盡管諸族譜所記載的珠璣巷人南遷事件，在時間上不完全一樣，在遷移原因、路綫上更是衆説紛紜，但我們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强行爲這種錯亂恢復秩序。移民是活生生的人群，族譜中記載的歷史，實際上是一種思想史。文學記憶在這裏不是破壞還是加强、擴大了歷史記憶，它是以一種更爲生動、更爲有魅力的言説方式傳播着歷史事實。正是通過這些世代相傳的文學記憶方式，族群記憶得以鞏固和加强，人們循着歷史記憶，得以向家園回歸。每年清明，江門良溪的羅氏大宗祠和羅貴墓，都接待着絡繹不絶前來拜祭的子孫後裔。在這些後裔心中深深記憶的，也許正是英雄、戰火、金錢等與廣府民係生成有關的文化意象。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注釋：

　　[1] 熊育群：《水上來的祖先》，《上海文學》2007年第8期。

　　[2] 陳樂素：《珠璣巷史事》，《學術研究》1982年第6期，載《求是集》第二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 徐杰舜：《廣府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徵棗華南漢族族群研究之四》，《廣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

　　[4] 葉顯恩，周兆晴：《關於“珠璣巷”的傳説》，《珠江經濟》2007年第5期。[5][9] 黄淑娉：《廣東漢族三大民係的文化特徵》，《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

　　[7][8] 曾昭璇，曾憲珊：《從<廣州雜抄>看南雄珠璣巷移民嶺南》，《嶺南文史》1993年第2期。

　　[10][11][12] 葛劍雄：《南雄珠璣巷—中國歷史上的移民發源地之四》，《尋根》1997年第4期。

　　[13] 葉顯恩：《珠江三角洲的開發與近代化進程》，《珠江經濟》2007年第1期。

　　[14] 曾昭璇，曾憲珊：《宋代珠璣巷移民對珠江三角洲農業的開發》，199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