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正剛

　　有關羅貴南遷歷史的記述，是移民後裔的一種有意識的集體記憶。而這種記憶在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更有其特定的社會和文化的意義。

　　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專家學者近日通過對江門市棠下鎮古村落良溪村調研考察，在史料、實物和古迹的基礎上，提出良溪村是繼南雄珠璣巷之後，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海外文化交接又一個重要中轉站，名爲“後珠璣巷”。這一提法，對深入研究珠璣巷移民無疑具有推動貢獻，對地方文化建設也有積極的意義。

　　珠璣巷之名，至少在唐代已經出現。據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載，“珠璣巷得名始於唐張昌。昌之先，爲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避【唐】敬宗廟謚，因改所居爲珠璣巷。”另據雍正時郝玉麟纂修的《廣東通誌》卷53《占迹志·保昌縣附郭》記載，“珠璣巷在沙水寺前，相傳廣州樑儲、霍韜諸望族，俱發源於此。”沙水寺所在的沙水鎮是唐宋時期重要的驛站，“沙水驛在沙水鎮，宋嘉定四年知州鄒孟卿即漢節亭改建。”這可能與張九齡開鑿梅關有極大聯繫。

　　唐代以前，珠三角已有北方移民零星移入，據晋朝時的《交廣記》稱：“江揚二州經石冰、陳敏之亂，民多流入廣州，詔加存恤”。[1]但這時候的移民可能還没有經過南雄的珠璣巷。宋代北方戰亂，迫使大量中原士民經珠璣巷移民珠三角地區。南宋景炎元年(1276)，元軍南下攻陷南雄、韶州，當地士民爲躲避戰亂，遂南遷珠江三角洲。而南宋與元軍在新會崖山决戰的失敗，部分宋朝官民也多隱匿於珠三角一帶，“更易姓名，潜迹山中”。正是因爲戰亂，所以才會出現移民結伴而行的景象。

　　據史料記載，隋唐時期，珠三角大約有4萬餘户，北宋時增加到14萬多户，南宋時接近20萬户。這些人户的增加可能是政府對户籍的控制力加强外，更多的應該是移民的機械增加結果。宋代開始的大規模移民珠三角的歷史事件，到了明清時期，經過士人的不斷演繹，造就了珠三角地區家喻户曉的珠璣巷情結。清人何大佐《欖屑》引《南雄水水記》記述其先祖此次遷徙情形雲：

　　端平間，兄弟世居南雄保昌珠璣巷，至度宗成淳八年壬申(1272)詔出貴妃胡氏爲尼。九年癸醜，胡氏癲狂，出郡溺水。賈似道奏民間收匿，大索之。十月甲辰正日，人民畏懼，舉族奔逃，時無舟楫，我祖兄弟砍竹爲排，乘流漂泊，夜半突至連江口，潦水冲散，時偕伯祖九郎公及男仲遠、仲達、侄七三、七四，奔南海縣西林都華桂坊住歇，既而之小欖風山下，卜室三角社居焉。

　　又民國初年《南海九江傅氏族譜》記述：

　　成淳八年度宗失政，賈似道專權，遼兵犯界，皇妃奔關避難，潜躲南雄，市屠少者聚而笑之。後遼兵退去，……妃以事訴帝，帝怒，遂令笑者遷於一方，盡而屠之。民受其害，俱各逃走。……我祖昆弟慮禍，密延同鄉，時河道無船隻，結桴而流其下，日夜隨水漂流，至連州水口，約有萬餘人泊在河旁，仲冬十四半夜，狂風大作，潮水涌漲，勢不能檔，滚散其桴，男女淹死無數，滿江大哭，……惟我祖旋泊衆岡，其徙者或徙之高明、羅定、新會，或就南海、番禺，散之四方。

　　珠三角的族譜兒乎都千篇一律地記載了這一偉大事件，並出現强化了羅貴情結。近人黄佛頤編著《珠璣巷民族南遷記》(中山圖書館1957年印行)收集了明清時期編修族譜，其中番禹市橋《謝氏族譜》載：

　　宋季間，有宫人蘇氏，貌美性淫，貪私無巳。一夕，上幸宫，失調雅樂，上怒，命下冷宫，時季宋宫禁不嚴，妃乃潜逃，無人知覺。自度不可復入，因扮作游婦，混雜京省，踪迹飄泊，所遇輒投。時有富民黄貯萬，係南雄府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人。貯萬備船運糧上京，遂得至關口市下，灣泊船隻，備牲酬福。時有歌舞近前，似有獻媚之態。萬見女貌美，稍以意挑之，女即下船，與萬言娓娓不已，願托以終身之事，因載而歸。後來上行敕，復取蘇妃，而不知逃亡久矣。上怒，敕兵部尚書張欽行文各省緝訪，經年無迹，乃復奏，上準歇，不行追究。不知貯萬所遇之女子，即蘇妃也。已改姓胡，立爲寵婦矣。一日，其家人劉壯因隙走出，揚泄弊端，傳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查究，乃詐謂民違法作孽，會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計議，欲芟洗其地以滅迹，僞稱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有賊作亂，流害良民。冒挾聖旨准行，以南雄府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地方，擇地建築寨所，聚兵鎮守，應國泰民安等事。

　　時【羅】貴祖有婿粱喬輝，現在京都，任兵部職方司，得聞聲息，遂遣家人密報。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議，嚴行遷徙。時始興郡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億萬之衆，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璣里居民九十七家，貴祖密相通透，團集商議，以爲南方烟瘴地面，土廣人稀，必有好處。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處江山融結，田野寬平，及無勢惡把持之處，衆相開闢基址，共結婚煙，朝夕相見，仍如今日之故鄉也。衆議而相語曰：今日之行，非貴公之力，無以逃生。吾等何修而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後見公子孫，如瞻日月。九十七人即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億萬之衆，而予等獨借公之恩，得賴逃生，何以相報?异日倘獲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後，各姓子孫，貧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貧者同堂共饗，各沾貴公之澤，萬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無相害也。即簽名團詞赴縣陳告，準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準案結引，立號編甲，陸續向南而行。所有案卷文引，備列於後。紹興元年仲冬望後志。

　　謝氏族譜記載的這一内容新會瀧水都蓮邊裏《麥氏家譜》大同小异。但都突出了羅貴對這次大移民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爲了强調這次移民的合法性，幾乎所有的族譜都中明羅貴率衆南遷以及到落籍定居，是經過官府批準而進行的。新會《麥氏家譜》記載時間爲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醜，羅貴等97家申請路引南行時是“以竹結筏，浮湞水而下，至連州水口，遇風筏散，溺斃男女無數。至廣屬香山縣黄角、大良，各投土人草屋安歇，分尋居住，成聚落焉。”族譜還附録了有關珠璣巷南遷的《赴始興縣告案遷徒詞》、《赴南雄府告案給引詞》、《知府鐘文達批詞》、《赴難團詞人九十七名》、《南雄府文引》、《赴岡州告案立籍引詞》，《岡州知縣李叢芳批詞》和《羅貴等之供結》等文件。

　　據《赴始興縣告案遷徒詞》稱：羅貴聽説“南方烟瘴地面，土廣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遷移，今備簽九十七名，歷情赴大人階下，伏乞立案批給文引，經渡關津岸陸，俾得路引遷移，有地安生，戴恩上詞。”落款日期爲“紹興元年正月初五日”。《知府鐘文達批詞》中有：“準案給引，此照通行”。

　　今良溪村委會編纂《羅氏貴係源流》載有《珠璣村三十六姓九十七人流徙銘》記述：“珠璣流徙，羅諶鄭張，尹文蘇謝，陳麥盧湯，温胡趙伍，曹歐李樑，吴馮譚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陸，高葉鄧劉，九十七人，開闢烟瘴，三十六姓，永鎮南方，子孫萬代，爲國棟樑，文經武緯，愈遠愈昌。”這一銘文在不同的族譜中有所不同，番禺市橋《謝氏族譜》記載的是《珠璣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銘》。不過，30多姓97人的集體行動應該是可能的。所有銘文都以“羅”爲第一姓，後人進而解釋爲羅貴爲南遷領袖。1982年香港羅氏宗親會出版《豫章羅氏源流考》甚至指出此銘爲羅貴所作。

　　流傳至今的這些文件，其真實性已經令人疑竇叢生。單從這些文件涉及的地名、稱謂和文句來看，漏洞很多，讓人難以相信。譜中記載的地方行政建制爲明清格局。史學家陳樂素教授對珠璣巷後裔家譜中有關羅貴南遷文獻時指出，宋只稱南雄州，不稱南雄府。作爲官府文書絶對不可能對自己的行政區劃用錯，更不會使用根本不存在的政區名稱。還有就是宋代一般稱“貢士”，而不稱“貢生”。這些稱謂基本上都是明朝人的記載。他還説，明初珠三角士人在追述其先世時一般只稱南雄人，而不説珠璣巷。但萬曆年間，珠璣巷已經成爲珠三角七人經常談及的話題。[2]所以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2《地語》中説：“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

　　明末番禺人黎遂球在《蓮須閣集》“度梅嶺記”中説，“當宋南渡時，從嶺内避亂諸豪杰，【卜居珠璣巷】……則今珠璣巷不過寥寥數十人家，姓氏俱异。何吾鄉諸大姓，俱雲從彼至哉!予每過此，輒下馬盤桓，深信如所雲。”但他接着説，宋元時，珠璣巷居民爲何南遷，“俱不可知。夫自宋至今，不過四五百年，以予祖宗所居止，子孫猶不能識，况乎逆旅所值，能不慨然。”

　　但傳説並不意味着就是假説。明清時期，士人和民衆對“珠璣巷南遷”的重視，並根據傳説，悉心還原那段模糊不清的歷史面目，留下的大量族譜、詩歌等文獻，肯定有其合理的内容。至少在證明珠三角民衆的祖先在兩宋時期經過南雄逐漸向南部遷移，開發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劉志偉先生在《族譜與文化認同：廣東族譜中的口述傳統》中指出，由於在現存族譜中很少見到明中期以前的版本，明代前中期廣東大族在編纂族譜時，所能追述的祖先只是到宋代，再往前追述，要麽是無法考查，要麽就攀附家世。實際上，廣東地區的族譜編纂，是在明代以後才逐漸普及起米的，其世系一般都只能追溯到入粤祖或始遷祖，更早的祖先多不能知悉[3]。

　　明清時期士人對其加工，一方面可能是源於移民後裔的歷代傳鈔或口述之誤，另一方面則可能是明清士人將其先輩南遷的歷史加以國家化或王朝化，顯示他們的先祖是響應王朝號召而南下開發。明清時期族譜之記載，大多是歷代“口述史”的延續，其中難免會因年代久遠而穿鑿附會。明清士人爲了迎合社會需要，或出於各種目的，留下了不少詩文歌頌羅貴，贊美珠璣巷。但這些士人對珠璣巷南遷史事，也是據之傳聞，各抒己見。也有人對南遷之説提出質疑。霍韜在《霍渭涯家訓》中説，其霍氏祖先出自太原，“其遷南雄珠璣巷，或曰秦時徙中國民五十萬實南粤，或曰靖康間避兵南徙，未知孰是。宋末由南雄南徙南海，或曰嬉笑皇姑被謫，或曰匿皇妃罪謫，二説亦無稽。”應該説，明清廣東地區的家譜，很多都是在口述史的傳統基礎上，由士大夫加以改造而成，從而建立一種以士大夫文化爲指向的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4]

　　葛劍雄認爲，羅貴南遷等文獻的用詞和格式大致可以確定是産生於明代。但一個家族從遷移到定居再到繁衍成爲一個人口衆多的新家族群體，有必要並有可能修成家譜，是需要好兒代人的時間。所以這些家族的始遷時間必定發生在明代以前很久，推定南宋是比較符合的。而族譜中强調持有官府文書，則是後人編造出來，無非是證明其祖先遷移的合法性，而强調貢生的身份，是顯示其家族具有比土著和其他移民家族更高的社會地位。一旦這種説法成了移民社會的主流，其他移民家族也會在從衆心理的驅使下，將這類文書移植到自己的家譜中，最終形成一種廣泛的説法。[5]

　　這裏要特别强調的是，明代嘉靖以後，地方上流行修族譜、建祠堂的風氣。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疏請“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准許天下臣民於冬至日祀始祖。至此，天下士庶祭祖的法定地位才確立下來。科大衛等認爲，嘉靖年間關於祖先祭祀的禮儀改革似乎與“大禮議”有關，在大禮議中，站在前臺支持嘉靖帝的官僚如霍韜、方獻夫等人都是廣東士大夫，正是在這些“大禮儀”中大力主張“孝道”的士大夫大推動下，明中葉後，宗族制度在廣東特别明顯地普及開來，修建宗族祠堂已成爲一種絶對合乎時尚的行爲。明清時代，族譜附會非常普遍，清初朱軾(1665-1716)《朱文端公集》中有《族譜辨异》一文雲：“譜立而族屬真僞益雜然莫辨也。寒門以趨勢而冒宗，世家以納賄而賣族，一議立譜，主者坐而居奇，附者趨若走市，列昭分穆，硬排生插。”這類附會，在明清珠三角修纂的族譜中頗爲普遍。因爲只要祖先是品官，族人建家廟式的祠堂，就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6]

　　不過，在上述珠三角保留下來的民間文獻中，今天的良溪是一個極重要的角色。《南雄府文引》稱移民南遷出發日在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有效期爲四月二十日。羅貴於正月十六日携帶五個兒子及文引中的九十七人起程向南出發。新會瀧水都蓮邊裏《麥氏家譜》記載説，三月二十六日，羅貴等移民扺達香山縣岡州、大良，“憑土人馮天誠接歇數日，會同來人赴縣告案，立籍繳引文，馮天誠、龔應達等保結赴縣。”紹興元年五月初六日羅貴等叩呈《赴岡州告案立籍引詞》中，又説四月十三日來到邑屬岡州大良都古朗甲朗底村，“盤費乏盡，難以通行，借投土人龔應達草屋，……團赴岡州大人階下，俯乞立案，安插各處增圖定籍，保恤生民。”朗底村即是今良溪村，這是珠璣巷移民安家落户的重要中轉站。新會良溪《羅氏族譜》載，羅貴，原名以達，字天爵，號琴軒，“始祖琴軒自宋高宗紹興元年，因避蘇妃之難，由珠璣巷遷新會朗底，即良溪也。”

　　羅貴南遷岡州(新會)開基立業村落爲良溪(今江門市蓬江區棠下鎮北面)，舊稱蓢底。因地多低窪沼澤，長滿蓢草而得名。羅貴等挖掘小河，疏通濕地排水，蓈草逐漸被滅，遺下肥沃田地、池塘和溪水，遂改稱良溪。村中“羅氏大宗祠”建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是良溪羅姓村民紀念羅貴的公共場所，供奉羅貴爲始祖。羅氏大宗祠在2004年被江門市人民政府定爲市級文物保擴單位。羅氏大宗祠有一長聯道出良溪與珠璣巷之關係：“發迹珠璣，首領馮黄陳麥陸諸姓九十七人，歷險濟艱嘗獨任；開墓蓢底，分居廣肇惠韶潮各郡萬千百世，支流别派盡同源。”有意思的是，對聯中居然没有出現羅姓。

　　位於江門市棠下鎮倉下山麓的羅貴墓誌雲：“本山坐鳳翮懷中穴，始祖貴，錦裳子，原名以達，字號天爵、琴軒，南雄府學廪生，誥封中憲大夫，贈吏部尚書。金氏、田氏誥封四品恭人，贈一品夫人。由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沙水村珠璣裏始遷岡州蓢底，即新會良溪，爲南遷羅氏始祖也。紹興元年十二月立。”而上述文獻記載羅貴是這一年遷徙入良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這一年逝世。從墓誌中的“南雄府”來看，應該是明清時期移民後裔所立。因爲宋代有南雄州，元代有南雄路。而南雄府則設於明代，清代改爲南雄直隸州。

　　目前能够看到的有關珠璣巷移民文獻顯示，珠璣巷就是在明清時代由士人鼓吹起來的。《羅貴等之供結》反映了這些文件的製造者水平並不甚高，而且明代制度的痕迹十分清晰，其中説紹興元年“蒙州官準案，逐一編定新圖，開報排裏，分住各村，具結報投州應造册務，大良都古郎底村開圖居民新增都圖，以定户籍，新充新圖一甲里長羅貴，裏排麥秀、李福榮……，今相與結爲奉上明文行堪攢造黄册事，……”，便是一列。

　　明清時期是廣東地方社會逐步走進王朝的重要時期，各種利益和資源的佔有與配置，需要人們打亂原有的祖籍觀念，重新建立一個新的規則，而這個規則既能爲大多數人接受，又能凝聚和團結周邊的人群。因此，羅貴情結將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們整合到一個旗幟下，强化移民彼此間認同意識。甚至連土著在心態和行動上也認同移民後裔塑造的珠璣巷情結，冼氏家族就是例证，《嶺南冼氏宗譜》記載説，大良房一世祖榮，字千三，號萬一，宋處士。神宗元豐元年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廣州西隅，是爲始遷之祖。

　　明清時期，珠三角地區沿海、河流一帶存在着數量較多的以水爲生的疍户，這些人在當時被視爲賤民。珠璣巷情結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證明自己的祖先來源於中原望族，劉志偉在《附會、傳説與歷史真實》中認爲，明朝征服廣東後，爲建立王朝統治秩序，一是把原來地方軍事豪强控制的人口收編爲軍户．二是將無籍之人收編入軍隊。這些措施是當地人口大量定居下來並編入國家户籍的重要契機。南遷移民在明初通過編入里甲，獲得了編户齊民的身份。而國家通過户籍登記、收集軍伍等途徑，也把權力介入到了珠三角的開發過程中。珠璣巷南遷文引顯示的就是移民合法的定居與辦理户籍登記，强調移民入籍，很顯然是配合明初里甲户籍制度的開展。而之所以要强調祖先來自珠璣巷，目的可能是編入民籍，因爲當時當地土著的“疍户”大多被編入軍户。而軍户承擔的差役負擔很沉重，社會地位也相對低下。[7]

　　因此，有關羅貴南遷歷史的叙述，無論其真假如何，都是後來被刻意記録下來的，是移民後裔一種有意識的集體記憶。而這種集體記憶在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更有其特定的社會和文化的意義。在珠三角一些珠璣後裔分佈的高密區(如珠三角西岸的佛山、香山、五邑地區)，珠璣後人占到了80％以上。而珠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主要的僑鄉，珠璣巷也成爲僑居世界各地華僑華人祖籍地之一，不少海外人士來到珠璣巷認祖。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

　　注釋：

　　[1]《珠璣巷兒書之三》，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本文資料來源均出自《珠璣巷從書》各輯，特此説明！

　　[2]陳樂素《殊璣巷史事》，載《求是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

　　[3]《中華族譜研究》，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年。

　　[4]劉志偉《族譜與文化認同：廣東族譜中的口述傳統》，《中華族譜研究》，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年。

　　[5]葛劍雄《在歷史與社會中認識家譜》，載《中國譜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7]《中國譜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