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誠

　　在南江流域，先秦時期考古遺存十分豐富，不僅地點數量多，出土的青銅器也最多。此外，還發現數量不多的古人類洞穴遺址和漢代遺存。從出土的漢式器物，可以看到漢越文化的逐步融合，可以證實南江與鑒江是海上絲綢之路與内陸地區的對接通道之一。

　　

　　南江是西江上游的主干支流之一，源於信宜市的合水鎮鷄籠山、平塘鎮的平塘河和茶山鎮的大營坳。南江流域的主幹流和支流主要流經今雲浮市轄屬的羅定、雲安、雲城和鬱南，主流自南向北，在鬱南的南江口鎮匯入西江。本文以這一區域的考古發現爲主綫，對南江流域的早期文化進行探討，從中考察其文化發展的進程及相關的問題。

　　

　　一、南江流域早期文化的分佈

　　經過文物考古工作者幾十年的努力，我們對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已有初步的認識。在羅定一帶，先秦時期的考古遺存十分豐富，不僅地點數量多，出土的青銅器也最多，在圍底鎮和船埗鎮，有多處先秦時期的遺存，而在太平鎮和羅平鎮，則有以青銅器爲主要隨葬品的墓葬。此外，還發現數量不多的古人類洞穴遺址和漢代遺存。雲安和鬱南發現先秦時期考古遺存不多，較重要的是蟠龍洞古人類化石，其他有零星分佈的戰國墓和漢墓等。

　　

　　二、南江流域早期文化的主要發現

　　就目前資料所顯示，蟠龍洞古人類化石是南江流域地區年代最早、也最爲重要的古人類遺迹，發現於1987年[1]。蟠龍洞位於雲浮雲城區北面的獅子山西麓，爲石灰岩洞穴，裂隙型發育，總長526米。洞口向東，高出地面12米。洞前有溪流。從洞口内進40米處有黄褐色膠結堆積，含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堆積中出土2枚智人牙齒化石，其中一枚爲前臼齒，另一枚爲臼齒，初步觀察，其形態特徵較爲古老，判斷屬於早期智人化石，哺乳動物化石群中有東方劍齒象、納瑪象、大熊猫、中國犀、巨貘、巨羊等絶滅種類，生存年代當爲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約爲10萬年前後。如判斷無誤，則蟠龍洞人與封開垌中岩人大體同期，屬於遠古時期“西江走廊”中古人類東進的一支。但堆積中惜未見文化遺物。

　　在羅定的蘋塘下山洞也發現有人的化石。該洞位於羅定城區東面21公里處,在洞内堆積的第二層出土一段人的撓骨,殘長178毫米,骨壁厚3毫米。石化程度一般。骨體表面一端有豪猪啃咬痕迹。共存動物化石有黑鼠和一些破碎的獸骨。據堆積情况分析,時代爲舊石器晚期,人骨化石可歸入晚期智人。與人骨化石共存有60餘塊破碎蚌殻。個體較大，且堅硬厚重。其中一些有人類加工痕迹，有的標本邊沿有兩處平直截面，刃部鋒利；不少標本保留有經人爲加工使用後所形成的直刃；還有的標本留有受火烤熏過的黄褐色殻面。發掘者認爲這是人類加工使用的蚌器[2]。

　　羅定金鷄的飯甑山洞内堆積物的第二層，出土5件石製品。均爲礫石製作。有砍砸器、石錘和刮削器。其中一件刮削器是石片製作，有一個弧刃，刃面有經多次打擊留下的片疤。另有一件刮削器是用小礫石製作，向兩面加工出一個刃緣，經多次打擊，刃部留有修理疤。砍砸器用錘擊法打制，刃面陡直，這類陡刃器在兩廣地區分佈普遍。這批石器中個别已出現兩面打擊技術，較之上述各地點的石器形態顯然要進步一些，可確定其年代爲舊石器時代晚期[3]。

　　上述幾處舊石器時代遺存，是探討現代中國人起源問題富有人類學意義和極具考古價值的資料。

　　新石器時期的遺址發現較少，在鬱南縣平臺大橋頭村背嶺遺址，早期的遺物可見有陶鼎足和磨制的扉細岩石器[4]，與封開縣杏花鎮烏騷嶺墓地出土的同類器相同，同屬於石峽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我們稱之爲“烏騷嶺類型”。這是粤北地區石峽文化向粤西傳播或居民遷徙越過西江到達南江地區，並與土著民相處的第一罅個地點。

　　羅定有衆多的山崗遺址，顯示那裏在先秦時期有着較爲發達的古文化。船埗鎮的舊縣頂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雲雷紋、夔紋、方格紋等組合紋飾，年代在西周至春秋時期；河邊山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雲雷紋、勾連雷紋、方格紋、曲折紋、水波弦紋和米字紋，年代在東周時期；河口鯉魚崗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勾連雷紋、方格紋、水波紋和重圈紋，年代亦當在東周時期。圍底鎮的山頂崗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水波弦紋和方格紋，年代應爲戰國時期；籬山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勾連雷紋、夔紋、水波弦紋、米字紋和錢形戳印紋，年代爲東周至西漢時期；中學背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雲雷紋、方格紋、米字紋、水波弦紋、戳點紋和梳齒紋，年代應爲戰國時期。黎少鎮的三家店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亦爲方格紋、戳點紋和梳齒紋，年代當與中學背遺址相同，即戰國時期；榃辣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勾連雷紋、米字紋、水波紋和戳印方格紋，年代亦當爲東周至西漢時期。 塘鎮的長岡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雲雷紋、水波弦紋、米字紋和戳印方格紋，年代亦爲東周至西漢時期。羅鏡鎮的羅罅岡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水波弦紋、戳點紋、篦點紋和凸塊紋，年代當屬戰國時期。羅平鎮的獅子山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方格紋、水波弦紋和簡化米字紋，年代可能晚至西漢時期；牧牛河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方格紋、勾連雷紋、席紋、水波弦紋，年代爲周時期。横洞村後的李屋頂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方格紋、勾連雷紋、夔紋、乳丁紋、篦點紋和曲折紋，年代大致在春秋時期。在鬱南縣羅順鎮咕嚕山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紋樣有方格紋、雲雷紋、水波紋、篦點紋和曲折紋，年代大致在商周時期[5]。上述這些遺存，多少反映了這時期活躍在南江流域的土著人的生活情景。

　　最令我們關注的是兩座以青銅器爲主要隨葬品的周代墓葬。一座是位於羅定市太平鎮太平河東岸的南門垌山崗。爲長方形竪穴土坑墓，長4米，寬2米，深1.7米，墓向230°。隨葬器物136件，有青銅器鼎、缶、鑒、鐘、鉦、盉、人首柱形器、劍、矛、戈、鉞、斧、鏃和陶缶。其中鼎、盉、鑒飾蟠螭紋、綯紋，鑄造精緻；甬鐘6件，但所鑄飾勾連雷紋各有不同，似屬凑合起來的編鐘；43件銅鉞鑄造後尚未使用，説明墓主人擁有大量武器；陶器紋飾爲勾連雷紋與方格紋組合。推斷該墓的年代爲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6]。

　　另一座是位於羅定市羅平鎮横垌村的背夫山墓，1983年清理，竪穴土坑墓。墓長4米、寬2米、深2.3米。出土青銅器、玉器、陶器、石器、原始陶瓷器共116件，在97件青銅器中，有人首柱形器4件，其餘的以兵器最多，有戈、劍、矛、鉞、鏃等。此外爲飲食器、盥洗器、樂器、儀仗器、工具等，出土時排列有序。年代爲戰國早期[7]。該墓墓坑基本完好未被擾亂，隨葬器物在墓坑内呈縱綫排列，組合完整成套，排列有序，大多數是實用器，其中以兵器和工具的種類和數量較多，鼎是越式鼎，陶器花紋是廣東常見的組合印紋。在墓坑底部設腰坑埋一件陶瓮。四件人首柱形器分作兩對竪放於墓坑兩端，各種隨葬器物放置有序，説明當時有一定的埋葬規格和儀式。出土器物中，獸耳銅鑒、銅三葉矛、叉、鋸、鐮和陶豆，是廣東首次發現。有的隨葬器物具有中原青銅器的特點，也有不少器物反映了廣東與南方各地青銅文化的聯繫，更多的器物具有廣東本地的文化色彩，如人首柱形器。墓葬器物出土時，青銅器多見織物包裹痕迹。其中，鑒内有竹編織物的痕迹，劍套在漆黑地朱繪雲雷紋的木鞘内；箭鏃捆放在黑地朱繪的矢箙内；部分鏃鋌尚見有綁扎的殘木槀；矛、鉞、斧、鑿等器的銎口内亦見有殘木。爲瞭解當時工具、兵器的使用情况和紡織、制漆、青銅鑄造工藝提供了證明材料。輪制原始瓷器的出現，證明當時嶺南的陶瓷製造已達到較高水平。

　　羅定的這兩座墓都是典型的嶺南越人墓，很可能就是當地小方國君王或將一級的墓冢，爲研究當時的埋葬制度提供了寶貴資料。

　　此外，鬱南縣桂圩鎮社村大竹山也發現一座戰國時期土坑墓，出土大陶瓮、陶碗和銅劍、銅斧。雲城區的大紺山，出土兩件銅甬鐘，應爲周時期之遺物[8]。

　　透過以上的梳理，可以認識到，大約在幾萬年以前，古人類已在南江流域生息活動，新石器時代人口有一定的增長，而至商周時期則有了較大的發展，故而在南江流域留下了相當數量的遺址和墓葬。尤其是羅定盆地，環境寬闊，土地肥沃，爲當時人類的居住和生産提供了優良的自然條件。《逸周書·王會解》載商朝初年伊尹受商王成湯之命，“於是爲四方之令曰：……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裏、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這是有關南方小方國向商王朝進貢南海地方特産的描述，這些小方國，其地望大體都在今兩廣的範圍内，甌即其後的西甌，桂國在今桂林一帶，損子、産裏地屬漢之烏滸，即今湛江、茂名與欽州、玉林一帶，九菌亦即後來的九真，其餘小方國，其地望亦當在上述地域的附近。《山海經·海内南經》雲：“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鬱水南。”其中離耳國即今海南之儋耳，因其民用飾物墜耳，使之下垂近肩爲特色，現海南黎族尚有此遺俗。北朐國疑即北户，其地在今越南中部。雕題，又作雕蹄、雕踶，是指用丹青之類涂於刺刻的臉額上，爲文面的一種，是嶺南古代民族較普遍的一種風俗，亦包括文身，且往往與黑齒、鑿齒（拔牙）聯文，如《楚辭·招魂》中説：“魂兮歸來，南方不可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爲醢些。”鬱水，在今珠江水系主幹西江上流。上列諸方國在鬱水之南，亦即在嶺南的範圍内。在肇慶市鼎湖區桂城龍一村東北面的蜆殻洲遺址，南距西江300米。遺址面積2萬多平方米。已清理墓葬27座，發現人骨架31具，大部分爲單人葬，也有雙人合葬和三人合葬。葬式以側身屈肢葬爲主，也有蹲葬、雙手反捆俯身屈肢葬，部分頭骨上有人工拔齒痕迹，考古年代爲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9]。這些土著居民，應就是雕題族，在商周時期則立爲小方國。

　　周時期，嶺南地區的衆多小方國也經歷了分分合合的兼併戰争，至戰國時期，粤西地區大體上已僅存西甌、駱越、裸國等方國，故南越國趙佗有“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之感嘆。南江地區的小方國，亦應被西甌國所兼併，其南面之鑒江流域則納入駱越國所轄。這從考古資料也有反映。如銅人首柱形器，僅見於西江流域，東可見於肇慶松山戰國墓，西則見於廣西象州。又如銅器上的“王”字形徽記，亦主要見於西江流域，其他地區所見者均應是從西江地區所輸出之物。在高州南塘出土的弓形格青銅短劍，則不見於西江地區，而多見於廣西南部地區。説明這兩個地區的族屬雖泛稱百越，但亦有一定的區别，這正是西甌與駱越各自特徵的顯現。

　　周時期南江地區有如此發達的青銅文化，這當然與嶺北的楚文化、華東的越文化有密切關係，但也與嶺南銅礦的開發有關。南江地區的東面有陽春的石緑銅礦，西漢南越國曾在此採礦冶銅，推斷戰國時期這裏應已採礦冶銅，在陽春發現的銅錠及其他銅器已是明证[10]。南江地區的西面有廣西北流縣，那裏已發現了漢代冶銅的遺址。嶺南地區的冶銅遺址，對南江地區發展青銅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南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發展

　　秦發動統一嶺南的戰争，主力部隊中的一支下漓水，再轉入西江，但受到西甌與駱越人的頑强扺抗。血戰三年期間，南江地區的越人也應參加了這場戰争。及至統一嶺南的戰争結束，秦置南海郡，只是在西江中游設四會縣，而越人較爲密集的在西江上游地區却未設一縣，反映了秦王朝對土著越人的戒備心理和防範措施。又至漢武帝滅南越國後，則在西江沿岸設置了廣信（今封開、梧州）、端溪（今德慶）、高要（今肇慶）等縣，其中端溪即爲今之南江的古名，漢朝在南江與西江交匯處設置端溪縣，正是管理南江地區的需要，不過，漢王朝仍然未敢將縣治放在南江的中心地區（今羅定），這同樣是出於對土著越人的戒備心理。雖然如此，漢文化對南江地區的影響仍然是明顯的，如前述的羅定榃辣遺址和長岡遺址所見的陶器上的戳印紋，是越人接受漢文化中的封泥形式所産生的紋樣；雲浮托洞的三蛙形足大銅鼎，也是南江越人接受漢人鼎式器物的産物。隨着漢文化對越人區影響的深入，南江地區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漢文化因素，如雲浮安塘鎮古寵村、雙龍村、都騎六合崗尾村都發現了東漢時期的磚室墓，出土的陶器鼎、簋、魁、温酒樽、井（模型器），都是典型的漢式器物[11]。漢越文化的逐步融合，奠定了南江地區文化發展的基礎。

　　經過漢時期土漢文化的融合，漢政權得到了鞏固，漢人入遷南江地區的數量增加，故而於東晋永和七年（351年）將龍溪縣（今德慶）改置晋康郡，在南江流域地區立龍鄉、晋化、夫阮三縣。義熙九年（413年）又將晋康郡治遷至龍鄉（今羅定船埗、羅鏡一帶）。隨着漢人的大量遷入，南齊建安四年（497年）更將南江地區的建置分爲兩郡，即晋康郡，下轄安遂、晋化、夫阮：廣熙郡，下轄龍鄉、羅平、永熙。這固然與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管理有關，但亦與朝廷安置土著俚僚頭人爲官以及封侯賣官的政策有密切關係，肇慶發現的東晋初期“泰寧三年”（325年）“廣州蒼梧廣信侯”墓即爲一例。此外，在羅定羅鏡鶴咀山發現的一座較大型的南朝墓，很有可能就是當地土著人爲官的墓葬，這座墓葬全長9.3米，最寬4.5米，雙墓道及雙棺室，雖然有鋪地磚，但棺室地面有木柱洞，應是承托棺木的設施，這也是一種類似干欄式的結構，更進一步證明屬於土著人的墓葬。隨葬器物共68件，除大量青釉瓷器外，還有金飾、銅鏡、鐵器、滑石猪等。金器有指環和手鐲，手鐲上的神獸瑞草圖案爲西亞風格，應屬舶來品[12]。考羅鏡河即爲南江上游，與源於信宜的鑒江相鄰，鑒江自北向南流經高州、化州，至吴川入海，羅定出土的這件西亞風格的手鐲，有可能就是從海道再轉這條水道所輸入。因此，以鑒江和南江作爲南海絲綢之路與内陸地區的對接通道之一，是言之成理並有物爲证。樑朝時，漢人落籍於南江地區的陳法念被委任爲刺史，隨後陳姓大族逐漸成爲當地豪强統領，至隋唐時期，南江陳氏與高凉冼氏、欽州寧氏雄霸粤西，南江地區亦由此而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作者單位：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釋：

　　[1]陳耀昇主編：《雲浮文物志》，1990年内部出版。

　　[2]宋方義等：《羅定飯甑山岩、下山洞穴遺址發掘報告》，《人類學學報》1989年2期。

　　[3]同{2}。

　　[4]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年發掘資料。

　　[5]羅定市博物館、鬱南縣博物館調查資料。

　　[6]徐恒彬：《廣東羅定出土一批戰國青銅器》，《考古》1983年1期。

　　[7]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羅定背夫山戰國墓》，《考古》1986年3期。

　　[8]鬱南縣博物館、雲浮市博物館調查資料。

　　[9]廣東省博物館等：《高要縣龍一鄉蜆殻洲貝丘遺址》，《文物》1991年11期。

　　[10]陽春市博物館資料。

　　[11]同[1]。

　　[12]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篡委員會編：《廣東省誌·文物志》第三章，墓葬，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