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天杰

　　作爲世界最早的有閘運河，靈渠綜合地實現了分水、引水和泄洪等項功能，在世界水利史上堪稱奇迹。它溝通了湘江和灕江，將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連在一起，從而成爲中原到嶺南的“第一路”。

　　一道南嶺横亘在嶺南與中原大地之間。在現代人的眼中，這兩個地域之間的交通往來根本就不存在着什麽問題；可是，南嶺（包括都龐嶺、九嶷山、九峰山、大庾嶺、九連山等等），在古代人的視野中，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户限，這也是嶺南開發相對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麽，嶺南與中原的直接聯繫始於何時？中原到嶺南的“第一路”又存於何地？

　　嶺南歸化中原的時間，前人有三種説法，即西周説、東周説和秦漢説。

　　主“西周説”的有明代的郭棐，其《粤大記》卷二《事類記·武周開周》謂“周武王既滅殷……十八年夏，王南巡狩，陳詩至於南海。”由明入清的屈大均也贊同《粤大記》之説，其《廣東新語·地語·南交》謂：“南交者，粤也，陶唐之南裔也，故舉南交而可以概粤矣。然史稱周武王巡狩，陳詩南海，又詩曰：‘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則舉南海，又可以概粤矣。”

　　主“東周説”的，有明代黄佐的《廣東通誌》：“楚子熊惲受命鎮粤，至此開石城，建樓以表其界。”據説他的這一主張來自《史記·楚世家》，而《楚世家》關於這一事實的記載是“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裏。”熊惲因從其侄兒手中奪得楚國王位屬於來路不正，所以他不得不討好周邊的其他諸侯國，更要對名義上的共主——東周惠王表示禮敬。周惠王也順水推舟，讓他去鎮壓“南方夷越之亂”，楚成王便乘機開疆拓土，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

　　主“秦漢説”的，是西漢的劉安和司馬遷，還有明代的丘浚。《淮南子·人間訓》：“秦皇挾録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内郡挽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禄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樑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四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淮南子》没有記載屠睢進擊嶺南的具體時間，秦始皇是在二十六年最終擊滅山東六國的，而他又在三十三年另外徵集兵力進攻嶺南，則他派出進擊嶺南的第一次軍事行動，當在秦始皇二十六至三十三年之間。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他死後不久，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爆發了。此後的嶺南，按《史記·南越列傳》的記載：“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吴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争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絶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裏，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陽山、湟溪關曰：‘盗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劉邦死後，吕後執政時，南越國與朝廷又曾發生矛盾，趙佗曾自號南越武帝，一直到漢文帝即位，再次派遣陸賈出使南越，趙佗才去帝號，表示歸順朝廷，這是後話了。而明人丘浚在《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開頭即言“嶺南自秦時入中國”，實際上也是主張秦漢説的。

　　在這三種主張裏，據目前我們掌握的史料來分析，第三種説法是最爲合理的。理由大致有二：首先，我們必須注意文獻發表的時間。主“西周説”與“東周説”的都是明清人，而主“秦漢説”的主要是西漢人。我們並不否定，後人在史料的搜集考證上有可能會出現某種突破，但一般的規律總是，距離所描述的歷史更近一些的歷史學家，在掌握歷史事件的細節上具有先天的優越性。

　　其次，我們還必須具體分析三種主張所依據的歷史文獻的可信程度，哪種主張所依據的歷史文獻漏洞最少，則該主張的可信程度當然就越高。“西周説”帶有明顯的漏洞，作爲佔領黄渭流域的部族，周聚合“八百諸侯”進攻黄河中下游的殷商，並取而代之。周朝建立之後，其統治範圍一直維係在黄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範圍内，這是史學界的共識。而郭棐《粤大記》提出“周武王既滅殷……十八年夏，王南巡狩，陳詩至於南海”，這條材料有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古代史紀年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這是自司馬遷《史記·三代世表》開始就如此記録的。近年來，在李學勤等人主持下，集合了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學等多種學科的200多位專家學者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通過對歷史文獻的研究，對歷史文化遺址的發掘，對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鑒定以及對古天文學記録的整理，於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佈了《夏商週年表》，年表把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而這些最新成果，身爲明代人郭棐的是無從得知的，所以他的“周武王十八年”的記載，只能是没有任何依據的臆測。二是《粤大記》對“南海”的界定是含混不清的，它一會兒説“以南海地在東南揚州之裔”，以與“交趾、合浦”相區别；一會兒又采用《史記·楚世家》中的記載，寫楚成王奉東周惠王之命“鎮爾南方夷越之亂”，“於是，南海臣服於楚”；一會兒又説東週末年周顯王時楚熊商擊敗越，“越遂散處江南海上，是爲百越。自丹陽、皋鄉、梅裏至於嶺表，皆越王子孫也”，我們實在無法從他的記述中得出“南海即嶺南”的結論。屈大均《廣東新語》明顯繼承了《粤大記》周武王巡狩南海的的提法，不過他舉的詩句“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却露出了馬脚，因爲這兩句詩出自《詩經·大雅·江漢》。此章中有“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數句，毛序將此詩的歷史背景定爲“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召虎平定的“南海”，指的今天江浙地區，與廣東之“粤”根本牽扯不上。主“東周説”的，同樣面臨這一問題，因爲這裏“南方夷越”指的，還是“淮夷”。可以説，直至戰國末年，楚國的政治勢力仍未伸展到嶺南的範圍。當然，由於戰争、灾荒等諸因素的影響，楚國、越國向嶺南小規模的移民的可能，則是不能排除的。相比之下，“秦漢説”的主張顯然是相對嚴密的。秦始皇二十六年擊滅山東六國，定天下爲三十六郡，嶺南不在三十六郡之數，因此尉屠睢的身份只是“南海尉”，而非“南海守”。秦始皇二十六至三十三年之間，屠睢向嶺南展開軍事行動，是中原政治勢力對嶺南的第一次進入。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據《淮南子·人間訓》中所説“使監禄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南海郡監史禄爲瞭解决秦朝南下大軍軍需給養，修鑿了一條運河以利船運，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廣西靈渠。靈渠是世界最早的有閘運河，其建成時間，有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兩説。靈渠渠首處用攔河壩壅高湘江水位，將其一股（今稱南渠）通過穿越分水嶺的人工渠道引入灕江上源支流，並對天然河道進行擴挖和整治後，入灕江；將另一股（今稱北渠）另開新渠屈曲於湘江右岸再入湘江，綜合地實現了分水、引水和泄洪等項功能，這在世界水利史上都堪稱奇迹。靈渠溝通了湖南湘江和廣西灕江，灕江是西江上游支流，湘江則是長江的支流，靈渠將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連在一起，其意義非比尋常。秦始皇首次派往嶺南的軍事長官屠睢殘忍横暴，濫殺無辜，激起嶺南原住民的激烈反抗，他們集結起來，四下出動襲擊秦軍，秦軍大敗，屠睢被殺。秦始皇任命的第二個南海尉名字叫任囂，他執行“和輯百越”的政策，與嶺南的原住民和諧相處，嶺南地區遂安定下來。統帥策略的調整，固然是秦朝軍事行動勝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在古代的遠距離的軍事行動中，後方的供應有時候比前方的殺伐更爲重要。靈渠的開通，使秦朝可以將援兵和補給源源不斷的運往前綫，推動了嶺南戰事的發展，最終把嶺南的廣大地區正式地劃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圖，爲秦始皇統一中國起了重要的作用。任囂病逝後，趙佗繼任南海尉，他乘劉邦和項羽在中原争奪天下的時機，出兵佔領桂林、象二郡，再加上南海郡，嶺南都在趙佗的掌握之中了，他還自立爲南越武王。當時，南越國的疆域包括了五嶺以南的大片土地，東起福建，西至貴州夜郎，南達越南中部，與戰國時期的任何一個國家相比毫不遜色。漢高祖劉邦經過十多年征戰統一天下後，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不想以武力解决南越國問題。於是，劉邦派陸賈出使南越，拜趙佗爲南越王，賜金印，趙佗向劉邦稱臣。劉邦死後，吕後改變了劉邦的政策，禁止向南越國出售嶺南缺少的鐵器，趙佗便自立爲南越武帝，用“黄屋左纛”的皇帝儀仗，派兵越過五嶺，進攻湖南的長沙郡。吕後病死後，漢文帝即位，再一次派陸賈出使嶺南。趙佗向漢文帝上書謝罪，去帝號，向漢文帝稱臣，從此嶺南地區正式成爲中華領土的牢不可分一部分。這些史實清楚，劉安、司馬遷等歷史學家的叙述明晰，因此我們認爲，嶺南歸化中國的時間以“秦漢説”最爲可信。

　　在嶺南與中原的直接聯繫始於何時這一問題基本解决之後，我們又要繼續探討中原到嶺南的“第一路”存於何地的問題了。據《淮南子·人間訓》，南海尉屠睢受命經略嶺南，共置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據考，鐔城在湘桂邊界的靖縣，九疑在湘南的寧遠，番禺即廣州，南野在贛南南康，餘干即贛北鄱陽湖一帶。屠睢最後在“越地”被殺，同時被殺的秦兵“數十萬”，可見不僅其“司令部”設在番禺，而且其統帥的部隊基本上都部署在番禺左近。那麽龐大的一支部隊連同它的後勤保障人員是如何越過南嶺、進入嶺南的？《淮南子》、《史記》都没有明説。《淮南子》所説五軍之地，排除番禺和贛北的餘干，剩下的就是湘桂邊界、湘南和贛南了。而《史記·南越列傳》載趙佗繼任南海尉之後，馬上通知“横浦”、“陽山”、“湟溪”三關切斷北上通道“聚兵自守”。按《史記索隱》、《史記集解》，横浦在贛南大庾嶺下，陽山在粤北騎田嶺（貼近湘南），湟溪在廣西桂陽。贛南、湘南、桂陽，這與《淮南子·人間訓》中關於屠睢的屯兵地點的表述幾乎驚人地一致。也就是説，秦軍的大規模入粤，必定是這三個位置中的一個。

　　這時，“靈渠”就再一次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淮南子》稱史禄開鑿靈渠是爲了“通糧道”、“轉餉”，可“通糧道”、“轉餉”不僅僅意味着後勤保障，在古代的軍事行動中，它與部隊的大規模調動幾乎是同意詞，只需稍稍閲讀秦漢時代典籍關於軍事行動的描寫，就不難理解這一點。如《史記·項羽本紀》中的“鉅鹿之戰”，項羽軍渡漳河，“破釜沉舟”，“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鉅鹿之戰打響之前，秦軍主將章邯在包圍鉅鹿時，第一件工作就是命令部下“築甬道而輸之粟”，項羽渡河之後的第一件工作同樣是“絶其甬道”，可見“甬道”是古代戰争的命門。最近有人提出，秦軍是在湘南粤北的騎田嶺一帶入粤的，當地還遺留着秦軍大部隊行動時踩出的道路遺迹。其實，騎田嶺一帶地勢險峻、道路崎嶇，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宜守難攻，根本不適於大部隊行動。當宿將屠睢、任囂先後率領數十萬秦軍南下時，他們絶不會選擇這條道路行進。從《左傳》、《國語》、《戰國策》對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軍事行動的描寫，部隊的輜重、士兵的負載都相當沉重，這在出土文物如秦始皇兵馬俑的造像中都可以得到大量佐证。爲了行軍的方便，爲了後勤保障的安全，屠睢、任囂最可能的選擇是——靈渠！

　　我們還可以找到另一條證據，那就是西漢立國之後兩次出使南越國的陸賈。陸賈南下，走的都是長沙—靈渠—灕江—西江—番禺（今廣州）一路，粤西的西江畔有一座名城德慶。據《德慶縣誌》，德慶有緑水河，發源於佛子嶺，東流四十餘裏匯入錦江（西江支流）。因陸賈經過此地，遂稱陸溪。據説陸賈曾在江中洗錦，所以又叫“錦江”、“濯錦川”。據傳陸豀邊曾有大中大夫（陸賈）祠，古代詩人作詩雲：“陸廟春晴候，花飛錦水香”，又有詩雲：“陸賈祠前錦水香”。爲什麽陸賈入粤會選中走靈渠呢？如果走捷徑的話，陸賈應該是從長沙經湘南直入粤北，再達番禺，可他反而選擇了一條更顯曲折的道路入粤。原因是作爲天子之使，陸賈必然有衆多的隨員前呼後擁、伴隨護送，其規模不會小於一支部隊，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西場》雲：“陸賈初至南越。築城於番禺西滸以待佗。名曰陸賈城。其遺基在郊西十裏。地名西場。一曰西候津亭。”爲了與趙佗相見，陸賈居然還特地命令手下築了一座城，其氣派是在不可小覷！率領這麽一支龐大的出使隊伍入粤，靈渠是陸賈的必然選擇。我們或者可以説，即使到了距秦始皇末年已有數十年之久的漢高祖、文帝時代，靈渠仍然是從中原到嶺南的稍大規模行動的首選之途，這恰恰可以爲靈渠乃中原到嶺南的“第一路”提供一條旁证。

　　當然，在檢索史籍的時候，我們發現，在二十六史中，《南史》、《北史》甚至是《隋書》、《舊唐書》都没有提及靈渠，只是從歐陽修、宋祁主編的《新唐書》才開始説到靈渠。這不能不使我們産生一絲惶惑。是否在聯繫中原和嶺南的諸多通道的重要性上，“靈渠”在古人心目中的位置並非太高？史載唐玄宗開元四年，朝廷命張九齡開鑿大庾嶺北上通道，因爲當時“嶺東廢路，人苦峻極……以載則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張九齡《開鑿大庾嶺路序》），這給中原與嶺南之間的經濟商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大庾嶺梅關通道拓寬之後，可通車馬，方便了旅人和商貿，成爲嶺南北上的最重要通道之一。此後不久，大庾嶺的新路還使得距梅關不遠的珠璣巷興旺了起來，變爲大庾嶺路上最重要的驛站。

　　不過，大庾嶺通道的開通，雖然可以證明唐之後的人們開始對靈渠的“迂道北上”産生不滿，但不能證明靈渠已經完全喪失了溝通南北的渠道作用。大庾嶺北上通道歷代雖經多次修葺，道路仍然顯得逼仄，交通行走不甚便利。明代的王守仁在嘉靖年間領兵出征廣西，鎮壓叛亂。戰事結束後，王守仁因身患重病，匆忙辭職還鄉。在部下和學生的護送之下，王守仁從廣西到廣州，再北上梅關之道。風雪中翻越大庾嶺讓王守仁透支了最後一點體力，因此他在離開江西南安府後不久，就在贛江的一條小船上與世長辭，没有能够挺到回鄉之日。如果大庾嶺的道路平坦寬敞，可容車馬長途直馳的話，王守仁大概不會留下這種終生遺憾吧？另據清朝同治年間的茂名舉人楊庭桂則在《南還日記》裏稱：梅關古道上行人擁擠，比看唱戲的人還多，走起路來如螞蟻般緩慢，可見大庾嶺通道的交通情况，至清代仍未有根本變化。

　　在此情况下，反觀歷史記載上有關靈渠的材料，我們發現，靈渠的作用和地位是嶺南其他北上通道所無法取代的。《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雲：“興安……西十裏有靈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鑿，後廢。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廢。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鏵堤，亘四十裏，植大木爲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宋史·河渠志·東南諸水》亦雲：“廣西水：靈渠源即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而南。其初及秦史禄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至漢，歸義侯嚴出零陵離水，即此渠也；馬伏波南征之師，餉道亦出於此。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舟。宋初，計使邊詡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河渠事重辟，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明史·河渠志·直省水利》、《清史稿·河渠志·直省水利》也都先後記載了當時朝廷修整靈渠以“利農田，通行舟”的事例。作爲世界最早的有閘運河，靈渠在歷史上屢廢屢興，原因就是它除了有灌溉農田的作用之外，還可以用船來運貨。河運能加大貨運的總重量，有效降低貨運的成本，這是陸路運輸無法替代的。因此，靈渠的運輸路綫盡管曲折迂逥，却一直保留下來，直至清末粤漢鐵路修築之前。這似乎也可以作爲靈渠是中原到嶺南的“第一路”的再一條旁证材料。

　　最後順便説説，現在靈渠南渠岸邊的“四賢祠”内，仍然供奉着史禄和此後主持修葺靈渠的其他三人（東漢馬援，唐代李渤、魚孟威）的塑像。靈渠在向世人展示着中華民族不畏艱險、刻苦耐勞精神的同時，也展示着中華民族豐富的智慧和無窮的創造力。

　　（作者單位：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