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縣博物館。）

　　【中文摘要】關於張九齡籍貫、南山舊居和書堂岩均有多種説法，本文考證結果是，應屬於曲江人；南山舊居乃州南五裏處的蓮花山附近，具體位置則在今韶關南郊精選廠附近；書堂岩經考證認爲在城東十五裏，白茫渡相對之“紫薇岩”可信。

　　Abstract:There are many theories of Zhang Jiulings birthplace, former residence at Nanshan and the Academy Rock. The exploration i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Zhou Jiuling was born in Qujiang; Former residence at Nanshan located close to the Lotus Mountain 5 miles south to the county, more specifically near the cleaning mill in the southern suburban of Shaoguan. According to the exploration, the Academy Rock is believed to be the “Ziwei Rock” opposite to the Baimang ferry, 15 miles to the east district.

　　

　　張九齡（678-741年），字子壽，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詩人，後世稱張曲江。他是粤北歷史上最爲著名的人物，亦是嶺南第一個在封建皇朝爲相之人，被譽爲“嶺南第一人”。張九齡爲官一向守正不阿、直言敢諫，他曾諫相李林甫，請誅安禄山，反對玄宗廢太子和任佞臣，爲唐代的開元盛世立下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因而史學家多以張九齡的罷相作爲盛唐時期結束的標誌。

　　後人出於對歷史人物的景仰，長期以來，粤北的曲江、始興兩地一直就張九齡的籍貫等問題而各持一辭、紛争不已。這種追崇和紀念歷史名人的做法本無可厚非，但如從治學治史的嚴謹角度看，這種偏執含糊的態度確實不足取。其實，如果我們能本着客觀求實的學術精神，根據一些可靠的史料進行分析研究，相信有關張九齡籍貫等問題是不難弄清楚的。然歷代有關張九齡的記載不盡相同，其中且不乏錯訛失考者。若以之爲據，則難免會誤入歧途，故取证不可不慎。現據本人多年讀史及一些必要的實地考察所得，就張九齡籍貫、故居及書堂岩等問題逐步考證如下，不當或失據之處，有求方家賜正。

　　一、張九齡籍貫考證

　　歷史研究的常識告訴我們：作爲研究張九齡籍貫問題的史料，較可靠的莫於時人（唐代）或較早時期記載；而最具權威最能説明問題的，莫過於張九齡墓中的墓誌銘和墓前的神道碑。爲便於説明問題，現將唐代徐安貞所撰《唐故尚書右丞相贈荆州大都督始興公陰堂銘並序》（以下簡稱《墓誌銘》）、唐代徐浩撰《文獻張公碑銘》（以下簡稱《神道碑》）新舊《唐書》中有關張九齡籍貫的記載登録下：

　　

　　《墓誌銘》：“公姓張氏，諱九齡。其先範陽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公之生歲六十有三，以開元廿八年五月七日薨，廿九年三月三日遷窆於此。韶江環浸，湞山隱起；形勝之地，靈域在焉。”

　　《神道碑》：“其先範陽方城人，……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别駕，終於官舍，因爲土著姓。……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日，遘疾薨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

　　　
五代劉煦《舊唐書·張九齡傳》：

　　

　　“曾祖君政，韶州别駕，因家於始興,今爲曲江人。”

　　　
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張九齡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始興張氏，亦出自晋司空華之後，隨晋南遷，至君政，因官居於韶州曲江。”

　　　
上述有關張九齡籍貫的記載，其中爲張九齡撰碑者，一爲其同僚“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東海縣開國男徐安貞”，一爲其外甥嶺南節度使徐浩。兩碑所叙一致，均言張氏自四代祖時便“因官居此地（曲江）”；而後碑尤詳，直言張九齡薨於“曲江之私第”。“私第”乃與“官舍”相對而言，是古時官員告老還鄉後的居所，而非現在一些人所理解的“别業”。查唐人墓誌銘所載，大多不是終於私第便是卒於官舍［1］，可爲此证。至於新舊《唐書》上的“始興”一詞，在此指的只能是“始興郡”而不可能爲“始興縣”。因爲自三國時設始興郡至唐時之韶州，曲江縣一直是郡治或州治所在地，即附郭縣，因而張君政“官於韶州”任韶州别駕（唐初改郡丞爲别駕，爲郡或州府中總理衆務之官），與其居曲江顯然存在邏輯上的聯繫；且依唐人好稱郡望之習慣，歷來只見稱作某郡某氏，如範陽張氏、穎川陳氏、太原王氏等，而未嘗見有稱某縣某氏的。故“始興張氏”實乃“始興郡張氏”而非謂“始興縣張氏”。後人不察，遂有張九齡生於始興縣之説。舉一例如下：北宋歐陽修撰《襄公餘靖神道碑》，開首即謂：“始興襄公，既葬於曲江之成家山……”。餘靖爲曲江人明矣，然此尤謂“始興襄公”，是宋人亦喜沿用郡望舊稱之一例也。據此可知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始興張氏”確爲“曲江張氏”。北宋餘靖在《韶州新修州衙記》一文中説：“漢置曲江縣，爲南海之望邑；晋立東衡州，居湘南之屬域；齊、樑爲始興郡，置内史以莅之；僞劉割據，析其地建英、雄二州，［2］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部。”餘靖意謂古代所説的始興，就其郡治而言，其實就是曲江。只有確指“始興縣”或在南漢以後，“始興”之名才能“移於他部”，即指現在的始興縣。

　　此外，有關張九齡胞弟張九皋及侄孫張仲方的碑記亦頗能説明問題。《文苑英華》卷八九九肖昕撰《殿中監張九皋神道碑》雲：“晋末以永嘉南渡，遷於江表；皇朝以因官樂土，家於曲江。”白居易《長慶集》中《張秘書監仲方墓誌銘》亦雲：“永嘉南遷，始徙居於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撰碑者均係死者生前好友，所言當有所據。

　　以上諸多唐宋時期有關張九齡籍貫的記載，均言張九齡爲曲江人，可謂據证確鑿。相比之下，那些支持張九齡爲始興縣人的證據，如《南雄州志》［3］、《始興縣誌》、《始興張氏族譜》［4］及始興縣張氏故居、張九齡書堂、朝笏等，均無一例外地源於南宋之後，甚至於明清民國時期，其説服力和可靠性顯然無法與上述史料相提並論。如再考慮到從張君政至張九齡四代人均葬於曲江境内這一事實［5］，便更有理由認定張九齡乃曲江人這一不争之實。至於其後人或攀認的後裔是否曾遷居始興，則又另當别論。

　　二、張九齡南山舊居考證

　　我們從張九齡《南山下舊居閑放》、《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嘗）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懷此地》及《初發曲江溪中》、《别鄉人南歸》等詩中，不難感受到詩人對曲江故園山水的熱愛和眷念。詩人多次在詩中寫道：“吾亦江鄉子，思歸夢寐深”（《别鄉人南還》），“念别朝昏苦，懷歸歲月遲”（《初發道中寄遠》），希望能早日宦罷歸鄉，過上那種“塊然屏塵事，幽獨坐林閭”的閒適生活；尤其是每逢宦海浮沉之際，故鄉更是成爲他精神上的寄託。如開元二十五年張九齡被貶荆州長史後，便寫下大量感懷故鄉之作，每有“知命且何欲，所圖惟退耕”（《巡屬縣道中作》）及“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感遇之十》）之嘆。開元二十八年春，張九齡乞歸曲江掃墓祭祖，五月七日卒於曲江私第，終老故里，亦可謂死得其所，遂所願矣。

　　然有關張九齡曲江居所的記載，《韶州府志》和《曲江縣誌》又多語焉不詳，僅載：“張文獻公宅，在州南十裏。公《行狀》雲公歸營州南山水，卜築茅齋。曾孫敦慶洪州都參軍墓誌雲：‘州南十裏，文獻故居，臺榭荒没，規模猶存。公（敦慶）復其堂構，山水多奇……’。”然北宋《寰宇記》和南宋《輿地紀勝》又有不同記載，前者雲：“張九齡宅基，在州西二裏。”後者則雲“在縣東六十裏平圃驛”。

　　但參考張九齡《南山下舊居閑放》等詩，可知其舊居應在唐時韶州城南之南山下。然此處之“南山”，恐非確切之山名，正與陸機“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陶潜“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西山”、“南山”同一意也。但大致方位是不錯的。按城南之山尤以蓮花山爲著［6］，據祝鵬《廣東省廣州市佛山地區、韶關地區沿革地理》和《韶州府志》、《曲江縣誌》載，唐代以前（南朝至隋）的曲江縣治便設在湞水東岸蓮花山下，唐武德初始遷至武水之西［7］，五代時又遷至中洲（湞水、武水之間），至今不變。故府志和縣誌言蓮花山位於“州南五裏”，用相對現韶關市區而言；若以唐時之河西城址而言，則顯然不止五裏之數。故有理由認爲張九齡南山舊居即位於現韶關南郊蓮花山下附近。

　　據徐浩《張文獻公神道碑》載，張九齡曾祖張君政時始官於韶州，後因君政“終於官舍”，張氏遂“因爲土著姓”，即在曲江定居下來。按張九齡祖父張子胄、父親張宏愈分别任職越州剡縣令和新州索盧縣丞，均未在韶州做過官，因而張氏南山舊居應爲其曾祖君政所置之業。之所以不選在唐時的縣城内，而置於郊外，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其時張君政任韶州别駕，城内自有官舍可居，且爲官任滿後隨時可能遷往他處，故無須花費巨資在城内購置房産：其次是因蓮花山附近原爲隋時舊城，交通尚屬便利，又因地處郊外，風景宜人，張君政於此别置一山居别業，即花費無幾，又可作爲官餘避暑消閒之所，亦是合情合理之事。後因張君政突然“終於官舍”，張家便唯有遷住南山下之别業長住了。我們從張九齡《南山下舊居閑放》：“清曠前山遠，紛喧此地疏。喬木凌清靄，修篁媚緑竹。耳和綉翼鳥，目暢錦鱗魚。”和《酬王履震游園林見貽》：“舊徑稀人迹，前池耗水痕。並看芳樹老，唯覺敝廬存。自我栖幽谷，逢君翳覆盆。江上行傷遠，林間偶避喧。地偏人事絶，時霽鳥聲繁。”這些詩句描寫中，可知張九齡南山舊居面臨大江（北江），遥對遠山，視野開闊，林木繁蔭，不失爲一處幽辟之所。具體位置在今韶關南郊精選廠附近。

　　三、張九齡書堂岩考證

　　唐時科考盛行，學子爲能考取功名，無不埋首苦讀，正所謂“十年寒窗，一舉登科”。於是一些清静幽僻之所被用以讀書，至有以家居附近之岩洞作爲讀書場所的，如《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七，蘭豀縣下之九峰山條目：“在縣南六十裏，下有唐中書侍郎徐安貞讀書岩。”無獨有偶，曲江亦有張九齡年輕時刻苦讀書所用之讀書岩。張九齡《曲江集》卷二載有《讀書岩中寄沈郎中》一詩：

　　

　　“素有岩泉僻，全無車馬音。溪流通海曲，洞豁廠軒明。石幾漁舟傍，沙灣鷗鷺臨。仙禽胡不至，野鶴恒自吟。慮定時歡易，泉深間撫琴。真有清凉處，不令炎熱侵。寄語吾知己。同來賞此心。”

　　　
詩中描繪出一幅較南山舊居更其幽静的境界，乃至全無車馬音。詩中之沈郎中即沈儉期。徐浩《神道碑》載：（張九齡）“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儉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張九齡《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征字》中“聖朝岩穴選，應待鶴書微”句便是其對書堂岩讀書經歷的追憶。後人出於對張九齡的熱愛，將其早年讀書之岩洞列入古曲江二十四景之一，景名爲“書堂夜雨”。清人廖燕有詩：“煙鎖層岩古洞深，栖其夜雨正堪吟。……此中有客懷高尚，獨自支頤碧岑。”

　　然對張九齡書堂岩的具體位置，自清以來便有不同説法。如清光緒《韶州府志》卷十二和《曲江縣誌》卷四載：“書堂岩，城東十五裏，白茫渡相對。岩洞豁然，泉清石潔，曲江公嘗讀書於此。元志有元次山題名，朱新仲（朱翌）跋……”；清宣統年間邑人樑朝俊等纂修《曲江鄉土志》山川門則載：“書堂岩，在本境治所之東十五裏，上車都内。山之西距湞水四裏餘，近山處有來泉水，石潔水清，張文獻公嘗讀書於此。”  《廣東省誌·山川》載：“書堂岩，在（韶州）郡城東南十五裏，高十餘丈，廣三十丈，岩洞豁然，泉清石潔，張曲江讀書處。”上述史料均成於清代，可見至遲在清時，有關張九齡書堂岩的具體位置便已模糊不確。

　　由於白茫渡乃北江上的一個渡口，位於今韶關市南郊約8公里處，故有人認爲《韶州府志》、《曲江縣誌》所載“城東十五裏”當爲“城南十五裏”之誤，然“東”與“南”相去甚遠，不大可能出錯，且城南十五裏附近並未有山洞如書堂岩者。唯《廣東省誌·山川》上所載“在郡城東南十五裏”較可信，因爲在今韶關東南十五裏處，恰有一岩洞與上述詩中和古籍所載相符，其即爲古曲江二十四景之一的“薇岩積雪”所在地——“紫薇岩”。

　　紫薇岩位於曲江縣馬壩鎮樂村坪岩口村北，西北距韶關市區約8公里，相傳因過去洞口長有許多高大的紫薇樹而得名。紫薇岩洞口朝向東北，高闊各6米多，自洞口至洞腹25米處較爲寬敞明亮，有一股清泉自洞内流出洞外。這裏冬暖夏凉，加之地面平坦，光綫充足，不失爲一處幽静理想的讀書場所。洞的右側岩壁上刻有南宋名士朱翌［8］題記，叙其修治此洞經過。洞中卧有一殘碑，記載清干隆年間重修紫薇岩廟經過。據光緒《曲江縣誌》載：“紫薇岩，城東南二十裏，宋朱翌謫居韶州，放意山水，遇父老指示，始得游此”。洞口曾建有“如是庵”，解放前這裏尚有殿宇佛堂遺迹，現均無存。但是以證明該洞適於人居止，這在卑濕的南方岩洞中是不多見的。

　　距紫薇岩北約一裏處，即爲古曲江二十四景之一“涌泉流觴”所在地“大涌泉”。光緒《曲江縣誌》載：“大涌泉，城南二十裏，泉涌出石罅中，西流十裏入溱水（北江）。宋守杜植作涌泉亭，餘襄公有記。”大涌泉猶在紫薇岩東北面約一公里處，但縣誌却載“城南二十裏”，顯見縣誌所記方位並不嚴謹，脱漏一二字亦爲常事。

　　與史籍對張九齡書堂岩記載相較，紫薇岩除方位距離接近外，洞内有朱翌題刻，在地圖上亦與白茫渡隔山相對，山之西距北江亦去四裏左右。種種迹象表明，紫薇岩即唐時張九齡讀書之“書堂岩”。誠如是，那麽又當如何解釋紫薇岩與書堂岩同爲古曲江二十四景這一現象呢?按曲江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前僅有十景之説，康熙二十六年邑人廖燕重修《曲江縣誌》時增至二十二景［9］，後光緒元年重修縣誌時又據以增至二十四景。由此可見二十四景之説實乃成於文人的雅興附會，多據所聞而短於作實地考證，故其中難免有重復錯訛之現象。且查縣誌上所載之二十四景或二十二景，均只有景名和詩句，並未註明具體位置，因而將一個地點當作兩個景點分别介紹亦不爲奇。其實，即便是宋時的朱翌，亦不知紫薇岩即張九齡書堂岩。其於洞内刻石雲：“餘自詞掖徙據曲江，遇父老指示，乃開道輦土石出之，郡人名日‘紫微’。”據此可知該洞初名“紫微”，然後人不加細察，將“紫微”二字漸衍爲“紫薇”，遂有洞口生長紫薇樹之傳説，故光緒年間邑人歐焯新於洞口左側岩壁上作石刻“紫薇岩”三大字。殊不知如此一來，遂與原意大謬矣。

　　史載唐開元元年（713）詔改中書省爲紫微省，中書令爲紫微令，中書侍郎爲紫微郎。微亦作薇，據説（可見並無實據）乃因省署内多植紫薇之故。雖説五年後（一説至大曆五年（770））又恢復舊稱，但“紫薇”一詞已成爲“中書”之代稱。白居易詩有“獨坐黄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句。然開元年間詔改中書爲紫微，是否即如人們平常所説的的乃出於中書省内多植紫薇之故呢?竊以爲這不足以作爲朝廷更改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名稱的理由。從字面上看，“紫微”與“紫薇”是二個不同的概念，後人將它們混同，可能是出於讀音相同的緣故；亦或是誤解了自居易《紫薇花》詩中“紫薇花對紫薇郎”之句，白詩在此明顯地含有揶揄打趣成份，故當不得史實。實際上，唐宋人是不會將“微”與“薇”混用的，如張九齡《曲江集》中《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新唐書·李×本傳》：“開元初，姚祟爲紫微令，薦（李×）爲侍郎。”，《唐會要》卷五十四：“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中書侍郎）改爲紫微侍郎”等，均不至將“微”與“薇”混同。這或許正因爲唐宋人知道紫微省的得名來由。其實，“紫微”指的乃是天上“三垣之首的“紫微垣”。古人（尤其是統治者）多信奉天人合一思想，故將天上星系想像爲一個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爲主幹的組織嚴密、等級森嚴的寵大空中社會［10］。所謂的“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其中紫微垣乃是以北極星爲標準，集合周圍其他各星合成的一個星區，亦是帝星所居之區，因而是最莊嚴、最神聖的星區。唐代的政治體系大多沿承隋制，中央機構由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組成。原則上是中書省决策，門下省審議，尚書省執行，可見中書省在三省中有着至高無上的决策權。如將“三省”比擬天上星宿，則無疑地與“三垣”相對應，而中書省的重要性和地位又恰好與“紫微垣”相合。可見求與天象相呼應，藉以突出中書省在國家决策方面的權威，才是朝廷鄭重其事地詔改中書省爲紫微省的本意所在。

　　按張九齡開元二十一年（732）十二月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二十二年五月進中書令，是爲張九齡一生從政的最高官職和榮耀事。因而，極有可能基於張九齡生前任職中書省這一事實，後人才特地將其少時讀書之書堂岩稱作“紫微岩”，就如稱“將軍岩”“進士岩”一樣。這既是出於對一代先賢名臣的紀念，同時又可藉以炫耀鄉里和激勵後輩學子孜孜苦讀以求取功名，其用意誠可謂深長。

　　

　　　（原載《廣東文物》2003年1期）

　　

　　注釋：

　　［1］可參見《文物天地》2001年第1期，王昕《墓誌所見父子同名現象略述》及張九齡《曲江集》中所撰墓誌銘中涉及此方面内容。

　　［2］《元豐九域志》廣南東路下記：“……南雄州，開寶四年以韶州始興縣隸州。”《輿地廣記》南雄州下記：“縣二：……始興，唐屬韶州．皇朝開寶四年來屬。”祝鵬《廣東省廣州市佛山地區沿革地理》，學林出版社1984年。

　　［3］據1998年出版《南雄文物志》附録南雄史事記載，現存最早的《南雄州志》爲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譚大初所修；

　　［4］今存始興、南雄兩地《張氏族譜》多種，其版本最早不過清代同治年間，晚則延至民國時期。

　　［5］張君政夫婦葬於今韶關武江西岸的黄田嶺；張九齡祖父張子胄葬於今曲江縣周田鎮平甫，其夫人葬於今曲江縣大橋鎮水江村；張九齡父母張宏愈夫婦，張九齡夫婦和張九皋夫婦均葬於曲江縣洪義裏武陵原，即今韶關武江區羅源洞。

　　［6］清光緒《曲江縣誌》卷四“輿地”書二，山，蓮花山條下載：“蓮花山，城南五裏．狀如蓮花拱揖，郡治舊城建於湞水東，即此山下。”

　　［7］清嘉慶《一統志》韶州府下記：“武德初，鄧文進爲本州刺史，移州於水西，蓋自晋末徐道覆移治水東，至是復遷故治也。”清光緒《曲江縣誌》和同治《韶州府志》均在廨暑條下記：“古府治在湞水東蓮花嶺下，唐初刺史鄧文進移於武水西。”

　　［8］朱翌，字新仲，宋代龍舒（安徽舒城）人，南宋政和間進士，紹興中爲中書舍人。秦檜惡其不附己，遂謫居韶州；

　　［9］清廖燕《二十七鬆堂文集》卷五《自題曲江名勝詩》：曲志舊載名勝十，於增爲二十有二。　

　　［10］陳江風：《古俗遺風：中西天象體系比較之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