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順利（郭順利，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文摘要】大嶺埂宋代塔基是廣東省首次通過正式考古發掘保存相對完好的塔基。清理出的基臺、基礎、須彌座、慢道及勾欄等遺迹爲古代建築技術之實证，價值重大。由於此前廣東省尚未發現唐宋時期之佛塔基石和慢道，大嶺埂宋塔遺址之發掘爲我們提供了相關資料，同時展現了宋代佛塔的原始結構。

　　Abstract:Dalinggeng pagoda of Song dynasty is a relatively intact tower base uncov-ered by formal archaeological excav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Guangdong province．The plat-form，subbase，Sumeru—shaped base，sloped channel and balustrade of the pagoda provide ancient architecture with invaluable material data．Because intact platform and sloped chan-nel of Buddhist tower from Tang to Song dynasty havent been discover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before，the excavation of Dalinggeng pagoda supplies us with related data and exhibits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Buddhist tower of Song dynasty．

　　

　　一

　　大嶺埂宋塔遺址有關發掘情况和出土遺物，主要詳見本書《廣東曲江大嶺埂北宋塔基遺址》一文。本文以探究文物建築爲出發點，爲了較全面、詳細地論述該塔遺址，對於該塔遺址出土的建築形制、結構、材料等情况，稍作必要的、適當的補充説明：

　　1．八角塔基遺址

　　通過清除雜草和表土後，上面的塔基形狀即呈現出來，破壞較甚，僅遺存基座和塔心室兩部分。基座平面爲八角形，東西向外徑寬6.6、南北向外徑寬6.8米；壁厚1.65～1.7、深0.3米；其内填人灰漿及少量碎石殘磚的混合土，大部分已經被擾動（據本地村民言，主要是附近的農民取磚所致）。灰漿由石灰、粗沙合成；殘磚呈青色，火候較高，質地堅硬，未見完整的，僅知其寬、厚爲：14.5×4.5、15×4.5厘米等規格。此外，存在極少量褐紅殘磚，其尺寸規格略小，殘長23.5厘米，寬厚爲：11.5×5、11.2×5.5厘米等，從此磚的顔色、尺寸、質地等分析，應是近代的遺物。該塔基座底下則用黄土和大小不一的石塊（石灰岩質地）混合夯實而成。塔心室平面亦呈八角形，各角與基座各角相對稱，外徑寬3.3米，其内地面完全借用叠壓在其下的四角塔基座。  

　　2．四角塔基遺址 

　　 四角形塔基遺址被上面的八角形塔基叠壓，經發掘後，除塔基座、地宫、基臺、慢道、磚柱礎外，還有長方形磚池、護坡石墻等附屬建築。雖然，這些建築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壞，但是，其規模形制仍清晰可辨。通過科學的考古發掘，發現宋塔的基臺、慢道、磚柱礎、磚池、護坡石墻等諸多建築原貌，在廣東省内尚屬首次，這對於研究本省宋塔及宋代的基臺、慢道、柱礎、磚池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價值。

　　（1）基礎　即整座塔的地下結構部分。該塔基礎在須彌座之下，略大於須彌座而小於基臺的面積，其中間一部分爲地宫。該基礎采用紅褐土或紅土與大小不等的石塊混合夯實的搆築法和水浸法。

　　（2）基座　該塔坐北向南，須彌座呈正方形，以青磚砌成，東面存2層磚，西面存21層磚，北面存9層磚，西、北兩面齊向内塌陷，西北角塌陷最深，達1.2米。據遺存最多的西面各層磚砌法看，若以其最下面的底磚爲首層往上計數，至15層磚砌築爲須彌座，16至21層磚以平鋪順砌錯縫呈直壁，這六層磚應是塔身第一層部分。須彌座由下罨牙砧、合蓮砧、束腰、上罨澀砧和方澀平磚等五部分組成。青磚火候較高，質地堅硬，其尺寸爲：30×15×4.5、31×14.5×4、31.7×14.5×4.5、32×14.5×4.5、33×15×5厘米等規格。按此類磚平均厚度計算，該須彌座高度在0.67米左右。在清理該基座過程中，先後發現“咸平元寶”2枚、“開元通寶”2枚、“元事占通寶”18枚（其中3枚鋪墊在第二層磚間）、“熙寧重寶”2枚及年號不清的l枚，共計25枚銅錢；最後，在該基座西南角、西面和西北角的底磚下均鋪墊若干枚銅錢，陸續地出土了“開元通寶”5枚、“元韋占通寶”51枚、“元豐通寶”4枚等以及腐銹膠結致使年號不清的14枚和1枚銀鉑，共計75枚，尤以“元祐通寶”數量最多、年代最晚，而“開元通寶”則爲最早。銀鉑非常薄，鑿雕陰飾“開通重寶”。銀鉑是在塌陷的西北角處底磚下發現的，其周圍鋪墊年號模糊（因銅銹膠結、漫漶不清）的4枚銅錢。

　　（3）地宫從發掘過程來看，地宫在須彌座中部之下，以較大石灰岩石塊（多數的規格約65×60×50厘米，少數的約80×60×50厘米）砌築一個近四方形的石框架，呈竪井式；其内置一磚函，以青磚砌就。磚函現狀呈橢圓形，殘長1、殘寬0.9、殘高0.45米（彩版三，1）。清除磚函的頂層磚後，其内填滿淤土，中間置一小塊石灰岩石，白色，近似三角形。除此之外，别無他物。

　　（4）塔身、刹塔身僅有西北角一條長方形青磚痕迹，這是該塔基座西、北兩面齊向内角塌陷，其塔身則逆向向外倒塌而遺留下來的。這充分説明該塔的毁圮，完全起因於基座的塌陷。未發現塔刹構件。

　　（5）基臺　以青磚砌成，近似正方形，中間一部分地磚被八角塔基削切無遺。該臺因山坡地勢而建，東、西、北三面均以青磚鋪砌於經修平的地面上。北面已無物，東、西兩面各殘存順磚順砌的一層土寸磚（以青磚砌之，故稱土寸磚），並有一定的斜度。若以此斜度同基臺中部水平綫計算，東、西、北各面臺明高度約20厘米。南面因置慢道，將基臺邊壁生土向下修平約30厘米，再砌土寸磚和臺明。因此，南面的土襯低於東、西兩面土襯約15厘米，以丁頭順砌平鋪，寬出臺面14厘米，並與慢道平頭土襯相齊（彩版三，2）。南面土寸磚上砌一層磚似下罨牙砧，順磚順砌，寬出臺面3厘米。

　　該基臺壓面石位置（現餘南面一部分）和須彌座四周（僅餘該座北面長1、寬0.48米的小部分）的鋪地，以長方形青磚鋪砌成拐子錦。青磚規格與基座青磚的一致。除此之外，該基臺地面大部分均以方形青磚平鋪順砌錯縫鋪墁，方磚經特别燒制，其規格爲：30×30×4.5、28×28×5、28×27.5×5、27.5×27.5×4.8厘米等。同時，該基臺發現10根柱礎遺迹，近似正方形柱網布局。因破壞較甚，露明以上部分已無存。

　　（6）慢道　位於該塔基臺南面，依山坡地勢而建，先將地勢修理成斜坡道，然後在斜坡道兩側面以平鋪順砌錯縫式砌一道青磚成爲護坡壁，並直接在生土上墁地。慢道與基臺南面銜接處最高，其前端略收窄0.6米。慢道以青磚鋪地，鋪飾拐子錦圖案，大部分破壞。慢道左右側的地面采用二順夾一丁平砌式。土寸磚采用順磚順砌錯縫，金邊寬出慢道地面3厘米。青磚規格尺寸與基座青磚基本相同，慢道前端收窄部分的青磚尺寸則略小爲：28×9.5×5.5厘米。慢道兩旁各存一座青磚砌就的附屬建築遺址，基本對稱，東西各長3.7米，南北各長3米，其墻基殘存二、三層磚，其磚規格爲：30×15×4厘米。基臺東南角和西北角的南面各遺留一小堆雜磚，可能是簡易的臺階。

　　3．出土的建築構件

　　在整個發掘過程中，陸續地發現了板瓦、筒瓦、勾頭、磚雕等建築構件遺物。

　　（1）板瓦宋代稱甌瓦。經清理表土後，在八角塔基的南、西兩面發現一層板瓦碎片層，初計板瓦有百餘件，青灰色或青白色，陰面均飾細布格印紋。其中2件較完整：①長27、瓦翅厚1.5、前寬約19、高4厘米；後寬23、高5.5厘米。②長27、瓦翅厚1.5、前寬約19、高3.8厘米；後寬23、高5.5厘米。從板瓦製作看，沿用了東漢至宋代流行的“桶摸法”［1］。此法不僅制坯速度快，而且坯形準確，凹面平整，厚度均匀，能保证瓦件的質量。由於“扎圈”上套“布筒”，瓦的陰陽兩面都帶有布紋。

　　（2）筒瓦　宋代稱瓦，出土若干件，各件呈青灰或黄褐色，其中3件較完整：①全長33.8、熊頭長6、瓦翅厚2.1、寬14、高8.9厘米；熊背長27.8、瓦翅厚1.1、寬16、高10厘米；②全長34、熊頭長6、瓦翅厚2.3、寬13.5、高9厘米；熊背長28、瓦翅厚1.2、寬15.5、高10.2厘米；③全長殘27、熊頭長3.5、瓦翅厚1.7、寬13、高6.3厘米；熊背長23.5、瓦翅厚1、寬15、高7.3厘米。

　　（3）勾頭即瓦當，出土若干件蓮瓣勾頭，青灰色，圓面雕飾蓮花瓣，殘缺不全。蓮瓣紋呈單瓣，長條形，低平。其中2件：①直徑長13.3、厚2.6厘米；②直徑長13、厚2厘米。蓮瓣紋是隋唐至北宋時期勾頭上最常見的一種紋飾。

　　（4）磚雕在該塔的東北角清理中出土1件磚雕，長15、殘寬7、殘高14厘米，上爲螺旋狀向内連接圓孔，孔邊外旋出不規則形磚雕，其一竪面平直，顯然是便於砌上塔壁的一面。因此，該磚雕應是塔身上一件裝飾物。

　　二

　　
塔，起源於佛教。據《魏書·釋老志》謂：“佛即謝世，香火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也不焦，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舍利，梵文Sarina音譯之略，又譯“設利羅”，意譯“身骨”，指死者火葬後的殘餘骨燼。爲了保存這些“舍利”，以供信徒們頂禮膜拜，瘞藏“舍利”的“窄堵坡”（即佛塔）就應運而生。佛教傳入我國後，便陸續在各地流傳，隨之而來的佛塔同我國建築的傳統形式、結構和文化内涵的特點相結合，形成了鮮明民族特色的獨具一格的中國佛塔。據我省現存古塔有關資料得知，始建年代最早的是連州市慧光塔和廣州市的六榕塔，兩者先後興建於南朝宋泰始四年（468年）和南朝樑大同三年（537年）。自此之後，廣東古塔隨着歷史的演進而不斷變化發展。按我省現存古塔有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始建於南朝時期的2座、隋唐五代時期的17座；始建於或重建於兩宋時期的24座、元代的3座、明代的86座和清代的130座。從我省古塔的發展歷史脈絡看，南朝至隋唐五代時期處於初期，兩宋時期是第一個高峰，爾後跌入元代的低潮，明代形成第二次高峰，清代走入繁榮至衰落；從古塔的性質、功能與作用看，是由佛門逐漸走向世俗，即從佛塔演變成風水塔，第一次高峰爲佛塔的高峰，第二次的高峰則爲風水塔的高峰；從古塔分佈地域情况看，兩宋及其以前時期的古塔主要集中在韶關、廣州、潮州等佛教曾經流行特盛的地方，與佛教的寺廟及名僧緊密相關，宗教性强；明清時期的風水塔則分佈於全省各地，具有世俗性、普遍性龢民間色彩。

　　曲江縣馬壩鎮大嶺埂宋塔遺址位於我省唐宋時期佛教最流行的韶州（即韶關）的中心地帶，這主要是唐代最杰出的佛教領袖慧能大師曾經長達36年駐錫曲江寶林寺（今南華寺）和南漢時禪宗的雲門宗創立於韶州，致使四方來韶的“緇衣之徒”，“結舍爲精廬者，差倍他境”［2］。到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以前，韶州共31000户，“削髮隸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爲精舍者四百餘區”［3］，平均不到9户便有僧尼1人，不到80户有寺廟1所，寺廟興建風行一時，而相伴隨之的是佛塔的修造。至今，我省現存宋塔21座，屬於原韶州範圍的就占10座，是我省宋塔保存最多的地區。曲江縣是禪宗祖庭南華寺的所在地，自唐代慧能駐錫此寺後，遂爲“嶺南第一禪林”［4］，周邊佛教迅速發展，“故曲江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歸於浮屠”［5］，寺廟佛塔興建不斷，而大嶺埂宋塔應爲其中的一座，反映其一個側面。通過大嶺埂宋塔遺址的發掘，結合我省現存唐宋時期的古塔及其有關資料分析，本人認爲大嶺埂宋塔遺址的年代、性質、形制、結構、特點及其意義如下：

　　1．年代

　　八角形塔基遺址平面比較清晰，該層出土了殘缺不全的青磚、板瓦、筒瓦以及白瓷高圈足碗、餅足燈盞等若干件。《曲江縣誌》等現存史料未記載該塔的情况，故此，無法確定其重建年代。考慮到未見元明清時期的遺物，該塔可能重建於四角塔塌毁之後的南宋中晚期。

　　四角形塔基遺址同八角形塔基遺址相比，不論從該塔的主體建築及其附屬建築，還是出土的建築材料、構件以及錢幣、生活用品等各方面，前者都比後者豐富得多。根據考古發掘的建築遺址、出土文物（尤其是“元祐通寶”）和韶關地區現存唐宋古塔的現狀，綜合考慮該塔的始建年代不早於且極可能在北宋元祐占年間（1086～1094年），比仁化華林寺塔稍遲10年餘。

　　2．性質

　　按我省現存古塔的性質類别劃分，大致分爲宗教塔、風水塔、燈塔、航標塔、軍事瞭望塔等，其中宗教塔和風水塔分成幾種不同類别［6］。佛塔可以再劃分爲舍利塔、墓塔、經幢塔、阿育王塔和紀念塔等若干不同的塔。大嶺埂宋塔遺址屬於佛塔，而且應是紀念六祖慧能（638～713年）的。據《曹溪通誌》記載：“招隱岩在寺西十裏，有巨石卓起，高十數丈，其半有岩。郡志能禪師常隱居於此，後僧即岩中祀師父母。提刑耿南仲大書‘招隱’二字刻於石”［7］。招隱岩即今獅子岩，其半腰有天然岩洞；“能”爲六祖惠能；“提刑”是宋初設於各路，掌管所屬各州的司法、刑獄和監察，兼管農桑；耿南仲，開封人，元豐進士，曾經“歷提舉兩浙常平”，“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8］，尚書左丞等；“高宗既即位”，“論其主和誤國罪”，“命降授别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9］。據此得知，六祖慧能曾時常隱居於獅子岩洞，後來，教徒們紛紛前往該岩洞祀之，並有北宋後期被貶謫之前時任提刑耿南仲書題的“招隱”遺墨。不過。惟有“招隱”二字，未見“寺”字。因此，該岩屬於慧能隱居之處，後來，是否發展成爲寺廟難以斷定。但是，至少是慧能大師佛事活動一個主要場所。

　　大嶺埂宋塔遺址北距此岩約300米，是該岩南面最近的一個山坡。根據我國和本省宋代古塔興建與佛教之緣和六祖慧能的地位，大嶺埂宋塔應爲紀念六祖慧能的塔。禪宗六祖慧能所處的唐代初期，正是當時統治王朝從“揚道貶佛”轉變爲“舉佛抑道”，特别是武則天即位後，敬重禮拜佛師禪僧，“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虚歲”［10］，令佛教日漸“世間”化、本土化（主要是玄學化和儒學化）［11］，並在全國得到很大發展。當時，中國佛教各宗派力圖從盲目崇拜“西來”佛教的經書、儀式等繁文縟節中解脱出來，自成體系的中國僧團相繼紛然蔚起，各具特點、規模空前龐大的教派標然林立，如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而民族化、本土化和大衆化比較徹底的宗派則非禪宗莫屬。同時，别具一格的藏傳佛教開始形成並流行［12］。雖然，後來有唐武宗斷行滅佛和五代後周世宗的廢佛。但到宋代時，在國家特别重視之下，佛教又有了新的大發展，最主要的特點是引進了“忠君”、“愛國”的倫理觀念，更加向“世間”化趨勢演變。“唐以前，僧見君皆不稱臣，至唐，則稱臣矣。……諸師稱天子則曰檀越，自稱則貧道。”到了宋代，“‘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奉敕撰《宋高僧傳》的贊寧進一步提出‘佛法據王法以立’的主張”［14］。僧尼必須臣服於君主的權威，徹底結束了沙門與王者抗禮的時代，這在我國佛教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由於慧能極力把本人的佛教思想同中國傳統的哲學、學説、倫理道德等相結合，在宗教倫理上認同上尊下卑、圖報國恩皇恩、贍養父母、落葉歸根等，這一方面完成了“西來”佛教轉化爲中國式佛教的最後蜕變；另一方面又適應了當時統治階級的需要。因此，禪宗獲得了快速發展，“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爲口實矣”［15］，成爲當時最流行、影響最大的佛教宗派。慧能之後，其弟子衍生分化南岳、青原兩係共五家宗派。同時，傳播到日本、朝鮮半島。禪宗五家至宋代，惟有雲門、臨濟、曹洞興盛。雲門禪在嶺南一帶勢力很大，禪師重顯以《頌古百則》中興雲門。以禪宗正宗祖係的禪師契嵩重訂《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簡稱《壇經》），編撰《輔教篇》和《傳法正宗記》等，均被收入官藏，影響廣遠。“按照佛教的規定，只有佛祖釋迦牟尼傳教與活動的記録才能被稱爲‘經’，而記録一個佛教流派祖師的有關思想和事迹的書却被中國佛教尊爲‘經’，這是佛教史上絶無僅有的”［16］。

　　自唐憲宗“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日‘大鑒’”［17］禪師後，到北宋對六祖慧能更是褒揚有加，在100年間，宋太宗、仁宗和神宗三位皇帝曾經先後加謚慧能爲“大鑒真空禪師”、“大鑒真空普覺禪師”、“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18］。同時，唐中宗因慧能而改寶林寺爲中興寺，並賜其新州故宅爲國恩寺；宋太宗“詔新師塔，日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皇帝天聖十年，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内供養”［19］。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劉禹錫和北宋著名詞家晏殊都撰文頌之。朝廷官方確定了六祖慧能爲禪宗本土化後創始人的地位，使之成爲中國化的“佛祖師”。這也是佛教“世間”化、本土化的必然結果。正是在這種統治王朝多次敕詔褒謚慧能大師的崇佛氛圍中，崇拜六祖慧能的“真身”像和有關廟宇殿堂及佛塔隨之紛紛出現了，如肇慶的梅庵是智遠和尚紀念六祖於北宋至道二年（996年）而建，相傳六祖路經肇慶時曾在此處親手插梅；廣州光孝寺的宋代大鑒禪師殿和風幡閣，記載了慧能長年隱匿於民，首次以六祖身份出道便語驚四座的典故；廣州六榕寺六祖堂内供奉的六祖跏趺坐像，是北宋端拱二年（989年）精心鑄造的“真身”紫銅像；遠在邊陲雲南省昆明的曹溪禪寺，是宋代熱衷尊崇惠能的當地僧衆在安寧仿照曲江曹溪寶林寺（即今南華寺）而修建的寺；以及後來陸續興建的南雄梅關六祖廟、曲江南華寺和肇慶慶雲寺的六祖殿等。由此推斷，六祖慧能主持寶林寺36年間，經常不辭辛勞到距該寺幾十裏外的招隱岩，“常隱居於此”，實踐他不傳衣鉢、不假經書、不造寺廟，由“心性本净”，到“净性自悟”，到“頓悟成佛”的宗旨。這無疑是他進行佛事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爲了紀念他這一佛事活動，在招隱岩面臨下的大嶺埂上興建一座塔，也屬於合情合理之事。這如同廣州光孝寺瘞髮塔——六祖密授禪宗衣鉢隱匿16年後，公開其承受禪宗衣鉢身份而剃發受戒的標誌；新興國恩寺報恩塔——六祖涅槃後其肉身置於塔内（後來，弟子迎其遺體歸葬於曹溪），盡顯報答父母之恩；曲江南華寺靈照塔——供奉六祖真身，南華寺作爲禪宗“祖庭”地位的象徵，靈照塔是一座與慧能生世有關的紀念性佛塔。從嶺南地區看，除墓塔外，這種紀念名僧佛師塔比較少見，始見於廣州瘞髮塔，略晚一點的則是惠州“泗洲塔”［20］。另外，從大嶺埂宋塔同現存我省宋塔相比較，從大嶺埂宋塔遺址的基臺、慢道和地宫等建築結構與規格方面分析，規模不大但規格高，只有享有崇高名望的慧能與之相匹配。該佛塔遺址也應是紀念六祖慧能的佛塔遺址。

　　3．形制、結構

　　爲了叙述説明方便，將我省現存21座宋塔，列表如下（表一）：

　　
　　此外，曾經建於宋代，後來重建成風水塔或已圮的宋塔，有陽山涅盤石塔、潮陽祥符塔和千佛塔、樂昌南塔等。

　　從大嶺埂宋塔遺址看，八角形的塔基各邊長在2.1～2.3米間，同許村塔和華林寺塔等邊長接近，由此推測其高度在20～21米，層數爲五層，仿樓閣式，未置副階周匝和暗層。四角形的塔基各邊長3.65米，除南宋龍津石塔和陽山涅盤石塔（南宋嘉定五年建的四角塔，1969年拆毁）外，僅剩澌溪寺塔和下塔可比較。根據我省宋塔（尤其是四方形塔）的特點和考古發掘出土的塔基遺址及其他文物實料分析，四角塔原來的形制、結構如下：

　　（1）基礎平面呈方形，直壁平底，邊長5.2、深2.05米；其中間爲地宫；以大小不一的石塊（石灰岩質地）與紅褐土或紅土混合夯打築實，這與《營造法式》卷三築基條中“凡開基址，須相視地脈虚實，其深不過一丈，淺止於五尺或四尺，並用碎磚瓦石扎等，每土三分内添碎磚瓦石等一分”［21］的不分層混合夯築做法基本相似。

　　（2）地宫又稱“龍宫”、“龍窟”。地宫是中國佛塔搆造獨自特有的一部分。自佛教傳入我國後，瘞埋舍利制度大致經過了幾個階段：1．南北朝時，尚未搆築地宫，只將舍利或舍利函直接埋入塔的基礎中部之下。如廣州千佛塔（即六榕塔）［22］和河北定縣北魏塔［23］。2．隋代開始出現地宫，唐代皇家主持建造的地宫是仿帝陵制度，如陝西法門寺塔的地宫［24］。3．宋代佛塔已經普遍采用了地宫這個結構，而且，地宫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形式。“這種用石函、磚函、金棺銀椁瘞埋舍利的制度是前所未有的，改變了印度中亞用罌壇或盒瘞埋的方式而用中國式的棺椁瘞埋，更符合中國的習慣”［25］。大埂嶺宋塔遺址的地宫，平面正方形，單室，屬於石構竪穴式，其内置一磚函。磚函淤土中發現一小塊白色三角形石（同獅子岩山石的質地、顔色一樣）——應是取自招隱岩洞内的石頭作替代物，具有紀念慧能的象徵意義。這同廣東省曾經發現的佛塔地宫結構形式有所差异［26］，爲研究我省宋代地宫及舍利瘞埋制度提供了新的樣式和重要的材料，再次説明瞭我國唐宋時期南方流行竪穴式、北方時興横穴式兩種主要不同形態結構的地宫。另外，該地宫的規格尺寸過大，與基座、塔身不相協調及結構的不合理，也是造成該塔倒塌的主要原因之一。

　　該地宫磚函内獨一無二的三角石應是“舍利”的替代品，這是佛塔的一種習慣做法。《如意寶珠金輪咒王經》曾言：“若無舍利，以金、銀、琉璃、水晶、瑪瑙、玻璃衆寶造作舍利。……行者無力者，則到大海邊拾清净砂石即爲舍利，亦用藥草、竹木根節造爲舍利”。

　　（3）基臺與慢道采用天然做法：依山坡地勢而建，先將表層土削平成臺形和斜道，再鋪地磚，四周青磚圍砌，簡單而實用。我省的河源龜峰塔、曲江仙人塔、龍川正相塔、仁化華林寺塔和陽江北山石塔等也采用這種做法，只是削平山坡成坪地，未特意以磚或石做成基臺而已。這種做法還延續地影響我省明清的風水塔。我國早期的佛塔，除個别顯赫的佛塔外［27］，只有比較低矮的塔基而無基臺，“唐代以後，塔的基礎部分有了急劇的發展，明顯地分成基臺與基座兩部分”，“例如西安唐代的小雁塔、大雁塔等”［28］。大嶺埂宋塔遺址基臺呈正方形，同基座、塔身的平面一致，其邊長同塔身邊長的比例在1：0.41和1：0.42。這同浙江杭州雷峰塔［29］的基臺比例1：0.57相差不遠。慢道（包括礓礤）是相對峻道、平道的一種稱謂，始見於五代至宋初名匠喻皓《木經》。該遺址慢道“長廣量地取宜”，其高與長之比爲1：12，這顯然是本地的民間做法。同時，以青磚墁地且鋪飾圖案和采用土襯（金邊）的式樣，這應是宋時南方的一種習慣做法。我省唐宋時期佛塔還未發現基臺和慢道的原狀做法。此次發掘出來的基臺和慢道是一個重要的發現，爲今後研究本省佛塔提供了珍貴的實物。

　　（4）須彌座坐北向南，正方形，以青磚砌成，素面無飾，雖然倒塌，仍具備上下出澀、中爲束腰的早期須彌座的一種簡單形式。這同我省五代時期光孝寺東、西千佛鐵塔和南華寺千佛鐵塔的華麗蓮花雙重須彌座迥然不同，同慧光塔、六榕塔、三影塔等宋塔的須彌座略有差异。

　　（5）塔身與塔刹據我省宋代四角佛塔和大嶺埂宋塔的有關結構數據推測。大嶺埂宋塔應爲仿樓閣式實心體，外觀爲七層，總高21米左右；塔刹由覆盆、露盤、相輪、寶蓋、寶珠等組合成一體。

　　（6）勾欄從該基臺邊發現有規則排列的10個柱礎遺迹看，沿臺基設置了勾欄，其望柱坐落於近似圓形的磚礎上。可能采用宋時比較流行的尋杖式或卧稜式，前者係由尋杖、望柱、華板、袱等構件組成；後者則爲尋杖與地袱之間不設華板，僅横置一根或三根木條，簡檏無華。

　　4．特點與意義

　　由於八角塔基遺址遺物太少，無法説明其特點，故不涉及。在此，僅論述四角塔的特點和意義：

　　（1）該塔遺址規模不大，但規格高，除副階周扎匝外，具備宋代佛塔主要的搆造和附屬建築物，如基臺、基礎、地宫、須彌座、塔身、塔刹（已毁）、勾欄、慢道等，並具有獨自的地方特點。

　　（2）與韶關地區現存部分宋塔相同又相异，利用山坡地勢而建，因地制宜，省工省料，簡檏實用，具有粤北山區宋塔的特色。

　　（3）再次説明同唐代最杰出的佛教領袖慧能生世相關的佛塔——宋代或宋代以前紀念性佛塔的一個顯著特點：它不是瘞藏舍利子的塔，而是紀念大師慧能的塔。這一方面反映了宋代佛教鼎盛時期的一個側面，特别是韶關地區與史書記載相印证，上至皇朝下及黎民百姓，對禪宗大師惠能的空前褒謚和狂熱崇拜；另一方面爲研究名僧慧能和廣東佛教歷史提供了新的實物。

　　（4）基座底磚下鋪墊一層銅幣和銀鉑的發現，這反映當時一種民間風俗特點。無獨有偶，2001年浙江省杭州雷峰塔遺址在考古發掘過程中，也發現銅錢“約3300枚。它們大多數撒放在地宫底面的鋪地磚上……還有一些是工匠有意嵌在墻壁或鋪地磚的磚縫裏。撒放在底磚上的銅錢，往往用絲囊包裹，出土時尚可見到絲織品的殘片”［30］，此外以前東莞象塔在基座構件之間發現加墊北宋“熙寧元寶”、“崇寧重寶”等多枚錢幣。仁化華林寺塔於1989年維修時，在第五層至六層之間的西南角壁内發現北宋咸豐、景德天禧、熙寧等年號銅錢各1枚，元豐年號銅錢87枚，銘文和紀年磚各1塊（行書陰刻一爲：“元豐五年九月二十日”、一爲：“謝道人結塔緣好”）以及銀鉑的佛像3件、青瓷杯1件。這充分地説明北宋初已經流行以布、絲包裹銅錢，或在佛塔基座底鋪墊銅錢或於地官内撒放銅錢，或將銅錢嵌入佛塔基座構件、塔身墻壁縫隙的葬幣習俗。

　　（5）它是我省首次正式考古發掘出來的較完整的塔基遺址，出土的基臺、基礎、須彌座、慢道及勾欄等建築實物極其珍貴，尤其是本省唐宋時期佛塔還未發現完整的基臺和慢道，填補了我省在這方面的空白，並提供了宋塔的基臺和慢道的一種範例，再現了宋代佛塔原有的一種形制結構的真實面貌。

　　

　　（原載《華南考古》第1輯）

　　注釋：

　　［1］李誡編修：《營造法式》卷十五記載：“營造瓦坯用細膠土不夾沙者。前一日和泥造坯。先於輪上安定扎圈，次套布筒，一水搭泥拔圈”。

　　［2］［3］餘靖：《武溪集》卷九《韶州光運寺重修证真寂照大師塔記》、《韶州善化院記》。

　　［4］《（道光）曹溪通誌·重刊曹溪通誌跋》。

　　［5］餘靖：《樂昌縣寶林禪院記》。摘自《廣東史志》1989年1期。

　　［6］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東古塔》，第3～5頁，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9年。

　　［7］《（道光）曹溪通誌》卷之一。

　　［8］［9］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五十二《列傳第一百一十一》，中華書局，1977年。　

　　［10］《新唐書》卷一二五《蘇環傳》，中華書局，1977年。

　　［11］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册第614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

　　［12］曹琦、彭耀編著：《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國》第2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13］《永覺元賢禪師廣録》卷十三。

　　［14］任繼愈總主編、杜繼文主編：《佛教史》第48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15］贊寧：《宋高僧傳》（範祥雍點校本）卷八《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中華書局，1987年。

　　［16］同［11］，第38頁。

　　［17］唐·劉禹錫：《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碑》（見於《六祖壇經箋注》，臺灣臺北市華藏佛教視聽圖書館，1987年出版）。

　　［18］《六祖壇經箋注·歷朝崇奉事績附録》，臺灣臺北市華藏佛教視聽圖書館，1987出版。

　　［19］同［18］。

　　［20］唐中宗（705～710年）曾在江蘇泗洲（今盱眙縣）建塔紀念印度和尚僧伽，後來，各地紛紛仿傚，都取名‘泗洲塔’”。見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東古塔》第137頁，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9年。

　　［21］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第161頁，科學出版社，1985年。

　　［22］“掘地時，……復得古鼎，藏劍三、鏡一，鍤瑩如新。瘞佛牙、舍利其下。”見清·仇巨川纂：《羊城古鈔》，第25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縣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5期。

　　［24］陝西法門寺考古隊：《扶風法門寺塔基唐代地宫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10期。

　　［25］徐蘋芳：《中國舍利塔基考述》，《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4期。

　　［26］據我省宋塔有資料和本人近10年餘修繕古塔記載，廣州千佛塔、廣州華林寺塔、潮陽千佛塔、連平仙塔和英德蓬萊寺塔都發現地宫，以瘞藏舍利子及其替代物，各個相异不同。廣州千佛塔和潮陽千佛塔的地宫均在宋、明重建時發現，是時人們未注意地宫形制，僅注意其内的藏品，因而僅知道前者以九磚井環列作塔基，中間埋藏一口巨鼎，其内藏三把劍、一方鏡和佛牙、舍利；後者則以一件石函，内藏三尊玉像、五尊銅像、銀與瓷像各十六尊、一件雕飾銘文的銅版方尺、數百顆如豆的舍利子替代物及唐代銅錢。連平仙塔的地官是1985年調查發現的：地宫呈方形，邊長約1米。深約5米。1990年英德蓬萊寺塔修繕時曾試探地宫，該地宫爲圓形土洞，直徑約70厘米，深約110厘米，發現1件銀耳飾物和瓷器殘片、灰陶片及磚等近50件。

　　［27］北魏洛陽永寧寺木塔（516年始建）基臺“正方形土臺，各邊長50米，臺高3.6米。”見羅哲文：《中國古塔》，第240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

　　［28］羅哲文：《中國古塔》，第58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

　　［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5期。

　　［30］同［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