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固然是資本逐利性的本能流動，區域經濟的梯度推移規律的體現。一般來講，當經濟體内部發展日趨飽和之際，就將掉頭轉入在挖掘存量優勢的同時尋找增量機會的發展途徑。長安人原有成功的物業投資方式，因土地供應不足且高價位而攀昇擱淺滯緩。工業用地每畝（包证）25萬元，振安二路商住用地7000元／平方米起高企土地價格，建築成本高漲，證件辦理手續繁瑣，回報率低，超過了10年回報期，令人望而却步。本地無望，很難擴大再生産，資本追逐高利潤的本能隨着敢冒風險的長安人擴張流動，或與當地有份量的人脈關係聯合投資，長安人慣有的投資模式，只能簡單克隆，移植别處，輸出資本，擴大私人物業資産，增長財富。

　　其次，政府無視民間資本坐大。長安依靠農村集體推動經濟的發展，收取土地管理費、廠房租金、結匯分成及各種法定性税費，形成鎮、村、組三級集體收入快速增長，庫房殷實。“兒子有錢，老爸更有錢”的財政狀况，哪有富爸爸向子女伸手要錢的理財觀念。2004年各項税收總額13.9億元，村組可支配財力收入12.3億元，鎮可支配財政收入9.66億元，財政總量相當於内陸地級市。政府的市政建設和好項目自有資金綽綽有餘，政府全力承攬，未必向民間開放。没有編制産業投資項目，没有組織對外招商引資項目，没有形成“借田種菜”、“工業飛地”异地發展的政府行爲，忽視民間資金的啓動，無視於民間資本的坐大及走向，令他們遊勇散兵般的孤軍作戰，盲目地外流。

　　歸根結底，這是無力進入工業領域的必然結果。這是根本成因，也是長安人最大的悲哀。

　　源源不斷的外資進入長安，形成了今天的外向型經濟爲主體的經濟格局，擁有絶對地位，擁有繁榮，擁有宣傳資本。忽視民營企業的培育、壯大的發展空間。近年物業收租、集體分紅等渠道匯集而形成急劇膨脹的民間資金却無力進入工業領域，對工業缺乏深層次的思考，没有投資的大平臺，没有形成本地工業企業規模化、集團化的發展勢頭，本地民營工業企業聲音微弱。

　　追溯長安本土民間資金，20多年的歷史表明大量投向的不是工業，而是第三産業。早期全民資金熱衷於物業投資，瘋狂建樓收租。近期忽然一窩蜂走向賺快錢的服務業，臨街廠區改商業、服務業，尤其有門路、有關係的大款們，突然轉向投資特種行業，製造一種無煙工業的昌盛。因此長安有“六多”現象：沐足多、酒店多、卡拉OK多、桑拿多、有錢人多、病人多。

　　有人開玩笑説，幾個人一頓飯功夫閒聊融資幾千萬甚至幾億再蓋個五星級酒店，豪賭一鋪，不會大驚小怪，但决不會集資幾百萬投資工業。即使有資金投入工業大多是低技術的行業和産品，OME貼牌生産賺取微薄的邊緣利潤。最乾脆莫過於掛名法人代表，賺境外商人或内陸省市人每月2000元的掛名費，有的象地頭蛇收保護費，遊手好閒的社會寄生蟲。因此長安到目前爲止，没有産供銷的的自有産品，更談不上自有品牌。至於全國弛名商標“步步高”、“金正”落户長安，乃過江龍栖居而已。前3年，一家擁有多項專利的摩托車發動機生産商—愛普諾，法人代表楊小姐突然身陷官司而盪然無存。

　　相關鏈接：

　　深圳市金立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8月，是一家主要經營手持通信終端設備和移動信息服務爲主的新型電子企業，是東莞著名企業金正電子的大股東之一。

　　金立通信董事長劉立榮曾是金正電子元老之一。1997年，楊明貴帶領萬平、劉立榮等成立金正公司，後劉立榮離開金正，在深圳創立金立通信，並把生産基地設在東莞。據金立通信方面介紹，2003年金立就已經建立了200多個服務中心，覆蓋全國大中城市及一些偏遠地區，目前金立通信年銷售額達到20億元。

　　2004年12月24日《東莞日報》

　　近期炒得沸沸揚颺的“金正事件”中，廣東金正借殻上市，意欲收購山西太原天龍圈錢，結果適得其反，賠了夫人又折兵，逼宫易主，先有創始人董事長楊明貴倉惶出走美國，後將總經理萬平刑拘入獄，法院查封。金正總部外遷珠海，融資10億造空調，製造神話，擾亂股民視綫。３年前，根據財務狀况、技術開發能力、股東組成、地方關係協調能力等因素，筆者早已預計金正遲早折戟沉沙敗走麥城，不幸而言中。愛普諾、金正兩家品牌企業悄然失去，令人痛惜。

　　源於金正一脈相承的金立通信蓄謀閉門深圳，潜心研發手持通信終端設備和移動信息服務，買地大嶺山總投資1.4億元，建設年産500萬手機的專業生産基地，意欲進入國産手機五强，研讀媒體長篇累牘報導，筆者不禁仰天長嘆，浮想連翩，思接千裏……

　　假如步步高、金正、金立３强鼎立長安哪該多好呀？

　　評：

　　▲商海無涯，聚散無常，和氣生財，内亂生變，利盡人散，如出一轍：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同床异夢→同歸於盡。

　　▲中國民營企業變種最後結局只有２種：

　　無論用哪種方式搞到外國（境外）資本發展生財，則是中國人的福氣，民族功臣。

　　若與銀行敗類勾結“黑手”伸向境内銀行（無論國有還是地方）證券，則是中國人的禍害，淪爲民族千古罪人，商業漢奸。

　　不管黑色、灰色、紅色、白色等各種收入如涓涓細水匯流成河，衍生積聚的民間資金每年超20％增幅水浸銀行。雄厚的民間資金睡在銀行裏，無法轉化成投資資本或生産資金，無路可遁，唯步温州後塵和90年代中期的香港進軍樓市，炒風熾烈。歷史有驚人的相似性和重復性。

　　“小商品，大市場”的工業之路，令温州人富到流油，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錢多到無處花的地步，自發以“標會”形式吸納閒散民間資金揮别工業，“蝗蟲”般涌向全國大中城市炒樓，形成10萬人手握1000億，令地方政府、房地産發展商既愛又恨的“炒樓軍團”。今天炒樓部隊竟然炒到美國境外去。

　　今天，長安人鬥志正酣，瘋狂炒樓、炒地皮，炒高長安，又炒高了别處。

　　外流出去的肥水，無論長安未來輝煌抑或式微，無法回流繁榮長安，與長安未來無關。

　　取之於長安，回饋於長安，再投資於長安 ，造福長安。應是理想的良性循環投資方式，也應是地方政府期待的結果，但這是一厢情願，肥水還是毫不客氣地流到别人田。在長安成功，在外地成名。以長安的物業扺押貸款到异地再投資物業，照本宣科克隆手法，這是目前長安主要异地投資方式和融資渠道。與工業出身温州人代表的浙商异地輸出的是實業，甚至連老闆也在當地安居扎根，立足當地，圖謀發展壯大的投資方式截然不同，使得温州商人遍及世界各地。長安復製物業的投資方式，會造成本土企業流失和資金流失，更爲不利的是由於不斷復製，産生了路徑依賴的惰性，不必去對實業尤其工業進行投入或换級换代，這對長安人來説是致命性的。束縛了長安人難以長大，無法輸出自有品牌，欲進入福布斯富豪排名榜，中國民企百强的美夢仍遥遥無期。

　　長安地主（屋主）成群，炒家結隊，却没有形成企業家團體。這是由於長安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地生租的必然結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涉外企業除前文所言遷往大嶺山鄰鎮外，粤西、粤東、粤北等相對落後地區也有外商陸續遷移或開設分廠。如新溢、紅盒圈地河源另設新廠，建業在惠州大亞灣建廠。也有部分企業爲節省費用，采用“异地生産，裝配報關在長安”的模式，長安保留接單、管理、信息等功能的總部，類似於香港貿易行性質，同時，具有讓客户尤其美國客户參觀的門面總廠。據統計2004年减少外資企業103家，其中關停倒閉46家，到期 51家。

　　長三角的崛起更誘惑着外商，尤其臺商鍾情崑山一帶。福津集團、宏德化工等悄然登陸，某科技集團意欲撥寨安營蘇州；部分外地民企兵發浦東，跟風而去。

　　近期，香港經濟復蘇，港府鼓勵發展工業的政策吸引工業昇温的態勢，部分早期進入長安賺錢的港資老闆自動結束企業，果斷轉讓自己名下的土地廠房套現回流香港或轉移异地投資，成爲一種令人關注擔憂的新現象。

　　在風水寶地的長安賺錢完成擴大再生産資本積累，抽水异地二次創業。令當地政府啞巴吃黄連，有苦説不出，無奈地默認企業外遷。揖别長安的無言結局，根本成因是長安經濟發展模式以涉外經濟爲絶對支柱的格局的必然結果，整個長安經濟建立在高度引進的基礎上，有明顯的“飛地經濟”特徵。由於長安涉外企業大部分爲勞動密集型企業，五金塑膠居主導，産品附加值較低，一旦擴大規模，必須租賃或大量圈地，耗費巨大能源與資源，但在長安幾乎是一地難求，至於能源荒龢民工荒更讓企業喘不過氣來，個别職能部門“衙門”作風、執法心態、執法水平及服務意識令人敢怒不敢言。更不必談進一步擴大原有的模式。在本地很難擴大再生産，那麽只有外擴的路了，到有地可用的地方，勞動力成本更低，資源相對充裕的暫時偏遠的地方去投資，復製企業以前的經營模式。外資即遊資，長安鎮賴以生存的外資企業因爲地理位置優勢、政策優勢和土地優勢，來到長安，與長安没有根源聯繫，在本質上屬於“鬆脚”型企業。隨時因爲優勢條件减弱或喪失而移情别戀决絶而去，尤其是那些對土地成本敏感的“三來一補”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