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逐步完成以上課題之後，我感到要揭開深化的蓋子必須對珠江文化進行系統研究，弄清其結構系統、理論框架、學術和形象定位，發現和論证出其系統性和可持續發展性。於是我仍繼續采用從現實所需引發歷史文化研究的做法，逐步探究下列課題：

　　首先是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誰？衆所周知，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長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由此才有中華民族子民是炎黄子孫的説法。這説法又源於兩帝分别是生活在這兩條江河流域的華夏民族首領，兩族戰争後並爲一族，後來才取名爲中華民族。位於中國南方的珠江水域，民族衆多，均各自立，故被統稱與百越族，長期没有統一，也無共同首領，所以，一直未有珠江文化始祖是的誰的説法。2001年春，我應邀參加廣西梧州歷史文化研討會，發現這裏是古蒼梧之地，有關於虞舜的史料和遺迹，經認真研究包括《尚書》《山海經》《史記》在内的許多史書和現場考察之後，我撰寫了《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一文，在《嶺南文史》發表，受到廣泛關注。我首先依據在開創中華民族的“三皇五帝”中，只有最後一位舜帝（即虞舜）到過珠江水域，生前多次南來“祭祀”、“巡狩”，死後又“葬於芲梧之野”；他即位才開始有“中國”之名，始開德政和樂教，將南方各族感化，將其領土統一劃歸中國版圖，也用武力將少數不服氏族遣送北方；清政亷明，賞罰分明，初具國家行政雛型；這些作爲，是起到統一嶺南百族並使其歸併中華民族的始祖作用的，其文化内涵和性質，也是初顯珠江文化的包容性、兼融性特質的。爲珠江文化始祖定位，意味着找到這塊水域文化的開端，明確這一文化系統之原始元尊。

　　接下的問題是珠江文化的古代思想領袖（即哲聖）是誰？樑啓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一文中有言：中國傳統文化“實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爲孔子，南派之魁厥爲老子，孔子之見排於南，猶於老子之見排於北也”。以我理解，樑啓超所説的“北派”即黄河文化，“南派”是指長江文化，可惜喝珠江水長大的樑啓超當時尚未能注意到珠江文化的存在事實，否則他定會找出珠江文化之“魁”的。其實，樑啓超已爲解决這問題開了路，一方面是以這段話爲黄河文化和長江文化的哲聖定了位，另方面是在其他著作中對六祖惠能評價甚高，極高評價惠能禪學對學術和詩壇的影響，稱“唐宋兩代皆六祖派”，“宋儒皆從佛書來”，“宋士大夫晚節皆依佛”，並説“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軾）王（安石）其高雅之什，大半皆禪悦語”。這些話實際上已尊惠能於哲聖地位，只是未點明而已，令人感嘆的是這點點學術距離要樑啓超百多年後，才由要人、洋人和後人逐步解開。所謂要人，是指毛澤東。據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回憶，毛澤東曾説：“惠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造悟性成佛説，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爲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始祖。另據有關人員回憶，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來廣東視察時，曾問當時廣東領道人陶鑄是否知道廣東出了兩位聖人是誰，陶鑄只答出一位孫中山，毛澤東當即解説另一位是六祖惠能。可見毛澤東早稱惠能是創立禪宗的聖人了。外國洋人和華人又將這説法推前一步，在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所世界十大思想家頭像中，立有孔子、老子、惠能三位中國哲聖，西方媒體評其爲“東方三聖人”，加拿大華人會館尊奉三位哲聖的坐像，以尊崇他們在三教（儒教、道教、禪宗）和三學（儒學、道學、禪學）的至尊地位，又可以説是沿着樑啓超的思路而潜在地縮小其學術距離，以列尊的方式將他們分别是黄河文化、長江文化、珠江文化的哲聖定位顯示出來，而其未能消除的一點距離，只好由我們這些後人去點明瞭。2001年11月，六祖惠能的發祥地廣東韶關南華寺，爲慶祝建寺1500週年而舉辦了惠能禪學研討會，我提交了題爲《珠江文化的哲聖——惠能》的長篇論文。我從六祖《壇經》這部中國人寫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佛典中發現，這既是一部佛教禪宗經典，又是一部自成體系的思想哲學經典，堪稱爲惠能所創造的禪學思想專著，可與孔子的儒學、老子的道學相並列，從而可稱惠能爲與孔子、老子並列的代表一種哲學思想的哲聖，同時又可以稱惠能爲與黄河文化哲聖孔子、長江文化哲聖老子並列的珠江文化哲聖。這不僅是因爲惠能出生於廣東、長期活動在廣東，主要是他的思想文化特點體現了珠江文化特質，體現了珠江人在中古時代的文化意識、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是珠江文化土壤中誕生，又影響並促進珠江文化的發展。他主張“人人心中有佛”，“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葛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見性是功，平等是德”，體現了中古時代在南方隨商品經濟萌起的市民意識和平等思想；他創造修佛“頓悟”之説，撰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名偈，所體現的唯心思想，可謂後來以陳白沙爲代表的南方“心學”之先聲；他認爲“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去求佛”，反對向外求佛，反對崇拜，反對去追求“西方净土”之“彼岸”，典型表現了他自立自强、不信神、反權威的個人意識，與後來從西方傳來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异曲同工，是中古時南方商品經濟興起而初顯資本主義思想的胚芽；他主張“農禪合一”，“農禪並重”，强調自食其力，不拘修行地所和方式，重在實效，使南方禪宗在唐武宗滅佛之時（會昌大難）得以幸存，後來成爲佛教主流，這種思想和舉措，正是重實用、實際、實效的小農經濟思想向商品意識過渡的體現；惠能的南宗“頓悟”派雖與神秀代表的北宗“漸修”派有分歧，禪學也與儒學、道家不同，但惠能均無排斥之意，指出：“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飩，迷人漸修，悟人頓契”；他尊奉父母，力行孝道，倡道修行中的辯證法，都與孔子、老子不悖，可見其器量和兼容氣度。這些學説和行爲，都是源自並體現着珠江文化的市民性、重商性、平等性、自由性、實在性和包容性的特點或特質，并且體現得最全面、最集中而時間也最早、影響最深廣，所以，稱惠能爲珠江文化的古代哲聖是名至實歸的。

　　至此，由於發現舜帝是珠江文化始祖、惠能是珠江文化哲聖，使得珠江文化初顯自身系統，從而使其可與以黄帝爲始祖、孔子爲哲聖的黄河文化，以炎帝爲始祖、老子爲哲聖的長江文化相並列，初顯作爲一種水域文化的文化系統。

　　（2006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