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余桂元主編的新版《高中歷史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以岳飛與文天祥當年是參加“民族戰争”(國内民族之間的戰争)而非“反抗外敵戰争”爲理由，不再將他們列爲民族英雄，只承認戚繼光、鄭成功等爲民族英雄。消息傳出，一時間激起千層浪，如何評價歷史人物，在全球化的語境裏再次成了問題。難道歷史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作爲軍人的岳飛，不去説他，文天祥本是一介書生，受命於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本來就無力回天，兵敗被俘是歷史的必然。元世祖忽必烈看重其才華，爲了籠絡漢人士大夫，親自勸，文天祥投降，雖然在遭到拒絶後下詔將他處死，但不無惋惜地説：“好男子，不爲吾用，殺之，誠可惜也。”效忠宋朝的文天祥，能得到忽必烈的讚揚，靠的就是他的人格力量!倘若文天祥是朝秦暮楚、摇尾乞憐的軟骨頭，忽必烈還能如此敬重他嗎?

　　文天祥(1236—1283)，江西吉安人，號文山，字履善，寶佑四年(1256年)進士第一，賜字宋瑞，因父親文儀喪未受官職。德佑元年(1275年)，元兵直逼I臨安，南宋水陸軍全綫崩潰。時任贛州知州的文天祥率先響應勤王，迅速招募三萬勇士保衛臨安。第二年正月，文天祥以右丞相的名義與元軍談判，郤被元軍扣押，押往大都(今北京)，所幸途經京口(今鎮江)時，在一船夫幫助F逃出。

　　德佑二年(1276年)，元軍進入臨安(今杭州)，南宋謝太后率百官向元軍投降。楊淑妃則帶著益王趙星、廣王趙昺及部分大臣南下閩、粤繼續抗戰，最後在江門新會崖山建立行朝，史稱“二王南遷”。南遷途中，陳宜中、張世杰、陸秀夫等擁立益王趙昰爲帝，號端宗。景炎三年(1278年)端宗病逝。陸秀夫、張世杰等又立趙昺爲帝，改元祥興。

　　文天祥逃出後由通州(今南通)自海路來到福建，被封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外出督軍，在福建、廣東一帶組織武裝抗元軍。文天祥從福建龍岩率兵經廣東梅州、興寧直下江西，一路凱歌不斷。兵敗贛州城下，文天祥的妻子和兒女被元兵所俘。文天祥率餘部經福建汀州轉戰潮州一帶。

　　景炎三年(1278年)八月，文天祥加封少保、信國公。元軍大舉南下，文天祥率兵與之抗擊，因叛徒出賣被俘。在押往崖山的途中，途經伶仃洋(零丁洋)，文天祥寫下了千古絶唱《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説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獄中過了四年，至死不降。元世祖忽必烈親自勸降，許他宰相的官位。文天祥毫不爲所動，在獄中寫下《正氣歌》：“是氣所磅礴，凛烈萬古存。其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九日，在大都(北京)柴市口慷慨就義，時年47歲。

　　文天祥四兄弟，他爲長子，二弟文璧，三弟文霆孫，四弟文璋。文璧，號文溪，字世安，與兄長文天祥同登進土第。南宋景定年間(1260—1264)任惠州知府。堂兄文天瑞隨他赴任，居惠州。“景炎中，丞相弟璧守惠州，兵至，璧以城降。”

　　文天祥被囚，元朝曾派遣文璧去勸降。相傳文天祥對文璧道：“我盡了忠郤未盡孝。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你若能養母撫後也算是爲我盡了孝道。”在他贈二弟文璧《聞季萬至》詩裏有“三仁生死各有意”詩句，表達他們兄弟的不同選擇；在《獄中家書》也説這是“準忠惟孝，各行其志。”文天祥對文璧降元的選擇，更多的是理解，畢竟“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他讓弟弟帶走自己已經整理好的詩文稿，還和弟弟説好把弟弟的一個兒子過繼到他的名下以繼承香火，因爲他的兒子都在戰亂中天亡了，這樣他也算對祖宗有個交待。時人譏之日：“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

　　文璧生三子：長隆子；次陞子，過繼胞兄文天祥；三京子，過繼堂兄文天瑞。據《寶安縣文氏族譜》雲：“崖州失敗，文山被執，公潜往燕京與兄同難，文山公有忠孝之别，囑弟養母撫後。公乃携家丁十六人及妻子家私官物，潜至東莞三都六圖黄松崗鶴仔園荒圃築室。”其實，文璧一直在元朝爲官，官拜諫議大夫，還擔任過廣西宣慰使，後携次子陞子回到江西老家。

　　文天瑞南逃寶安地區，定居三門東清後坑。天瑞公無子，堂兄文璧的三子京子入繼，其後人孟常公居新田，遂爲新田房開基祖；蔭公居屏山，後遷大埔泮涌村附近，其後人分居今泰坑。香港文氏以文天瑞爲始祖。海南文氏也以文天瑞爲遷瓊始祖，説他避難渡瓊，落籍萬寧，再娶王氏，生文舉、文失、文炳、文煒四子，後裔散居海南各地。

　　寶安的文氏家族以文天祥爲太伯祖，以文璧爲始祖。

　　隆子，號中訓，是寶安文姓的二世祖，元初特授平陽縣尹，尋致仕，隱居鶴仔園。文中訓夫婦墓位於寶安區福永鎮福永中學後山。現墓的拜臺、碑石等重修於清咸豐七年(1857年)。墓碑上刻：“元顯二世祖考平陽縣尹中訓文公、妣誥夫人文母卞氏之墓”。

　　文天祥能諒解兄弟文璧，文璧的孫子郤無法寬恕祖父的變節。

　　據《寶安縣文氏族譜》記載：文應麟，是文中訓的長子，文天祥的從孫。諱宣，又諱泰，字屏玉，號應麟，另號爲奮武。生平性善，樂與好施，征爲歸德場官，守祖父之業，丕振家聲，後因賊逼他出軍糧，携孺人周氏和兩個兒子，由鶴仔園，避居於鳳凰嶺下，創立嶺下村(今福永鳳凰村)。他置有田産八十頃，除了交税和自家食用而外，尚有盈餘，就拿出來救濟窮人。他在鳳凰岩上修築一座望煙樓，每逢歲荒，他便登樓，看見人家無炊烟升起，就派人將該家的主人叫來，貸糧食給他。如果有人家貸了糧食無法償還，他就當衆借據燒掉。説他被征爲歸德場官，恐怕有錯，縣誌裏説他以降元爲耻，應該不會出來做如此小的官吧?

　　明崇禎《東莞縣誌》將他的傳收入《隱逸》裏：

　　文應麟，丞相文天祥從孫。倜儻尚志節，景定(1260一1264)中，丞相弟璧守惠州，應麟與之偕。屢勸璧修城堞，建樓櫓，積蒭茭糧儲，以嚴守備。璧易其言。及元兵至，竟以城降。應麟耻之，携二子起東、起南，遁於邑之東渚，遂家焉。

　　清康熙《東莞縣誌》同樣將他收録在《隱逸》裏：

　　文應麟，丞相天祥從孫。少使酒好劍，尚氣節，用財如糞土，恣游浪迹，欲因以陰求天下士。景炎中，丞相弟璧來守惠州，麟往就之。嘗勸璧建樓櫓，積蒭茭，以嚴守備。璧易其言。及元兵至，璧以城降。麟哭日：城亡，與亡職也，辱家聲矣。挈其二子起東、起南，遁於邑之東渚，因家焉。樹棘爲園，栽花蒔藥，荷畚鍤以事隴畝，深自引匿。當其極飲大醉，發狂歌呼，精悍之色猶見眉間，終身不至城市。

　　鶴仔園在今天的松崗鎮的蚝涌村，北距東方村不足一華里。那時今天沙井的北部還是一片大海，叫北海，這裏是一塊新生的海灘，因在北海的東岸，人們叫它東渚，又因爲是海鳥成群栖息地，故稱爲鶴仔園。鶴仔園和鳳凰嶺在那時屬歸德場管轄。

　　文應麟生二子，長從，次復，應該就是縣誌裏提到的起東和起南。文起東有五子：仁、義、禮、智、孚。文起南有子二：垂統、垂獻。這就是所謂寶安文氏七房。至於文氏叫“七房”的分佈，有三種説法：

　　1、根據報美村流傳下來的説法：仁，長子，是一房報美村的始祖；義，次子，是二房嶺下(鳳凰)、白石下、新田村(福永)的始祖；禮，三子，是三房新田村(香港)的始祖；智，四子，是四房西山、上頭田、潭頭村的始祖；孚，五子，是五房深圳崗下(崗厦)、香港泰亨村的始祖；垂統，是六房松崗山門、山尾村的始祖：垂獻，是七房東莞涌頭村的始祖。

　　2、根據《泰亨文氏族譜寶安之係七大房源流考》中記載的“七大房”爲：

　　第一房，仁公房，散居寶安松崗報美村(今東方、紅星村)；第二房，義公房，散居寶安嶺下、白石下村；第三房，禮公房，散居寶安涌頭村；第四房，智公房，散居寶安上頭田、潭頭村；第五房，孚公房，散居寶安山門、山尾村；第六房，垂統公房，居於深圳泰坑村、崗下(崗厦)村；第七房，孟常公房，居於香港新田村。

　　3、《寶安文氏族譜》中有“七房歌”一首：“七房畢竟數誰先，長稱報美次新田，嶺石潭溪遞國泰，門尾涌頭最後言。”文姓叫二房”Ⅲ頁序應爲：長房報美，二房新田，三房嶺下、白石下，四房潭頭，五房崗下、泰亨，六房山門、山尾，七房涌頭。

　　由於歷史的久遠，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間各村族譜被燒，祠堂神位被毁，難免各房的記憶有所差异，後經多方查找族譜，逐步統一認識，認爲“七房”的排行是：一房松崗報美村(今東方、紅星)；二房福永嶺下(今鳳凰)、白石厦、新田村；三房香港新田村；四房西山、上頭田、潭頭村；五房深圳崗下(崗厦)、香港泰亨村；六房松崗山門、山尾村；七房東莞涌頭村。

　　明朝以前，文氏都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們是文丞相的後人。明代初年，才公開身份。到了清代嘉慶年間才開宗祀，在南頭城建信國公文祠。文氏在寶安的松崗、福永，福田的崗夏、香港新界的新田和東莞的涌頭等地，子孫繁衍，世澤流長，稱爲極盛，族人已有逾萬之衆。

　　七百二十年前，在國滅身囚之際，愛國詩人文天祥以生命和熱血寫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章。如今站在鳳凰山上，望着山下無言的伶仃洋，那拍岸的驚濤聲，仿佛還在迴盪。我想，民族英雄的稱號不是自封的，即使到了全球化的那一天，仍然會熠熠生輝。(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