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子

　　不久前，讀《自然地理綜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維文集》一書［1］“自述”中的一段話，很是引起驚嘆（老一輩地理學家地貌學之功底是這樣深厚，其對地貌形成與内營力及其他搆造地質因素關係之分析是如此精闢）和共鳴。黄秉維教授在他的“自述”中説：“在大學四年和研究一年中，我在地貌學用力比較多，形成了一些認識：①大的地勢起伏往往决定於内營力作用。但這應當是上新世以後發生的。以地史來衡量，剥蝕作用相當迅速，中新世以前内營力所造成地形，不應到今天仍然存在。目前的起伏應當是晚得多的内營力的結果。②褶皺只能在地下深處高壓之下發生，一般不會對地表起伏有相應的影響，更不會在背斜所在，地表成山，向斜所在，地表成谷。至於褶皺導致以後的拗曲作用，那是以後很久出現的地殻活動，不能混爲一談。③在外營力塑造地形過程中，岩石與搆造是因素之一，這與直接造成地形的内營力無關。④成陸以後産生的水系有可能保持很長時間”。黄教授接着説：“地質學家多只附帶談一點地貌，對内營力的地質作用的認識多與我的觀點不相符，對外營所産生的現象多只偶然提一下。他們的著作中，能有助於我説明地貌的内容比較有限，與他們討論，往往没有共同語言”。這使我想起了周廷儒教授對前蘇聯地質礦物學家B．Γ．邦達楚剋的不滿。60年代中期，周先生一次在中山大學做學術報告時曾激動地説：“邦達楚剋的《地貌學原理》是一本很壞的書!”只要翻閲一下邦氏這本書［2］的章節結構内容，就可明白周教授不滿的緣由。近讀任美鍔教授1957年寫的《論地貌學的性質問題》一文［3］始知任先生也有類似的觀點：“表面看來，誰也没有否認地貌學是與地理科學有聯繫的，也没有人忽視地質科學的訓練在地貌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但實際上，他們（指地理學者和地質學者——筆者注）間對地貌學的理解是有較大的差异的”。看來，與某些地質學者討論地貌學問題很不容易或頗爲困難，早就是許多地理、地貌學家的共同感覺。

　　2　地理學者與地質學者對地貌現象的不同理解    

　　情况確實如此。筆者經歷和感到屬於此列之事例即有以下幾件：    

　　1）《海洋科技資料》（國家海洋局海洋科技情報研究所主辦，天津）1977年第1期刊登過曾昭璇教授的《中國海岸類型及其特徵》一文［4］，不久，該刊1978年第1期登載了地質學者李裏對曾文的評論性文章［5］。李文批評曾文研究海岸“忽視了内力作用爲主導的因素”。可是李文告訴我們的海岸形成的“内力作用”是什麽呢?是“南雄—吴川大斷裂”，是“臺灣縱谷大斷裂”，是“北東向和北西向兩組斷裂的控制作用”，是“火山破裂口”、新搆造“上昇”或“下沉”以及認爲三角洲平原上的砂堤或砂壠地形形成的“最根本原因是地殻上昇”等等。筆者等認爲［6］，該文作者把過去地質時代的一切地質内容和搆造變動都當成現代（近五六千年來）海岸形成的“内力”是不够妥當的。地理學者與有的地質學者討論地貌學問題缺乏共同的語言，此例給了我較深的印象。

　　2）另一例是地理學者對地質和地震地質學者過分强調斷裂搆造對珠江三角洲形成所起的所謂“决定性的控制作用”和將珠江三角洲稱爲“斷塊型三角洲”進行的討論。在這一問題上，有關地質學者與前例評論性文章的思路是相通或相似的。對此筆者曾經商榷認爲［7］：包括斷裂搆造在内的地質搆造因素主要控制或影響三角洲形成前的原始地形（山地、丘陵和河谷）的起伏、輪廊、走向與分佈，三角洲本身的發育，例如分佈範圍、沉積厚度和河流延伸方向等，只是受此原始地形的限制而與以前的地質搆造因素没有直接的聯繫；過去的地質搆造對三角洲形成的影響，大都是間接的、消極的和被動的，它們一般並不搆成原動力（内力）對現代三角洲的形成發揮作用，當然更談不上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    

　　3）再一給我印象較深的事例是，某地質學者將廣東和福建海岸的風積砂丘岩和浪積碳酸鹽膠結岩混爲一談，以致得出了華南和福建一些區域沿岸現代搆造運動每年上昇數厘米的結論（該學者等的代表作發表在80年代中後期的《海洋學報》上）。記得1985年在江蘇常州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這位學者就是據此提出廣東省的南澳島“南昇北沉”，南昇每年可達幾厘米。當時嚴欽尚教授聽後笑着説：“啊!你的這一上昇速度比喜馬拉雅山的上昇速度還大，如果正確，那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嚴先生驚訝之中的説話帶有幾分詼諧。不少學者［8，9，10，11］亦對之提出异議或正確區分對比了上述兩種不同的沉積岩類（這些學者中不乏知名的地質學者）。

　　4）還可舉出一例。據《中國環境報》1995年8月19日的頭版頭條新聞報導：某地質大學等單位承擔的“八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洞庭湖區搆造沉降——淤積系統分析》研究認爲，洞庭湖區垸堤内的“潜在湖域”低於垸堤外的洪道或“實際湖域”是所謂“持續搆造沉降”所致；并且得出結論：到本世紀50~80年代其““沉降量”“以加速度的形式急劇增大”至每年10mm。筆者認爲，這只不過是一種相對沉降的表現而已，其成因與荆江向南决口分流成湖、湖域被大量長江來沙充填和人工圍墾湖灘等外動力因素及人爲因素引起的基面（湖面）上昇作用有關。因爲，“洞庭湖在形成、擴大和縮小的演變過程中，湖面變化的特點是：自洞庭湖形成之日始，湖面即發生上昇的變化；（荆江四口向南分流使）洞庭湖擴大時期湖面固然呈上昇發展趨勢；洞庭湖盆因長江來沙淤積充填使湖面縮小時期，湖水水位亦不斷提高，此猶如在一盛水容器中傾倒一堆泥沙後容器中的水面被壅高抬昇一樣；而湖區圍墾减少了洪道和湖盆過水斷面面積，愈益加重汛期時洪水水位的抬高作用並使其漲速率加大”［12］。這樣，一方面洪道和“實際湖域”的水位因上述原因在不斷昇高，另一方面所謂的“潜在湖域”因垸堤保護再也得不到泛濫沉積的影響而保持原來的地面高度，則兩者高差愈來愈大，以致後者使人有似“沉降”之感。

　　其他事例還不少。例如關於我國東部廬山和黄山有無第四紀古冰川遺迹的争論，亦是基本上分别以地質學者和地理學者爲主而分爲兩大陣營（雖然兩派中都各有對方學科學者加入），其中以地理學者爲主的否定派强調“應用綜合自然地理觀點來指導地貌和第四紀研究”［13］。從學術討論的角度來講，地理學者自己之間或地理學者與地質學者之間對地貌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這是見仁見智和很正常的事情。不過，給人的印象是，比較起來地質學者較爲習慣地從地質搆造與運動方面對地貌成因進行解釋，而對地貌成因的另一方面且常常是更加重要的方面——外動力因素却不予考慮或較少注意，這就易於有時産生不少的誤解。

　　3　地貌學科性質及其專門人材的培養    

　　這使我聯想起地貌學的學科性質、其有關分支學科的發展動向和地貌專門人材培養的道路等問題。平時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説法：地貌學以地質學和第四紀地質學爲基礎、地貌是表象而沉積才是本質（指平原或堆積地貌）以及地貌學是介於地理學和地質學間的邊緣學科等等。可是根據個人研究河流地貌和海岸地貌的體會，感到學習河流動力學與海岸動力學的知識和學習地質學及其某些分支學科的知識一樣重要或有時甚至更有意義；地貌也决不僅僅是一種“表象”，深入研究它，有時比只研究沉積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質。地貌學科的性質到底怎樣，任美鍔教授有很好的論述［3］：①把地貌學當作是地質學與地理學間的“跨界科學”是不够恰當的，某一學科的性質應該根據其主要研究對象來確定，而不是根據其需要哪些學科作基礎來論斷；地貌學研究現代地球表面的形狀及其發展歷史，地表形態是地理環境的因素之一，因此地貌學按其基本性質應屬於地理科學的範疇。②在某些地貌問題研究上，我們應該加强地質研究方法，但在更多的問題上，我們必須深入鑽研自然地理學的其他部門，才能對現代地貌形成過程有正確的認識。

　　對地貌學科性質的不同理解，就有可能對地貌專門人材的培養有不同的指導思想與方法。事實上也是如此，對於地貌專門人材的培養，一些單位或部門可能較爲偏於走地質學（包括第四紀地質學、新搆造學和沉積學等）的道路；另一些單位或部門可能比較注意走地理學或走地理學與其他學科相結合的道路。這兩種不同的培養風格似乎已經産生了不同的效果。一般來説，前一種培養方式可能有利於使較多的人轉去從事第四紀地質學、搆造地質或新搆造學以及沉積學的研究工作。堅實的地質學基礎，有助於對某些地貌學問題的分析，但地質學的思維方法，並不完全適用於地貌研究。良好的自然地理學修養，可增强綜合意識，因而亦有益於對地貌形成過程的全面認識和瞭解。

　　4　搆造地貌學和氣候地貌學問題    

　　地貌學可分爲理論地貌學．應用地貌學、區域地貌學和部門地貌學（如冰川地貌學、風沙地貌學、喀斯特地貌學、河流地貌學、海岸或海洋地貌學、山地地貌學、城市地貌學、旅遊地貌學）等。另一方面，如所周知，還可提倡分爲搆造地貌學和氣候地貌學兩大類進行研究。三十多年來，我國搆造地貌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和成績［14，15］。相比之下，氣候地貌的研究發展則顯得較爲緩慢，何以如此，這或可能與此門分支學科的性質、特點及其研究難度較大有一定的關係。如王乃樑教授指出，氣候地貌學是區域地貌和動力地貌過程相結合的一個領域，需采用綜合手段進行分析研究［16］。因此，如果不大力提倡研究與氣候影響有關的各種外動力因素對地貌的作用過程（即動力地貌學），如果不在相當大的範圍内進行對比分析，氣候地貌研究就不容易取得明顯的進展，而搆造地貌研究的對象則相對較爲單純和具體，即研究直接由内動力造成的“活動搆造地貌“和以新搆造期前形成的搆造爲基礎，後經外動力剥蝕雕塑改造表現的“静態搆造地貌”［17、18］，這一研究對象較少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但時間稍長一些較爲有利），故研究開展相對較易，取得的衆多研究成果亦頗引人注目。 

　　王乃樑先生還指出,搆造地貌研究必須排除外動力因素影響才能取得進展［17］，氣候地貌要盡可能剔除内營力作用進行分析［16］。這一點我認爲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如果一個未“排除”，另一個未“剔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很難認爲是純正的搆造地貌或氣候地貌表現。而在實際工作中要真正地、完全地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不少情况下是未予考慮或不是將之查明後再予以排除或剔除，這樣一來，有的搆造或氣候地貌研究成果得出的結論就難免存在誤解或偏差。從理論上講，地貌是内外營力相互作用的産物，兩者間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將它們截然割裂開來進行研究，或許終究不是最好的辦法。例如，只單純强調内動力而偏廢外動力對地貌形成影響的研究，就不便於對與某些地貌學最重要理論（如戴維斯的“侵蝕循環説”和彭剋的“山坡後退説”）有關的問題進行討論，因而也就不利於在批判繼承舊學説的基礎上推動新的地貌學説的産生。至於有的研究進一步向某種方向傾斜，例如使搆造地貌研究“搆造化”，那就不是研究地貌而是在研究搆造。但是，有的搆造地貌研究不但不排斥而且還特别結合考慮氣候或外動力對地貌形成的作用和意義，如青藏高原隆起的研究結合考慮大氣環流變化和黄土與黄河河谷地貌的形成，取得了很好的認識，此被認爲是搆造地貌研究的重要發展［1９］。

　　5　動力地貌學問題    

　　與有的單位或部門强調搆造地貌學和氣候地貌學研究不同，另一些單位或部門更重視動力地貌學研究。動力地貌學是研究各種外動力過程（如冰川、風沙、流水和海洋等動力過程）及其對地貌形成影響的科學。動力地貌學既研究外動力作用下地貌形成的歷史過程，也研究其現代過程，且以研究地貌的現代過程爲主、爲特色。動力地貌學研究可考慮内動力作用的影響，但由於内動力作用一般來講對現代地貌過程形成的影響往往很小或隱而不顯，時間尺度很短或較短（以日、月、年、數十年、數百年或甚至數千年計）的現代地貌過程研究，可對内動力作用不予考慮或視之居次要地位。動力地貌學要綜合研究三個過程，即動力過程、泥沙運動過程和地貌過程（包括侵蝕地貌過程和堆積地貌過程，後者相當於沉積過程），其中動力過程是緣由，泥沙運動過程是紐帶，地貌過程是結果。因此動力地貌研究對於地貌的形成過程能够提供清晰的概念。研究過程（processes）而不僅僅是研究地貌的形態和成因，這是動力地貌學的最大特點與優點。動力地貌學研究還有一個優點就是能較好地做到三個結合：即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以及歷史過程研究與現代過程研究相結合。有了上述特色、特點和優點，就是賦予了較强的生命力，使動力地貌方向的研究能够較好地揭示地貌形成演變的規律，並在解决許多實際應用問題中發揮地貌學的獨到作用。

　　國内可能在海岸地貌研究中首先提倡動力地貌方向。緊跟其後，河流地貌和風沙地貌研究也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動力地貌研究成果。值得特别提及的是，1987年錢寧、張仁和周志德合著的《河床演變學》一書［20］的出版，更是把河流動力地貌學的研究推向發展的新階段。該書在緒論中强調：“不了解河流的動力結構，不掌握在不同的水流結構下泥沙的運動規律，我們就很難明瞭河床形態發生發展的内在機理”。該書同時又指出：“河床的形態變化和所有的地貌現象一樣，它是地表在内營力和外營力作用下長期發展的産物，既要考慮流水的動力作用，也要考慮地質搆造運動的深刻影響；既要研究現代過程，也要瞭解演變歷史。”因此錢寧教授等認爲：“河床演變學是一門介於河流動力學和河流地貌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它既要汲取這兩門學科的研究成果，學習它們的工作方法；又應具有不同於這兩門學科的獨立科學内容”。該書之編寫及其内容充分體現了這樣的學術思想，並在理論上建立起這門獨立的邊緣學科的體系。這門獨立的邊緣學科其實亦可稱爲“河流動力地貌學”。因此筆者認爲，《河床演變學》一書，是我國河流動力地貌學發展趨於成熟並建立起完整科學體系的標誌，錢寧教授是我國河流動力地貌學的奠基人之一。有意義的是，建立起我國河流動力地貌學體系的人，不是地理學家或地貌學家，更不是地質學家，而是水利與泥沙學家，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這至少説明，地貌學的研究和發展，除了要學習和掌握地理學和地質學的有關知識和研究方法外，還需要學習和掌握水文學、水力學、河流或海洋動力學（含泥沙運動學）的知識和研究方法。正如有的地貌學家指出的，河流地貌學的研究，必須繼續走與水利科學相結合的道路”［21］。

　　6　尾　聲

　　這不禁使我想起另一個問題，即中國地理學會地貌專業委員會改名爲地貌與第四紀專業委員會及其成員的學科組成問題。我國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團體衆多，但唯獨只有地理學包含地貌學，亦唯獨只有地理學會下設地貌專業委員會這樣的學術團體。改名前的地貌專業委員會及其學術活動，常常有許多水利學者（如錢寧、方宗岱和尹學良等）參加，錢寧教授本人亦似曾爲專委會成員之一，1981年中國地理學會地貌專業委員會和中國水利學會泥沙專業委員會還聯合召開了專門的河床演變和河流地貌學術討論會［21］，這都對加强學術交流和學科滲透，促進水利學（泥沙）和地理學（地貌）兩門學科的結合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1987年地貌專業委員會改名爲地貌與第四紀專業委員會，似標誌加强了地貌學的地質學傾向，這或許是適應和反映了當時我國地貌學學科發展的某些動向。這樣的更名，對加强與衆多從事第四紀研究學者的聯繫固然有好處，但對地貌學科的獨立性却有所冲淡。地貌學與第四紀學（或第四紀地質學）有密切的聯繫，然而就學科性質及其歸屬來講兩者還是不同的。第四紀學或第四紀地質學屬地質學範疇，故地質學會下屬機構中已有其相應的學術組織並出版有《第四紀研究》刊物。其實，地貌學者研究的“第四紀環境”，在我國地理學界將之歸屬於“新生代古地理”範圍之内。况且，地貌形成及其研究的時間尺度並不僅限於第四紀，而是需要上延至第三紀上新世、中新世或甚至漸新世。故此想到，原地貌專業委員會是否一定需更名，若更名，應當選用怎樣的名稱或提法才符合本專業的實際性質及内容，並較有利於作爲地理學分支學科之一的、獨立的地貌學科的存在和發展?

　　以上看法，是個人在地貌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中的一點感受、體會與思考，很不成熟，抛磚引玉提出，是爲了得到討論和指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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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熱帶地貌,1996,17（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