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從未停止過對華夏文明的貢獻，同樣，也未停止過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今天，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爲中華民族的復興，認真梳理一下海上絲綢之路在廣東的文化資源，更全面揭示其對華夏文明、世界文明有巨大歷史貢獻，應是當務之急。此事，已引起了國際上廣泛的關注，而且已有將海上絲綢之路列入世界文化遺産的動議。〔1〕爲此，有必要以專文加以概括與論述，揭示其重要性、緊迫性，賦予其相應的歷史地位。

　　一

　　先秦時期，如果說珠江流域的文化在中原文化的百家爭鳴中“缺席”的話，那麽，這裏的經濟文化、物質文化却是不曾被忽視過的。中原人歷來對嶺南的奇珍异寶、舟楫竹箭垂涎三尺。公元前1000年，越人就向周成王獻過舟；楚王亦向晋王炫耀，自己在南邊可得到不少珍奇物品，無求于晋……〔2〕類似的歷史記載還很多。可見，南方沿海一帶，被視爲“天子南庫”，是由來已久了的。

　　可以說，當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埃及，下令在一個叫拉科德的小漁村上“建造一座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之際，當時尚叫番禺的南方古港，已初具規模。從此，一東一西，成爲了海上絲路兩端奪目的明珠。當七世紀阿拉伯人占領亞歷山大港，驚嘆其是“一座具有4000座宮殿，4000所浴室、1200座花園、400個劇院和馬戲場的城市”時，盛唐的廣州，絕不會比這遜色；更不用說唐之後，被南漢國改名爲“興王府”的廣州的規模了，那也是宮殿、離宮、園林數以千百計了。

　　亞歷山大時期，正是中原七雄爭霸，嗣後，則是秦掃六合。秦漢大帝國，與其同時的羅馬帝國，可以說是當時世界的兩大中心。而絲綢之路，則是這兩大中心之間的重要紐帶。其實，還在漢武帝打開陸上絲綢之路之前，民間的海上絲綢之路就早已開通了。張騫通西域，便已發現大夏商人經銷四川絲綢、竹杖、枸醬，彙報給漢武帝，漢武帝層層追問，最後得知，“道西北牂牁江，匯廣數裏，出番禺城下。”〔3〕也就是說，經江河到過番禺，再由番禺下海，輾轉到達印度，幷銷往大秦(羅馬帝國)。

　　正是漢武帝聽取了關于蜀貨南運出海的陳述後，毅然决定派遣黃門譯長自廣東徐聞、合浦起航(其時番禺已被焚)出海，打通貿易通道——這被視爲海上絲綢之路首航的第一批官方船隊，規模巨大，幷第一次寫入了史書之中。

　　記住這個日子，漢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

　　陸上絲綢之路雖然名聞遐邇，但好景不長，及至唐代，已被風沙吞噬。但海上絲綢之路，却經久不衰，歷時2000多年。

　　當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幷行不悖之際，秦漢帝國在世界上尚與羅馬帝國平分秋色。及至公元三四世紀，世界民族大遷徙之際，西匈奴長驅直下，最後今羅馬帝國萬劫不復，南匈奴則令中原來了個“五胡亂華”，中土經300年動亂，却迎來了唐宋的富强，其時，則世界只餘下中國這個中心了！

　　唐代的陸上絲路已是絕響，而海上絲路，則日益昌盛。在《唐元和郡縣志》中，仍記有“欲拔貧，諧徐聞”〔4〕的民諺。可見到唐代，縱然廣州已成爲中國第一大港，但徐聞的富裕繁華，却依然如故；而著名的唐城雷州，則在這一基礎上迅速發展了起來。

　　自漢至唐，造船業的發達，中國乃爲世界之冠，漢代便已有了樓船，史書上記有：“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之舶，昆侖及高麗皆乘之，大者受萬斛。”昆侖兒，是指南亞印度及南洋的居民，也就是從海上絲路西來者。而商貿的發達，早在南北朝時，梁武帝曾感嘆道：“朝廷便是更有廣州”〔5〕，證明廣州海上絲路的對外貿易，對梁朝的財政是何等地舉足輕重。

　　阿拉伯古籍亦有記載：“中國的商舶，從公元三世紀中葉，開始向西，從廣州到達檳榔嶼，四世紀到錫蘭，五世紀到亞丁，終于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占商船。”〔6〕更有稱，在巴比倫西南可看到“希拉市外停泊中國、印度之商船。”

　　可見，在三世紀古羅馬帝國覆滅後，中國在海上絲路的貿易，業已稱雄于世界。也在這之後不久，印度高僧菩提達摩則在廣州舍筏登陸，成爲禪宗初祖，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標志性的重大歷史事件。

　　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內核當是一致的，那便是海洋文明，這表現爲商業城邦的興起以及海外移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珠江文化及海上絲路，從一開始便影響了中華文明的歷史格局、華夏文明與別的文明的交往。“天子南庫”說明對國家財政，尤其是南朝以及後來文化重心南移之際的物質文化所起的作用，進而在精神文化上的拓展。在未形成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之前，對中國尤其是廣東社會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事實上，在貨幣的流通方面，對外貿易上的影響則更大了。如東晋南朝之際，全國通用銅錢，而“交廣之城，全以金銀爲貨”(《隋書·食貨志》)。這證明在對外貿易中，有大量銀元進入。考古業已發現此期間進入中國的波斯銀幣。這對于明代最後實行銀本位貨幣的世貿體系開了個頭。人們不難看到，商業城市的形成在東南沿海，尤其是在廣東，是相當顯著的，徐聞、雷州、高州、恩州、廣州，一直到潮州，以及廣信、桂林、龍編，包括韶州、連州、布山、郁林等，也相應發展了起來，對南方社會經濟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對于南北朝廣東歷史文化的研究，更可以認識到海上絲綢之路對當時整個華夏文明的影響。此刻，佛教傳入，一直到今天仍生生不息，不獨至禪宗南宗在南方的創立。反過來，中國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此時也已經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對南洋或東南亞、對中亞、西亞及歐洲，同樣也産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對上述綫索、事件的梳理，也包括對廣東沿海自古以來海上絲路上商業城市、文化重鎮的梳理，無疑是一筆相當重要的文化歷史資源，切切不可讓其湮沒下去。近年徐聞的再發現與復興，當是一個典型。對陽江，由于發現“南海1號”沉船大量的歷史文物，定位其爲“海上敦煌”，其在海上絲路上的意義，更不可輕估。

　　我一直主張，要將世界史作爲一個整體來看，不可將中國“單列”，惟有這樣，無論對世界史還是中國史，都會看得更清晰也更準確一些。基于這一點，三四世紀的“世界民族大遷徙”這一事件，在世界，也同樣在中國，當成爲一條歷史分界綫，即遠古與中古的劃分，這一來絲綢之路的作用便更凸出一些。在這之前，海上絲綢之路由自發走向自覺，由民間走向官方，已成規模，幷且在兩大帝國中循環回復。甚至如美國學者斯塔夫裏阿諾斯著的《全球通史》所說：“羅馬人……爲了將攫取暴利的帕提亞中間商排除在外，他們積極開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貿易。于是，愈來愈多的商隊不再取道西去的絲綢之路，而是向南經過和田前往印度北諸港口。候在那裏的羅馬商人接到貨物後，在季風幫助下，將它們迅速地運過印度洋，至紅海諸港口卸貨。”〔7〕

　　在世界民族大遷徙之前，陸上與海路當是各有千秋，尤其與古羅馬的聯繫，當海路更盛。

　　二

　　自六世紀隋再度統一中國，曆唐、宋、元及明初中期——即西方海上擴張開始前夕，及明遷都北京，全面從海洋退縮之間這近一千年，以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興旺爲標志，華夏文明可以說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不再與古羅馬平分秋色，當時，西方已陷入了“千年黑暗王國”中世紀。其時中國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始終居于世界的第一位。由世界中心之一到成爲唯一的中心，這1000年綿延不斷的强大的文化影響，遠播到了整個亞洲甚至更遙遠的地方。唐的强大、宋的富裕、元的擴張以及明初、中葉海上帝國的風光，無一不與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相關。

　　日本漢學家中村久四郎的著名論文《唐代的廣東》指出，廣東在中國對外貿易通商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國的交通史，就應該認真注意廣東的歷史。”這裏講的廣東對外“交通史”，顯然便是指的海上絲綢之路。唐代對廣州而言，作爲自由貿易的商業都會，不僅是中國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大港。

　　僅黃巢之亂時的廣州，就有上10萬的蕃商，這在史料記載言之鑿鑿。時至今日，廣州人口近1000萬，外商人口也未達到這個數。而唐代人口也只有6000萬上下。這說明廣州作爲世界巨港的開放的宏大氣魄。

　　由于廣州的繁盛，帶動了沿海及近海商業城市的發展。張九齡開通大庾嶺道，韶州處于“貢朝之所途”，其商貿興盛，僅次于廣州，古詩有韶州驛樓“樓前千帆背夕陽”句。雷州接徐聞而興旺，恩州成了雷州泛海通淮浙、福建的中樞，新州成了南道交通要道，潮州更成了“與韶州略同”的“嶺南大郡”，經略流求的基地……

　　正是這1000年，如外國學者所論斷的：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爲中國同外界聯繫的主要媒介。當時，中國經濟的主導地位，這可以由如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製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後應該指的是，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爲一個海上强國的方向發展。〔8〕

　　以上，我們强調的是海上貿易及其對商業城市形成的影響，但我們却不應當忽略，這期間佛教的興盛及三教合一的形成，伊斯蘭教的傳人——廣州有諸如光塔、響墳等該教的聖迹。文化的交流，也相對是同步的，隨著四大發明——其中三大發明，即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發生于宋代，先後傳入西土，對其走出中世紀，走向現代文明更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正是蒙古的鐵騎，把先進的中國的科學文化帶到了西方，開放了整個世界，讓西方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可對于中國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宋元最後一仗——崖門銀湖之役，却是華夏文明的“滑鐵盧”，其後果不久便顯現了出來。

　　三

　　明代從南京遷都至北京，最終一紙聖旨，終止了鄭和七下西洋，再加上清初對鄭氏海上帝國的剿滅，中國最終從浩瀚的大海上全面後撤，由一個稱雄大洋的海洋大國，退縮成了一個陸上的弱國——從崖門之役，到鄭和下西洋的絕響，一個上千年敢于面對海洋的泱泱大國，竟一下子閉關鎖國起來，這與宋明理學的“思想先行”大有關係。

　　鄭和下西洋，一度是從廣東出發。其船隊之大，爲世界之最，首航有62艘，28000人，是後來哥倫布、達·伽馬望塵莫及的。可他却未能建樹“發現新大陸”的功勛，問題不在于他有沒有到達過美洲(迄今學術界爭議很大)，而是當時的理念不允許他有“發現”，即便他登上過美洲大陸，回來後也不得不噤口……這也同樣是歷史：他的航海日記悉數被焚毀。

　　但是，由于在廣東始發的海上絲綢之路悠久的歷史與影響，明、清二朝也不得不對廣州網開一面，在最嚴酷的封關之際，仍可留下“一口通商”。這一來，廣州港重新成爲中國海上絲路的第一大港，且是全國惟一合法的對外貿易港。

　　正如圍棋中留下氣眼而全局皆活一樣，這對明、清二朝的閉關鎖國，重農抑商政策留下了“漏洞”。二朝的“走廣”是出了名的，廣商憑此不僅在全國出名，而且在世界上繼續擁有一席之地。隨著晋商、徽商以及寧波商人崛起，城市的商業化程度、社會的結構，均發生了變化，東南沿海更被視爲産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當更正爲現代化因素。

　　明代不少廣東商人移民南洋，對南洋的開發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的南中國海經濟圈業已形成……而西方殖民者，早期如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也每每只能依靠當地的華商作交易。可以說，這時的海上絲路，令中西文化發生了更大規模的、雙向的、直接的、實質性的接觸，這便是“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了。

　　清代實行更嚴厲的海禁，最後也不得不確立“一口通商”的政策，廣州又恢復了它的歷史本位，被外商視爲“半開放”的商業城市。其時，包括北美航綫、俄羅斯航綫及大洋洲航綫先後開闢，鴉片戰爭前，外商更認爲“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廣州十三行興盛一時。

　　近年來，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歷史文學作品，都有意無意地回避、掩飾或抹殺近代中國由于封建極權、吏治腐敗等造成的種種弊端，對鴉片戰爭之前便早已停滯了的中華國力諱莫如深，這一來，對于太平天國、戊戌變法乃至辛亥革命的作用與意義，也加以了模糊與淡化。而這些，在廣東却是行不通的，畢竟，這三大革命運動無論成敗，都是啓動于廣東，都是由于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的世界先進文化的深刻影響所導致的，否定它們，也否定了廣東近代走在中國內地前面的歷史。

　　的確，這次深刻的歷史變化，不獨是文化中心的位移，也不獨是農耕文化讓位于海洋文化，更不獨是推翻千年之帝制，而是超越物質、制度而上升到思想文化、精神文化，一如魯迅所稱的“改造國民性”。

　　我們只要認真梳理發生在廣東的三大革命運動中所呈示出的先進的、革新的成分——無論是技藝、法度還是思想，都不難找到海上絲綢之路所投射下的踪影，金田村、萬木草堂、中山紀念堂……作爲不同階段的歷史遺物，也都同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碩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沒有海上絲綢之路，就沒有近代中國于廣東省的革命性的推動。看不到這一條，無疑是短視的。

　　而沒有近代這三大革命運動，沒有2000年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就同樣不會有20與21世紀之交的這場改革開放。歷史，畢竟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不可以人爲地加上某種邏輯與規律。

　　四

　　綜上所述，在遠古時期，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業已由自發走向自覺，由民間轉入官方，與陸上絲綢之路幷駕齊驅，溝通了中西方兩大世界中心的聯繫，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由于世界民族大遷徙，在進入中古時期，惟餘下中國盛唐，或强唐富宋，成爲世界的中心，帶動著世界走向近代，推動了西方走出黑暗的中世紀，在陸上絲綢之路衰落之際，海上絲綢之路更發揮了不可低估的歷史作用。進入近古，由于落後民族入主中原，加上宋明理學造成的內傷，中國歷史出現了逆轉，然而，又由于有海上絲綢之路，在廣東引發了三大革命運動，終于又令中國重新獲得生機，直到今天，迎來了偉大的改革開放，令中國重新躋身于强國之列。

　　無論是遠古、中古還是近古，海上絲綢之路從未停止過對中國，也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歷史貢獻。縱然近代中國有過落後，有過屈辱，甚至國土淪喪過，但切不要忘記，正是海上絲綢之路所留下或帶來的豐富歷史與現代的資源，使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自己，走出自己的“中世紀”，在未來的歲月中大放光華。

　　因此，如何認真地、全面地，同時也是深刻地認識與發掘這一偉大的歷史文化資源，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更爲我們中華民族的再度復興。這對于位于海上絲路始發地的南方大省，無疑是責無旁貸的。因此，追尋歷史的踪迹，對海上絲路上的所有文化資源——無論是物質的、制度的、精神的，都必須儘快作出認真的梳理，幷列出清單來，這無疑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歷史寶庫!

　　參考文獻：

　　〔1〕《參考消息》2003年8月29日版。

　　〔2〕《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廣東通志》第42册，第520頁。

　　〔3〕《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4〕《元和郡縣圖志·闋卷逸文》卷三，第1087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5〕《梁書》卷五十四，《海南諸國·總叙》。

　　〔6〕轉引自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489頁。

　　〔7〕《全球通史》(美)斯塔夫裏阿諾斯著　第18頁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8〕同〔7〕第4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