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陸上絲綢之路；又派遣黃門譯長率領船隊遠航南亞，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海陸絲綢之路互相交匯，不僅促進了嶺南的經濟發展，而且使這個地區的社會面貌和文化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表現之一，便是嶺南的主要漢語方言——粵語的形成。反過來，粵語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可以見證海陸絲路之交匯。

　　筆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粵語的源流進行考察。在去年8月舉辦的“封開：嶺南文化發祥地論壇”上，我作了題爲《粵語形成于古廣信》的發言，就粵語的形成、分布特點及其文化價值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初步談到海陸絲路交匯在粵語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1〕。現在，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中山大學民俗研究中心和肇慶市委、市政府在懷集主辦“泛珠三角與燕都文化論壇”，借此機會，我對去年發表的觀點作進一步補充和發揮，同時提出一些新的發現和淺見，以求教于各位前輩及同仁。

　　從漢民族共同語的沿革談起

　　粵語來源于最早的漢民族共同語——雅言，幷保存著雅言的大量因素。這是我在《粵語形成于古廣信》發言中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許多傳媒作了報道，在讀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響，也有人提出質疑，主要是：古代漢民族究竟有沒有共同語？雅言發源于我國西北，爲何它沒有保存于今天的北方方言，反而保存于南方的粵語？爲了弄清這些問題，本文先對漢民族共同語的沿革作一簡略回顧。

　　相傳黃帝部落的史官倉頡創制了漢字。這套漢字與西方文字的最大區別，是依據東方“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不是單純的“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脫離了語言羈絆的、能够控制語言的文字系統”。〔2〕隨著漢字的産生，漢語便形成了與口語相輔相成的書面語。當口語交際發生障礙時，操不同方言的人便不約而同地借助于書面語。而書面語的作用一旦得到公認，人們便會想方設法爲其漢字“正音”，即確定一種公認的標準讀音。這種標準讀音一經推廣，書面語便成爲部落的共同語。

　　漢語最早的書面語和共同語稱爲“雅言”。它形成于西周，以其國都王畿一帶的方言即“夏語”爲基礎。春秋戰國，諸侯割據，雅言成爲各諸侯國之間往來的官方語言，如果官員不會說或者說不好雅言，出使時就必須帶會講標準雅言的“象胥”（翻譯）。不僅官方交往如此，當時文人講學也都使用雅言。孔子就對學生說：“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他日常使用魯語，而頌讀詩書和參加祭祀時則用雅言。教育的發展促進了雅言的推廣，使它逐步成爲社會各界交際的共同語。

　　漢朝，揚雄著《方言》，將非地區性的普通詞語稱爲“通語”。有的語言學者以爲“通語”就是當時的民族共同語，其實它只是就詞彙方面而言，跟音系沒有關係；同時，揚雄將幾個地區內都使用的詞語也稱爲“通語”。可見“通語”幷非當時民族共同語的名稱，當時的民族共同語仍然是雅言。到了東漢時期，政治經濟中心由長安轉移到洛陽，朝廷和文人都以河洛雅言爲標準音。爲了跟長安音區別，人們稱之爲“洛生咏”。

　　東晋至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這一帶的漢語受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發生變化。尤其是北魏時期，孝文帝遷都洛陽，鼓勵鮮卑人學習漢語，中原漢語也就融入了不少鮮卑語的成分。與此同時，大批士人南遷，東晋和宋、齊、梁、陳的京師金陵（南京）成爲他們的活動中心，其語言沿襲河洛雅言，稱爲“士音”；當地原居民的語言稱爲“庶音”或“吳音”。隋朝，南北統一，但兩地士音差异不小。開皇初年，劉臻、顔之推等八位學者有感于此，經過討論確定審音原則，由陸法言執筆，編寫出我國第一本音韵學著作——《切韵》。編著者宣稱“酌古沿今”，“兼包南北”，實際上以南方士音爲主，酌取北方士音，因而所記述的是隋朝以前的雅言音系。與現代漢語音系對比，這一音系主要特點是：有一整套全濁塞音和全濁塞擦音；“見”組聲母均發爲牙音（舌根音）；“知”組聲母發爲舌上音，與“端”組接近；“影”母發爲喉音；有舌葉音；沒有翹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平、上、去、入聲調。縱觀今天漢語七大方言，最接近《切韵》音系的是粵語，上述大多數特點，包括“見”組聲母均發牙音，沒有翹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舌葉音，有平、上、去、入聲調等，在普通話和北方各大方言中已經找不到，而在今天粵語中却完整保存。今天廣東封開等地的粵語，保存著全濁塞音和全濁塞擦音聲母；還有個別地區的粵語次方言保存著《切韵》“知”組聲母及“影”母的發音特點。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粵語與雅言的傳承關係。

　　隋唐時期，政治文化中心重返長安一帶，同時以洛陽爲東都。朝廷通行秦音，而河洛音也占有重要地位。不過此時的河洛音已經不是當年的“洛生咏”，已經融入了不少鮮卑語的成分，以“洛生咏”爲基礎的《切韵》反而被指“多吳音”，進行多次删改。北宋建都汴京（開封），河洛音成爲標準音，陳彭年、丘雍奉旨編著《大宋重修廣韵》，作爲“官韵”頒行，爲了跟雅言音系區別，稱爲“中原雅音”，又稱“中原正音”。與雅言對照，中原正音有以下主要變化：全濁塞音和全濁塞擦音消失；舌葉音消失；舌上音“知”組聲母與“精”組合流，發爲舌齒音。在漢語七大方言中，比較接近這個音系的是客家話。客家人自稱“不忘祖宗言”，其“祖宗言”便是中原正音。

　　金元兩朝，黃河流域再次爲北方游牧民族所統治，這一帶的漢語也就再次受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發生明顯變化，中原正音的中心也隨著漢族移民大量南遷而轉移到江南一帶。與此同時，在南宋的京城臨安（杭州）以及建康（南京）等城市，隨著市民社會的形成，出現一種“官話”。這種“官話”最初幷非官方用語，而是市民語言。因當地百姓稱市民爲“官”（如“看官”“客官”等），其語言便稱爲“官話”。明初建都南京，令樂韶鳳等修《洪武正韵》，才將官話定爲官方用語。明成祖遷都北京，大批江淮人移居北京，官話隨之而傳到北方地區，成爲漢民族共同語。與中原正音對照，官話的主要變化是：牙音“見”組聲母分化爲兩套，開口合口字仍讀牙音（舌根音），齊齒撮口字則讀齒音（舌面音）；舌上音“知”組（“娘”母除外）跟正齒音“照”組（部分）合流，變成翹舌音聲母；“影”、“喻”兩母以及“疑”母大部分字變爲零聲母；雙唇鼻音韵尾-m幷入-n韵尾；塞音韵尾消失即入聲消失。

　　清朝，官話分成兩支：一支是以北京官話爲代表的“北音”，一支是以南京官話爲代表的“南音”。朝廷起初將滿語定爲“國語”，後隨著漢滿文化的逐漸融合，便將吸收了不少滿語成分的北音也作爲官方用語推行，在粵閩等地設立“正音書院”，正音教師却由駐防旗人擔任，難怪當地不少漢人視北京官話爲滿語而不願接受。本來，各民族語言之間互相吸收本屬正常現象，北京官話融合了不少滿語成分，幷沒有改變其漢語的性質，也不影響它成爲漢民族共同語的資格。因此，民國初年確定國語音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確定普通話音系，都以北京音爲標準。

　　上述可見，2000多年來，漢民族共同語至少經歷了兩次較大的變化，形成雅言—中原正音—官話（國語、普通話）三個不同的音系。雅言作爲最早的漢民族共同語，是周至南北朝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漢民族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精神的反映。它的音系在今天中原一帶已經消失，其中許多因素却保存于今天的粵語，這是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産。

　　粵語保存著雅言的大量因素，也就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帶已經消失了的傳統文化。至今不少說粵語的人跟客家人一樣，仍然將自己的方言視爲正宗的古代漢語，從上述沿革來看，幷非沒有根據。粵語不僅對于嶺南文化研究和弘揚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弘揚同樣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雅言的發源地，正是陸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因此，雅言跟粵語的傳承關係，本身就是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交匯的一個見證。

　　從粵語的形成看瀟賀古道的歷史作用

　　既然粵語來源于雅言，那末，它形成的過程，就是雅言傳入嶺南幷演變爲一種方言的過程。這一過程，與發祥于嶺南的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關係。

　　《通考輿地考》說：“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百越”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稱的音譯，即“越人”，指居住在海邊的人。後來爲了跟浙江一帶的“越”區別而改譯爲“粵”，沿用至今。這些土著部落使用各自的土語，幷沒有統一的“百越語”。所有土語都跟中原雅言沒有親緣關係，却跟南太平洋島嶼諸國居民的語言同屬一個語系。〔3〕這一事實說明，在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前，那裏的土著民族跟中原來往很少，却已穿梭于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不過，有史記載的海上貿易，始于西漢年間黃門譯長的遠航。他們帶著黃金和絲綢等雜繒等，從徐聞、合浦出發，經歷都元（今屬越南）、邑盧沒（今屬泰國）、諶離（今屬泰國）、夫甘都盧（今屬緬甸）、黃支（今屬印度）等國，換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這次遠航所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張騫所開闢的陸上絲綢之路互相交匯，形成一個對外貿易的網絡，使西北和南方邊境地區的經濟逐步發展起來。到這一帶從事商貿活動的人，來自各地，語言不一，爲了進行交際，他們約定俗成使用共同語。因此，雅言便通過商貿活動而逐步通行開來。

　　古代中原一帶到嶺南的通道主要有三條：湘江—靈渠—灕江道，瀟水—賀江道，大庾嶺—湞江道。在兩漢時期，中原漢人進入嶺南主要走哪一條通道？本文僅從漢語方言分布的情况作一分析。

　　湘江—靈渠—灕江道：靈渠南面的桂林通行西南官話。據上所述，官話形成于宋元而通行于明清，說明漢族移民進入幷定居于這一帶的時間不會早于宋朝。衆所周知，靈渠是公元前217年由秦軍開鑿的，它溝通湘江與灕江，從而溝通長江與珠江兩大水系，成爲進入嶺南的唯一水路。秦軍正是憑藉這條水路輸送糧草，才大舉攻入嶺南。然而，據曾昭璇先生考證：秦代開鑿只是一條渠形，僅航小舟，故運輸量不大。且桂林河谷流行于峰林石山中，河谷常有漏水，尤以旱季，因河床下部每有地下河存在，减少河床水量，故易成險灘。今天仍有灘360個之多，集中平樂—昭平段。〔4〕因此，兩漢時期，它在商貿運輸方面還沒有起多大作用，幷非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主要通道。唐宋之後對靈渠進行十多次大修，明朝中葉又對灕江險灘大加疏通和整治，這條水路才有比較安全的航行。官話通行于桂林一帶，與靈渠大修及灕江疏通整治的年代吻合。

　　大庾嶺—湞江道：因大庾嶺上有橫浦關，又稱梅關，故稱橫浦之道或梅關古道。梅關之南是南雄市，通行客家話。本來，這條古道在秦軍入粵時已經開通，但它是以陸路爲主，行軍打仗還可以，商貿運輸方面就遠不及水路了。同時，在趙佗建立南越國時被切斷，其後年久失修，到唐朝已是“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張九齡《開鑿大庾嶺路序》）身爲嶺南人的張九齡正是有感于這種狀况，才主持重新開鑿，使之成爲一條“坦坦而方五軌”的南北通道。五代之後，隨著中國政治經濟重心東移，進出嶺南的人多走這條通道。而五代至兩宋年間，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時期，客家人先聚居于江西鄱陽湖一帶，再經梅關進入嶺南。不過，從這條通道進入嶺南的漢族移民，幷非全是客家人，其中相當一部分定居廣府地區，他們的中原正音沒有發展成客家話，而入鄉隨俗改說粵語，成爲廣府人。

　　瀟水—賀江道：又稱瀟賀古道或嶺口古道。漢語方言比較複雜。以地處賀江上游的富川瑤族自治縣爲例，主要漢語方言有四種：粵語、西南官話、民家話、土話。簡述如下（材料引自《富川瑤族自治縣志》）：

　　粵語　當地稱梧州話。主要分布于白沙、蓮山、古城、柳家、富陽、城北、福利等鄉鎮，使用人口約7萬。

　　西南官話　當地稱富陽話。主要分布于縣城富陽以及朝東、古城、蓮山、柳家等鄉鎮，使用人口約3萬。

　　民家話　是“民家人”使用的方言，分布于福利、石家、葛坡、麥嶺、城北、油沐、朝東，使用人口3萬多。

　　土話　包括七都話、八都話、九都話，是漢瑤雜居地區漢瑤兩族居民共同使用的方言，其音系大同小异，歸屬及其來源尚不清楚。分布于新華、福利、石家、富陽、柳家、古城、蓮山、白沙、葛坡、麥嶺、城北、油沐、朝東等鄉鎮，使用人口約11萬。講民家話和土話的人多數會講官話。

　　該縣還有兩個方言島：一是保慶方言島，在油沐鄉部分村莊，約3000人，清朝由湖南保慶地區遷入。二是客家方言島，在白沙鎮部分村莊，約3000人，在客家人西遷的過程中形成。

　　此外，該縣現有瑤民7萬多人，占全縣人口1/3。一部分于宋末從貴州遷入，大部分于明朝以後從湖南遷入，大部分使用漢語方言，只有4000人使用勉語，但對外交際則使用西南官話。

　　上述三條古道中，瀟賀古道是唯一有粵語通行的，且跟梧州同屬一種次方言，而梧州是粵語形成地——廣信之一部分，說明它是雅言傳入嶺南的主要通道。

　　同時，從現在富川粵語和西南官話通行的區域，也說明瀟賀古道在兩漢之後曾經一度衰落。至明清時期，隨著靈渠的暢通，新的漢族移民遷入，他們帶來的官話逐漸成爲縣城一帶的主要交際語言，粵語區逐漸南移。

　　瀟賀古道是秦朝繼開鑿靈渠之後再開闢的一條水陸聯運之道，其中陸路約170公里，北連瀟水，南接賀江。秦朝之所以開闢這條通道，可能是發現了靈渠和灕江在航運方面的弊端，而賀江不僅通航能力優于灕江，同時，它與瀟水的分水嶺恰好是萌渚嶺和都龐嶺之間的缺口（故稱爲嶺口），正如曾昭璇先生所言：“實爲一平地”。因而它一經開闢，便成爲當時“一條最有利的南北運輸大道”〔5〕。

　　秦漢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偏于西部，因而不管是行軍打仗也好，經貿文化往來也好，人們進入嶺南，多取道湘桂邊界。秦始皇攻打百越如此，漢武帝開闢海上絲綢之路也是如此。當靈渠灕江起不了這種作用，瀟賀古道便順理成章地成爲他們的首選。羅香林先生指出：“由兩漢至南北朝爲廣東學術思想發展的第一時期。我們知道，各種學術思想的發展，多數在人才集中的區域。秦和西漢國都均在西安一帶，關中爲當時國都的外圍，人口比較密集。故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都總匯于西安，以至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內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重心。”〔6〕羅香林先生所勾畫的“交通孔道”，就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通道。兩漢時期作爲漢民族共同語的雅言，就是沿此孔道，長驅直入，傳到嶺南，以蒼梧郡治廣信（今廣東封開和廣西梧州）爲中心向周邊傳播。經學家陳元、士燮等都曾在此設館，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頗有勢力的士人隊伍。經學家劉熙、程秉、薛宗，許靖、許邵兄弟，以及易學家虞翻等，也先後自中原來到交州，在廣信縣設館招徒，弟子多達數百人。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光禮化。”〔7〕這裏的“言語”，當然是有漢字作爲紀錄符號的雅言。沒有文字的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之時，也就學習了雅言。後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移，這條孔道的作用逐漸淡化，原通行于長安一帶以及這條孔道嶺北段的雅言由于受到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變形或消失，原通行于這條孔道嶺南段的雅言則保存下來，同時也就失去了原來的“正統”地位，從漢民族共同語演變成漢語的一支方言——粵語。

　　瀟賀、大庾嶺、靈渠三條古道漢語方言恰好跟漢民族共同語的一、二、三階段相對應，構成一個頗爲獨特的語言景觀。尤其是瀟賀古道上的富川，稱得上是一個語言博物館。

　　從粵語次方言看海陸絲路交匯的通道

　　粵語形成于古廣信，以廣信爲中心向周邊地區擴展，幷在擴展的過程中發生一些變化，形成各種與廣信粵語大同小异的次方言。分析這些次方言的特點，我們便可發現早期粵語擴展的路徑，從而發現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路徑。這裏選擇其中幾種次方言進行分析。

　　一、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區（以下簡稱北流江次方言區）。其語音主要特點是：

　　1.古“幫”、“端”母發爲全濁塞音聲母b、d。

　　2.古“知”、“精”兩組聲母跟“端”組合流，都發爲舌尖音。其中“從”、“心”、“邪”母發爲舌尖邊檫音聲母θ。

　　我在《粵語形成于古廣信》中談到，封開的封川話保存著一整套全濁塞音聲母，包括唇音b、舌音d、牙音g，跟《切韵》中的“幷”、“定”、“群”三個古全濁塞音聲母對應。同時，《切韵》中的清塞音聲母“幫”、“端”、“見”跟“幷”、“定”、“群”合流，也讀爲b、d、g。與封開粵語比較，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區的全濁塞音聲母沒有那麽完整，只有唇音b和舌音d，缺少牙音g；同時，這兩個濁塞音聲母來自《切韵》中的“幫”、“端”母，而跟“幷”、“定”母沒有對應關係。由此可見，粵語在廣信一帶形成後，便沿著北流江——南流江這條水陸聯運通道向合浦一帶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它也朝著“濁音清化”的方向演變，但按照其他大部分地區的規律，應系“幫”、“端”、“見”先清化，而後才是“幷”、“定”、“群”；北流江次方言區則反其道，先“幷”、“定”、“群”而後“幫”、“端”，只有“見”母特殊，先行清化了。

　　古“知”、“精”兩組聲母跟“端”組合流，都發爲舌尖音，封川話也有這種現象。在《切韵》中，“知”組是舌上音，與“端”組比較接近，由此推斷，在《切韵》成書之前即兩漢雅言，“知”、“端”兩組本是合流的，封開粵語和北流江次方言保存了這一特徵。而“精”組與“端”組合流，則較爲特殊，在古漢語中尚未發現這種情况。不過，“精”組在《切韵》中是獨立的一組聲母，而在今天的漢語，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它都不再獨立。在普通話中，它們與“見”組部分字合流，發爲舌面音；在今天粵語的廣州話，則與“知”、“照”兩組合流，發爲平舌音。這組聲母既然可以跟“見”、“知”、“照”組合流，同樣可以跟“端”組合流。在海南閩語中，“精”組就是跟“端”組合流的。因此，在北流江次方言區，“精”、“清”與“端”、“透”合流，是古代漢語聲母系統內語音調節産生一系列鏈動變化的結果，幷沒有離開漢語的發展規律。至于同屬“精”組的“從”、“心”、“邪”三母發爲舌尖邊檫音θ，也是如此。在古代漢語中沒有發現類似θ的聲母，有可能是從少數民族語言吸收過來的，但這種吸收也屬正常現象。北方方言的翹舌音不也是從少數民族語言吸收的嗎？在粵語的次方言中，這個聲母比較普遍地存在。筆者認爲，這是由于“精”組中的“精”、“清”兩母已經跟“端”、“透”合流，發爲舌尖塞音，“精”組的其餘三母——“從”、“心”、“邪”也就同樣地向舌尖音靠攏，而在《切韵》音系中沒有相應的舌尖音可以合流，于是從當地土著語言中引進了舌尖邊檫音θ。

　　由此可見，北流江次方言區是形成于廣信的早期粵語最初擴展之地，是兩漢時期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産物。東吳將交州州治從廣信遷至番禺（廣州）之後，嶺南的政治經濟重心逐漸東移，及至張九齡重新開鑿的大庾嶺道取代瀟賀古道成爲南北主要通道，番禺（廣州）取代廣信成爲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番禺港取代徐聞、合浦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北流江——南流江通道的地位也隨之而失落，變成比較閉塞的地區，其早期粵語的一些面貌便得以保存下來，成爲今天研究語言、研究嶺南文化和海陸絲綢之路的珍貴資料。

　　二、南江——鑒江次方言區（以下簡稱南江次方言區），古稱“粵西走廊”。從這條走廊的“頭”，即南江與西江交匯處的郁南，直至它的“尾”，即鑒江入海處的吳川，粵語次方言的語音基本一致（唯鑒江中游的化州有些特殊，其語音與北流江次方言區接近）。

　　與北流江次方言區比較，南江次方言區沒有全濁塞音聲母，古“知”、“精”兩組聲母跟“端”組不合流而跟“照”組合流，發爲舌齒音，可見其音系與廣州話接近。唯一相似的是，這一帶也有舌尖邊檫音聲母θ〔8〕，但它只跟古“心”母對應，跟“從”、“邪”兩母沒有對應關係。因此，南江次方言區的θ聲母跟廣州話中的舌齒檫音聲母s有著明顯的對應關係，古“心”母字，當地發爲θ聲母，廣州話發爲s聲母。由于受廣州話影響，今天這一帶的居民往往在日常會話中發θ聲母，在讀書時則發爲s聲母；跟本地人會話時發θ聲母，跟外地人會話時則發爲s聲母，形成兩讀，因此在語言交際上無大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江和鑒江上游的信宜，有一種特殊的“變音”現象，出現于單音詞或多音詞的最後一個音節，讀法是：將該音節聲調的調尾變爲特高；同時，所有單韵母都增加鼻音韵尾-n，入聲韵母則變爲相對應的鼻音韵母。名詞變音表示“小稱”，動詞重叠變音表示“短時體”，形容詞重叠變音表示“輕級”。〔9〕顯然，這種變音屬于詞語的一種形態變化。我們知道，漢語包括它的七大方言，屬于孤立型語言，本身是沒有形態變化的。那麽，信宜粵語的形態變化究竟從何而來？筆者認爲，應系古百越語言因素的殘留。據人類學家考證，百越族體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與南太平洋島嶼上一些說“南島語”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淵源，因此，古百越各部落的語言大部分與“南島語”有著親緣關係，而“南島語”屬于粘著型語言。鄒嘉彥、游汝杰《漢語與華人社會》一書中說：“大陸上的南島語因受漢藏語系的影響，詞彙音節脫落，而用聲調補償是普遍現象。”信宜粵語的“變音”正屬于“聲調補償”現象，這裏的土著民族在接受粵語時，便將這一語言現象帶入粵語，一直保存下來，成爲海陸絲綢之路促進了漢文化與百越文化融合的見證。海陸絲綢之路既是貿易通道，又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民族融合的通道。西漢時期設置端溪縣，縣治德慶，管轄範圍包括南江流域和鑒江上游（信宜），標志著漢族移民和當地土著開始融合。兩漢以來的千餘年間，這一帶未發現漢族移民與百越土著有大的衝突，及至南梁、南陳及隋三朝，還出現過俚人首領冼夫人與高凉郡太守馮寶共諧連理，奉行漢俚和睦的政策的佳話。漢族移民和百越土著不斷融合，其語言也必然互相吸收。當然到明朝萬曆年間，才出現由瑤民發動的“羅旁之亂”，那是後話。

　　南江流域地名多冠“羅”字或“六”字，鑒江流域地名多冠“那”字，說明在古代，前者屬于西甌部落，後者屬駱越部落，其語言幷不相通。而形成粵語之後，南北基本一致。這就說明，粵語雖然吸收了一些百越土著語言的因素，但它的主體是中原傳入的雅言。

　　曾昭璇先生指出：“爲恢復和發展外貿，即以廣信爲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時已毀，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東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聞港。”〔10〕商貿往來促進語言交際，使通道上下的方言漸趨一致，因而形成粵語的兩個次方言區。

　　三、懷集粵語。根據《懷集縣志》，其粵語分爲上坊話與下坊話，本文只談下坊話，以懷城語音爲標準。主要特點有：

　　1．清塞音聲母p、t和清塞擦音聲母ts在圓唇元音前發爲濁塞音b、d和濁塞擦音dz。

　　2.古“從”、“心”、“邪”三母字發爲舌尖邊檫音聲母θ。

　　值得注意的是濁塞擦音dz 。我說粵語保存著雅言音系的基本特點，是就整個粵語而言的。如果單憑廣州話，就不足以證明這個結論。因爲廣州話中所保存的塞音韵尾、雙唇鼻音韵尾以及平、上、去、入四聲等，雅言中有，唐宋時期的中原正音也有。有人認爲粵語保存的是“唐音”，就廣州話來說，也沒有錯。但封開、懷集以及北流江、南江流域的粵語，就保存著唐朝之前甚至南北朝之前雅言音系的許多因素。比如《切韵》中“知”組聲母，漢朝雅言發舌尖音，《切韵》成書時期即隋朝初年發舌上音，唐宋中原正音演變爲平舌音，元明官話又演變爲捲舌音。在今天封開以及北流江流域、南江流域的粵語中，這組聲母都發爲舌尖音，保存著漢朝的發音。而最典型的，莫過于全濁音的保存。在封開論壇，我著重論述封開粵語中的全濁塞音，稱之爲“古代雅言音系的活化石”。因爲它是古代雅言音系獨有的，到唐宋時期，中原漢語聲母中的全濁音，包括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變成清音了。封開不僅保存著一整套濁塞音，而且所有不送氣塞音聲母都發爲濁塞音，這麽一來，清與濁，送氣與不送氣，形成整齊的對應關係，在漢語各方言中是罕見的。但封開粵語沒有濁塞擦音，懷集粵語中有濁塞擦音，彌補了這個不足。封開加懷集，既有濁塞音，又有濁塞擦音，就形成一個完整的濁音系列，從而將粵語的歷史提前五百年，從唐朝提前到漢朝。這麽一來，就跟漢朝的雅言銜接起來了，就跟海陸絲綢之路創始階段聯繫起來了。因此，懷集粵語中的濁塞擦音，同封開粵語中的濁塞音一樣，都是古代雅言音系的活化石。

　　至于古“從”、“心”、“邪”三母字發爲舌尖邊檫音聲母θ，這一點跟封開及北流江次方言區一致。但在封開及北流江次方言區，古“精”組聲母字全部發爲舌尖音，其中古“精”、“清”兩母字發爲舌尖塞音，古“從”、“心”、“邪”三母字發爲舌尖邊檫音。而在懷集，古“精”組分化爲兩種情况：古“精”、“清”兩母字與“知”、“照”兩組合流，發爲舌齒音ts、ts‘；古“從”、“心”、“邪”三母字則發爲舌尖音邊檫音θ。

　　由此分析，懷集的粵語應系從瀟賀古道直接傳入的雅言演變而成，其演變軌迹跟封開略有不同。懷集地處封開的東北部，西與賀州接壤，境內的綏江與賀江接近，古代中原漢人從瀟賀古道進入賀江流域後，其中一部分經陸路轉到綏江流域，沿綏江而下，直抵番禺（廣州）。可見，瀟水—賀江—懷集—綏江—珠江—番禺，也是古代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的歷史地位雖然不及由廣信至番禺的“黃金水路”，但它對于嶺南及泛珠三角地區古代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

　　（本文作者系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助理巡視員）

　　注　釋：

　　〔1〕見《嶺南文史》2004年第三期。

　　〔2〕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

　　〔3〕詳見拙文《從廣東語言演變史看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嶺南文史》2002年增刊）。

　　〔4〕〔5〕〔10〕曾昭璇、曾新、曾憲珊：《西甌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嶺南文史》2004年第三期。

　　〔6〕羅香林：《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

　　〔7〕《三國志·薛宗傳》。

　　〔8〕嚴格地說，θ是舌尖—齒間邊擦音，北流江次方言區多發爲此音；而南江次方言區多發爲舌尖—齒齦邊擦音，跟θ略有差异。爲了方便排印，本文統一標作θ，幷統一稱之爲舌尖邊擦音。

　　〔9〕詳見拙著《信宜方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