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廣東作家楊幹華越來越引入注目。這不僅是由于他在《驚蟄雷》《冬夜備忘錄》《山裏的太陽》《天堂衆生錄》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南國農民形象，展示了他們的命運和追求；而且也由于他在這些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天堂衆生錄》中，打破了傳統的結構形式和表現方法，將筆觸深入到農民的心理結構和命運的演化的民族文化背景，從而揭示了數千年來封建文化意識與現代的極左政治路綫之間的天然聯繫。在語言表達方面，他嫻熟地運用南方農民口語，有選擇地吸收方言，幷在這個基礎上，大膽地將不少時髦的政治術語引進自己作品之中，通過種種語言變异手法，創造出一種“雅俗結合”的獨特的語體風格。

　　本文試以《天堂衆生錄》爲對象，對楊幹華小說的語言變异藝術作一初步探討。

　　一、政治術語的藝術運用

　　衆所周知，某門學科中的專門術語，它們“所指”的概念通常是有嚴格的範圍限制的，因而一般只在本學科的著作中運用。例如政治術語，一般只用于政治論著及黨政機關的文書，而文學作品是很少出現的。但是《天堂衆生錄》這部作品在語言上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用了不少政治術語。這些政治術語到了作者筆下，大都偏離了原來所指的概念，給人以一種獨特的感覺。例如：

　　①她(按：指寡婦莫一嫂)似乎占有十足的理由，使用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對攻戰術。你年嫂撑著腰，她也撑著腰；你年嫂大手指戳過來，她也大手指戳過去；你年嫂上前一步，她也上前一步，幾乎已是短兵相接。再沒有了容忍，也沒有了理智，雙方都有一步便走一步，見機而作，擇隙而攻，幷且動用了統戰的法寶——

　　這段話運用了許多政治術語和軍事術語，如“對攻戰術”“短兵相接”“統戰的法寶”等等。然而，它所寫的只不過是兩個農村婦女的一場普通爭吵，既非政治鬥爭，也不是兩軍作戰，表面看來，這些術語似乎用得很不得體。然而，只要細心品味，就會發現，這些術語用于此，都已偏離了原來的所指概念，讀者不但不會將兩個農婦的一場爭吵看成是一場政治鬥爭或軍事鬥爭，不但不會感到用得不貼切，反而使人覺得用得恰到好處。這種偏離的用法自然使人聯想到在那個荒唐的年代，一切都“上綱上綫”的做法是多麽可笑!

　　②他(按：指老農羅可燦)的澡房是跟厠所一元化的，這樣可以節約用水，身上的汗漬又肥，他是絕不會讓它在溝裏白白流走的。

　　“一元化”原來是哲學術語，指由多樣向單一發展，由分散向統一發展。在“文革”中，它又被用來指將黨、政、軍大權集于一身。羅可燦的澡房跟厠所，與黨政軍大權當然風馬牛不相及，因而這裏的“一元化”，所表示的幷不是原來的政治內涵或哲學內涵。作者爲什麽要選用這一術語，而不按日常語言的說法寫成“在一起”?原來，作品中的羅可燦，是個被極左政治扭曲到非常可笑地步的人物，他總想通過“突出政治”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命運反而一天天變壞；他積極緊跟“氣候”，却依然不是“感冒”，就是“中暑”。作者將“一元化”這在當時十分時髦的政治術語用于他的澡房與厠所，正如魯迅將阿Q因頭上的癩瘡疤被人別人取笑而“怒目而視”稱作“方針”和“怒目主義”一樣，含有深刻的諷刺意味。

　　③當然，鐘萬年不會忘記梁繼承，水有源而樹有根嘛。梁繼承真算得上扁鵲翻生，華佗再世，送子送女觀世音啊!所以，他有意給梁繼承放鬆放寬，暗地裏搞優惠國。

　　“優惠國”是個外交上的政治術語。在國際商務關係中，一國對另一國給予比對其國家更爲優厚的待遇，如放寬進口限額，减免關稅等，這另一國就叫“優惠國”。而支書鐘萬年與“地主仔”梁繼承當然不是兩個國家，也沒什麽商務關係，因此，這裏的“優惠國”，顯然已經被賦予新的涵義。將二人的關係說成“優惠國”，可使讀者從中體會到那種“政治運動”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扭曲到何等地步。

　　④當大國之君不容易，小國之君也不容易，鐘萬年的長處在于吃透兩頭，應付四面八方，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鬥爭中學會鬥爭，漸漸地就能老練成熟，臻于爐火純青。概括一句話，就是善于彈鋼琴，這是偉大領袖的名言。鐘萬年出于深厚的階級感情，加上歷年工作的體會，對這一名言是永志不忘的。雖然原意指的是班長對于領導班子，但推而廣之，對上級，對下級，對廣大群衆，對朋友，對親戚，甚至對敵人，對鬼神，同樣適用，奧妙無窮。

　　這段話中用了不少時髦的政治術語，有的還是當時廣爲流行的“偉大領袖的名言”，但作者運用它們，目的是表現鐘萬年這位頗善于“緊跟”而實際上對馬列一竅不通的農村領導幹部的心態。作者還寫到鐘萬年如何將“偉大領袖的名言”推而廣之，以至無所不包，這就反映社會上確有那麽一些人，將本來具有嚴格規定意義的政治術語隨心所欲的理解，不著邊際地使用。由此可見，作者筆下那些政治術語在意義上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生活中語言現象的一種折光。

　　二、析“通與不通之間”

　　楊幹華曾對筆者談過這樣的體會：“藝術語言，妙在‘通’與‘不通’之間。”這話說得十分中肯。在規範的語言中，詞語通常是按一定的結構形式組成，按其語義和語法功能搭配組合成句子的。這樣組合的語言單位，我們可以在起真實的世界中找到其所指稱的對象。當作家依照傳統的方法進行表述，他所能把握到的世界的邏輯關係與常識中邏輯關係大體上是一致的，這時他完全可以按常規來組織詞語和句子，得到合乎規範的說法，這樣的語言是“通”的。而當作家的筆觸深入到一個個騷動的甚至是被扭曲了內心世界及他所要展示的這個世界的邏輯關係時，便往往與常識中的邏輯關係發生衝突，這時他便往往打破語言常規，按照自己的獨特感受與理解去組織詞語與句子，得到一種“通與不通之間”的藝術語言。楊幹華正是如此做的。下面舉些例子：

　　⑤“走資本主義就是死路一條!”羅金河是明白的。但同時，又有無數聲音支持他：走也死，不走也死，走是飽死，不走是餓死，餓死不如飽死，那就走唄。就是說，他是被迫的了。而且，梁繼承反問道：“我們有多少資本?成什麽主義?”他不能回答。

　　將“資本主義”一詞拆爲“資本”與“主義”兩個詞來使用，這當然違反了語法常規。這樣一經拆開使用，就使其內涵變得帶有隨意性。這種變异用法，不但不會使人覺得有什麽不通，反而會使人覺得十分新奇獨特。作者的用心，就是讓讀者從中體會梁繼承、羅金河對四人幫橫行時代那種“批判資本主義”的極左政治運動存在的懷疑、厭惡，揭示了他們二人對此百思不得其解的複雜的內心世界。

　　⑥她(指莫一嫂)不是不愛集體。她也積極集體過的。可是年年聽上級的話都落空，辛辛苦苦照著幹，打回的穀子或木薯就那麽一點點，……那樣的日子，根本真的不願意再活下去。

　　“集體”是個名詞，作者却在它後邊加上個時態助詞“過”，這顯然偏離了語法常規。同時又以副詞“積極”一詞來修飾，在詞性上也不能作如此組合。這一超常規的語言表達，讀來使人感到十分新鮮幷富有幽默感。作者作如此靈活變异運用，生動地表現了莫一嫂這位曾經熱心走“集體富裕”道路，到頭來却是一貧如洗，過著“真是不願意再活下去”的日子的農村婦女那複雜的激憤的心態。

　　⑦這樣可愛的階級敵人，既可以爲他們鐘姓人家消灾納福，又可以爲他政治上消灾納福，哪里去找?稀世之珍!

　　“可愛”這個詞在語義上通常只用來修飾正面的人或美好的事物，而這裏却用來修飾“階級敵人”，語義搭配顯然不合常規。但是，這個“階級敵人”梁繼承，不過是個“地主仔”，是“鬥爭哲學”的一個犧牲品，是每次政治運動不可缺少的鬥爭對象，同時又是值得很好“保護”的“階級敵人”。身爲“黨支部書記”的鐘萬年當然深知這一點。這樣，“鬥”與“保”看似矛盾，實則統一。作者用語之妙，讀者通過這一反常的組合便可品味出來。

　　有時候，作者有意撇開其嚴密的邏輯關係，而依照系統論中“整體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的原理來進行無序的排列，語言單位之間往往出現較大幅度的跳脫。這種無序排列，似乎不合語法邏輯，而實際上正是作者組織藝術語言手法之一。下面舉一例子：

　　⑧驀地，陸夢蘭還是聽到有人呼喚她。熱切的、焦慮的、充滿悔恨、自懺的鄉音啊，有她一天前還是丈夫的羅金河，有她曾寄托歸宿的梁繼承，有小姑子羅金英，有林碧珠，有莫一嫂，甚至還有老家翁羅可燦……但漸漸地，隨著雨的長久和夜的深沉，什麽都聽不見了。岑寂。虛空。渾蒙。都沉沉睡熟了。孿生兄弟偎緊父親嗎?老家姑還在一聲緊似一聲地慪氣嗎?

　　小說中的陸夢蘭，是一位聰明、美麗、善良、賢惠的青年婦女，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受到一連串壓迫與打擊，最後被逼上了絕路。這一段，寫的是她自殺前的內心世界。在這一段語言裏，有長句，有短句，也有獨詞句。時而有序，時而無序。分析起來，句與句之間說不上有嚴密的邏輯關係。而讀者從中感受到的，是陸夢蘭離開人世之前既雜亂又清醒，既變態又正常，既不願活著又留戀人間的矛盾心境；是作者熾熱的情感，複雜的心緒、理智的思索融爲一體的呐喊!

　　三、語言中的“非語言因素”

　　現代語言學認爲：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這種符號具有“能指”(即語音)和“所指”(即概念)的功能。上面所舉的例子，有的偏離了原來的概念，有的意義模糊或帶有隨意性，但它們還是可以算作具有“能指”和“所指”的語言符號。《天堂衆生錄》中還有一種作者故意創造的特殊詞語，它們雖有一定的語音形成，却幷不表示任何概念，也就是說，沒有什麽字面意義，因此不能算什麽語言符號。這種特殊詞語，我們稱之爲語言中“非語言因素。”例如：

　　⑨莫斯科受不了窩囊氣，就自怨自艾，駡自己：你是個屁莫斯科啊，一點英明都沒得。現在，莫斯科的列寧死了，斯大林死了，派上個赫魯——什麽妖婦當家，真真正正的妖婦啦，把克里姆林宮那顆閃閃的紅星都弄黑了!

　　“莫斯科”是作品中的一位榮軍。他是“一九四八年天堂農民抗暴的英雄之一”，“後來參軍北上，因爲崇拜蘇聯社會主義，又姓莫，讓首長給他起了這個名字。”他曾經爲自己的光榮歷史而自豪，也爲自己的名字而自豪。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他“毅然榮歸故里”之後，便發現，周圍的人對自己幷不那麽尊重了，連黨支部書記鐘萬年的老婆也“指桑駡槐”地諷刺他。他不明白其中原因，只有將滿腔怨恨向赫魯曉夫發泄，因爲這個赫魯曉夫玷污了“莫斯科”的神聖。作者利用語言上的相近，巧妙地將“赫魯曉夫”換了兩個字，寫成“赫魯妖婦”，幷用“什麽”將它分開。“赫魯曉夫”是個音譯詞，表示一種姓，因而是一個語素。語素是不可再分的，也不能抽換其中的音節，將“曉夫”換成“妖婦”，這個音譯詞就無法表示一種姓，當然也就沒有什麽字面意義了。然而，作者通過它，生動地表現了這位榮軍對現狀十分不滿而又不知該向誰訴說的獨特心態。由此可見，楊幹華筆下的非語言因素，大都來源于日常語言交際中的錯誤。這種錯誤一經作加工幷運用，便成爲一種獨特的語言藝術。

　　⑩“我(莫一嫂)是麻風出了面，怕他?我說得他沒得聲出。我管他什麽鶏粉煮魚，拱飽肚算!我叫你別怕就不怕!”

　　這裏，作者作用讀音上的錯誤，將“資本主義”寫成沒有理性意義的“鶏粉煮魚”。這種手法，跟第二節例⑤中所舉的梁繼承將“資本主義”拆爲“資本”和“主義”异曲同工，但前者的意思雖然偏離幷帶有隨意性，仍是語言符號；“鶏粉煮魚”則是非語言因素。讀者透過它，可以體會到已經被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逼到無路可走的農村婦女莫一嫂對那種“批判資本主義”的極端反感和無比蔑視。

　　B11須知，羅可憐絕不象賢弟莫可能，冬天領了“黨黨”的棉被，到夏天就賣掉，又到天冷時厚著臉皮求救濟。他對“黨黨”給的東西，一直象愛護眼珠子一樣。

　　小說中的羅可憐，是個“憨直得近乎傻訥的青年農民”。他生得“老相矮細”，而且說話口吃，因此經常被別人取笑，但他從不反抗，就連阿Q頭上癩瘡疤被別人取笑時所采取的那種“怒目而視”也未曾有過。作者巧妙地利用他口吃的毛病，創造出“黨黨”這一特殊的重叠式詞語。按常規，“党”這個單音節名詞是不能重叠的，當這一特殊詞語用于羅可憐的對話之中，便屬于修辭中的“飛白”；而當它被抽出來用于作者的叙述，便是沒有“所指”的非語言因素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感，透過一非語言因素表現得淋漓盡致。

　　B12老相矮細的羅可憐，皺起一大叠皺紋，露出一大排黃牙，就更加顯得鴨仔聽打雷，莫名其妙，這個“人袋(代)”是裝米呢，還是裝糠呢?

　　利用“代”與“袋”同音的特點，將“人代”寫作“人袋”，便創造出一個誰也說不清其理性意義的特殊詞語。加以“這個‘人袋(代)’是裝米呢，還是裝糠呢”這一發問，更使讀者感到幽默。原來，羅可憐當上“人代”（人民代表)，本身就是滑稽的：他先被領導用“移花接木”的辦法頂替羅可燦當了“英雄”，被吹出了名，接著便莫名其妙地當了“人代”。他也不曉得“人代”是什麽東西，所關心的只有米(可以充饑)和糠(可以養鴨子)。讀者透過“人袋”這一非語言因素，可以體會到羅可憐這類農民愚昧到了何等地步，同時又可以體會到，造成了這種愚昧的極左政治“顛三倒四、荒唐滑稽”到了何等地步。

　　B13聽說省裏就有個歐陽海(山)，他專寫什麽《番瓜巷》(三家巷)，散布資産階級思想，歌頌地主女嫁無産階級，現在報紙批判啦!

　　“歐陽山”是位作家的名字，將“山”換成“海”便失去了“所指”(雖然有位烈士叫“歐陽海”，但只不過是偶然巧合，這裏不能理解爲指這位烈士)；《三家巷》是—本書名，變异爲《番瓜巷》，也就失去了原來的理性意義。因此，它們都是非語言因素。作者將這兩個非語言因素用于黨支部書記鐘萬年，收到了“一箭雙雕”的效果：既表現了這位黨支部書記的無知，又深刻地諷刺了這場黑白顛倒的“批判”。

　　黑格爾說過：“語言實質上只表達普遍的東西；但人們所想的却是特殊的東西，個別的東西。因此，不能用語言來表達人們所想的東西。”（《哲學史講演錄》)這裏所說“語言”，指的當然是合乎規範的語言，也就是具有明確的“能指”和“所指”的語言符號，這種語言符號在表述客觀世界時是適應的，在表現人們的內心世界時就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了。而楊幹華小說中的種種語言變异藝術，創造“非語言因素”也好，偏離語義和超常結構也好，目的都是超越這種局限性。他打破了我國傳統小說的語言表達方法，同時又借鑒了我國古代詩詞和曹雪芹、魯迅等語言大師的寶貴經驗，加上自己的探索和創造，使他的小說語言既可以表達普遍的東西，又可以表達特殊的東西，個別的東西。本文所列舉的手法和例子，僅是其中一部分，其也如方言的運用、歧義的安排、取名的藝術等等，也十分出色，值得進一步探討。

　　（與葉國泉合作）

　　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