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中國，是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一個極爲重大的歷史性轉變。在這重大的歷史性轉變中，我們社會學學者應該如何積極參與呢？我們謹提出香港回歸給社會學研究帶來的五個方面的新課題，祈起抛磚引玉的作用。

　　一、在社區支援方面

　　即如何既發揮香港的特殊作用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又共同奮鬥，進一步提高香港的市場競争能力，提高香港在國際社會特别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地位，使香港更加繁榮穩定的課題。

　　香港一直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香港社區又與廣東社區相互毗鄰，所以，香港同胞與中國内地公民在行爲規範、生活方式及情感和心理上仍有很多共同之處。這些共同之處，决定了香港與内地長期以來一直有着社區支援的歷史傳統。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社區作爲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空中心、旅遊中心和信息中心，在爲内地迅速傳遞國際市場的最新信息、拓展内地對外貿易、幫助内地學習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吸納外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内地作爲香港生活資料、生産資料主要的供應基地、産品銷售市場和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場所，也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與内地不僅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進一步得到加强，而且將共處於一個統一的國家之内，雙方唇齒相依、休慼與共的關係，將體現得比過去更爲鮮明。如廣東2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無疑會給香港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生機與活力；而香港若不能繼續繁榮穩定，廣東也將失去長期爲自豪的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從而延緩其實現現代化的進程。所以，毫無疑問，香港回歸後，香港與内地都應該進一步加大社區支援的力度。

　　然而，香港與中國内地的社區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畢竟因社會制度的不同而存在着種種差别。這些差别既是歷史造成的，也是統一之後要面對的現實問題，需要在中國統一的大政策下面，開展有利於存异求同的許多工作。從兩地的社會學工作者來説，當前重要的問題是必須加大社區支援力度的社會心理轉變狀態的研究。社會學學者，有責任向廣大公民闡明内地與香港之間經濟聯繫的深層依存關係，從而消除一些誤解促進社區支援工作的發展。當然，在内地與香港之間社區支援的實際運作方面，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研究。如具體到廣東與香港的社區支援問題，在經濟上，如何進一步發揮香港的特殊作用，促進廣東的現代化律設方面，廣東就有必要以香港爲龍頭，使粤港澳地區形成特别的經濟圈走上經濟區域化、集團化、一體化的道路；而香港要增强競争能力，也有必要把内地出口加工工業的優勢和自身轉口貿易的優勢結合起來，有必要利用内地的高科技開發能力實現自身産品的更新换代，有必要和内地聯手共同對付國際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從而鞏固自身在國際社會特别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地位。此外，内地與香港還要共同研究對國際社會可能出現的種種不利情况的應急措施。上述情况説明，從社區支援的問題上看，香港與内地都有必要加大力度。

　　二、在社會交流方面

　　即如何密切香港地區與廣東等其它地區之間的社會聯繫，擴大文化、科技、教育和衛生等方面的交流及社會保障等社會工作方面交流的課題。

　　有人認爲，香港之所以被稱爲“東方明珠”，主要是指經濟的繁榮，特别在物質生活上，遠遠高出中國内地的平均水平，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則是“文化的沙漠”；而一部分香港同胞對内地文化則往往缺乏全面深刻的瞭解。這些情况表明，香港與内地加强社會聯繫，擴大社會交流，在香港回歸後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這樣，社區之間才能消除彼此間的一些誤解和偏見，並從對方社區文化的特色中獲得真正有益的養份，從而加速自身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

　　在文化方面，内地文化具有濃厚的歷史凝重感、政治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這是香港文化所欠缺的。而香港文化則輕鬆、活潑、愉快、靈活，色彩斑斕，貼近群衆，這又是内地文化的薄弱環節。在科技方面，内地有着極大的優勢。衆所周知，内地的科學技術，在很多方面已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先進水平。北京的中關村、武漢的小洪山、廣州的黄花崗，都是科學技術比較發達的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内地已經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並具有無限發展的態勢。就香港而言，上述方面雖比不上内地，但在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加大投入進行經濟技術開發、佔有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吸納高科技人才等方面，均有較大優勢。所以，内地與香港互補，彼此在科技領域便可獲得新的突破。在社會保障等社會工作方面，内地無論是社會救濟、社會福利，還是社會保險、社會服務，都比較受重視，並取得了一定進展，而香港則已基本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在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有衆多的民間團體機構且得到政府的資助（香港特别行政區政府將繼續保持資助）。内地與香港擴大交流，既可增進社會工作者之間的友誼，也可使彼此的社會工作得到進一步完善。

　　三、在社會流動方面

　　即如何實現香港地區與中國其它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結構性流動合理化、科學化的問題。

　　西方社會學家在研究社會分層時，發現個人的職業和社會地位是不斷變動的，有些人上昇，有些人下降。他們把這種現象叫“社會流動”。香港回歸後，由於香港經濟文化生活水平與内地存在一定差异，也由於香港自身必須實行産業結構調整以實現新的發展，結構性流動和自由流動在香港和内地之間都可能出現膨脹性趨勢。事實上，由於香港面積狹小，人口密度大，盡管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流動有其合理性，我們仍然不得不對這些流動加以適當的控制，以使其走上合理化、科學化的軌道。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對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進行了明確規定。這種規定，保障了港人在香港的居留權，也有利於保持香港居住、生活條件的相對穩定。只有將港人與中國其它地區的公民相區别，使居住香港變爲港人唯一合法的權利，才能保证港不至於由於外部人士過分地流人而造成社會人口壓力和社會動盪，也不會因此而損害港人的利益。

　　那麽，除了限制中國其他地區的公民無節制地涌人香港外，在促進結構性流動和自由流動合理化、科學化方面，還應采取哪些措施呢？例如，在限制一般公民涌人香港的同時，要不要對中國其他地區有利於香港發展的高科技人才有條件地、適度地開放緑燈？香港回歸後，香港公民移居其他地區，是否應該提倡和鼓勵？香港公民到内地從事商業活動，是否應該加大扶持的力度，同時又在遵守當地的法律規章制度方面有更具體的規定？這些問題，都需要廣大社會學學者參與認真的研究，爲政府决策部門盡快提供可行性立法依據。   

　　四、在社會控制方面

　　即如何完善中國（包括香港）的政治法律系統，發揮中華文化傳統、社會輿論等的作用，减少犯罪的課題。

　　香港回歸是一種重大的社會變革，要使這種變革取得好的成效，即促進香港進一步繁榮、穩定和發展，必然需要有社會的穩定和正常的社會秩序。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對中國的社會發展將産生積極的促進作用；而内地廣大地區12億人口的安定團結，又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可靠保证。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香港還是内地，都必須强化社會控制以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香港回歸前，香港與内地的政治法律系統均有着不同的組織架構。香港回歸後，香港原有的大部分法律，包括普通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等，都將予以保留，其立法、司法機構的設置也承繼舊制。雖然香港與内地政治法律系統具有較大的差异，但由於内地和香港長期以來有着携手合作共同維護兩地社會治安的良好傳統（如香港警方就與廣東警方特别是深圳警方有着密切的聯繫），香港回歸後，香港和内地更應該共同努力形成一些協調互補、配合默契的政治法律法規，以防備種種可能出現的不利情况。

　　五、在社會制度方面

　　即如何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主體地位，又保证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50年不變的課題。

　　香港回歸後，要真正做好“一國兩制”的工作，還需要雙方努力。包括廣大社會學者，應該在許許多多方面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就香港同胞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動輒以舊有的價值觀念去看待大陸的社會制度，不要生搬硬套地以西方的政治模式來量度中國的政治實踐。中國的政治格局，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已經發展了幾百年，而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劣，只能由歷史來作結論。

　　就内地人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深刻理解“一國兩制”構想的偉大戰略意義。對香港先進的管理經驗等，我們要虚心學習；對香港涌人的資産階級的腐朽因素，我們應自覺扺制，但不宜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衡量香港的一些社會問題。香港不必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主義思想去要求香港同胞是不現實的。1997年7月1日起，我們在收回香港主權的同時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維護祖國統一的前提下，使香港繼續保留其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等戰略地位，促進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總之，香港回歸後，會面臨一些頗爲復雜的社會問題。解决這些社會問題，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將不亞於香港回歸這件事本身的戰略意義。認真研究解决這些社會問題，無疑是社會學學者的神聖使命。

　　（這是在1996年7月廣東社會學學會以範英爲團長、前往香港參加“參與變遷——社會發展中的社會工作國際大會”上所作的發言，由範英、劉小敏合寫，發表於《廣東社會學通訊》1996年第8期，《開放時代》1997年第6期，曾榮獲中國社會學會1996年理事會暨“2l世紀中國社會發展與社會學的歷史使命全國理論研討會”優秀論文二等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