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又一力作——《當代中華凝聚力（上·下册）》即將出版問世，我們最近專門采訪了該書的主編範英教授。

　　記者:範教授，由您主編的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自1990年推出第一本論著──《精神文明學論綱》以來，至今已出版了10部著作，近400萬字，引起了理論學術界、實踐工作者的關注，在全國有較大反響。最近，這套叢書的又一鴻篇巨製──《當代中華凝聚力》即將與讀者見面。據説這部巨著的編撰工作前後歷時5年多，是在您的主持下，以廣東一批中青年理論工作者爲主體完成的一項理論攻堅項目，這一著作的大體内容是什麽？

　　範英:最近將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華凝聚力》是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的第11部，它從精神文明學研究的延續和深入方面，着重探索了新時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一緊迫的課題。偉大的中華民族，有着數千年的文明史，其經久不衰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必須認真研究的内容，這就要求我們進行分門别類和深入細緻的探討，尤其是對中華民族凝聚力在當代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較爲全面系統的研究，意義更加重大。《當代中華凝聚力》正是這樣一種初步的嘗試。這本書提出和論证了一批全新的命題，並從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内涵、成因、主體、客體、屬性、特徵、功能和發展等八大方面展開闡述，旨在揭示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領域的主要規律及其關係，力求融學術性、理論性、實踐性、操作性、知識性和趣味性於一體，爲深化和拓展中華民族凝聚力這一重大課題盡一份微薄的努力。

　　記者:這是否意味着一門新的學科在嶺南地區誕生呢？

　　範英:在1991年冬和1992年初開始寫作此書時，我提出了建立“民族凝聚學”的粗略意見，認爲它的第二個層次是“中華民族凝聚學”，但這本書的名字不叫《中華民族凝聚學》，它研究的只是“中華民族凝聚學”層面上的“力”的問題。因爲“凝聚”本身是個大系統，這個系統不僅包括凝聚力，而且還包括“凝聚源”、“凝聚場”、“凝聚體”、“凝聚核”、“凝聚鍵”、“凝聚點”、“凝聚量”、“凝聚度”等許多方面，内容相當豐富多彩。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是跨世紀的巨大工程。所以，《當代中華凝聚力》一書，只能説是屬於“中華民族凝聚學”範圍的一個方面，而且講的重點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在當代的狀况，這是不能與“民族凝聚學”或“中華民族凝聚學”相提並論的，最多只能説它是探索“中華民族凝聚學”或“民族凝聚學”的前奏。在此前後，外地的學者曾提出“中華民族學”的概念和著述；嶺南地區的鄭群先生也倡議建立“中華民族凝聚力學”，其代表作《中華民族凝聚力論綱》（1995年12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邁開了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的第一步。由此看來，從學科建設上來深化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是90年代多家學者的共識。如果從這一角度上説，“中華民族凝聚力”等，作爲“民族凝聚學”的分支學科已在國内尤其是在嶺南地區誕生也並不過分。

　　記者:對“中華民族凝聚力”以及“民族凝聚學”的探討，爲什麽會在90年代初率先在廣東興起呢？

　　範英:這裏面既有現實客觀條件，也有理論基礎條件。從現實的客觀條件來看，既有國際環境因素又有國内特别是廣東地區特殊的環境因素。在國際環境方面，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嚴重挫折，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加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增强愛國主義教育，以防止國家龢民族的分裂。從廣東地區的特殊環境因素看，廣東既毗鄰港、澳，地理位置特殊，又擁有衆多的海外華僑。因此加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對做好海外華人和港、澳、臺同胞的統戰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義。此外，廣東屬於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思維方面的“碰撞”機會較多，這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現實因素。從理論基礎條件看，廣東比較早就成立了中華炎黄文化研究會、廣東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會和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並在鄭群先生身體力行地倡導下，比較早就開始了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多年來經常召開有關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理論研討會，並出版了一些論文集，積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礎。而且，從理論工作者隊伍來看，可以説，廣東有兩股力量在推動這一學科的研究，一股是一直以來專門從事這一學科領域研究的理論骨幹隊伍。另一股是多年來從事精神文明學研究的理論工作者隊伍。因爲要研究精神文明，就必須研究愛國主義，這就必然觸及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正是由於以上兩股力量的合流，才推動廣東地區對“中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學”的研究，使廣東成爲這方面理論研究的先行地區之一。

　　記者:您認爲這門學科最顯著的特點和功能是什麽?它與精神文明學等學科有什麽聯繫或區别？

　　範英:這門學科最顯著的特點和功能是它不單純爲學術而學術，爲理論而理論，而是緊緊圍遶理論學術研究爲現實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爲新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服務，爲中華民族的統一和振興而努力。它與精神文明學等學科既有聯繫又有區别。從聯繫上看，我個人認爲，民族凝聚學是精神文明學的分支學科，是從精神文明學這個大系統出發的子系統，是精神文明學對愛國主義等問題研究的專化、細化和深化。加强新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是它們共同的目標和内容。從區别上看，民族凝聚學也不同於精神文明學，因爲這畢竟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新興學科，各有自己獨特的對象和内容。精神文明學以文化、思想、審美這三大塊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内容，而民族凝聚學則以“民族凝聚系統”及其主要規律和相互關係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内容。正因爲有相對不同於精神文明學的研究對象和内容，所以它才有形成獨立學科的必要性。

　　記者:早在1985年，您就珠三角理論建設的戰略目標和任務提出了較系統的見解，其中提出從“九五”期間到2010年要分“準備”——“攻堅”——“基本完成”三個階段實現珠三角理論建設的預期目標和構想。爲此，是否可以將《當代中華凝聚力》及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理解爲這個計劃的一部分？按照這個計劃，您下一步有什麽新的打算或新的思路？

　　範英:你們注意到了我在“七五”規劃期間所寫的那篇文章——《珠江文明誰先行》所提出的珠三角理論建設的一些構想，雖然它没有被政府納入决策規劃，但也表達了我對珠三角理論建設的戰略目標和任務的一些基本看法和思路。用這一構想來衡量，可以把《當代中華凝聚力》以及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理解爲這個計劃的一部分。至於下一步的新打算，在民族凝聚學研究方面，主要將民族凝聚學的基本理論框架和體系構建起來。在精神文明學方面，近十幾年來主要是研究思想這一塊，在20世紀結束之前還没有時間和精力去涉獵和研究文化和審美這兩塊，希望在21世紀能走進精神文明中的文化和審美這一更新更廣闊的領域。就當前來説，主要的目標和任務是準備組織撰寫一部《精神文明學大辭典》，這是一個艱巨而浩大的工程，要由許多理論工作者來參與承擔，特别是這幾年成長起來的從事精神文明學研究的年輕理論工作者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由於任務的艱難和巨大，也是個跨世紀的工程。只要時間和健康允許，作爲一名爲中國精神文明學奮鬥多年的理論工作者，我應盡份微薄之力，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但能否完成這一浩繁的工程，只有看天時、地利與人和了。

　　（這是作者有1997年中接受《探求》雜誌記者專訪的對話録，發表在《探求》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