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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30年:政治文明探索智闖先河
廣東一些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出於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前沿的緊迫需求,根據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發展過程中碰到的實際問題,便運用馬克思於1844年提出的“政治文明”概念,率先探索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全新課題。這種探索大致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7年之前)
爲使政治文明的研究形成初步輿論,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以廣東社會主義社會辯證法研究會、廣東社會學學會、廣東省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等部分骨幹爲基礎,在省内外同時發起政治文明的研討輿論。
1986年8月於廣州召開的一次學術座談會上,時任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的張江明教授專門發表了《論政治文明》一文,認爲把政治文明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相對獨立出來“十分必要,任何别的文明都不能代替它”。黨的十二大提出在建設高度社會主義物質文明、高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同時,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其實就是政治文明”。它的主要内容“一是高度民主,二是依法治國,三是要認真搞好政治制度建設,改善和加强黨的領導”。
1986年8月2日—7日於大慶市召開的一次全國學術研討會上,廣東學者範英特地發表了《簡論政治文明與政治改革的關係》一文,認爲政治文明是“指社會文明中相對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言的,人們改造社會的政治成果的總和”;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定社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以及該社會政治、法律龢民主等項制度下面人們的政治生活、民主生活和義務權利的進步”;其核心就是社會的“民主問題”。同時,政治文明的提出及其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等搆成的多維關係,“使我國文明建設的總體戰略思想更趨全面和完善,戰略目標更加明確和嚴峻”。僅就政治文明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關係而言,他認爲都是“社會主義生産方式和社會形態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都是“目的與手段的辯證統一”;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文化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和人們思想觀念等的深化改革所碰到的瓶頸問題,都要求政治文明的出臺特别是開展政治體制的改革。
在省内外輿論發端之後,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以其主辦的《學術研究》爲陣地,開設專欄組織和編發了若干篇政治文明的論文。
第一篇是《關於‘社會政治文明’的思考》(1986年雙月刊第四期,作者蕭君和,責編範英)。該文闡明瞭社會政治文明概念的依據,闡析了社會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及其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主要關係。作者形象地將物質文明看成是一棵樹中“强勁的樹根”,社會政治文明是它“粗壯的樹干和樹枝”,精神文明則是“繁榮茂盛、充滿活力和朝氣的緑葉”。
在同年的第五期上,又發表了《政治文明初探》(作者範賢超、周建平,責編範英),文中界定了政治文明的内涵;提出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是同步産生的;它同後二者的發展都是宏觀的自然歷史過程和進步趨勢;它的内容是相當豐富的,但“國家政治制度”是它的主體,“每個成員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的實現程度”是它的標誌;認爲政治文明是“社會文明發展的關鍵”、“物質文明發展的杠杆”、“精神文明發展的决定因素”。
此後在1987年第四期上編發了《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探索》一文(作者鄒永圖,責編範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文明觀包括了政治文明的思想”,“我們應當加以實踐和發展,必須加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才能加速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要建設好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必須對其主要的特徵與内容進行深入的研究”。
前述論文發表後,《新華文摘》或全文轉載或觀點摘編,多家報刊反復轉登。與此同時,不同於政治文明提法的“制度文明”等概念和觀點相繼在廣東及省外出現,一時成爲全國學術争鳴的重大熱點。但這種學術争鳴很快被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誤認爲“政治原則問題”而受到諸多壓制,《學術研究》開設不久的專欄只好停辦,研究者從公開發表論文的形式只得轉爲内部討論。
第二階段(2002年5月年之前)
這一階段,以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精神文明學研究室和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廣東社會學學會爲主體,與廣東社會主義社會辯證法研究會、廣東省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一起,主要以小型座談會、内部研討會形式,繼續探討政治文明,同時將這些研究進行疏理和深化,藉助於精神文明建設可以正常出版專著及發表論文的有利條件,把政治文明的研究嵌入廣東原創的新興學科——精神文明學的形成之中,從精神文明必然觸及的外部聯繫來深入考察政治文明,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從著作方面看,其代表性的第一部著作《精神文明學論綱》(範英等著,1990年11月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不僅考察了精神文明的内部結構,同時考察了它與物質文明、法制文明、人種文明(後來還加了一個生態文明)的聯繫與區别,還特設專章强調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聯繫與區别。認爲政治文明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聯繫和紐帶;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確立”,民主政治確保精神文明的發展;政治文明需要較高的文化修養、公民意識和切實的政治理論和行動;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必須協調發展的原則、關係等。
第二部著作《人的素質與市場經濟(上·下册)》(範英等著,1994年12月,紅旗出版社出版),特設多章論述人的自由與市場經濟、公務員與市場經濟、黨政幹部與市場經濟、黨風政風與市場經濟、反腐保廉與市場經濟等關於政治文明方面的重要問題。
第三部著作《反腐保廉與社會發展》(龐躍輝、範英著,1996年8月,廣州出版社出版),對當代世界特别是中國存在腐敗的現象、性質、特徵、類型、根源、危害以及反腐保廉的思想武器、社會機制、主要經驗等均作了古今中外的比較與研究,旨在激起人們對政治文明建設中主要負面問題的高度重視,以及如何破解難題的若干思路。
第四部著作《周恩來的人格風範》(範英、吕志著,1997年10月,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反腐保廉與社會發展》一書的姊妹篇,經由國務院相關部門嚴格審批,主要從政治文明的正面形象的代表——周恩來的人格着手,對其人格風範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現、形成磨練、完善昇華、基本特徵和偉大意義等關鍵方面進行系統的闡述,希望有助於人們從周恩來的偉大人格風範中吸取有益的教養,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要求落在實處。
前述第一部、第二部著作的部分章節和第三部著作的《總論》,均被《中國社會科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文摘》等數十家報刊登載,第四部著作被廣東省評爲青少年必讀的八大重點圖書之一。
從論文方面看,較有代表性的論文如《‘五觀’俱全與‘五觀’端正——論中國經濟特區的精神文明建設》(作者範英、劉小敏、李振連,《現代哲學》,1996年第三期)一文,認爲“中國經濟特區從建立到現在,都是非常重視政治文明建設的,也非常重視它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對應關係。特區以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爲指引,堅持了正確的政治方向;也用改革開放和‘三敢’精神創造了較爲寬鬆的政治氛圍,因而促進了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系統的建設……這是中國經濟特區更上一層樓的重要表現”。
又如《論形成和發展中的精神文明學》(作者範英,《學術研究》,1999年第九期)一文,針對使用“制度文明”概念比使用政治文明這一概念更能區分和突出制度中的政治因素的觀點進行了商榷。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對國内、省内長期討論這兩個概念孰重孰輕的一種回應,實際上則是對堅持政治文明理念及其作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中介本色的再肯定。
前文在厦門召開的“全國經濟特區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研討會”上,被列爲大會重點介紹的文章,引起與會者的好評。後文發表後,曾被國内諸多報刊反復轉引。
第三階段(2002年5月以來)
從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大命題以來,廣東對政治文明的研究已由一些學者多年艱難的堅持擴展到許多學者廣泛積極的參與。
2002年7月12日於廣州召開的座談會上,廣東學術界部分專家學者認真學習江澤民爲黨的十六召開作思想理論準備的“5·31”重要講話,對黨中央首次正式使用政治文明概念,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何論述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建設自身的一系列理論問題進行座談,認爲黨中央正式提出和使用政治文明的舉措,充分説明中國共産黨對新時期黨的執政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進步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同時認爲,廣東一些學者此前16年對政治文明的執着研究,爲黨中央的英明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作用,也展示了廣東學術界爲黨政重大决策提供服務的不懈努力和求真精神。本次座談會的成果分别在《學術研究》等多家報刊編發。
此後,在《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以及《學術研究》、《廣東社會科學》、《嶺南學刊》、《開放時代》、《探求》等報刊上,廣東學者發表了一批專論政治文明方面的論文。
在論述政治文明建設的意義和義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新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戰略意義》(張江明)、《高度重視文明總體中的政治文明》(範英)、《中華民族的復興與發展的重要保证》(蕭君和)、《對政治文明的幾點認識》(董玉整)等。
在論述政治文明的内涵和功能方面,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政治文明的涵義及其功能》(吴燦新)、《略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内涵》(張江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内容和措施》(李江濤)、《略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餘少波)、《搞清什麽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蕭新生)、《要提倡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馬中柱)等。
在論述政治文明與政治體制改革方面,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新時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範英)、《全面正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根本》(劉歌德)、《政治文化與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李振連)、《談談政治文明發展的四個‘聚焦點’》(陳偉)和《政治文明是社會現代化的要求》(鄭奮明)等。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廣東省社會主義社會辯證研究會和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等於2003年1月聯合出版了由張江明、範英主編的《論政治文明》一書,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内涵、核心、層次、特點和規律,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大戰略意義,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辯證關係等展開探討。
這些成果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包括廣東一些學者此前16年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觀點,均由新華社以大字内參形式,先後專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重大决策的參考素材。
由於我國對政治文明的自覺實踐和政治文明的理論研究較薄弱,許多規律性認識必待深入展開。廣東在這一領域的介入雖然早於省外,但後勁必須大力加强,有祈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推進之。
(這是作者在2008年中爲紀念廣東改革開放30週年應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社科聯之約而寫的專題,發表於《精神文明學通訊》總第230—231期,後在廣東省相關學會聯會上作了講演。文中對廣東省一些學者先於國内,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進行政治文明探討的簡要歷程和重點著述作了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