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關于人類起源的問題，自從達爾文進化論公布之後，衆所周知，世界人類起源于古猿中的類人猿。自1929年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後，達爾文從猿到人的學說就有了更强有力的科學證據支持。但人類的直系祖先是來自非洲或亞洲一直爭論不休。不過一直以來人類都以爲現代人的祖先均是從直立人演化出早期智人，然後再由早期智人經晚期智人而演化成現代人的。

　　具體到中國現代人的起源問題，在過去70多年裏，以周口店發掘爲起點的中國舊石器考古學建立起以華北爲中心的演化模式，表現爲泥河灣早更新世地點爲代表的直立人，經藍田人、北京人、許家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峙峪人和山頂洞人爲主要脉絡的進化譜樹，根本預想不到會有其他的演化模式。

　　隨著科學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分子人類學家根據對147個各大洲不同人種婦女胎盤細胞中的綫粒體DNA分析，將所有現代人起源追溯到2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婦女。這一被稱爲“夏娃理論”或“走出非洲”的假設對學術界産生了巨大的衝擊。意味著人類起源和進化的主幹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類代表都不過是進化中的旁支。

　　這一研究在世界科學界中引起哄動，其可信程度如何？請看如下一些事實。

　　1997年德國萊因漢斯博物館和慕尼黑大學的分子人類學家聯手，采取聚合酶鏈反應DNA分析方法，確認歐洲典型尼人的綫粒體DNA序列處在現代人類序列的變异範圍以外，因此不可能是我們的直系祖先。這一成果被列爲當年的世界十大科技成就，起碼它已確認現代的歐洲人不是由典型的尼人演化而來。

　　其他各大洲的情况又如何？不久前，由中國醫學科學院生物學研究所諸家祜教授領銜，由中國7個研究機構12位研究人員承擔的中國基因多樣性課題組，對中國56個民族中的28個民族群體的基因樣本進行分析，幷將其與其他亞洲和非亞洲群體進行了比較，完成了題爲“中國各人群的遺傳關係”的論文。中國遺傳學家的研究結果認爲“源自非洲的現代人構成了目前亞洲人口基因庫的主體。”他們認爲現代中國的祖先大約在4萬到6萬年前從非洲出發向東經印度洋，取道東南亞進入中國華南地區。

　　最近，分子生物學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一項由19項信息更爲豐富的Y染色體指標被用來揭示東亞人群父系傳承的遺傳學研究在美國的斯坦褔大學完成。由于變异相對較小，用Y染色體指標來重建人群的遺傳歷史期沒有進展，直到一種更有效的測定方法——高性能液相層析法(high-performance liqnid chromatogramphy)被引入之後，這一領域的探索都有才有了進展。在過去幾年裏，大量Y染色體指標被分辨出來。通過對包括21個中國不同民族的人口、22個省份的漢族人口，3組東北亞人口，5組東南亞人口，以及12組非亞裔人口在內的大量樣本的分析，表明了東南亞人口要比亞洲北部的人口擁有更大的變异。這意味著東南亞大陸應是東亞現代人群最早的定居點。根據Y染色體變异速率的推算，晚期智人進入東南亞的時間大約在距今18000~60000年前，緊接著開始了向北方的遷徙過程。與此同時，另有一批晚期智人群體從東南亞開始向南遷徙，進入馬來西亞和印尼幷到達太平洋群島。爲此，Y染色體分析的結果與體DNA的證據完全吻合，這進一步證實了“夏娃理論”和東亞人口向南北遷徙和擴散的模式。

　　據“華盛頓郵報”2003年6月11日報道，由幾個國家的科學家組成的聯合考古小組在埃塞俄比亞東北部發現了距今約16萬年的“現代人”頭骨化石。這是迄今爲止發現的最古老的“現代人”化石，填補了人類進化史中的一段重要時期的空白。這個發現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古人類學家蒂坶·懷特帶領的多國考察小組在位于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東北225公里的一個淡水湖附近發現的。這一發現的年代和美國加洲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分子人類學家以各大洲不同人種婦女胎盤細胞中的綫粒體DNA分析中所得的結果十分吻合。

　　由此看來，這個“走出非洲”推論似乎有一定的科學檢測結果和得到一些古人類化石材料的證實。

　　但是，分子生物學的進展迄今爲止幷沒有獲得大多數中國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欣然認可，以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新智教授爲首的一批學者認爲，中國發現的古人類化石不但在形態上，而且在時空分布上都顯示出進化上的連續性，而且中國的舊石器文化也顯示出傳統的延續；缺乏了人口替代經常伴隨發生的外來進步文化的取代。吳院士還指出，如果中國的晚期智人是從非洲來的，那麽他們應當携帶著更進步的和中東地區類似的舊石器工具，但是中國幷沒有發現這樣的工具。吳院士認爲，晚期智人從非洲遷移到歐洲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過程可能是真的，但是中國經歷了一個不同的進化過程，現代人類在遠東的演化以本地人種延續爲主，外來人種雜交爲輔。幷認爲在進化過程中基因變异必有丟失，也可以發生轉移，基因突變速率不恒定等等。而且連續地在《嶺南考古研究》專刊的第4、5卷中以《關于中國現代人起源研究》和《再議中國現代人起源的研究》爲題發表意見。這對問題的討論提出了十分寶貴的見解。

　　但，不管各家觀點如何，而其中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那就是“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論”大多數是立足于現代人群綫粒體DNA和Y染色體等遺傳物質突變速率推算所得出的假設，這一遺傳學證據被稱爲科學的“軟材料”，還需要大量的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的實物證據來檢驗，這些考古學材料被稱爲科學的“硬材料”。

　　再從地區性來看，就算歐洲地區的現代人起源問題似乎已基本解决了，是由後來從非洲遷徙到歐洲的非典型尼人種群所演化而來的。但在亞洲和其他各大洲，現代人起源問題則還沒有得到解决。

　　上述已介紹的遺傳學觀點認爲，現代的亞洲人(包括現代中國人)起源也是來自非洲，要解决這一問題的關鍵地區不在華北地區，而是在我國華南地區，這是現代智人首先從東南亞進入中國內地的第一站。然後由此再進行南北輻射、遷徙和擴散到其他地區。最後的結果如何，當然需要我們去尋找更多的“硬材料”，但也不妨從過去已發現的材料中看看是否能尋找到一些蛛絲馬迹。

　　二、中國古人類材料和舊石器文化的復述

　　1． 古人類化石

　　人類DNA的研究結果認爲，現代中國人的起源問題在地區上僅涉及我國華南地區，其中心地帶是嶺南地區；在時間空間上是涉及到智人階段，尤其是晚期智人階段。鑒于此，這裏根據《中國遠古人類》一書中的論述，將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的相關形態予以叙述。

　　“中國的早期智人”一章是由吳新智院士執筆的。他把中國早期智人化石的材料分成南、北兩大地區。北方地區主要以大荔人、金牛山人、許家窑人和丁村人爲代表。南方地區則以馬壩人、銀山人、長陽人和桐梓人爲代表。在時代上他把中國早期智人又分成早期和晚期兩個類型。大荔人代表早期類型，馬壩人代表晚期類型。

　　他們認爲，中國的早期智人是當地的直立人經過原地區進化幷吸收了外來基因演變的産物(吳新智、張銀遠，1978)。中國的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形態上有些變化。這些變化一般地符合人類進化的普遍規律，如腦量變大、顱穹增高、眉脊由一字形變爲八字形，腦顱增厚，結構如矢狀脊、枕脊變弱、顳鱗變高、下頜關節盂變寬變淺、枕骨大腦窩與小腦窩的比例變小、面部骨胳變弱、突頜度减弱等等。

　　他們還認爲，雖然進化、與外地人群的基因交流以及個體變异等因素，使得早期智人的特徵和晚期的智人化石之間有一些形態差异，但是由于他們是中國古人類進化鏈上的環節，他們之間保持著一系列共同特徵，顯示出中國早期智人與世界其他地區同時代人類之間有著地區差异。這種差异在下述一些特徵方面尤爲顯著。

　　(1) 顴骨額蝶突前外側面的朝向

　　大荔人頭骨、馬壩人頭蓋骨的這個角度分別爲85°和80°以上；歐洲早期智人標本除Steinheim人頭骨的角度超過100°外，大都不超過80°，一般在70°上下。非洲的Broken Hill人的角度則接近歐洲的。

　　(2) 顴頜角

　　大荔人頭骨經復原後角度爲125°，金牛山人頭骨看來與此相近。歐洲早期智人中時代較早者的角度較大，時代較晚的尼人此角度更小，均比中國標本的角度爲小。非洲的Broken Hill人顴頜角也很小。

　　(3) 上頜骨顴突

　　大荔人化石頭骨的此突的前表面較爲朝向前方，與上頜體的前外側面之間界限分明，形成一個深凹。此突T緣從上頜體的起點頗高，即距離齒槽緣有一定距離。許家窑人上頜骨的顴突從上頜體的起點距離齒槽緣也有一段不算短的距離。

　　歐洲標本顯然與此不同。Steinheim人頭骨的上頜顴突起點低，顴突前表面與上頜體的前外側面之間有凹陷。非洲的Broken Hill人頭骨在上頜顴突起點位置較高，這一特徵與中國者相近，但在其餘特徵上則與歐洲的標本更接近些。

　　(4) 鼻區

　　 大荔人、馬壩人、金牛山人的鼻骨側面角均接近直角，即鼻角不甚隆起。歐洲人標本晚期階段者鼻梁高聳，早期階段者與中國人差异較少。

　　(5) 上面部高度

　　從上面部高度指數的比較可以顯示，中國人標本的上面部較歐洲者低得多。但馬壩人頭骨可能例外，可能與歐洲人接近。非洲的Broken Hill人的上面部也很高，與歐洲者較相近。

　　(6) 額鼻額頜縫

　　中國標本一般呈微向上凸的弧形，但歐洲標本中，此四條骨縫組成的綫條在中部向上凸出的程度比較大。非洲的Broken Hill的頭骨在這一特徵方面與歐洲者更接近。

　　(7) 眉間區

　　在水平斷面上，大荔人頭骨的眉間區呈淺窩形，向後縮入。從前面看，兩側眉脊中段上方的溝向眉間區會聚，形成一條尖端向下的人字形溝。馬壩人頭骨亦具有相似的形態。

　　歐洲尼人的眉間區在水平斷面上不但不向後縮，反而向前突出。其連通溝呈一字形或呈較淺的人字形。非洲的Broken Hill人的眉區間略向後退縮，連通溝與歐洲的標本較相似。

　　(8) 矢狀脊

　　無論大荔人、金牛山人或馬壩人的頭骨均具有此脊，形態上大體一致，位置也大體相同。歐洲同階段標本的矢狀脊變异較大，總的看來比中國的弱。而和非洲的Broken Hill人更接近，尼人中除La chapele人有極弱的矢狀脊外，餘者均無此結構。

　　(9) 印加骨

　　大荔人頭骨有三角形的印加骨，丁村及許家窑人的頂骨後上角也可能暗示有印加骨。但馬壩人頭骨沒有印加骨。從現已發現的材料看，印加骨在中國早期智人中的出現率是頗高的。反之在歐洲和非洲的早期智人中尚未見報道有印加骨，非洲的Broken Hill人頭骨亦無此骨。

　　(10) 鏟形門齒

　　中國早期智人已發現的上門齒無一例外地均具鏟形構造。在歐洲標本中鏟形門齒的出現率較低。

　　從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出，從直立人經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中國的古人似乎是連續進化的。但也有一些人的形態特徵，如馬壩人的眼眶比大荔人、金牛山人都高，且圓，令人聯想到歐洲的Petralona人和眼眶更高更圓的歐洲尼人。印度的Narmada人的眼眶既高又圓(de Lumley et al.,1985)，與馬壩人相似，它在地理位置上介于中國與歐洲之間。另外，尼人枕骨的上部經常有一個髮髻狀結構，過去一直認爲是典型尼人的獨特特徵之一。有意思的是，在柳江人、資陽人和麗江人的化石頭骨上也都有類似的構造。此外，大荔人頭骨梨狀孔上外側的上頜骨鼻突根部相當膨隆，這在中國的化石人頭骨上是少見的，在歐洲的早期智人則頗爲常見，歐洲的Petralona人也如此。這一系列的性狀，似乎支持了在智人階段已存在著基因的交流。

　　現在， 我們不妨繼續探討一下中國晚期智人的情况。這一時期的化石包括晚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即距今約四萬年前開始直至現在的人類。在此探討的只限于化石人類。其代表包括周口店山頂洞人、廣西柳江人、四川資陽人、貴州穿洞人和封開黃岩洞人等。

　　研究結果認爲，柳江人頭骨與山頂洞人頭骨都具有如下一些原始特徵：頭很長、眉弓發達、額部傾斜、眼眶低矮、小腺窩淺、顳鱗有的呈三角形、鼓板水平軸與正中矢狀面夾角度較大、前囟點位置靠後、有矢狀脊、整個面部在垂直方向上都有中等程度的突出，具有中等長度的硬腭、梨狀孔寬闊，其下緣呈鼻前窩型、枕大孔朝向後下方、頦孔位置較低較後等等。但柳江人頭骨與山頂洞人頭骨也有一些差异，如顳鱗形狀不同、柳江人沒有矢狀脊、頭骨也不如山頂洞人長，柳江人是闊上面型和特闊鼻型。可以認爲山頂洞人屬中國北方人類型，而柳江人屬南方人類型。

　　資陽人頭骨也具有某些性狀，如具有明顯的鼻前窩，矢狀脊、角圓枕和平扁的眶頂，矢狀縫兩側的頂骨比較扁平，有發達的關節結節而沒有盂後突，大腦窩較小腦窩爲大而深，小腺窩較淺而寬廣等。如果與山頂洞人和柳江人相比，則顯示出一些較爲進步的特徵，有的則與現代人完全相似。如頭骨較短，額部不如山頂洞人和柳江人傾斜，顳鱗的形狀，人字點與枕外降凸點在同一直綫上，腦膜中動脉分支情况，枕內隆凸點與枕外隆凸點處在同一水平上，顱蓋高指數、前囟位置指數、前囟角和額角數值較山頂洞人和柳江人大。而這些特徵均爲現代人所有。

　　貴州普定穿洞人頭骨雖然具有若干原始的特徵，如頭骨較爲低平、額部傾斜，有不明顯的矢狀脊，眉脊上方有淺溝與額鱗相隔，下頜窩較深，乳突上脊與眼耳平面的夾角介于北京猿人與現代人之間，許多指數及角度都接近資陽人，但更多的表現出與現代人相似的特徵。如：前囟點位置、顳鱗形狀、鼓板水平軸與正中矢狀切面的夾角、大腦窩與小腦窩面積的比例，腦膜中動脉的分支情况等都與現代人相似，尤其是前囟點的位置和大腦窩與小腦窩之比例，這兩個特徵是化石人類中唯一相似于現代人的例子。說明穿洞人是接近于現代人的化石人類。

　　依上所述，我國的晚期智人雖然還有一些黃色人種的特徵尚未最終形成，但大多數基本特徵已具有，如：顴骨較大而向前突出，鼻骨低而寬，鼻梁稍凹，鼻根點幷不低陷。梨狀孔寬，其下緣不成銳緣而低凹。鼻前棘小，犬齒窩不明顯。齒槽突頜程度中等。有下頜圓枕，上門齒呈鏟形等等。

　　魏敦瑞在1939年發表的報告中認爲：山頂洞人101號頭骨在測量上很象某些西歐智人化石，102號頭骨屬于Melanesoid人類型。103號頭骨屬于愛斯基摩人類型，從而得出山頂洞這一家人是外地的部落成員，來此地後受到當地居民攻擊而絕滅的結論。

　　Thoma(1964)曾依據山頂洞人、柳江人和資陽人頭骨的頭長、頭寬、最小額寬、顱高、顴寬、上面寬、眶高、鼻寬和腭寬共9項測量數值，將他們與歐洲晚期智人和現代黃色人種中的若干種族作比較，認爲他們與歐洲晚期智人最相近，在種族上屬“澳亞組”而不是黃色人種。對此結論，吳茂霖先生(1989)認爲：Thoma所依據的分析項目，一是數量較少，不能反映全面的情况，二是有的項目數值可以是幾個人種的變异範圍，或該階段人類化石具有的共同原始特徵。

　　至于周口店山頂洞人三個頭骨，早在1960年，吳新智院士已從一系列觀察及測量項目中論證了101、102、103號頭骨分別不同于歐洲類型、美拉尼西亞和愛斯基摩人的特徵，而與中國人、愛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別相近。三個頭骨幷非屬于三個不同類型，而是代表了原始的黃色人種，只不過還有一些形態細節尚未充分形成。 

　　人類演化到了新石器時代，大多數顱骨不僅出現了現代人種所具有的特徵，而且還出現了與現代人種內的不同類型相符合的特徵。例如，歐洲新石器時代人類顱骨，不僅呈現與現代歐洲人顱骨相同的改善，而且已明顯分化出東歐類型(具有較寬的或中等偏寬的面寬及較大的鼻指數)和西歐類型(具有中等的或較窄的面寬及較小鼻指數)。在非洲新石器時代人類的顱骨特徵中，也出現南部類型和北部類型。至于亞洲新石器時代顱骨，有人認爲也明顯分化出高顱和中等面寬的仰韶類型和低顱寬面的外貝加爾類型(ByHak,1959)。甚至美洲新石器時代印第安人的顱骨也呈現了明顯屬于蒙古人種的美洲類型—印第安人類型(Bass,1976)。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頭骨特徵研究結果依據人顱骨的顱形、顱長、顱寬、上面寬、眶形等項目的測量結果證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人群基本可以劃分爲兩大類型，即南部類型和北部類型。

　　南部類型

　　以甑皮岩、曇石山、河姆渡等組爲代表。這一類型居民可能廣泛分布于我國南部沿海地區，包括浙江、福建、廣東和廣西等地區。他們與北部類型相比有如下不同的特徵：

　　南部類型中還有一組河宕組，廣東佛山河宕人的顱骨性狀有些特殊。頭骨性狀特徵介于南、北類型之間，韓康信等(1982)認爲屬于蒙古人種中的南部邊緣類型。陳德珍、吳新智(1985)根據河宕顱骨具有中眶、闊鼻和長顱的特點，把他歸屬于蒙古人種中的南部類型，因爲相比之下與北部類型的更爲接近，但兩者均有，以地理位置看與甑皮岩等同處南部地區，所以劃屬南部類型也是可以的。

　　如果從時代發展的觀點出發，排除新石器時代顱骨與舊石器時代晚期顱骨的相似特徵，那麽我國新石器時代顱骨的南北類型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上面高、鼻高和眶高的不同。這一點與新石器時代顱骨主成分分析的結果相一致(王令紅，1986)。

　　上述分析結果表明，我國新石器時代顱骨特徵明顯地存在兩個不同的地區類型，基本上以長江爲界，長江以北爲北部類型，長江以南爲南部類型。這一分析結果與現代中國人(活體)頭面部特徵的地區類型分析結果完全符合(張振標，1988)。

　　但後來發現的山東浙源人和遼東半島的丹東前陽洞人頭骨化石以及近期發現的南京人化石的研究結果乃是南方類型人種，是否只可以說明南方類型人種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或者更早的時候已沿著東海走廊由南一直往北遷徙，到達東北亞地區(本文作者，1987)？

　　另外，在舊石器晚期各類型人和現在世界上存在的四大人種(棕、黑、白、黃)基本已定型。這近一萬年內，人類在適應地球上各種不同的生態環境的變化而産生的一些體質形態上的變异是正常的，但絕不會嚴重到引發人類遺存基因大的變异。由于自然灾害和戰爭的屠殺致使個別部落的絕滅是可能的，但致使整個類型的人類絕滅是不可能的。隨著人類種群的流動，通過染色體的交流，可能會形成一些雜交種的人群，但其DNA的組成主體還是有一個傾向性的。

　　從人類化石和新石器時代人類頭骨的形態特徵研究情况來看，中國古人類的演化似乎是連貫的，但到了早期智人晚一階段和晚期智人時期，中國南北方的差异明顯加大，而且明顯地形成南、北兩大類型的人類，尤其是南方類型的人類(以馬壩人和柳江人爲代表)還具有較明顯的西方人類的某些特徵。中國多數古人類學家大都認爲早期直立人的晚一階段已經存在著基因交流的現象，到了智人階段更爲普遍。這些迹象說明了什麽？當然，基因交流也存在一些問題，如這種交流是以何種方式進行？是毀滅式還是入侵掠奪式，或者是和平交流式？這一問題現在還沒有誰能給予明確的回答。從研究結果反映出的基因交流情况來看，不存在毀滅式。如果是毀滅式就不可能有基因的交流，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至于其它方式則需要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以上是從人類化石和新石器時代人類頭骨的形態特徵角度分析得出的情况。下面我們再從古人類製造和使用石器工具這一角度，來看看情况又如何？

　　2.舊石器文化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中國舊石器文化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出現了地區性的分化和差別。有的學者提出，舊石器時代早期，我國境內存在著特殊的以石片工具爲主的小石器傳統，在這一傳統下，南北存在著不同的文化類型(裴文中等，1985)。關于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類型，因南方的材料太少，尚難定論。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南、北方都出現了多種文化類型和同一個文化類型中又有若干文化變體(張森水，1987)。

　　近年來，有些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出現了數量相當多的典型的細石器。有些學者認爲，中國以及東亞、北亞和北美的細石器，總的來說屬于同一傳統，起源于華北(賈蘭坡等，1972；賈蘭坡，1978；王建等，1978；安志敏，1978)。

　　學術界也探討了中國舊石器文化中的若干重要的問題，雖然學者間的意見幷不一致。如中國舊石器文化是否有不同的傳統或系統的問題等。早在70年代之初，有的學者就提出，華北舊石器文化發展至少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匼河—丁村系”，或稱爲“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狀器傳統”，另一個是“周口店第1地點—峙峪系”，或稱爲“船頭狀刮削器—雕刻器傳統”(賈蘭坡等，1972)，幷認爲這兩大系統的差別反映了彼此經濟生活方式的不同(賈蘭坡等，1973)。這種看法以後又有修改和補充(賈蘭坡等，1976；Jia Lanpo et al.，1985)。但是，也有學者認爲，華北舊石器時代早期不存在兩種獨立發展的文化(裴文中等，1985)；在舊石器時代早期，我國南北方均可歸于以小石器爲主的文化傳統中(張森水，1987)。(本文作者按：廣西百色盆地右江兩岸高階地上出土的礫石石器又作何解釋？)

　　另一個問題是，從舊大陸範圍來看，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屬于什麽傳統？1948年莫維斯在研究南亞和東亞地區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時，提出舊大陸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存在著兩個不同的傳統，一個是西方的手斧文化傳統，一個是東方的砍砸器文化傳統，其中包括北京猿人文化(Movins,1949)。國內許多學者對此提出异議，不同意把北京猿人文化或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歸之于砍砸器文化傳統(蓋培等，1976；李炎賢等，1978；邱中郎等，1978；裴文中等，1985)。但是，有的學者認爲，北京猿人文化“屬于典型的砍砸器/石片石器工業，在這一東方遠古文化傳統中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就世界範圍而論，砍砸器工業無疑是最早發展和最有生命力的，它幾乎遍及古人類所占領過的所有地區，幷最長久地綿延于舊石器時代以至更晚，而手斧文化却未能遠及東南亞和中國”，還認爲“砍砸器工業應是舊大陸舊石器文化的主流和根源”，而“手斧工業則是支流，如果可以用人的進化比擬，只不過是由砍砸器工業系統分化出來的一個特化的旁枝”(戴爾儉，1985)。與此相反，有的學者認爲，“中國不缺少手斧，東亞、南亞其他地區也不缺少手斧，手斧在這裏某些舊石器初期工業中扮演著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這類工業的工具組合和歐洲手斧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上述發現表明兩大地區的文化交流早在舊石器初期可能已經存在，因此“把舊石器初期世界劃分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觀點不符合事實。”(黃慰文，1987；黃慰文等，1987)。(本文作者按：手斧在中國石器工業中的存在是客觀的，但幷非整個工具組合和歐洲手斧文化完全一樣，只是有許多相似之處而已。說兩大文化早有交流是可以的，完全視爲同一文化圈是否合適？)

　　三、小結

　　筆者閱讀了國內已公布的有關中國舊石器文化尤其是中國舊石器文化中晚期的材料，覺得在中國境內大致可分成兩大文化系列，一個是含有手斧形石器工具系列，另一個是不含有手斧形石器工具系列。其分布區域大概是，含有手斧形石器工具系列的文化地點大多集中在嶺南地區，這裏是一個中心區，然後呈新月形狀態往北輻射，西邊可達漢中，東邊沿著東海走廊一直可到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可參考圖10)。不含手斧形石器系列的文化地點大部分集中在中原地帶，兩翼南邊可到雲南西部元謀盆地，北邊直達東北亞。在淮河流域一帶兩種文化系列則呈鑲嵌存在。個別地點在黃河沿岸、陝西蘭田、丁村也偶有發現(圖20)。不含手斧形石器系列是屬于典型的砍砸器/石片石器工業。而含手斧形石器系列是屬于礫石石器工業。這個系列尤以嶺南地區各文化遺址出土的石器工具最爲典型。在這一文化系列中手斧形石器含量最豐富，這可從下列各圖中作一比較(圖21~27)。

　　通過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在華南尤其是嶺南地區，礫石石器工業一直占主導地位，但到了舊石器中、晚期，這裏礫石石器工業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首先是石器打制技術大有進步。舊石器早期階段，礫石石器大型者占多數，都是單面單向加工，刃角大多數少于50°，無論是尖狀器、刮削器或是砍砸器都是一樣，器物類型也比較單調(圖23)。到了中、晚期，礫石石器中、小型者占多數，刃角大多數成了陡刃，大于70°。雖然也是單面單向加工，但大多數是經二次加工才完成(圖24-26)。正因爲如此，所以刃角才出現陡刃，這是加工技術進步的表現。而且石器類型也多，單邊、雙邊和多邊，還有圓刃、平刃及弧刃和端刃，同時還有相當數量的手斧形工具。據研究者認爲，這些手斧和西方文化的手斧有許多相似之處(圖27)。如果認爲這些手斧加工技術和西方文化中的手斧加工技術原出一處，這樣，中國含手斧文化豈不是含有與西方進行文化交流的證據？這種交流單純是文化技術上的交流還是由于人種上的交流隨之帶來的技術交流或傳播？現在從人種的DNA研究上既然已證明了有人體上遺傳物質的交流和融合，那麽上述的石器加工技術和手斧的普遍存在就毫不奇怪了。但這種交流和融合是以何種方式進行的還是個謎，是整體取代呢還是一種雜交和逐漸融合的過程？這種交流和融合是在什麽時間內完成的？在多大的範圍內進行的？現在已發現的早期智人或晚期智人在同一地區內體質形態結構上的明顯差异是否可作爲顯示兩個不同人亞種共存的證據？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鑒于以上的叙述和提問，現代中國人的祖先是否有可能來自非洲這一問題雖然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但其傾向性是有的。問題幷非如某些人認爲的那樣，現代中國人的祖先都是完全來自非洲。是否在某些區域裏，中國人的祖先還是以中國本土的原始居民爲主體演化成現代的中國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分子人類學的測定只對中國56個民族中的28個民族群體的基因樣本進行了分析，還有一半的民族群體情况又如何？這是值得關注的。所以我認爲，吳新智院士等提出中國的現代人類在遠東的演化是以本地人種延續爲主，外來人種雜交爲輔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可能在某些區域裏是這樣。

　　以上只是本人根據現有資料提出的一種推測，最後的結果有待于今後的研究結果的證實。但這畢竟是一個非常重要和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希望大家都來關注。

　　感謝香港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基金會的資助。此課題是在基金會的支持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