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海陸絲綢之路的關係
一、 前 言
瀟賀古道自古以來就是中原通往嶺南的交通要道，賀州則位于這裏的交通要衝，是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交接地。由于賀洲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在這個區域內居住的族群比較複雜，以漢族爲主，兼有壯族和瑤族，粵語方言爲流通語言。由于地緣的關係，形成這一地區多元的文化。歷史上賀州地區也是中央王朝最早推行封建制的地方，具有共同的生産方式和經濟模式；在地域上屬珠江流域，受到海洋文化的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比較開放。
2004年5月，受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教組、珠江文化研究會和中共賀州市委宣傳部的委托，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組織由廣東、廣西兩省區的專家、學者組成的瀟賀古道考察組，對瀟賀古道進行調查。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張鎮洪教授任專家組的組長，組員有譚惠忠、王宏、于鳳芝、陳小波、覃芳等共6人，從歷史、考古、地理、人類學等多學科的角度對瀟賀古道進行深入細緻的實地考察。瀟賀古道由湖南道縣雙屋凉亭開始，到廣東封開縣的封川碼頭，我們把湘桂境內的古道稱爲北段，廣東境內的稱爲南段。本次考察的重點爲北段，即賀州市八步、富川瑤族自治縣及湖南的江永縣、道縣等地，瀟賀古道南段調查也即將進行(圖102)。
江永縣主要考察了上千年古村——甘棠村的一段由石板鋪成的古道和壽萱亭。同時我們還看到了神秘的千古奇文——江永女書。趙麗明博士認爲：“江永女書作爲婦女專用文字的確是一種舉世罕見的文化現象。它的發現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女書是一種漢字變體，但它是一種音節文字，屬于漢字和日本假名之間。女書在漢字史和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對于社會學、民俗學、婦女學的研究也有重要意義。”這段話概括了女書的特點。實際上，女書幷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記號音節文字。
道縣主要考察了西綫古道(即新道)的起點——雙屋凉亭。
富川瑤族自治縣考察第一站是謝沐關，關口險要，是湖南通往廣西的咽喉。關口地貌低平，由北往南一馬平川。秦時新道就是從湖南通過謝沐關進入嶺南的。有幾段古道保存較好，由湖南道縣一直延伸過來，路寬約16米，路面是用鵝卵石鋪成，有些路面已經修補過，有的是用廢磚修補過的，目測很難斷定它的年代。另外，還考察了廣西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百柱廟、秀水山莊、青龍橋及回瀾風雨橋等。
賀州市八步主要考察賀街的臨賀故城、信都鋪門的封陽古城、水井頭村的古碼頭、明代萬曆年間的開明寺、廣西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英民古墓群等遺迹。桂嶺鎮考察了古道的幹綫——七裏古道，路面與富川縣境內的古道不一樣，路面是用青石板鋪成，築路的年代也不甚清楚。這條路向北一直延伸到湖南境內，向南則通往賀江沿岸的水井頭村古碼頭，沿河可達珠江幹流——西江，說明在古代這條綫路也是通往中原交通要道。在賀州市博物館看了這一地區出土的精美文物，豐富且年代久遠的文物說明了賀州地區是嶺南接受中原文化最早的地區之一。
這次調查是以實地考察爲主，希望能通過古道的年代問題，證明瀟賀古道中部的賀州是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交接地。古道沿綫所發現的遺址、墓群、營盤、出土的文物等等只能作爲旁證，要解决古道的年代問題，從很多方面來認證是有必要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在古道選擇一兩個地段，采用科學的考古發掘方法，發掘一兩個探方或者探溝，通過出土器物的研究分析及采集一些樣品進行測年，可以得出可信度較高的結果。這是下一步所要做的重點工作。
本次考察是在中共賀州市委宣傳部的組織領導下進行的，考察過程中得到賀州市各區、縣黨委宣傳部、文化局、博物館等部門以及湖南省江永縣、道縣黨委宣傳部的熱情支持與幫助，在此一幷致謝。本文也是在覃芳副研究員代表考察組所寫的調查報告基礎上進一步完成的。
二、調查初步結果
(一) 桂嶺古道出現的時間可能最早使用的時間也最長
桂嶺古道是古代中原通往嶺南的交通要道，一般稱之爲瀟賀古道之東綫，即賀江上游綫，亦稱桂嶺河綫。桂嶺的枚桂碼頭就是經過七裏古道後進入珠江水系桂嶺河的第一個碼頭(圖103)。
賀江是珠江幹流西江的一大支流，這一地區爲西江流域。該地區的自然環境是河網縱橫，山地丘陵密集。由衆多的河流沖積而成的平原谷地，平坦肥沃、草木茂盛，且灌溉便利，非常適合人類居住。在古道的周邊地區發現了不少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表明早在10多萬年前，就有古人類在這裏生活、勞動、繁衍生息。據考古發現，在西江流域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都有古人類的文化遺址。
廣東封開縣發現的遺址較多，且在文化的發展序列上有連續性，而在廣西的梧州及富川也發現不少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封開縣位于廣東西部的西江中游，縣城江口鎮距廣州市260公里，西距廣西梧州市22公里，北回歸綫正好從這裏穿過，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有3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近30處。舊石器時代的垌中岩遺址位于封開縣漁澇區河兒口村北面，1978年秋天在洞內發現一枚人牙化石和9種哺乳動物化石，1989年冬對此洞進行正式發掘，又發現一枚人牙化石及更多的動物化石。據測定，垌中岩遺址的年代爲距今148±13萬年，與廣東曲江馬壩人的年代相近稍早一點。伴生的動物群有丁氏鼻猴、大熊猫洞穴亞種、東方劍齒象、華南巨貘、中國犀、納碼象、南方猪、西藏黑熊、最後斑鬣狗、獵豹、華南豪猪、斑鹿、麂、獼猴、黑鼠、金絲猴、野猪、巨貘、水鹿、牛、羊等。在垌中岩動物群中，草食性動物的鹿類、牛類、羊類和雜食性的野猪類占的比例相當高，這反映了當時的環境是林木茂盛、水草豐富，氣候溫凉而不太乾燥。所以這一帶是人類生存的一個良好環境。另兩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即羅沙岩和黃岩洞，前者是一處可分三大文化層的從10萬年至2萬多年的舊石器文化遺址，後者距今1~2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很有可能延續到中石器時代。另外，在廣西富川縣發現的獅子岩遺址、橫山岩遺址、尖山大岩遺址、荊竹山遺址、狗公山遺址等，都被認爲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但很少作更深入的研究。
封開黃岩洞遺址位于垌中岩遺址南面約15公里的一個石灰岩孤山上，與垌中岩正好遙遙相對。黃岩洞遺址發現于1961年，當時在洞中發現一批石器。1964年，在洞中又發掘出兩個人類顱骨化石，幷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1990年對該洞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兩個人類顱骨化石分別屬于兩個個體，其中一個僅存額骨，鑒定爲小孩，性別不明；另一個爲成年男性，蒙古南亞人種。其年代距今一萬年以上，也有人認爲是考古學上的中石器時代，即是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階段。遺址中發現有589件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穿孔石器、刃部磨制石器、礪石和其他石製品，石料絕大部分來源于附近河灘的礫石，岩性多爲砂岩，次爲石英砂岩，個別爲石英岩、花崗岩和板岩。礪石僅發現3件，在器身較平的一面有明顯的磨蝕痕迹；磨制石器有4件，只是在打制石器的基礎上簡單磨光刃部。礪石、磨制技術的出現，預示著西江流域的古人類在石器製作工藝方面面臨著一場大革命的到來，將使人類步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即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在堆積層中出土的有猪、鹿、麂等現生種類動物牙齒、肢骨以及螺蚌殼等，另外還有炭屑、灰燼、燒土、燒骨。表明此時期西江流域的古人類已經學會控制、使用火來煮熟食物，人們的生活質量有了進一步提高。據研究認爲，黃岩洞遺址是一種家庭式的群居生活，人數約在20人左右。從堆積中含有大量的螺、蚌殼及少量哺乳動物骨胳情况分析，黃岩洞遺址的人類主要過著采集水生動物爲主要生活來源，狩獵是補充食物手段。此外，遺址中有數量不多的穿孔石器，根據南非布須曼人應用這種工具的情况，推測這類石器的用途爲挖掘棒上的加重器，用于挖掘薯芋之類的塊莖植物作爲補充食物的來源。對于穿孔石器最近有學者把它看成是母系氏族社會對女性崇拜的象徵物(漆招進，2005年)。
進入新石器時代，西江及其支流的兩岸發現有衆多的文化遺存。在廣西梧州市西郊和西南郊沿西江兩岸的桂榜山、金鶏蛋山、蜈蚣山、高旺村、五量地、木鐸沖等都發現有石器散布點。在蒼梧縣人和鄉長山、夏郢鄉鳳凰村等地還發現有刃部磨制過的石斧，幷有少量夾砂粗陶片，研究者認爲是新石器早期的遺物。在富川縣城東北面富陽鄉鯉魚山遺址也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出土的遺物非常豐富，除出土一個人的下頜骨之外，還有磨制石鏟、石斧、石矛、石鏃、石環、陶紡輪、陶鼎足等。另外在富陽鄉還發現有寡母山遺址、大山遺址。在寡母山遺址中，除發現各種形狀的石斧及石鑿外，還發現石紡輪3件，石犁8件，均很有特點。這些工具的發現說明當時已進入農耕時代。在廣東封開縣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更多。1982年，僅在杏花河兩岸就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28處，聚落點分布十分密集，說明這裏的經濟已有較大的發現，有了相對穩定的經濟，人口也繁衍得快，有些遺址面積很大，如塘角嘴遺址，南北長180米，東西寬80米，總面積14400平方米，出土石器有雙肩石斧、錛、石鏟、鑿、鏃、磨輪、石環、石芯等；陶器有紡輪、陶拍，還有許多曲尺紋、方格紋、葉脉紋、夔紋、雲雷紋和米字紋等紋飾的陶片。佛子崗遺址比塘角嘴遺址還要大，長180米，寬120米，總面積在2萬平方米以上，出土石器有雙肩石斧、長身錛、有段錛、鏃、磨輪、石芯、紡輪、石環、礪石等，夾砂陶有方格紋寬口沿鼎、釜、罐、折腹盤等。鼎足發現有35件，說明鼎在陶器中占的數量是相當多的。鼎是一種炊煮器具，這麽多的鼎在同一地點出土，說明當時人們可能已經按家庭爲單位分夥而食。更爲特殊的是，該遺址延續的時間很長，從新石器時代一直至青銅時代。在遺址的最上層有青銅時代的石戈、石矛，夔紋、雲雷紋、曲尺紋陶片以及漢代的方格紋陶片等。牛圍山遺址是封開縣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中面積最大的遺址，總面積在36，000平方米以上，這裏是一個非常大的中心聚落，在遺址內采集到一件大型石鏟，與廣西右江地區出土的同類石鏟相似；出土的石器也以有肩石斧爲多，這是農業生産發展的標志。除封開縣發現較多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外，在西江下游的高要縣也發現蜆殼洲貝丘文化遺存，西江支流雙金水河旁有茅崗遺址等。湖南道縣的玉蟾岩遺址出土了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稻穀，超過距今10，000年前，也是較早學會製造陶器的先民。和廣西臨桂的廟岩遺址出土的原始陶器可以比較。
上述考古材料表明，西江地區從10多萬年前到距今4，000多年前都有不少古文化、古聚落遺存，而且有相對清晰的傳承脉絡，這裏的史前文化是相當發達的，幷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存，作爲歷史發展的佐證。
在秦漢以前這裏民間的交往就已經很頻繁，幷且有了商業上的往來。在商周時期，西江地區的族群，有蒼梧族、西甌、駱越族等族群，而有史書記載的最早的族群則是“倉吾”一名。《逸周書·王會解》載嶺南部族向西周成王進獻的物産中有“路人(駱人)大竹”
“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駱越之菌”等方物。《逸周書·王會解》還記載了嶺南與中原進貢及商品交換的情况，伊尹受商王成湯之命，爲四方令曰：“臣請……正南甌、鄧、桂圓、損子産、裏、百濮、九菌，請命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那麽，這些物品是從哪里進入中原的？
《史記·五帝本紀》也說：舜問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劂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甚至說：“(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爲零陵。”《方輿勝覽》說九嶷山“亦名蒼梧山。”在司馬遷之前，也有舜葬九嶷山的說法，幷非是從司馬遷開始的，如《山海經·海內南經》說“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指的是九嶷山，屈原《九歌·湘夫人》也認爲，舜南巡死葬九嶷山，其二妃追隨尋夫的神話傳說，即是發生在湖南南部地區。特別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地形圖》，在九嶷山處也出有“帝舜”二字，證明二千多年以前，長沙古國地圖中也留下了帝舜南征的遺迹。2002年以來，湖南省考古部門對傳說中的九嶷山舜帝陵廟遺址進行了長達3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發現舜帝的陵廟就坐落在瀟水的源頭寧遠縣境內的九嶷山，發現了唐宋及更早時期舜帝陵廟遺址，與古文獻的記載相吻合，證明九嶷山舜帝陵廟的歷史真實性。
堯舜時期，黃河流域的堯舜集團與長江流域的三苗集團有過激烈的對抗戰爭。《禮記檀弓下》：“舜葬于蒼梧之野。”鄭玄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有苗又稱三苗、苗、蠻或是苗蠻。其主要活動區域，史書多有記載。如《戰國策·魏策》記吳起聽說：“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杜佑《通典》雲：“潭州，古三苗國之地。”又說：“岳州，古蒼梧之野，亦三苗國之地……凡今長沙、衡陽諸郡三苗之地。”《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湖廣長沙條說：“南距五嶺，北界重湖，內撫蠻，外控嶺粵，古三苗之境地也。”從史書記載來看，三苗集團的活動範圍很廣，可能已經達到嶺南的北部地區。
按照當時華夏集團擴張領土欲望，他們在征服三苗之後，必有向南部的蒼梧古國及其他嶺南古國發動兼幷戰爭的行動。那麽，我們是從哪里越過嶺南呢？舜“南撫交趾”、“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就是傳遞了這方面的信息，說明當時這裏已經有一條通往嶺南的道路，進貢到中原的物品應是從這裏運輸過去的；同時也表明，華夏集團沒有開闢新的綫路通往嶺南，而是沿著桂嶺古道向南擴張。舜“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從一個側面說明，堯舜時期，華夏集團的勢力已達嶺北地區，尚無力深入嶺南腹地，但在民間則早已通過桂嶺古道開始了商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從發現的史前遺址和出土之文物來看，這種交流早在舊石器時代已爲古人類所利用和存在，成爲古人類向北輻射的最早通道之一。
秦始皇統一嶺南後，沿幾條進軍路綫修築新道。瀟賀古道之西綫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擴建嶺口古道成爲一條水陸兼程，以水路爲主的“新道”，它“起于湖南道縣雙屋凉亭，經江永縣進入富川縣境內，經麥嶺、青山口、黃龍至古城止。陸路全程爲170公里，境內65公里。路寬1~15米，多爲鵝卵石路面，也有用青石塊鋪成的。道路蜿蜒于萌渚嶺、都龐嶺山脉丘陵間，北聯瀟水、湘江，南接富江、賀江和西江，使長江永系和珠江永系通過‘新道’緊密相連，爲楚越交往打開通道。”因此，這條道路的使用要比桂嶺古道要晚。秦漢及其後幾百年間，瀟賀古道是嶺南嶺北最主要的通道。漢武帝開闢“海上絲綢之路”，進出口貨物大都經由這條通道。繁忙的經濟和文化交往，使古臨賀縣成爲嶺南重要商業城市，而且留下了許多遺存。沿途有古臨賀縣的桂嶺中學背墓群、營邊嶺墓群、將軍嶺墓群、巫家村墓群、燕子岩墓群、大坳墓群、側髻界南墓群、雲山墓群。桂嶺的枚桂碼頭附近分布有英明、愛民、進民和松木龍墓群、遺址等漢代遺迹。
(二) 比較繁榮的本土文化
由于這一地區是嶺南與中原最早進行文化交流的地區，因此，在文化上也比嶺南的其他地區要發達，考古發現的材料可以說明這一點。特別在先秦時期，這裏出現了比較發達的多元的青銅文化。
1996年在賀州市馬東村發現了兩座周代墓葬，出土器物全部爲青銅器，共8件，有罍1件，鼎1件、甬鐘1件、矛1件、短劍1件、鏃1件、鳳字形鉞1件、鋸齒紋錛1件。這些青銅器物多帶有中原的風格，如M1出土的青銅罍就完全是中原的作風。唯有鳳字形鉞及鋸齒紋錛略有地方特色。可見此時期桂東地區的青銅文化還不發達，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絕大部分器物是仿造中原的，不管是在紋飾上還是在器形上。
1991年7月，在賀縣沙田鎮龍中村東的一個山洞中發現一處岩洞葬，幷出土一批精美的青銅器。共出土器物33件，其中有18件青銅器。青銅器有鼎3件、犧尊1件、銅鼓1件、銅罍1件、盉1件、龍頭形飾件1對、獸頭形飾件1對、箕形器1件、鳳字形鉞1件、環形器1件、勾形器4件、叉形器3件。墓葬的年代在戰國時期。這批青銅器在器形和紋飾等方面，既有中原的作風，又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有些還間雜有楚滇文化的因素。如罍、盉、犧尊等都能在中原文化中找到其原形，竊曲紋、蟠虺紋、蟠螭紋等也都有中原的風格。銅鼓的風格與雲南石寨山早期銅鼓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盉、犧尊、鼎等都屬于越式，具有越文化的特點。銅盉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吳王夫差盉相似，也與江蘇吳縣楓橋何山春秋晚期墓葬出土自銘爲“楚叔子途爲之盉”相似。如此看來這些器物在墓主手中保存的時間很長，死後才隨葬于墓中。從陪葬的器物看，墓主的身份是很高的，幷非普通的平民百姓。墓中出土的青銅鼎有3件，在中原地區，鼎是青銅禮器中的主要祭祀用具，它被當作“明尊卑，別上下”，顯示身份地位、權力財富的標志。商代貴族墓中，中小墓一般是陪葬鼎1至2件，大墓則有30餘件。西周時期，出現了列鼎制度以表示等級秩序，天子用9鼎，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平民百姓還是不能用鼎。銅犧尊、銅罍、銅盉與銅鼎一樣也是青銅禮器。龍中墓出土的這件銅犧尊很有地方特點，尊高537厘米，長48厘米，足高134厘米，整體形狀像一隻怪獸，背部有口，可由此處把酒注入腹腔內，口上有活動的蓋，蓋面浮雕盤蛇，蛇身飾3道鱗紋，居中蛇首高昂爲蓋鈕，尊的頭部形狀古怪，張頜露齒，雙目圓睜，有雙角，圓柱形，尊的尾部有一直立攀附的小龍。整體紋飾內容充滿了濃郁的古越族文化特點。出土的一面銅鼓，屬于石寨山類型。銅鼓是嶺南越族自己發明創造的權威性文化物，同樣也是權力地位、財富身份的象徵。銅鼓作爲權力的象徵在史書中多有記載。《隋書·地理志》雲：“自嶺南以南二十餘群……幷鑄造銅爲大鼓……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功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群情推服。”、“俚僚貴銅鼓，嶺南二十五郡處處有之。”。又《明史·劉顯傳》雲：“得鼓二三，便可譖號稱王。”在雲南晋寧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貯貝器上，有殺人祭祀銅柱的場面，被殺的人反綁在銅柱上，以幹欄式樓房作爲祭台，圍繞著主持祭祀的奴隸主，在祭台的左、右、後三方陳列16面銅鼓。陳列的形式有點類似西周時期的列鼎制度。在古代越人中，銅鼓是最大、最爲尊貴的青銅器物，裴駰在《廣州記》中說：“狸獠鑄銅爲鼓，惟高大者爲貴。”鼓體越大，表明擁有者的權勢越重，地位越高，財富越多。鑄造銅鼓不僅需要技術，同時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一般的貧民百姓是沒有實力鑄造的，只有統治者都能鑄造幷擁有使用權。銅鼓的出現，表明嶺南越族已出現階級對立，貧富分化愈演愈烈。
在賀州市，戰國以前的青銅器也有零星發現。1976年，桂嶺公社英民大隊的村民在挖地時在距地表04米處發現一件銅鎛。通高385厘米，頂寬12厘米，底寬185厘米。鎛身前後兩面各有乳釘兩排，上排2枚，下排5枚。乳釘之間飾鱗紋，鎛紐和扉棱同鎛體一次渾鑄，合範綫通過鎛紐中心。根據紋飾和器形推斷，可能爲西周晚期或春秋時期的遺物。據《賀縣志》記載：民國廿二年(公元1933年)秋，在今黃田鎮裏松村曾出土一件雲雷紋乳釘銅甬鐘，從紋飾推測可能是西周至春秋時期的遺物。桂嶺公社與湖南交界，說明楚與百越有密切的交往，特別是高度發達的青銅冶煉鑄造技術通過瀟賀古道傳到百越地區之後，對百越地區的歷史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1980年冬，賀縣鋪門公社陸合大隊社員在賀江邊勞動時，發現了一批古代青銅器，共計20件，其中斧13件，鉞5件，鏃2件。這些器物很可能是墓中的隨葬品，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器物應是本地鑄造的。器物的種類及形制均與廣東廣寧銅鼓崗戰國墓、廣西平樂縣銀山嶺戰國墓中的器物類型相似。賀縣鋪門與廣東懷集縣交界，懷集縣與廣寧縣相鄰，它們出土的器物基本一樣。說明之間存在著某種文化聯繫。秦以前嶺南主要是古越族聚居的地區，春秋戰國時期，中原文化和楚文化通過著名的湘桂走廊傳入百越。
2001年11~12月，廣西文物工作隊會同賀州市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賀州市高屋背嶺M122、M123進行發掘，共出土50器物件。其中銅器48件，器形較多，有棺栓、矛、斧、劍、匕首、刀鋸兩用器、轉角器、鐓、錛、斧、鉞、鏃等。其中棺栓4件、銅矛1件、銅劍1件、匕首1件、錛2件、斧2件、鉞2件、刀鋸兩用器1件、碼角器1件、銅鐓2件、銅鏃31件。這兩座墓出土的遺物器形簡單，種類主要是實用青銅兵器、生活工具及陶生活用具，與嶺南地區戰國滸的墓葬基本相似。與上述的馬東村西周墓一樣，這兩座墓的隨葬品大多具中原作風，其年代應在戰國中晚期。
廣東封開縣、德慶縣、羅定縣等地的先秦墓葬，都屬于西江流域，這裏的文化與賀州地區的文化同爲西江文化的一個載體，在文化上與賀州地區很接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1988年9月，廣東省考古隊在封開縣南豐鎮賀江東岸約05公里的利羊墩崗丘上，清理了一批墓葬，其中戰國墓有30座，西漢早期墓11座，西江晚期及東漢墓各一座，南朝墓2座，唐宋墓3座，明清墓9座。戰國墓出土器物較爲豐富，計有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銅器、鐵器和玉石器等。青銅器共49件，器形有斧、錛、錐、鑿、鉞、長劍、短劍、戈、矛、鐓、鏃、鼎、帶鈎、刮刀等，在兩件刮刀上分別鑄“王”字。這批墓葬出土的隨葬品不是很豐富，而且看不出有明顯的貧富差別，其情况與廣西平樂銀山嶺的戰國墓葬群一樣，隨葬的青銅器以兵器爲主，墓葬的規模較小，沒有發現能體現墓主身份九占有較豐富財富的青銅禮器、酒器或樂器，只有M2出土一件越式銅鼎。M28出土銅劍、短劍、戈、鉞、刮刀5件青銅兵器，墓主可能爲武裝將領。除封開縣外，廣東西江下游及其支流沿綫的廣寧、德慶、懷集、肇慶、羅定等縣市都有先秦時期的青銅器出土，而以春秋戰國時期的爲最多。據楊式挺先生于1996年統計，廣東發現的青銅器共有12000件，粵西地區就占了60%左右。而粵西地區的青銅器大部分是在西江沿岸或是西江支流沿岸發現的。
在賀州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年代從西周至戰國，有些是從楚地傳過來的，但大部分則是在本地鑄造的。青銅文明的出現標志著社會文明的出現，以前往往認爲嶺南地區在先秦以前仍是原始社會性質，秦始皇統一嶺南以後才飛躍進入封建社會的觀點看來得重新審視。賀州地區通過瀟賀古道，得中原先進文化之先，創造了嶺南地區比較發達的青銅文化，形成賀州地區多元文化的特點，既有中原地區楚、滇文化的特徵，又有本地區的越文化特色。
秦始皇統一嶺南後，即在嶺南地區推行郡縣制，建立桂林、象郡、南海3部。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將秦所置3郡劃分爲南海、蒼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7郡，後來又增設儋耳、珠崖2郡。其中蒼梧郡是以族名設郡，蒼梧郡的縣就比較密集，大致與現在的縣制布局差不多。蒼梧郡10個縣，郡治在廣信縣，今廣西梧州市附近。另外有謝沐縣，駐今湖南江永縣西南；高要縣，駐今廣東肇慶市；封陽縣，駐今廣西賀縣南部信都及廣東封開縣地；臨賀縣，駐今廣西賀縣南部賀街；端溪縣，駐今廣東德慶縣；馮乘縣，駐今廣西富川縣東北；富川縣，駐今廣西鐘山縣；荔浦縣，駐今廣西荔浦縣西荔水北；猛陵縣，駐今廣西蒼梧縣西孟陵。蒼梧郡所轄縣大部分在廣西東部與廣東西部的連接地帶，也是在古道的兩旁。從廣東肇慶到廣西的富川，直綫距離約200公里，其間分布著10個縣，在漢代來說是非常密集的，這也表明這一地區是漢王朝的重點開發區。也是廣西接受封建文化的主流區域。我們在廣西賀縣鋪門鎮河東的高寨一帶考察時，發現此地遺存有漢代封陽縣舊城址，而且在城址外還有古墓群共存。封陽縣始建于漢武帝元鼎六年，轄區包括今賀州市的信都鎮、仁義鎮、鋪門鎮、水口鎮、太平鄉、蒼梧縣的沙頭鎮和石橋鎮，以及廣東懷集縣和封開縣的一部分。城址保存完好，由城垣和兩層土台組成，南北長200米，東西寬180米，城垣高4米，下寬10米，上寬4米。賀江從其西面繞過，流向東南，地勢險要，是瀟賀古道東綫上的重鎮。在城址內散布著許多漢代的方格紋陶片，還有許多筒瓦和少量瓦當，表明這裏原來的地面建築與中原地區的同類建築是相似的。封陽縣自西漢建制以來，歷經東漢、三國、隋、唐、五代等朝，直至宋初幷入賀州臨賀縣爲止，歷時千餘年，一直是商埠要津，經濟貿易都比較發達。城外有規模較大的古墓群，這批古墓葬的年代從西漢早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南朝。目前已發掘的有13座，出土文物450多件。
在封陽故城的西南面約60公里的地方爲臨賀故城，因該城位于臨江與賀江的匯合處，因而得名。臨賀故城延用的時間很長，自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設縣治之後，直至上世紀50年代初期才將縣治搬遷到現在的八步鎮(即今賀州市駐地)。在歷史上臨賀故城曾有過幾次遷徙和擴修，但遷徙的地方都不很遠，一般位于臨江與賀江的交匯處。西漢時的縣城在大鴨村，爲長方形板築土墻垣。西漢後期因城址屢遭水淹，才將城遷往洲尾。到東漢早期，又將縣治遷至今賀街河西街一帶，仍爲板築夯土城垣。五代南漢時，賀縣升爲州治，稱賀州，轄臨賀、封陽、桂嶺、富川、馮乘等縣，初期城址沿用東漢時期夯土城垣，後于乾和八年(公元963年)，南漢指揮使吳眴因守城之便，將西面城墻內縮90米，重新夯築土城墻630米，與南北兩城相接，幷于城外重開護城河。南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仍沿用五代城垣，但用青磚包砌內外墻，辟四門，城上砌城垛，建敵樓，四周開鑿護城河。之後的元、明、清、民國時期皆沒有多大變動。
徐松石先生認爲：“漢時蒼梧郡的設立，當然是脫胎于堯舜時的倉吾國，和春秋時的百粵蒼吾”。說明在秦之前賀州地區較爲發達的文化，秦漢時期的郡縣制在此基礎上才得以推廣。總之，自秦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都將西江地區作爲重點開發區，因而這裏的漢文化也就表現得相當明顯，其漢化程度就比桂中及桂西地區高。當然，西江地區的開發也是互動的，這裏原來居住的是越人，漢人來後，越人具有很大的寬容性，非但不排外，還與漢族人民和睦相處，共同開發嶺南，接受新的先進的文化。西江地區之所以經濟繁榮、人民富裕，正是漢越民族融合的結果。
(三) 南北文化交流的最早通道
跨越五嶺有五條古通道，其中湘江—靈渠—灕江綫和瀟水—賀江綫是兩條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路綫。由于湘江和灕江兩水源距離很近，溝通兩水可以比開闢陸路的工程量要小的多，于是秦朝的史祿選定了這一地方，開鑿了著名的靈渠。可惜靈渠在秦漢及其以後的千年間大都失修，瀟水—賀江綫就成爲那時最興旺的綫路。古人借助瀟水和賀江行舟，在兩水之源間走一段平緩的山路，或者借助秦修湘桂嶺口的“新道“，可以輕易地翻越南嶺。這條路綫從秦代南越國時就已經使用，直至唐開元十七年(729年)，張九齡開闢了梅關新道後，才逐漸衰落。
賀江流至廣東封開縣注入西江，由封川至梧州一帶，就是漢代著名的蒼梧郡廣信縣，正是當時嶺南與嶺北的交通樞紐。由此溯江西行，可經柳江、邕江、左江到龍洲，進入今越南境內；西行不遠，從今廣西藤縣溯北流江而至北流縣，過鬼門關，再順南流江到合浦，直接進入北部灣海域；東南行不遠，從今南江口溯羅定至船步鎮，越過分水嶺，再沿鑒江順流而下，可到今湛江、吳川之間出海，向東可經西江前往漢代大都會番禺(今廣州)。著名的歷史學家羅香林教授于1947年就對此條古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在《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一文中認爲：“由西漢至南北朝……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漢中沿漢水而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內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學術文化交融和傳播的重心。”
秦道漢關，拉近了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通過瀟賀古道，中原文化傳到了嶺南地區。自秦漢以來，漢族一直是西江地區的統治者，因而漢族文化一直是這裏的主體文化。漢武帝以後，西江地區的文教事業逐步發展起來，文人輩出。其中較早且比較出名的文士是西漢末年的陳欽，他是蒼梧廣信人，他專治《左氏春秋》，在當時是一代名儒，和同時代名噪全國的劉歆齊名。王莽曾經從他受學，陳欽授王莽以《左氏春秋》，自名爲陳氏春秋 。王莽篡奪政權後，自立爲帝，以陳欽爲厭難將軍。他的兒子陳元，在家庭的影響下，繼承父業，亦精于《左氏春秋》。他不僅經學造詣很深，而且善于辭令，因曾向光武帝建議“立左氏傳博士”，受到博士范升的非議。陳元又上書當朝，誓死力爭，帝下其議，範升複與陳元相辨難，陳元以充足的理由，進行精闢的闡述，前後交鋒十幾次，終于取勝。“帝卒立左氏學，太帝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
陳元以才高聞名于世，他與當時的桓譚、杜林、鄭興等，俱爲學者所宗，陳元官至議郎。從這個時候起，在嶺南地區學習研究經學的文人學士日益增多，大大促進嶺南文化教育的發展。東漢末年，蒼梧郡又出了個大經學家士燮，他是廣信人，專治《左氏春秋》而聞名京都。當時著名經學家袁徽曾向他討教，發現他學問淵博，乃與尚書令荀彧書信說：“交趾士府君既學問淵博，又達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促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官事小闕，輒玩月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餘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後來孫權統治了交州，起用士燮爲交州刺史。當時中原戰亂，南遷來到他那裏避亂的經常有一百多人，這些人多是儒生，有名的如劉熙、薛綜等，他們經常講學，帶領學生作學術研究，對嶺南文化的傳播起到重要的作用。
東漢末年，三國初年的牟子，也是相當聞名的大學問家，漢獻帝時牟子隨母新從中原遷到交州，後在廣信落籍定居。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從中原南移的人很多。當時移民中的文人多從事神仙辟谷之術，唯有牟子精心研究經學。他早年習儒家經傳，博覽諸子百家之書，不信神仙方術，年僅26歲就已經很有名氣。他精通儒、道、佛三家，抬高佛教，維護道教，貶低儒家。佛教在東漢年間開始傳入我國，開始時不爲人們所接受，遇到阻力特別大。牟子先後學習儒家和道教學說，來到蒼梧廣信後，精心傳習佛教。面對著人們衆多的懷疑和非難，他通過設問，用賓主問答的形式，寫成《理惑論》。全書37章，還有《序言》和《後語》，幷完整保存至今，被後代學者譽爲“我國著論弘佛第一人”。牟子之後的南北朝時期，佛教達到發展的高潮，《理惑論》應是這個高潮的先導，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我國的胡適、法國的伯希及日本的福井康順等著名學者都曾對牟子的《理惑論》作過專題研究。上個世紀20年代，《理惑論》還曾翻譯成法文和日文，一度引起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除漢族文人、文化之外，壯族文化是賀州地區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壯族及其先民的文化是這裏最底層的文化，在漢族、瑤族未來之前，這裏主要是壯族的先民——蒼梧族的文化。秦漢以後，大部分的壯族逐漸被漢族同化，重組成今日的梧州人。廣東連山的同志認爲那裏的壯族有土壯和客壯，土壯是指沒有漢化的蒼梧族後裔；客壯是俍兵遺民。廣西的賀州、富川、昭平、鐘山等地的壯族幾乎都自認爲是俍兵遺民，未有士壯之說。但在歷史上賀州地區確實存在著土壯，廣東封開縣的莫宣卿就是唐時的壯族，他出生在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考取狀元，是嶺南18個狀元中的第一人。莫宣卿是唐時人，那時還沒有俍兵徵調屯田之事，因此，莫宣卿應是當時的土壯代表。賀州地區是漢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這裏不管是漢族文人還是壯族文人，都具有較高的漢文造詣。
由此可知，瀟賀古道的存在爲嶺南地區與中原地區早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條件，也爲海陸絲綢之路的連接提供了最早期的通道。因爲文化的興趣和經濟的發展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它們之間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三、 促進五嶺通道的開發和發展
溝通中原與嶺南的通道,當然不限于瀟賀古道,後來逐漸開發出有五條通道之多,這些通道基本上是利用了南嶺山脉中五座著名山嶺之間的交匯處的狹隘通道作爲基礎開發而成的。所謂五嶺,即騎田嶺(湖南東南宜章,郴州間,爲湘江支流耒水和北江西源武水的分水嶺)、大庾嶺(在今江西大余、廣東南雄交界處,又稱爲梅嶺）、都龐嶺(在今湖南與廣西交界處)、萌渚嶺(在今湖南江華西南與廣西邊境,爲湘江支流瀟水和西江支流賀江的分水嶺)、越城嶺(在今廣西東北和湖南交界,與都龐嶺間有湘桂谷地)。五嶺在秦代時概念模糊,後人以五嶺所在地的縣治來指稱。所以《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四記載:“秦南有五嶺之戍,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縣也。”漢代的五嶺古道分別爲: 始安的越城嶺道、臨賀的萌渚嶺道、桂陽的都龐嶺道、騎田嶺道、還有原有的大庾嶺道。其中以瀟賀古道(又稱萌渚嶺道、桂嶺道、謝沐關道)爲最古老,使用的時間最長。其原因是這條古道連接瀟水和賀江之間的陸路相當平坦,由兩個盆地相連,中間只有一個小小的謝沐關口,根本不要爬山越嶺,可以說是連接中原和嶺南一條天然通道。正因爲如此,所以早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十多萬年前)就已被古人類發現和開始利用,成爲古人類往北輻射遷移的一條重要通道之一。這條通道兩旁發現了密集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就是一證明。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中、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戰國以後。後來由于經濟、軍事用途的迫切需要,才促使了中原統治者擴大對嶺南的開拓,陸續開闢出更多的通道,致使出現後來的五嶺各通道。但是其它各通道的開通,其艱難程度自然比瀟賀古道的開通大得多。這無形中阻礙了這些通道的開通,但隨著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中華民族對外交流的需要,尤其是對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沿岸國家的交流不斷擴大,必然促成人們對捷徑的要求, 嶺南地區不僅是我國一塊富饒的土地也是我國北方和中原地區通向和連接中印半島和印度洋波斯灣的捷徑,所以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嶺南的開拓和利用。起到連接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通道的作用是任何地區所不能代替的。因此早在漢朝,在嶺南沿海地區的不少地方如徐聞、合浦、番禺等等地方就已成爲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這就是一個佐證。所以五嶺通道的開通和後來的發展是必然的結果。這一點不僅僅是有明顯的歷史意義,在當今國際發展的大環境下,也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最後我還要衷心地感謝和我一起進行瀟賀古道（北段）調查的覃芳小姐。我這篇文章的完成，不少材料是由她整理提供的，不然我難于完成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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