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人類學研究進入了第一個實質性階段，也就是原始資料的積累期。主要工作就是通過調查現存地球上未開化的文明，發掘人類社會與動物社會的區别，尋找各類文明的共同基礎。許多學者深入南美原始森林，非洲熱帶草原，太平洋島嶼和澳洲腹地，考察那裏土著居民的生活狀况，觀摩他們的祭祀活動，徵集他們的神話傳説，研究他們的語言，對比各種文明之間的异同。在瞭解他們的生活習俗和信仰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他們對自然和人類自身的理解方式，爲文化人類學的發展積累了不少資料。

　　文化演進學派的研究發現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向着同一個方向發展的。只是因爲各民族文化發展進度不同，各個發展階段的文化類型才同時呈現在地球上。所以，通過考察現存文化類型，就可以模擬研究人類文化發展的全過程。按照斯賓塞的歸納，社會演進學派堅持以下三個主要原則。（1）心理一致性原則。這是所有人類文化都按照統一的路徑發展的根本原因；（2）獨立發明原則。各民族文化要素，是由各民族各自創造出來的。基於心理一致性，所以各種文化創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這就决定了各民族文化將沿着基本一致的方向發展；（3）逐步進步説。世界各民族文化發展順序是不容顛倒的，她們之間只有發展快慢遲早上的區别。

　　薩瑟蘭對文化發展階段性的劃分，最能體現社會演進派的觀點。他把人類文化的發展分成野蠻、半開化、文明人和文化人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又分爲下、中、上三個等級。每個等級又和歷史上，或者現存世界上的文化類型對照起來，呈現出一幅文化漸進的圖譜。他認爲，二十世紀初生活在南非的布須曼人、斯裏蘭卡的維達人除束圍腰外無衣服；集10至40人爲一個社區而没有固定的住所的人，屬於下級野蠻人。他把能建造石塊房屋，有完整的着裝；普遍使用鐵器，會鑄造錢幣，有簡單法律；一般形成50萬人口的國家，比如初期羅馬帝國，白人入侵前的墨西哥、秘魯土著，屬於高級半開化階段的民族。而十九世紀的中國，屬於上級文明人，歐洲發達國家則屬於下級文化人。薩瑟蘭認爲，世界各民族都遲早都會經過人類文化的不同發展階段，向着高級方向發展。中級文化人是當前人類奮鬥的主要方向，而高級文化人則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發展的最終目標。

　　用這種方法類比原始人類的文化發展，存在一定的危險。如果按照生産技術的發展水平，二十世紀初大多數蠻族還處於新石器時代。但是，由於文化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有些蠻族文化很可能跳躍進入較高階段，因而有可能打亂文化演進的順序。而且，類似的情况在歷史上的確發生過。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我國雲南密林深處發現的“苦衷族”原始人群，經過民主改革之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证。因此，用目前各族文化的地理分佈來推測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究竟能有幾分真實性？的確值得懷疑。

　　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人們對東西方文化差异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力圖揭示産生文化差异的原因及其後果，希望從文化滲透與衝突的角度來解釋人類歷史，推測社會發展的趨向。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隨着古人類學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現代人的誕生問題、文化發展與交流的問題、科學與人文的關係問題、人類生存的環境問題、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等重大課題，陸續提出來。科學方法向人文學科中滲透。統計學、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新方法的廣泛應用，對社會學、人類學産生了重大影響，促使文化人類學逐步走向成熟。

　　隨着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社會演進學説的觀點遭到了批評。主張文化傳播的學者指摘演進學派没有注意到文化交流在各民族文化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巴斯蒂安對保留原始文化的民族進行過多次考察，他説。自己每考察一次，對人類的統一性的理解便加深一次。他分析説：文化演進學説中的心理一致性原則是比較穩固的。但是，由於文化交流普遍存在，很多民族的文化的發展，雖然不可逆轉，却並不一定遵照嚴格的順序進行。這就打破了“獨立發明原則”，同時動摇了“逐步進步説”。

　　我們先看幾個文化交流的例子：

　　雲南麗江一帶流行的納西古樂，原本屬於明朝宫廷音樂。明王朝爲了加强對邊區少數民族的控制，派軍隊到雲南麗江一帶駐防。數萬官兵中不少人懂音樂，因爲各種原因，他們或者被留了下來，或者把演奏技巧傳授給當地百姓，宫廷樂曲在邊區民間流行起來。最近有人把至今仍然在當地流行的樂曲整理出來，組織一批老年好閑者公開演出。演員們穿上滿清時期達官貴人的裝束，舞臺上配以仿古宫廷壁畫，其演奏技法十分古板，缺乏現代氣息，號稱納西古樂。隨着旅遊勝地麗江古城的名氣越來越大，冠名納西古樂的明代宫廷音樂聲名遠播海外，已經成了納西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發源於印度的佛教，於公元二世紀開始傳入我國，唐代以後經我國傳到日本，屬於大乘佛教那一支。而另一支小乘佛教，沿南綫向東傳播。當佛教和這些地方的文化傳統互相融合的時候，在她的發源地却開始衰落，被後來興起的印度教取代；我國古代儒家文化十分發達，唐宋時期達到了頂峰。西域各國、高麗、東瀛、百越、吐蕃等國紛紛派員前來學習。宋朝以後，由於异族入侵，更因爲國内政治動亂，政權頻繁更迭，文化傳統屢遭重挫，致使我國儒家文化傳統發展停滯。五四運動和解放以後，在反封建的口號推動下，發動了對儒家傳統的幾番清算。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家思想成了重要的批判對象，使本來已經走下坡路的儒家文化進一步衰落爲國人所淡忘。可是，在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却廣泛殘存着來自於我國的唐代遺風。

　　歷史上的文化選擇往往都帶有强烈的功利性，鄭和下西洋的興衰似乎是一個例外。明成祖奪得王位不久便不惜重金，組建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船隊，派遣鄭和七下西洋。大規模航海行動並没有擴張領土的軍事任務，也不是爲了發展國際友誼或執行外交任務，更没有殖民意圖和侵略野心。主要作用就是張揚國威，向南洋各國廣播浩盪皇恩。可是，航海所帶來的商業利益遠不能衝銷航海支出，朱隸和鄭和死後不久，朝廷便下令停止建造遠洋航船，嚴禁出海遠航。從此，中華民族與海洋文明絶緣。雖然鄭和航海超過了達·伽馬開闢繞過好望角，發現東方航綫的航海規模，也爲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時的壯舉所望塵莫及，航海的時間也比他們早。可是，由於目光短淺，爲航海設定的使命與世界潮流不吻合，所發揮的歷史作用，遠不及達·伽馬和哥倫布。

　　在歷史上，某些文化要素的傳播是通過戰争方式來實現的。十字軍東征歷時兩百年，在傳播基督教文化的同時，西歐人把古希臘的智慧帶回了家鄉，爲文藝復興運動的發起埋下了伏筆。自從蒙古人用中國火箭把歐洲軍團打得落花流水，火藥技術傳到了歐洲，促使冷兵器時代向現代化武器轉變，軍事文化發生了根本變革。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列强仰仗堅船利砲的威力向遠東擴張。在屢戰失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派岩昌、伊藤博文等人到歐洲考察。親眼見識了工業革命的巨大威力，對“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世界現實感悟特别深刻。回國後，他們力主放棄尊王攘夷的國策，倡導植産興業，創建國會，推動制憲，取得了明治維新的成功。同一時期，我國清朝政府拒絶接受西方先進文化。自命天朝大國與世界潮流抗衡。可是，扺抗列强的戰争屢次敗退，直到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没，泱泱大國被剛剛走上變法道路的日本打敗，朝野上下這才深感落後於人。痛定思痛的中國人奮起變法，却遭到統治階層頑固派的殘酷鎮壓，百日維新竟以失敗告終，歷史再次陷入困境。中國和日本面臨同樣的歷史機遇，采取不同的文化選擇而導致迥然不同的民族命運的歷史值得深思。

　　文化是社會的基因，社會的性質，取决於國家的制度，人民的信仰，以及居於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國家的先進落後，由文化發展狀况决定。一個民族的文化選擇，决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國家發展道路龢民族的命運。我們説文化是社會的基因，還因爲文化要素的出現，具有類似於基因突變那樣的偶然性。人的精神世界是絶對自由的，文化創造總是在不可預期的情况下發生。而偶然誕生的文化要素需要通過社會選擇决定取舍。對各類創造的選擇結果，不完全取决於創造本身的正確性、先進性，主要是由傳統觀念、社會力量對比、外部條件，以及其他偶然因素來决定。

　　人類學研究表明：當前世界各族人民雖然分散居住在環境條件截然不同的區域，生活在性質迥异的文化環境中，除了在知識水平上的差别而外，世界各族人們思維能力方面的差异並不大。對於大多數引導方案來説，他們的心理指向也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因爲各民族長期隔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社會意識和生活習俗才千差萬别。“性相近，習相遠”的論述的確非常準確。文化之間的區别不能够用地理環境的差异加以解釋，人類文化的發展，也不會是一個嚴密的邏輯過程。一方面由於文化創造的偶然性和文化選擇的主觀性，各民族文化的差别會逐漸增大。另一方面，隨着各種文化的廣泛交流，世界各種文明之間的差别又會越來越小。這是兩種相反的作用過程，兩者的平衡决定當前的文化狀况。互相學習、知識和技術的引進，屬於和平方式的文化交流。在歷史上，通過戰争征服，强行推廣特定文化的事情也經常發生。

　　在如何評判文化的優劣問題上，歷來存在着不同主張，發生過激烈的争論。文化的優劣屬於價值判斷，她總是和特殊的功利有關。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同一事物往往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因此，籠統斷定某種文化是好的或者壞的，並没有意義。但是，假設我們站在整個人類生存發展的立場上，代表人類最長遠的利益，我們對文化要素優劣的判斷就可以獲得肯定的結論，這正是人性研究的目標，也是我們應該堅持的價值取向。

　　生活在南非的阿兹特克人，至今依然保留着剖開人的胸膛，取出血淋淋的心臟舉向天空，用火焚燒以祭奠天神的傳統儀式。作爲犧牲的人選是由部族首領通過特殊儀式確定的，他們不一定是違反社會公德，或者因爲其他理由應該受到處罰的人。阿兹特克人還經常襲擊比鄰部族，殺死戰俘，烹而食之。我們會因爲聽説世界上還存在着這種風俗感到喫驚。然而，在他們看來戰俘不殺了吃掉，難道還要用食物將其餵養起來不成？戰争的目的就是爲了奪取生活資源，豢養戰俘的做法與發動戰争的目的格格不入。雖然我們不能説服阿兹特克人放棄其習俗，但是，至少不能説是一種優秀的傳統。

　　世界上越是原始的文明形態，其共同點越多。在獨立發展的前提下，後期文明之間的差别會逐漸增大。東西方的舊石器基本一致，説明她們具有相同的淵源。但是，由於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以後各自發展的弓箭、陶器和青銅器、鐵器的差别越來越大。這種情况可以認爲是他們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各自創造的成果。但是到了十四五世紀以後，東西方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逐步形成文化大融合的趨勢。這種情况不僅説明瞭文化繼承中存在着大量自主選擇，也説明瞭各種文化之間的相容性。世界各民族文化之不同，是由於原創文化的差别，和文化選擇上的區别造成的。生活在原始狀態下的民族，超越生存底綫不遠，所創造的文化非常貧乏，可供選擇的餘地不大。到了今天，文化形態已經非常豐富，正確進行文化選擇已經成爲民族振興，國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關鍵。

　　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成果，也是人類社會繼續發展的基礎。隨着科學技術不斷提高，生産工具不斷改善，社會組織形式也在不斷演變。盡管人們的精神創造五花八門，但是只有取得社會認同的文化要素，才能在特定的社會中傳播，在特定的人群中繼承和發揚。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進行文化創造與選擇的歷史。由於社會力量對比在文化選擇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通過社會力量對比做出的文化選擇不一定是最好的。因此，和生存鬥争中自然選擇的情况不同，文化的社會選擇不一定都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簡單地認爲，在各種力量互相鬥争的過程中，優秀文化一定會戰勝落後文化，因此社會文化選擇的結果一定會導致文化向着越來越優秀的方向發展，從而鼓吹人間鬥争有利於社會進步，因而奉行“鬥争哲學”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古希臘以其科學、哲學和城市共和制聞名於世。可是，這種優秀的文化爲什麽不能永世長存，而被相對落後的馬其頓戰勝了呢？在那個年代，軍事文化的水平决定了文化選擇的結果。馬其頓國内長期實行軍事管制，男孩子從小參加軍事訓練，長大後長時間服兵役。打起仗來，希臘城幫國家確實不是他們的對手。在馬其頓消滅希臘共和制後的兩三百年間，希臘的科學傳統逐漸淡化，被人們遺忘。直到中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才被重新發掘出來，文藝復興過程中才開始以新的方式繼承和發揚。

　　那時，在意大利北部出現了人文主義的思想萌芽。這種啓蒙思潮逐漸向科學和政治方面滲透，揭開了人類近代史的序幕。與此同時，我國正是明王朝統治的中後期，在儒家陣容内部裏逐漸形成一個反傳統的思想潮流。他們大膽懷疑儒家學術的權威性，向封建禮教挑戰，向皇權挑戰，掀起一陣源發於我國的民本主義思潮，唤起民衆個體意識的崛起。如果任其發展，必將逐漸形成中華民族的現代意識。可是，這股思潮却遭到了統治階級的鎮壓。明王朝覆滅以後，清朝統治者爲了籠絡漢人精英階層，鞏固自己的政權，做出了尊儒復古的文化選擇。源發於我國的啓蒙思想逐漸退潮，進入康干盛世以後只在少數知識精英中流傳，已經不可能導致社會運動。而在同一個時期，西方科學技術迅速崛起，資産階級革命爆發並取得了成功，啓蒙思潮引導歐洲走進了現代。不同的歷史際遇，緣於不同的文化選擇。

　　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十九世紀中後期，中華民族又一次陷入深重的危機。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正統儒家學説、源發於我國的民主思潮、維新變法思想、以及從西方引進的實证主義、實用主義、社會主義，各種思潮等粉墨登場，競相争鬥，我國進入文化選擇的重要時期。各派政治力量反復較量，經過辛亥革命、三次國内革命戰争和抗日戰争，終於在五十年代即將到來的時刻，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們歷史地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可是，社會的發展不會停息，精神的創造永無止境，文化的選擇不會就此終結。半個多世紀以來，共和國所走過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伴隨着國際政治形勢的激烈變化，思想文化領域裏的鬥争從來没有間斷過。盡管我們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方式統一認識，控制人們的思想，但是，國人的思想從來都没有真正統一起來。文革以後，共産主義信仰被徹底抛棄，中國再次變成缺乏信仰的處女地。雜草與鮮花競相孳生，各種思想的幽靈重新在中華大地上徘徊，我們再一次來到文化選擇的關鍵時刻。

　　這是歷史給予的機遇，也可以看成是中華民族被迫接受的挑戰。今天的我們已經不再是數千多年前蒙昧祖先，也不再是一百年前任人宰割的奴隸，我們已經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國家，擁有强大的國力，具有空前優越的國際條件。這是我們做好文化選擇的有利因素。可是，中國人缺乏做自己主人的精神，没有接受過自由的洗禮，没有獲得過真正的自由民主權利，没有創設起進行文化選擇的有效機制，也不具備進行自主文化選擇自覺和能力。因此，有必要廣泛宣傳人性的理論，來一次自我意識的啓蒙，把創造的權利交給大家，讓每個人都意識到我們的國家、我們們的民族正處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讓每個人的認識能力都在文化選擇過程中得到提高，爲民族，爲人類的發展選定正確的方向。

　　對文化進行選擇也是一種創造的過程，任何選擇都意味着對其他選擇的放棄，往往也意味着失去重新選擇的機會。鬥争並不是進行文化選擇的唯一方式。事實上，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多樣性的，可以通過鬥争，通過交流與合作。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人類已經遠離生存底綫，在超生存的狀態下，以是否有利於生存决定文化取舍是荒唐的。同時，由於文化選擇的結果和社會力量對比有密切的關係，在不同時期，各種文化要素發揮的作用不同，以鬥争的方式决定文化選擇，很可能將優秀文化抛棄掉。

　　十三世紀，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遊歷了大半個中國，回到意大利後把在中國的見聞公諸於世，對西方世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打破了過分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引進了市場經濟，國家管理制度和國際接軌，其實就是向西方學習，是一種非對抗的借鑒和融合過程。這一過程大大加速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對我們的民族文化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摸索中發展前進的。雖然世界文化融合的趨勢不可避免，但是，究竟應該通過怎樣的途徑實現融合，以怎樣的方式走向世界大同的問題，還遠遠没有解决。鑒於歷史的教訓，抹殺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的區别是不可取的；以所謂民族文化特殊性爲藉口，保護落後文化是與歷史發展方向背道而馳的；鼓吹某種文化的絶對先進性，否定其他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崇尚霸權，以武力推行一種價值理念，把某種特定的社會模式强加給人類的企圖都是違反人性原則的。歷史要前進，社會要進步，中華民族要生存、要發展。我們應該在繼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化，爲民族的興旺做出有益的文化選擇，讓祖國的未來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