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爲了自己的生存發展認識，爲了自己的幸福進行創造，也爲了同樣的目的選擇和傳播知識。個人的創造性發展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社會的進步又爲個人的創造性發展提供機會和條件。所以，努力發展個體的創造性潜能和人類總體生存發展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並非往古來今所有精神創造都對人類發展有幫助，也不是所有創造都有機會在社會上流傳，進入文化洪流世代相繼。這裏還存在社會對文化的選擇問題。

　　由於技術的限制，古代某些很有價值的發明創造有可能被歷史的潮流所淹没，被人們所遺忘。據説三國時期的華佗，已經掌握瞭高明的麻醉技術，他成功地爲關雲長刮骨療傷，却因爲遭到曹操的誤會而被殺害。臨死前他把自己的醫學經驗整理成書，讓老婆傳於後世。可是這個眼光短淺的婆娘，却認爲是醫療技術害死了華佗，自作主張，把華佗以畢生精力完成的醫學著作燒掉了。同時代的諸葛亮，發明瞭能够在山路上運送軍糧的木牛流馬。可是，由於缺乏必要的技術資料，至今仍然没有仿造出相類似的機器人。

　　如果説，上述古代傳説並不那麽確鑿。那麽，十九世紀中葉，孟德爾已經通過不同性狀的豌豆雜交，得出了遺傳基因存在的確切證明。可是，這項極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却被埋没了近半個世紀。直到荷蘭植物學家德弗裏斯在查閲資料的時候才偶然發現，予以公佈。否則，孟德爾的發現將無法對二十世紀生命科學的崛起産生巨大影響。1785年庫侖利用自己製作的扭秤，驗证了兩個電荷之間的作用力大小與電荷間的距離平方成反比，與電量的乘積成正比的結論，被稱爲庫侖定律。不過此前，1769年和1773年，魯賓遜和卡文迪許，也分别用類似的方法，得出過同樣的結論。不過，他們的研究成果是麥克斯韋一百年後在查閲檔案時發現的。他們的工作並没有對科學發展産生實際的影響，人們依然承認庫侖是電學基本定律的創立者。

　　知識的應用總是和人的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有時則僅僅與維護一部分人的利益相關。這就决定了知識的選擇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於是，便引起了由誰來選擇知識和怎樣選擇知識的問題。自從人類社會分化成若干利益集團以後，社會集團之間經常發生矛盾和鬥争，集團利益與整個人類的生存發展之間失去了必然的一致性，在知識的選擇上不可避免地産生出各種傾向。真正能够得到認同並予以推行的，往往是代表統治集團利益的主張。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着知識的創造和傳播，影響人類文化的發展方向。有時，統治者的主張也可以促進社會發展進步。而在另一些時候，却可能扼殺文化的創造，抑制科學的發展。下面先來討論我國古代的情况。

　　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第一個思想活躍的時期。當時，王室衰落，諸侯争霸，戰亂頻仍。先後涌現出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各國之間既聯合又打壓的鬥争復雜多變，社會矛盾此起彼伏。由於新的力量不斷涌現，各種思潮自由傳播，互相競争，出現了衆説紛紜的混亂局面。在那個弱肉强食，窮兵黷武的年代，諸侯國君人人自危，都盼望着在争霸鬥争中一舉稱雄，至少也得保全祖傳基業，不至於被列强所吞併。儒家所提倡的恢復周禮，廣施仁政是不合時宜的；墨家奉勸諸侯國君放下屠刀，停止争霸，立地成佛，也是辦不到的；老莊學派希望統治者放棄貪婪的野心，恢復小國寡民的生活方式，無异於與虎謀皮，痴人説夢；而真正得到贊賞和采納的是法家富國强兵的方針。

　　漢武帝推行强本弱末的重農主義路綫，實行鹽鐵官營，海内之利盡收中央的集權統治。推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文化專制路綫，應用行政權力統一全國人的思想，以鞏固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中華民族在形成並認同國家民族觀念的同時，朝着放棄和削弱個人意識的方向前進。

　　儒家學説重視人文知識的發展，致力於個人道德修養。儒家經典中保留着我國傳統文化的許多優秀成分。孔子提出“老吾老，以及其人之老，幼吾幼，以及其人之幼” 的尊老愛幼精神；他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涉事原則超出了“仁”的範圍，是平等、博愛的思想萌芽。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提出的“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的觀點。以及施仁政的主張，把“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善養浩然之氣”作爲道德修養的準則和行動綱領。同時，儒家歷來重視道德教化，積極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在教育的體制，教學方法等方面多有建樹，爲傳承民族文化建立了不朽的功勛。這都是儒家學説中具有積極意義的部分。

　　但是，儒家經典偏重封建禮教，輕視自然科學。在歷史學、人類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研究中，拘泥於經典，沉湎於古訓，反對懷疑態度，壓制批判精神，大大限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在我國民族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雖然也曾出現過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個性解放等人性化的思想萌芽，由於我們的民族歷來崇尚正統，這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要素，只是個别現象，只能發揮輔助作用，産生短時效應，而且總是遭到統治階級的打壓而幾近窒息。

　　我國封建統治者一向不重視自然科學的發展，知識階層普遍輕視技術工作。像徐光啓這種專家型官僚，成了我國歷史上的“珍稀物種”。這種狀况直接影響了生産技術的發展。柳宗元在一篇文章中講了一個建築師的故事，此人自稱善建房舍而被官人收留。起初，他無事可做，到處閒逛，連自己的床鋪壞了也叫别人幫助維修。大家以爲並無專長，徒以狂言討食耳。繼後主人打算改造亭樓，遂令此人主持。但見其在墻上畫了小樣，左手執矩，右手執繩，選定木料，畫上墨迹，即令衆人砍鋸。木料備辦成型，樹立合攏，所有卯榫絲絲入扣不差分毫，整個房架穩穩當當矗立其間。柳宗元大爲驚嘆。在今天看來，至多一建築工程師而已。從我國擁有大量精美古代建築，無論朝廷官府還是富户人家，經常都要修房造屋的情况來看，土木工程應該是最實用的技術活了，具備此類才藝者必定大有其人。可是，衆多功勛卓著的建築師却英名不見於經傳，事功不見於史册，技術資料未曾流傳於後世。科技人才遭到如此貶低，技術之不能發展，其原因蓋出於此，太令人寒心了。

　　其實在先秦諸子中，與自然科學和生産技術相關，而且在哲學和邏輯研究方面大有建樹的，應首推墨子一家。但是，由於墨家主張非攻，兼愛，没有爲鞏固封建統治出謀劃策，他們的思想成果長期被當成雕蟲小技，排斥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正統學術園地中幾乎没有他們的地位。與此同時，諸多與國計民生相關甚密的工程技術，又爲士大夫和學者文人所不齒，只能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在民間流傳。以至於到了封建鼎盛時期，像柳宗元這樣的大學問家，還會對建築技術之玄妙感到不可思議，這才真的不可思議。

　　我國是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夏朝已經有了曆法，戰國時期已經有了日食、月蝕的詳細記載。我國最早的天文學著作《甘石星經》形成於春秋戰國年代，其中關於哈雷彗星的觀察記録比西方早好幾百年。蓋天説最初形成於周朝，到了漢代，渾天説已經比較發達，宣夜説開始萌芽。1024年我國天文學家對恒星大爆炸的觀察記録，爲當代科學家揭開恒星發展的秘密提供了重要依據。可是，歷代統治階級大多信奉天人感應學説，認爲天象變化與王朝盛衰密切相關，通過觀察天象可以窺測朝代更迭的天機，預知天下大勢。然而，天機不可泄露。爲了防止蠱惑人心，犯上作亂，歷代王朝一律禁止民間研習天文，私窺天象。天文儀器成了顯示王權的“儀仗”，嚴禁民間製作、使用和收藏。這些嚴厲而又毫無道理的措施嚴重妨礙了我國天文學的發展。可是，在冲破封建觀念束縛的戰役中，歐洲人首先就是在天文學上打開了缺口。可見，爲了維護封建主義的傳統觀念，鞏固封建統治，中華民族曾經付出過多麽沉重的代價。

　　早在十五六世紀，經文藝復興改造的西方文明逐漸佔領了人類文化的制高點。他們提倡科學，反對迷信，講求實效，反對獨裁，發揚民主，尊重人權。在推翻了封建統治之後，他們並没有故步自封，停止前進，而是繼續發揚思想解放的成果，鼓勵科學發明，奬賞技術革新。這些文化特點和同時代因循守舊的華夏文明形成鮮明的對比。在世界風雲此起彼伏，海上霸權幾易其主的時候，我們的國民依然沉醉在花前月下，吟詩作畫，悠閒自得如世外桃源中人。除了極少數思想鋭敏的先覺者外，普遍缺乏憂患意識，對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全然没有知覺，怎不落後於世界民族之林。

　　歷史上，中華民族對人類發展也曾有過卓越的貢獻。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傳到西方，引導西方人的船艦由海路來到中國；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技術傳到西方，制成威力强大的洋槍洋砲，攻擊我國脆弱的海防；中國人發明的造紙法和印刷術傳到西方，大大促進了歐洲的知識傳播。可是在我們國内，火藥僅限於用來祭祀祖先，祝賀慶典，用指南針看風水，擇陰地，以爲後人祈福；出版業由官府壟斷，卷帙浩繁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刊印没完没了，粉飾太平，頌揚皇恩成了文字遊戲是主要内容；鄭和下西洋取得成功之後，我國政府並没有進一步的打算。爲了减少航海開銷，嚴令禁止建造遠洋航船，封閉海港，中華民族從此和海洋絶緣。十八世紀中期，當我國黄土文明遭遇西方海洋文明的野蠻挑戰，便不可避免地敗下陣來了。

　　清王朝的垮臺給中華民族的振興和華夏文明的重建提供了機會。從鴉片戰争到新中國成立的百餘年間，不少志士仁人走出國門，放開眼界，西方各種思想潮水般地涌向中華大地。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北伐戰争，第一、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抗日戰争、解放戰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各派力量此消彼長，各種主義在中國大地上輪番上演。經過殊死的較量，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歷史地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解放初期，爲了鞏固政權，極力渲染蘇聯老大哥的崇高形象，樹立領導者在人民心目中的絶對權威也許是必要的。但是，由於蘇聯共産黨長期對科學事業實施行政干預，科學界缺乏思想自由，逐漸失去了活力。伽莫夫，瓦維洛夫等一大批科學家先後遭到政治迫害。李森科這樣的陰謀家却通過鼓吹個人崇拜，提出創建無産階級現代科學的歷史任務，强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階級性，鼓動反對自然科學領域裏資産階級傾向的鬥争，騙取最高領導集團的信任，奪取了蘇聯科學技術管理大權。在蘇聯國内發生的重大事變，對他們的科學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同時，也影響到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

　　早在二十世紀初，遺傳基因理論已經得到國際科學界廣泛承認。可是在四五十年代的蘇聯，由於獨攬科技大權的李森科的反對，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被打成反動的資産階級理論，米丘林的遺傳學被推崇爲無産階級的生命科學。解放前，我國不少學者留學歐美，所掌握的生物學基礎理論都是孟德爾、摩爾根那一套。可是，爲了向蘇聯學習，他們被迫放棄科學真理，改行販賣李森科的僞科學。對於一個科學工作者來説，那是極其殘酷的。很多科學工作者紛紛要求允許各種學説自由競争，以明辨是非。可是，這種想法爲我國宗法傳統觀念所不容，更和國家領導人不希望聽見與蘇聯老大哥不協調的聲音的願望相扺觸，黨中央爲科學的發展做出了一邊倒的政治抉擇。1952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爲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争》，正式以官方語言的方式爲科學發展選定方向。文章肯定了“米丘林自覺而徹底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認爲“我國目前生物科學的狀况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於是，米丘林學説取代了全部生命科學，與基因有關的生物實驗和技術開發被迫停止。四川農科院研究員鮑文奎領導的多倍體小麥育種實驗，雖然在54年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可是，由於這項實驗是以基因學説爲指導的，於是，實驗經費被克扣，試驗園地被鏟除。幾年後，這項研究在西班牙率先獲得成功。

　　應用行政權力爲科學發展預設研究結果的做法，往往是從政治形勢的需要出發的，其形式十荒唐，後果危害極大。這樣的事在新中國發生，並不是没有遭到扺制，而是扺制無效，扺制的人反而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被打成“親美擁蔣反共反人民分子”的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骕，1955年，在編寫《高等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的時候，堅持揭露李森科的罪惡行徑，希望及時扭轉已經在我國泛濫的反科學思潮。他説：“近來，李森科在蘇聯發表的關於物種的新見解，以爲新種總是由量變到質變，飛躍而成爲與母種截然不同的新種。”這種觀點“在發表之初，由於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時頗爲風行，……但不久就引起蘇聯植物學界的廣泛批評。”胡先骕的意見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反而遭到批判。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各國共産黨代表大會上，毛主席突然代表中國共産黨做出我國將在未來十五年之内超過英國，趕上美國的承諾。回國後多次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我們不能在十五年時間内實現這個宏偉目標，中國應該被開除“球籍”。憑着一個大膽的想象和一陣反右傾保守的口號，一場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社會實驗，在絶對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展開。58年6月19日，毛主席向冶金工業部提出鋼鐵産量在57年基礎上翻一番的要求。就是説，在後5個月必須産出比上一年還要多30%的鋼。按照柯慶施當時的説法：“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一個天大的笑話，迅速轉化成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實際行動。瘋狂砍伐樹木，燒制木炭，挖來一些根本没有冶煉價值的的“鐵礦”，甚至將正在使用鐵器砸碎，煉出一堆堆廢鐵。勞民傷財，嚴重破壞自然環境，很多地方半個世紀以後仍然不能恢復自然生態的平穩走勢。這就是58年大躍進的真實情况。

　　農村抽調主要勞動力大戰鋼鐵，很多地方秋收陷於停頓。第二年的小春作物没及時播種，夏糧歉收，使本來已經十分脆弱的集體經濟全面崩潰。加上人民公社管理體制挫傷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反右傾運動推動浮夸風在全國泛濫，民間没有足够糧食儲備，公共食堂維持不到半年被迫下馬，全國迅速陷入空前大饑荒。從59年下半年到62年上半年的三年時間裏，因缺糧而餓死的人難以計數。最近一個研究資料表明，在所謂三年自然灾害期間，我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三千二百萬之衆。這個數字超過了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期間，我國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死亡人數的總和。從河南省信陽專區餓死一百多萬人的典型事例來看，三千萬的數據應該是可信的。

　　毛主席一向把人口衆多看成寶貴財富，以爲“人多熱氣高，幹勁大，什麽人間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可是，毛澤東的“人口信心”遭到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質疑。他通過大量社會調後指出，如果繼續盲目鼓勵生育，在不太長的時間内，我國就會在環境、資源、教育等方面陷入困境。出於對民族負責的態度，馬寅初提出開展人口普查，實行計劃生育等一系列措施，希望得到最高决策層的認可。可是，老馬的主張不僅没有得到實施，險些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有人説這叫做“錯批一個人，誤增三個億”。然而這並非一個輕鬆的話題，因爲事情發展的後果不幸被老馬言中。

　　如果説大躍進、大戰鋼鐵和鼓勵生育之類的問題，算水平有限，頭腦發熱，在僞科學的浪潮中不自覺犯下錯誤。那麽，堅持階級鬥争爲綱，處心積慮發動文化大革命，則應該是反科學浪潮最爲集中的表現了。文革中，我國兩千多年的文化傳統被全盤否定。以政治標準鑒别學術是非，以階級性代替科學性，“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學和科研單位以後，奪取了思想文化戰綫的領導權。專家，教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接受批判，從事最臟最累的體力勞動。既無知識水平又缺乏科學態度的革命造反派組成“大批判”寫作班子，操縱學術評論大權，把相對論、量子力學和宇宙爆炸論説成是資産階級荒誕理論；以幹部下放農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式消滅城鄉差别；以知識分子參加體力勞動，和遏制知識創造的方式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别；以發展五小工業、把商店和學校下放到生産隊管理的途徑，消滅工農差别。在政治熱情鼓舞下，我國歷史性地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事實上，人類之所以能够發展到今天，並不是强健身體的相關部位，促進器官功能特化，而是依靠智慧，努力創造的結果。人類的創造性活動主要依靠思想方法和知識的創新。所以，提出“知識分子勞動化”，把“勞動”理解爲體力的付出，把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對立起來，是對人類發展進程的無知，對人性的歪曲。知識分子不僅在勞動，而且在從事着極爲重要的勞動。一般而言，社會越進步，人性越發達，腦力勞動越重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越多。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不僅人數遞减，他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也逐漸遞减。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别的根本途徑，是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素質，逐步减輕勞動中必須付出的體力强度。絶不是讓腦力勞動者經常參加甚至改行去從事體力勞動。如果説，的確有必要確定什麽人有領導資格的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才符合人性發展要求，“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是對人性的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