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誠（邱立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中文摘要】珠江三角洲地處嶺南，先秦時期屬百越之地，從距今7000年的咸頭嶺文化到西樵山雙肩石器；從周時期的原始瓷器、夔紋陶器到米字紋陶器；從先秦時期的衆多小方國到秦漢時期南越國的建立，其間的歷史發展進程顯示了遠古人類的遷徙、民族的融合，以及嶺南歷史文化、文明的演進。

　　【關鍵詞】珠江三角洲　百越　考古遺址　民族融合

　　Abstract: Located in the Lingnan Region of southern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was the residential place of the Hundred-Yue ethnic groups before the Qin Dynasty. From the 7000-year-old Xiantouling Culture to the double-shouder stone implements in Xiqiao Mount, from the primitive porcelain and the kui-dragon design pottery to the mi-character pattern pottery, from the many small locals states to the Nanyue Kingdom of the Qin and Han period, the historic process reveals the migration of the remote ancestors, the fusion of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of the Lingnan Region.

　　Key words: Pearl River Delta　Hundred-Yue ethnic groups　archaeological sites　ethnic fusion.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考古工作，近十幾年來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摘其要點介述於下，並請教於學界同仁。

　　一、彩陶遺存考古的新成果

　　1. 深圳咸頭嶺遺址

　　咸頭嶺遺址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大鵬鎮叠福村。爲濱海沙丘遺址。考古年代爲新石器時代中期。1981年發現，並於1985年、1989年、1997年和2004~2006年共進行五次發掘，取得了重大成果。遺址面積1萬多平方米，發掘面積2000多平方米。發現有房基柱洞、紅燒土堆積、灰坑等遺迹。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陶器以夾砂陶爲主，少量泥質橙黄陶和白陶，紋飾以繩紋爲多，貝劃紋、貝印紋次之，還有劃紋、弦紋、葉脈紋、編織紋、附加堆紋及綵繪等，器類有釜、罐、尊、簋、壺、圈足盤、盆、鉢、碗、豆、杯、筒形杯、器座等。既有圜底器、圈足器，也出現了圜平底及平底器。石器以磨制爲主，打制次之，種類有斧、錛、鑿、刀、拍、環、杵、敲砸器、砧、礪石、球等。年代爲距今6000～7000年〔1〕。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器最早在1933年發現於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此後在香港的多個地點以及澳門、深圳、珠海、中山、東莞、增城、肇慶等地都有所發現，形成了環珠江口地區的彩陶遺存文化圈。這當中，又以香港發現的地點最多，分佈多在島嶼上，包括有南丫島大灣、深灣、香港島大浪灣、舂坎灣、大嶼山蟹地灣、赤臘角深灣村、屯門龍鼓灘、涌浪以及内伶仃島銅鼓洲共9處遺存；澳門則只有路環島黑沙灣1處遺存；深圳有小梅沙、大梅沙、大黄沙和咸頭嶺共4處遺存，均在深圳東部；珠海有淇澳島後沙灣、唐家灣東岸和下柵大金頂3處遺存；中山有南蓢龍穴、泮沙和石歧白水井3處遺存；東莞有企石萬福庵和南城蚝崗2處遺存；增城只有三江金蘭寺1處遺存；另有肇慶蜆殻洲1處遺存。此外，在粤東汕尾的沙坑也發現1處。就目前所見，上述含彩陶器的遺存統計，共有25處，其年代跨度爲距今7000～4500年。初步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器是受到長江流域的高廟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影響而産生。仰韶文化的彩陶，以人面魚紋彩陶盆最具特色；甘肅、青海地區馬家窑文化的彩陶，特徵明顯，形態豐富多樣，圖案感最爲强烈；大溪文化的彩陶，多繪有大自然動物、植物、水紋等圖案。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器，其圖案更多的反映了海洋文化的特性。無論紋樣是波浪形或是曲綫形，多綫條形或是組合形，對向形或是錯向形，規整形或是不規則形，繁縟復雜形或是簡單形，結構緻密形或是散漫形，圖案形或是奔放粗獷形，又或是簡單劃綫形等等，無不與海浪或水形有關。即使是或寬或窄的帶狀紅彩，也猶如表現静寂的水面一樣，而散亂的綫條或是多種直綫、弧綫所組成的圖案、紋樣，都表現出多姿多彩的海浪或浪花形態。但與閩、臺地區出現的彩陶器，其形態（包括器形與紋樣）又有很大的差异。閩、臺地區的彩陶以圖案化的幾何印紋或點彩爲特點，明顯受到南方幾何印紋陶的影響。其年代也晚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器。珠江三角洲地區彩陶器的産生不會來自於閩、臺地區的影響似成定論。然而，彩陶文化遺存所藴涵的古人的信仰、思想和藝術，留給了現代人永久的思考。

　　就遺址的典型性而言，咸頭嶺遺址無疑優於大灣遺址。但以遺存的發現時間而論，則大灣遺址大大早於咸頭嶺遺址。按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和以遺址發現時間早晚爲序的慣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遺存可以大灣文化來命名〔2〕。

　　2. 東莞蚝崗遺址

　　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東莞市，文化遺産的保護也得到更多的關注。國保單位可園的保護規劃和建設獲得大家的好評，蚝崗遺址的保護及遺址博物館的建設也深受人們的歡迎。蚝崗遺址發現於上世紀80年代，1990年作過復查，其後因當地居民建造房子，遺址瀕臨毁滅性破壞。東莞市南城區領導獲知這種情况後，即着手對遺址進行保護，先是於2003年邀請考古單位對遺址進行發掘，在此基礎上投入資金，於2007年建成了遺址博物館。蚝崗遺址是一處距今4500～6000年間的貝丘遺址，發現有柱子洞、竈坑、窖穴等房子遺迹，居住區中還有墓葬，埋葬方式爲仰身直肢葬，其葬式與粤西、廣西地區所流行的屈肢葬有明顯的差别，這時期人類的居住區與埋葬區還未分離，社會文明程度還較低。出土遺物以綵繪陶器及樹皮布石拍爲最大特色，所穿着衣服爲樹皮制成的無紡布，這種情况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遺存中都是同樣的。而同時期的粤北地區已普遍使用紡輪製作紡績布。以文化内涵分析，蚝崗遺址可分爲三期，第一期以白陶圈足盤爲特點，年代在5500～6000年；第二期以綵繪陶器爲特徵，年代在5000～5500年；第三期以磨光圈足盤爲特色，年代在4500～5000年〔3〕。

　　3．佛山高明古椰遺址

　　古椰遺址在高明區荷城鎮，東距西江1.8公里，屬貝丘遺址。遺址發現於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2006年因廣明高速公路建設而發掘，面積一千多平方米。出土陶器有釜、鉢形釜、圈足盤、罐、鉢等，飾繩紋、刻劃水波紋、半圓圜紋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圈足盤内壁多見放射狀彩條紋，這是綵繪陶器衰落期的遺留。石器有斧、錛、鑿、拍、礪石等，主要特點是有相當數量的霏細岩雙肩石器，這類石器來自於西樵山石器製作場。製作樹皮布的石拍，是珠三角地區出土石拍器物的遺址中緯度最高的一處，初步顯示出該區使用無紡樹皮布族群分佈範圍的北界。此外，有一些經加工的木器，其中一件很可能是船上使用的木槳。更爲重要的是遺址發現一批動植物遺存，除大量貝殻和少量動物骨碎外，有許多果核、木片、竹片、樹葉，還有20多粒水稻穀。在廣東，發現先秦時期稻作遺存的地點還有粤北的曲江馬壩、粤西的封開杏花、粤東的龍川坪嶺頭等地，已有研究表明，嶺南古稻傾向粳型化。而粤東和福建古稻與東南亞、菲律賓和臺灣的古栽培稻傳播路綫有關。高明古椰遺址是珠三角地區首次發現稻作遺存的地點，是探討嶺南水稻發展的重要資料〔4〕。

　　古椰遺址的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以前，距今爲3500~4000年之間，略早於佛山三水銀洲遺址，是探討珠三角地區古環境及與粤西北地區古文化關係的新資料。

　　二、商周時期嶺南文明起源研究的新進展

　　1. 深圳屋背嶺遺址

　　屋背嶺遺址位於深圳市南山區西麗鎮福光村北面的山崗上，發現於1999年，2001～2002年發掘，被入選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屋背嶺遺址清理出商時期墓葬94座，均爲土坑竪穴墓，多屬小型墓，隨葬品數量多者5件，少者1件，普遍在二、三件。以陶器爲多，種類有釜、罐、尊、豆、壺、碗、鉢、杯、器座和紡輪等；少量石器，種類有斧、錛；灰坑中還出有玉玦，並采集到石戈。屋背嶺遺址是廣東發現商時期墓葬最多的一個地點，可分爲三期，第一期年代約在夏商之際；第二期相當於商代早中期；第三期商晚期。屋背嶺遺址的陶器中，大敞口的Ａ型尊多少顯現出與粤東浮濱文化之間的關係，而衆多形態的雲雷紋，與廣東各地同時期的陶器紋樣基本相同，反映出文化上的趨同性。屋背嶺遺址作爲族群墓地已與居住區徹底分離，這與浮濱文化的情况是相同的，是土著居民走向文明的見证，對探討嶺南地區的文明起源有着特殊的意義〔5〕。

　　2．博羅横嶺山墓地

　　横嶺山墓地位於博羅縣羅陽鎮黄莊村的東南面，山崗高約10多米，總面積約6萬多平方米，發現於1999年，2000年發掘，面積8500平方米。其後入選爲200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横嶺山墓地已清理墓葬332座，其中商周時期墓葬302座。墓葬形制主要是狹長形的中、小型墓，有二層臺的18座；有底坑的11座，其中兩座分别爲方形平底和圓形平底，其它爲不規則形，有兩座底坑出玉石類隨葬品，其它未見器物；有壁龕的2座。横嶺山這類帶底坑的墓葬，與西江流域地區帶腰坑的青銅器墓有較大的區别，後者腰坑中常見埋有一件大陶瓮或大陶罐。因此，地處東江流域的周時期横嶺山墓與西江流域周時期墓，其墓主人應是百越族中不同的族群。

　　横嶺山墓地出土遺物中，陶器532件，原始瓷器111件，釉陶器1件；在器體上刻劃符號有236種；青銅器122件；玉石器150件。對出土隨葬品的224座墓進行了研究分期，屬於第一期的有17座，年代爲商周之際，其中M248屬浮濱文化墓葬；屬於第二期的有15座，年代爲西周早期；屬於第三期的有70座，年代爲西周中晚期；屬於第四期的有112座，年代爲春秋時期。年代不明的有10座〔6〕。

　　從地形地貌觀察，横嶺山墓地現已清理的墓葬約爲三分之一，估計還有更多或更大的墓葬在墓地中。現有資料表明，横嶺山自商時期起作爲墓地，至周時期已成爲一處管理有序的公共墓地，這與當時當地方國（或王國）的建立有密切的關係。在粤中地區的小方國，縛婁國是其中之一，據《吕氏春秋·恃君覽》載：“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縛婁亦稱符婁，依《逸周書·王會解》載“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發文身，……”，可知符婁國在商時已立，其地望在今惠州、博羅一帶，周時期即爲縛婁國。横嶺山墓地管理有序，隨葬品有珍貴的青銅甬鐘、銅鼎和玉器，無疑是縛婁國的一處重要墓地。秦平百越，在縛婁地置傅羅縣，其後又改稱博羅縣。

　　三、南越國帝王遺址的發現與保護

　　1. 南越國王宫遺址

　　南越國王宫遺址位於廣州市中山四路的北側。1975年在原廣州市文化局大院發現的南越國王宫走道遺迹，最早揭開了南越國王宫考古發掘的序幕〔7〕。1988年在北京路新大新百貨公司大樓建築工地發現兩組南越國時期的大型磚鋪地面，也令人聯想到與南越國王宫的關係。隨着1995年忠佑大街廣州市電信局大樓建築工地南越國石構水池（蕃池）遺迹的發現，南越國王宫遺址的考古發掘進入了新的階段。1997年在原廣州市文化局大院工地清理出南越國宫苑的“曲流石渠”遺迹。這兩項考古發掘分别被入選爲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自2002年起，爲做好南越國王宫遺址的保護，對遺址進行了有計劃的考古發掘。迄今爲止，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再現了我國以至世界上最早的王宫園林，以大型的石構水池和曲渠所組成的庭園，營造出人爲的東水西流景象，又以遺迹而推測建有漸臺、殿堂亭閣一類建築，表現出南越國所具有的高水平的建築技術；首次在廣東地區發現西漢時期的木簡，其字體與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帛書的字體相仿，内容多與南越國王宫的守備、宫禁之規定有關，可歸爲法律文書；初步發現了兩處南越國宫殿遺迹，但其形制還不很清楚。根據遺址的發掘和勘探資料，廣州市政府將南越國王宫遺址的保護規劃面積規劃爲4.8萬平方米。廣州南越國王宫遺址的發掘與保護，被譽爲“中國文物保護的典範之作” 〔8〕。

　　2. 廣州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位於廣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岡山〔9〕。曾有學者認爲這裏有南越國的朝漢臺遺址，實際上這裏是南越王趙眛（胡）的陵墓。該墓是在城區建設住宅樓時發現的，因施工人員及時報告而使這座地下寶庫得到完好無損的保護，並得以進行考古發掘，確認爲西漢時期的南越王墓。其後在原址建成南越王博物館，成爲廣州市最具特色、也最具品牌、價值連城的文化遺産。一千多件（套）珍貴文物的出土，證明墓主人爲南越國文帝“趙眜”，雖然這與史料所載的“趙胡”不合，也有學者對墓主人身份是否南越國文帝提出質疑，但此墓藴含的社會意義已遠遠超出一般的考古價值，它所體現的文化遺産的保護意識與觀念已深深地烙在國民的腦海里。

　　3. 廣州南越國水閘遺址

　　2000年在廣州市區中心的西湖路光明廣場建設工地發現了南越國時期的大型木構水閘，其位置可大致上確認爲南越國都城的南界。這裏面臨南海，北距南越國王宫約500米。作爲一處水利設施，這處水閘的作用主要是保護了南越國的王城和宫殿，但它所顯示的兩千多年前高超的水利工程技術，給予我們很多可以借鑒的啓示。爲了有效的保護這處珍貴的文物遺存，廣州市政府作出了原地保護的决定，保留在所建的大樓中庭並展示。這是在現代城市建設中保護古代城市遺迹的成功範例〔10〕。

　　四、南漢國帝陵的發掘與確認

　　1. 南漢昭陵 

　　位於廣州市東圃石馬村。1954年發掘。墓地三面環山，墓前原有石馬、石象等。墓爲券頂磚室，有斜坡墓道。全長11.64米，内分主室、過道和前室三部分。前室左側有分格的器物箱（共分8格），埋藏於地面之下，箱中的隨葬品仍保存原樣；右側有半圓形耳室。此墓已經被盗，墓室有許多處盗洞。隨葬品只剩下陶瓷器，有30多件青釉瓷罐和100多件灰陶罐。其中4件夾耳青釉瓷罐造型特别，蓋沿出横樑，扣入器肩的夾耳中，有孔，可用繩子貫穿。提揭時蓋子不會滑脱。罐表裏施釉，出土時釉色青翠，日久變色轉青黄。在少數墓磚的表面或一側有刻畫文字。有“陳懷甫”、“張徊”、“六月十三日張匡  ”和“干和十六年四囗興寧軍囗”（磚殘斷，文字未完）等字樣。前3個可能是造磚者姓名。“干和”是南漢中宋劉晟的年號，干和十六年即958年，劉晟死於是年。由此考證該墓爲劉晟的昭陵〔11〕。

　　2. 南漢二陵

　　南漢二陵即位於廣州市番禺區新造鎮小谷圍島(今廣州大學城)的德陵與康陵〔12〕。2003～2004年發掘，其後入選爲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德陵在北亭村東側的青崗北坡，幕向北。前有墓道，略作傾斜，北高南低，長12米，寬3.08～3.21米，在南端近封門處放置190件青瓷罐和82件釉陶罐，成11行排列。墓室全長10.43米，寬3.04～3.45米，分前、後室。前室長6.27米，寬3.14米，兩壁上下兩層壁龕共18個，隨葬品早年被盗，僅在墓室西側找到數塊釉陶屋殘片。後室長3.48米，寬3.77米，兩壁上下兩層共有10個壁龕，後壁有一個很大的盗洞。

　　此墓没有發現能證明墓主人身份的遺物。以往多誤爲康陵。從墓葬形制考察，與已確認爲康陵和昭陵的兩墓有較多相同之處，出土器物爲南漢時期。又據有關史料記載，德陵在海曲，其道上有昌華宫。另有史料又記昌華苑在河南官洲北亭。而今北亭村亦稱昌華市。由此，可認定該墓就是南漢劉隱的德陵。

　　康陵在北亭村東南側的大香山南坡，由地面陵園與地下玄宫組成。陵園有神墻、角闕、陵門，陵臺由基座、神龕、祭臺組成。地下玄宫向南，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和後室組成。墓道長17.5米，寬3.3～3.4米；墓室全長9.84米，寬3.16米。兩壁上下共有壁龕30個。陵園出土的遺物有蓮花紋瓦當、雙鳳紋瓦當、獸面脊頭瓦、筒瓦、垂獸等建築構件。墓室出土遺物有青瓷器罐、盒、碗、盞；陶器罐、碗和水果象生香蕉、木瓜、菠蘿、柿子、桃、兹菇、葧薺等；還有玻璃器、玉片、串珠、玉洗、石俑殘件。最爲重要的是哀册文碑，文中共1062字，載有“大有十五年……高祖天皇大帝崩……遷神於康陵……”等銘句。據此可確認此墓即爲南漢高祖劉岩之陵墓。

　　南漢立國67年，共有五主。除劉隱的德陵、劉岩的康陵兩處外，劉晟的昭陵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發掘，陵墓現已不存。殤帝劉玢被其弟所殺，没有陵墓。而後主劉鋹被宋所擄，死後歸葬於韶關曲江獅子崗，但此墓至今尚未發現。

　　南漢帝陵的發掘，爲研究我國古代陵寢制度的發展演變提供了極爲重要的實物資料，其考古價值非同一般。

　　五 、結　語

　　珠江三角洲地處嶺南，在先秦時期屬百越之地，雖與中原相距甚遠，但考古學文化表明與周邊鄰省區關係密切，與長江流域及中原地區也有相互間的影響。從距今7000年的咸頭嶺文化到西樵山雙肩石器；從周時期的原始瓷器、夔紋陶器到米字紋陶器；從先秦時期的衆多小方國到秦漢時期南越國的建立，郡縣制的確立，南漢國的自立，其間的歷史發展進程顯示了遠古人類的遷徙、民族的融合，國家的統一以及嶺南歷史文化、文明的演進。嶺南早期的歷史爲今天的文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先輩們的努力爲社會的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注釋：

　　〔1〕深圳市文管會辦公室等：《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圖録》，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2〕邱立誠：《史前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器》，《嶺南考古研究》第5輯，香港考古學會2006年出版。

　　〔3〕東莞蚝崗遺址博物館編：《東莞蚝崗遺址博物館》，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東莞市南城區蚝崗遺址初步發掘簡報》，《華南考古》第2輯，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4〕崔勇：《廣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發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07年1月12日；《廣東曲江馬壩石峽遺址古稻研究》，（與張文緒、向安强、楊式挺、肖東方合作），《作物學報》2006年第11期；《廣東省封開縣杏花河舊屋後山遺址古稻雙峰乳突及稃殻印痕研究》（與*張文緒、向安强、姚錦鴻合作），《中國水稻科學》2008年第22卷第1期；向安强：《廣東史前稻作農業的考古學研究》，《農業考古》2005年第1期。

　　〔5〕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深圳屋背嶺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第3期。

　　〔6〕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羅横嶺山》，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7〕廣州市文管處：《廣州秦漢造船工場遺址試掘》，《文物》1977年第4期。

　　〔8〕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州南越國宫署遺址1995—1997年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9期；馮永驅等：《廣州文物保護十年(1995~2005) 》，《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0〕馮永驅等：《廣州文物保護十年(1995~2005) 》，《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商承祚：《廣州石馬村南漢墓清理簡報》，《考古》1964年第6期；麥英豪：《關於廣州石馬村南漢墓的年代與墓主問題》，《考古》1975年第1期。

　　〔12〕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南漢德陵、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