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器的使用

　　陶器的發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出現，標誌着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陶器與磨制石器的出現，常常作爲人們劃分新舊石器時代的一個重要標誌。陶器是人類第一次利用自然物質，通過火作媒介，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出來的嶄新的物質。陶器以粘土爲胎，利用粘土的粘性、可塑性以及在高溫情况下可燒結性的認識，經過粘土的選揀、手捏、輪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後，在800～1000℃高溫下焙燒而成，坯體不透明，有微孔，具有吸水性，叩之聲音不清。陶器可區分爲細陶和粗陶，白色或有色，無釉或有釉。品種有灰陶、紅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等多種。陶器發明之後，廣泛用于日常生活，並成爲炊煮、儲藏、盛食以及紡織、裝飾的用品。

　　華南地區是中國陶器的起源地。南海北岸及其附近島嶼也發現較多早期陶器殘片。廣東英德的牛欄洞堆積分爲三個大的時期，形成于距今8000～12000年間，在其距今9000～10000年的第三期早段發現了陶器遺存；南海北岸的廣西南寧頂獅山遺址堆積，距今近萬年時期，發現陶器，器類僅見圜底罐或釜形器。製作和裝飾手法均極原始。先秦時期，陶器一直是人們主要的生活用具。

　　二、陶器表面裝飾反映審美需求

　　陶器的製作中積累了大量的裝飾經驗，使人類的審美得到極大的提高和升華。其中對坯體本身進行的裝飾手法，是原始制陶過程中最具表現性和趣味性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是最古老的原始裝飾技術。它幾乎是與陶器同時出現的，是原始制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藝技術，是在實用的功能性與當時人們的審美情趣與經驗，共同作用下産生和發展起來的。

　　初期的陶器坯體裝飾手法比較單調。一般多爲壓磨、拍印或施以纏戳、刻劃紋樣。紋樣的種類也稍單一。多是繩紋、網紋、斜線紋、點劃紋、平行線紋以及它們的組合。並衍變出戳、壓、剔、刻、劃、印、粘、塑等多種手法。陶器坯體上直接進行裝飾所採取的手法是比較豐富的，大體可以分爲以下幾種：1. 壓磨：用石塊或其他光滑的器物壓磨坯體表面，使其光滑、緻密、平整。2. 拍印：用帶有各種紋樣的木制、陶制的拍子或卷纏繩索的木棍直接在半干的坯體表面進行均匀的拍打，使坯體堅硬、緻密，並在坯體表面留下紋樣。3. 刻劃：以木棒、骨錐或其他硬質材料的尖鋒，刻劃坯體表面，使其産生圖案或紋樣。4. 塑貼：用手塑或模壓手法製成動物、植物、人物，或直接用泥條、泥丸、泥片等鑲貼在坯體表面上。5. 鏤空：將器壁的某些部位刻透，造成各種透孔的圖案。

　　彩陶是中國史前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仰韶文化和馬家窰文化等許多原始文化都以非常精美的彩陶而著稱于世。在珠江三角洲以及相鄰的沿海地區，也有史前時期彩陶器物發現，這是先民們勞動創造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先民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反映。目前在澳門、珠海、深圳、香港、中山、東莞、增城、肇慶等地都有彩陶器的發現。從陶器的用途上看，北方地區的彩陶可以分爲炊煮器、飲食器、水器和儲藏器幾大類，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及相近的沿海地區，彩陶器種類以圈足盤最爲常見，也有少量碗、杯、鉢。基本不見炊煮器和儲藏器。華南考古材料表明，彩陶源于紅衣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陶器彩繪與赭紅色陶衣有密切關係，開始人們因某種用途的需要，將器內外塗上紅色的顔色。陶衣製作技術爲彩陶的出現提供了技術和物質的條件①。所謂圈足盤，即器物上部爲盤，下部爲圈足。外壁繪以紅彩，紋飾有波浪紋、浪花紋、點狀紋、帶狀紋、變異的圖案等，有的還配以劃紋，圈足上多繪波浪紋並常配劃紋和鏤孔。環珠江口地區彩陶器出土的主要遺址有香港的南丫島大灣、深灣、香港島的大浪灣、舂坎灣、大嶼山的蟹地灣、屯門龍鼓灘、涌浪；澳門路環島黑沙、路環村前地、大王廟②；珠海淇澳島後沙灣、唐家灣東岸和下柵大金頂、橫琴島赤沙灣、內伶仃島銅鼓洲；深圳大黃沙、咸頭嶺、大梅沙、小梅沙；中山南蓈龍穴、泮沙和石岐白水井；東莞萬福庵、南城蚝崗；增城三江金蘭寺；肇慶蜆殻洲等，大都以泥質紅陶爲主。在福建沿海地區也有彩陶發現，在閩江下游、閩東沿海及閩南沿海地區都有彩陶遺址發現。靠近南海的閩南沿海地區，如惠安縣的大岞村、廈門市、雲霄縣、莆田縣均有彩陶遺存。雲霄縣的列嶼鄉墓林山遺址、莆田黨尾山遺址、漳浦香山遺址以及南安縣均有紅彩寬帶和圓點紋彩陶發現，而再往北，則主要是黑彩了。

　　拍印技術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坯體裝飾技術。是用帶有各種紋樣的木制、陶制的拍子或卷纏繩索的木棍直接在半干的坯體表面均匀地進行拍打，使坯體堅硬、緻密，並在拍打過程中在坯體表面留下印紋。初期制陶主要爲手制，如將塑性陶土先製成一個圓底墊，然後將粘土搓成粗細均匀的泥條，一層層地旋轉盤築或迭築，將器物逐漸升高，形成一定的造型。這個過程正如甲骨文的“匋”字——一個躬身的人正在使一塊泥向上做功，使之成爲一個器物。

　　刻有紋樣而具有粗糙表面的陶拍或木拍在拍打整型過程中要比光滑表面的陶拍在使用上更好。因爲光滑表面的陶拍拍打在陶器上時，僅只是在擠壓拍打部位，坯壁易發生開裂現象。而粗糙的陶拍或木拍在拍打過程中，旣有擠壓又有固定和堅實坯體的作用，使坯體更加堅硬、緻密。而在這種實用的功能性之下，人們在製作陶拍或木拍的粗糙表面時隨着審美的經驗，將其刻劃成繩紋、籃紋、席紋以及各種幾何印紋，用這種陶拍或木拍均匀而有規律地拍打在坯體上，自然形成美觀而又獨特的裝飾紋樣。拍印的方式一般分爲兩種：徒手拍印與慢輪拍印。拍印方法是用陶拍在半干的坯體上向着一個方向匀速且有規律地拍打，使得坯體的器壁厚薄、濕度均匀，以提高燒成率，減少開裂的機率。

　　模印紋與戳印紋都是印紋的一種。模印紋是用帶有紋樣的木拍或陶拍在半干的坯體上有計劃、有規律地壓印出精巧、細緻的圖案。戳印紋是用小木棍、小石塊的尖部或指甲戳印出來的圓形、半圓形、新月形、長條形或X形等以點爲主的印紋。通常以環帶狀形式裝飾在器物的肩腹部，充分反映了點裝飾的一般規律。

　　三、陶器上的刻劃符號

　　在陶器上刻劃符號的歷史較爲長久。距今7500年前的河南舞陽縣賈湖遺址的幾座墓葬中，就出土了三片刻有符號的龜甲和一件有符號的石器。符號的形狀和商代甲骨文很相似。距今6000年前後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中有刻劃符號發現，人們以爲這可能是文字的起源，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發掘報吿中就提到，仰韶文化的陶器刻劃符號，可能與文字起源有關。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認爲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説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1977年，唐蘭作《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又提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劃或繪寫的符號是文字。

　　嶺南史前遺址中陶器上的刻劃符號以佛山河宕遺址最具代表性。這個遺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晩期（年代距今4300～3500年）的一處重要發現，1977～1978年由廣東省博物館與佛山市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對佛山河宕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①，楊式挺先生主編出版了河宕遺址發掘報吿《佛山河宕遺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發掘報吿》。該書分類詳細地介紹了河宕遺址的地層堆積、文化遺迹及遺物、墓葬、陸生水生動物遺骨等，科學、詳細、如實地描述其遺址的文化面貌及探討其文化內涵和學術意義。該遺址揭露面積760平方米，發現有明確的文化層和豐富的人類活動居住遺迹，清理墓葬77座和各類遺迹及大批文化遺物。共計有各類石器200多件，骨牙器60多件，夾砂陶、軟陶、白陶、彩陶和硬陶達4萬餘片。發現70多片（件）46種有刻劃符號的陶片，符號主要刻于出土于第3層的陶盤和陶豆的圈足內壁。發掘者認爲，這是廣東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末期遺址中刻劃符號最多的一處，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値得深入硏究的發現。一件陶器上多刻一個，也有少量刻2～3個合文的，形體結構以線形的數碼或記事符號爲主，也有少量魚形紋和筆劃複雜的圖形符號。在珠海寶鏡灣遺址中也有刻劃符號的發現。發展到商時期，在粵東的浮濱文化中發現有近30多種刻劃符號，它們多刻劃于器物的肩腹部及豆把上。目前所見的這些刻劃符號一般都是單個存在，很難確認它們就是文字。但是，使用符號這一行爲本身，也足以説明浮濱文化已發展到一定的水平。 

　　陶器符號有的是圖形，有的只是幾何形，過去多被理解爲藝術性的裝飾，或者同語言沒有聯繫的標記，但與較晩的文字結合在一起來分析，則可以看出其間的發展脈絡。陶器符號總是在器物的特定部位上，而且一般限于較小的局部，便和只起藝術裝飾作用的花紋不一樣。陶器符號常被用來表示所有關係，如器物屬於某人或某一家族、氏族所有。有的還可能是製造器物的個人或家族、氏族的標記，這也可説是一種“所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