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十三行有着極爲豐富的經濟、文化的資源。對於今天的改革開放而言，是一面非常難得的歷史之鏡。因此，全方位展開對十三行的研究，從多角度切入，已是當務之急。它藴涵有時間、空間、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廣泛的内容，横跨有從廣東至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文、經濟、地理、城市建設的重大命題：海上絲綢之路、官商與民商、鎖國與開放、社會轉型、文化傳承與揚棄……等等。在當時封建極權統治之下，十三行的存在，當爲國門所開的一條縫隙，其與貢舶貿易相左的商品平等交换、互惠互利的自由貿易，是必帶來世界上先進的思想、文化，對天朝上國的體制以相應的衝擊，也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打下了基礎，對中國由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起到了相應的推動作用，與之伴隨的還有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物質文明。我們對十三行的物質層面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事實上，無論是粤海關、還是東印度公司，對於絲綢、陶瓷、茶葉的貿易，都有着相當詳實的記載，爲外貿史的物質層面提供了厚實的研究材料。但對制度層面的研究，却深入得很不够，這不僅需要掌握清廷制訂的制度，有一個全面的把握，而且更需要對行商的應對策略、包括變通方式、以及外商所在國的制度、政策有所把握，這裏面的内容當更豐富、更發人深省、更具歷史價值。

　　【關鍵詞】十三行　歷史價值　借鑒意義

　　一

　　縱觀中國一部外貿史，開海——禁海——開海——禁海，循環往復，内中當有多少干坤？從“絶對的海禁時代”（樑啓超語），到“一口通商”，再到“五口通商”，門户開放，又當更有多少詭譎的歷史風雲？近年來，愈發引人注目的，則是“一口通商”之際的“十三行”。其之引人注目，是因爲這麽一個獨特的外貿機制，在2000年的外貿史上，佔有約五分之一長的時間，即從明嘉靖年間至清咸豐年間400年，而這在世界貿易史上更是一個風起雲涌的時代，幾乎是從葡、荷、英相繼稱雄海洋始，至蘇伊士運河開鑿的前夕。十三行在這麽一個世界大背景下，幾乎獨佔中國對外貿易約4個世紀，期間又有多少歷史癥結須解開，多少經驗可借鑒，多少功過應評説。難怪日本學者在翻譯樑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時稱：“餘欲從中國商業與中國商人之究明，而致力於解釋中國得以保持四千年生命之故”，竟上昇到了華夏文明幾千年經久不衰的歷史高度上來破解“十三行”商貿之謎。

　　毫無疑義，十三行是中國外貿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華彩樂段，有着極爲豐富的經濟、文化的内容鬚發掘。尤其是對於今天的改革開放而言，更有非常重大的借鑒意義，是一面非常難得的歷史之鏡，我們没有理由不從中汲取到厚重、豐碩的歷史文化資源。因此，全方位展開對十三行的研究，從多角度切入，已是當務之急。我們可以當之無愧地宣佈：十三行，是廣東經濟史的一大亮點，更是廣東對於全國而言的一塊歷史文化的名牌，擦亮它、打磨它，對於廣東這麽一個經濟强省，更上一層樓，成爲文化强省，其意義非同小可。廣東的學者、作家，當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一歷史任務：的確，十三行的價值怎麽高估也不爲過，這麽一個歷史的專有名詞，它藴涵有時間、空間、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廣泛的内容，横跨有從廣東至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文、經濟、地理、城市建設的重大節點：海上絲綢之路、官商與民商、鎖國與開放、社會的轉型、文化的傳承與揚棄……等等，須展開的研究層面非常之多。做好了，自獲益匪淺。

　　二

　　把十三行的時間跨度，置於世界歷史的演進上，無疑是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其時的歐洲，剛剛走出了中世紀，由神的時代走進英雄的時代，啓蒙主義、人文主義興起，工業社會、航海事業迅速發展；而在中國，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因改朝换代遭到了扼殺，遊牧民族却視封建的農耕文明爲先進楷模，從而視商貿爲末流，與世界的大發展發生牴牾，却又不能不藉助外貿支撑國家經濟——連賠款也要讓十三行支付，這種歷史的錯位，勢必誘發社會的陣痛，這麽一個商業群體，到底又能提供多少近現代的思想觀念？圍棋中的幾個氣眼，能盤活出什麽嗎？

　　而今，中國已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回過頭來，再看30年前，幾乎也同樣是30年的“一口通商”，歷史似乎又顯現出了其驚人的相似的一面。雖然歷史的大場景已發生重大的置换，離十三行消亡的時期亦已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但從歷史的長河來看，經歷了2000年封建社會的中國，這100年又能走出多遠？法國人在《停滯的帝國》中，把林彪和和珅相類比，暗喻中華大帝國並没什麽多大變化，這在我們似乎難以接受。而當年的“一口通商”，是出於明清二朝自視爲“天朝上國”、“萬邦來朝”的理念，根植於封建帝國的封閉、慵懶與保守；而共和國建國後30年，僅餘下在十三行所在的地方進行“一口展銷”的廣交會，當是出於無奈：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但仔細反思，那種閉關鎖國的理念難道不一樣根深蒂固麽？而歷史相似之處，更有朱棣恐懼建文皇帝逃至海外而禁海，順治、康熙因臺灣仍在鄭成功手上而“片板不得入海”，“一口通商”似乎是一種命定：從鎖國到開放，這“一口通商”分明是當中一個逃避不了的重要過渡環節，功否，過否，誰人評説？

　　歷史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十三行所在的這片土地：唐代的蕃坊，宋代的市舶司，明清的懷遠驛至十三行，乃至共和國之處三十年之久的廣交會，我們可以説這裏有天時（第二自然之社會的發展）、地利（自古以來海上絲路的始發港），但更重要的是人和——當我們讀到西方的史學著作，説宋代東南沿海的市民社會、商品流通、包括市舶司制度的確立，有可能促使中國引發一場商業革命，却最終未能誘發，反而在“蠻族”軍事南下之際發生斷裂與倒退，當我們重温南漢國海洋貿易之興盛，以及宋神宗對其大加稱道的“籠海商得法”，中國的海洋文明當可早早有更長足的發展，而且適逢世界航海大發展時期却最終仍落個閉關鎖國，怎不扼腕長嘆？！

　　既往對十三行的評價，每每落在消極、甚至貶抑的一面。把當年的喪權辱國的羞耻，乃至引狼入室，備受列强侵略的歷史，與十三行强行聯繫到一起，並侮蔑有加，諸如“洋奴”、“買辦”、“賣國”之類。雖然我們從當年外商的歷史記録中可以看到，十三行行商，是堅决拒絶鴉片交易，頗有民族氣節的；而從我們這方的歷史記録中更可以看到，他們不僅捐巨資建大型戰艦，而且還親自參加抗英活動。問題出在那些沿海走私的不良商人身上，却把污水潑到了十三行，引起了歷史的誤讀。

　　但是，在十三行被重新肯定之際，我們又過於簡單地從倫理上解讀十三行行商的愛國、正直、公道……之類，若干文藝作品更簡單化把他們視爲道德楷模、思想先驅之類——這與我們過去文藝創作的類型化、政治化影響分不開，結果造成了“兩張皮”，人物的内在特質與再現的歷史場景故事的邏輯貼不到一起，這顯然與研究欠深入却一窩蜂而起相關。其實，在當時封建極權統治之下，十三行的存在，當爲國門所開的一條縫隙，其與貢舶貿易相左的商品平等交换、互惠互利的自由貿易，是必帶來世界上先進的思想、文化，對天朝上國的體制予以相應的衝擊，也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打下了基礎，對中國由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起到了相應的推動作用，與之伴隨的還有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物質文明等等。

　　在改革開放30年之後，在回過頭來重新解讀這一切，當有新的解悟。

　　三

　　30年的開放改革，對市場經濟的認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自是對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化，使得我們這個民族爆發出無限的生機，激活了巨大的經濟潜能——這當可回答日本學者因研究十三行提出的疑問了：如何“解釋中國得以保持四千年生命之故”了。

　　從“一口通商”的廣交會，到四個經濟特區的“出籠”，又到沿海十四個開放城市，還有上海浦東新區，這是一種梯度開放，其格局及演進十分清晰。同樣，如今與廣交會並列的，除開深圳文博會、上海世博會，還有昆明、南寧等各類大型會展，都在進一步顯示當今中國向外開放的堅定信心，這當然是主動的、積極的、有前瞻性的。

　　對比當年從“一口通商”的十三行，到鴉片戰争轟開的“五口通商”、上海開埠、創立“官督商辦”……對於清朝政府而言，則是步步爲營，被動的、消極的，根本没有遠見，其結果，由於“鐵路國有”即收歸官辦，反反復復，終引發民變，成爲這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倒臺的一個導火綫。

　　兩相比較，當引發更多的深思。

　　雖説在同一片東方的土地上，由於歷史的情勢不同，根本在於制度的不同，二者雖説在表現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最終的結局却大相徑庭，一百多年的被動開發，導致的是喪權辱國、軍閥混戰、社會極度動亂，久久不得解脱；而這30年的主動開放，則是國力成幾何級數增長、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百姓正在步入小康社會……當然，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如權力尋租導致的貪腐，教育、醫療、房價等民生問題凸出，如何避免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的社會失衡等等——這些，自與我們揹負的沉重的文化傳統相關，自然也應在過去的歷史教訓中找到相應答案。

　　這一來，十三行研究的作用與意義也就凸顯出來了。

　　歷史的投影在今天可謂比比皆是。當我們深入到十三行的“洋商”及“公行”制度的研究之中，那種游移於“官商”與“民商”間的遲鈍，特别是所謂“廣州制度”（外商稱清廷對外商制訂的一系列規章制度）……種種，我們難道不一樣在今天某些公文中似曾相識麽？當商品流通、市場經濟讓紛至沓來的各種信息——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文化藝術之際，對我們一度固化的思維方式、認知方式産生衝擊，我們所取的態勢又當如何？相對發達的城市經濟，是必有相對先進的制度文化與觀念價值，令社會的文化勢能得以提昇。可以毫不含糊地説，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爲何均萌動於南方，正是以“一口通商”的十三行引進的物質商品流通及所伴隨的思想文化所引發的。十三行制度最終的消亡，自是歷史的必然。

　　早在鄭觀應那裏，便强調民商才是“大旨本原”，只有走民族資本主義之路，方可改革、致强，死抱住封建觀念，是必本末倒置，“官不能護商，而反能病商”，中國的流弊則在於“官道”，與他同時代的胡禮垣，亦指出“官督商辦而爲辦法之不善”——他們都出生於十三行的後期，當更能體察其中的弊端。這也説明，十三行行商何以“富可敵國”，却又最終“立夭”，説垮就垮，到頭來，仍被玩弄於官的股掌之上。

　　我們對十三行的物質層面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事實上，無論是粤海關、還是東印度公司，對於絲綢、陶瓷、茶葉的貿易，都有着相當詳實的記載，爲外貿史的物質層面提供了厚實的研究材料，做好這一層面的研究是非常需要的，是打基礎的工作。

　　但對制度層面的研究，却深入得很不够，這不僅需要掌握清廷制訂的制度，有一個全面的把握，而且更需要對行商的應對策略、包括變通方式、以及外商所在國的制度、政策等等，都要有所把握，這裏面的内容當更豐富、更發人深省、更具歷史價值。尤其是對於今天的改革開放，無疑有重大的借鑒作用。

　　而上昇到十三行精神層面上的研究，我們目前則非常欠缺。

　　四

　　近日，我寫了篇《十三行的謡諺與小説》，嘗試在這個層面上加以開掘。其中最主要的謡諺，便是道光年間的：

　　潘盧伍葉，譚左徐楊。

　　虎豹龍鳳，江淮河漢。

　　應該説，由於沿海商品經濟發達，明清二朝，洗脚上田，棄仕從商已不在少數，所以，商人，雖列“仕農工商”之末，但在廣東已不再被人瞧不起，乃至被推崇爲“虎豹龍鳳”，人中之杰。

　　但是，習慣勢力畢竟是强大的、可怕的，這一謡諺，到後來竟變成了：

　　潘盧伍葉鄒，譚左徐楊邱，

　　虎豹龍鳳狗，江淮河漢溝。

　　從當年宏闊的彰顯，到“狗”與“溝”的污穢不堪的的諷喻，這一轉變，自引發更沉重的思考。

　　而盧觀恒要入鄉賢的遭遇，當是最好的注脚。盡管他兒子爲讓他進入鄉賢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造福鄉梓，捐田捐倉，可一旦進入後，却引發空前反彈，舉人、鄉紳們紛紛攻擊他“目不識丁，賤業充商”，一直把狀子遞到了嘉慶皇帝那裏。結果，不但盧觀恒的牌位被趕出鄉賢祠，還處分了一大批人，兒子的頂戴被摘，連廣東巡撫、蕃司也少不了被懲罰。最後成了栽進“溝”中的“狗”。

　　所以，後世有一個“十三行遺囑”的傳説，後人一律不得經商，重操舊業。

　　潘家如此，樑（即左垣公）家如此，我們譚家亦如此。潘家在清末民初出了個大詩人潘飛聲，樑家則出了一批教授、學者，《廣東十三行考》便是樑家後人樑嘉彬所作。

　　當然，也有人歸於當年十三行行商有“儒商”傳統，畢竟又回到了“仕途”上了，但這僅僅能歸結到這上面麽？詩人、作家、教授、學者未必可與“仕途”劃等號。

　　但更要緊的是，當是十三行的命運造成的歷史創傷。

　　其實，遺囑也就是這一歷史創傷而形成的。

　　而這一歷史創傷又該怎麽歸結？

　　文化的、經濟的、思維方式上的、觀念形態的……

　　當我們仍在不同程度地爲創傷記憶所糾纏着的話，我們當如何尋求避免創傷重復的歷史與未來相同的出路呢？如果走不出來，仍在歷史的怪圈轉悠，等待我們的又將是一場怎麽樣的悲劇？

　　我以爲，這正是十三行精神層面上最沉重的、也最有價值的研究内容。

　　只有上昇到這一層面的研究，我們方不會愧對十三行的先行者們，才會在今天的改革開放中，真正解放思想，揚帆出海，繞過暗礁，乘風破浪，駛向光明的未來，實現可能的願景。

　　注釋：

　　〔1〕樑啓超.《中國之都市》轉引自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頁

　　〔2〕轉引自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頁

　　〔3〕（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6頁

　　〔4〕（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頁

　　〔5〕轉引自譚元亨.《廣府尋根》，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頁

　　〔6〕轉引自譚元亨.《廣府尋根》，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頁

　　〔7〕張守常.《中國近世謡諺》，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頁

　　〔8〕張守常.《中國近世謡諺》，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頁

　　（譚元亨，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廣東省政府參事，十三行行商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