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三行是嶺南商業文化的一個集中體現。在其存在的短短百年間，行商們以生命抗争表現出的精神氣度，已經深刻地影響了嶺南文化傳統。而身處嶺南，十三行人又不可避免地展現出嶺南文化之於自身的投影。歷史證明，十三行精神與嶺南文化之間，實際上正存在着一種雙向度構建的關係。

　　【關鍵詞】冒險創新　兼容寬博　重商傳統  

　　史册上，十三行人似乎是幸運的。

　　他們承蒙帝主恩澤，迎來了中華歷史上從未呈現的繁華局面——“一口通商”、越洋經貿，一次嶄新的商業實驗讓這個原來不起眼的彈丸之地在朝夕間從名不經傳的南蠻荒地變成了商業天堂。隨之而來的，是“香珠銀錢堆滿市”的紛繁奪目，是“洋貨如山”的亂眼迷離，是“天子南庫”的獨尊美譽。

　　所有的這些，都是那麽惹人艷羡！

　　或許，十三行人從未想過，在經商往來間要承接着這些特殊的歷史名銜，在單純的營利商貿中要縛上家國命運的繩索。但事實上，他們已身不由己地被歷史的漩渦卷入繁複的鬥争中，不止關涉經濟，更有着政治、外交與民族的意義。

　　可以説，十三行人也是不幸的。

　　他們在原本瑣碎而平凡的生活經歷中被添加了太多的“意料之外”，有着太深重的責任，這已然是一種任何時代與群體都難以承擔的歷史負荷。在清末那個朝暉夕陰、風影摇曳的時間片段，他們歷史性地見证着中外經貿交往的新生，但也不忍目睹在這場經濟風暴中民族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遭遇劫難的。這裏，充斥着不安與驚栗。

　　正是這種時空耦合所帶來的歷史特殊性，鑄造了十三行人的精神，也讓這種精神倒影在嶺南文化的生成過程中，與之産生了一種跨越時空的重叠。

　　在嶺南文化的許多特徵中，其實我們不難看到作爲粤商業文化典型的十三行經貿活動圈的某些精神或理念在其身上的影響。嶺南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之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其獨特的商業文化内核，它具備了在中國“黄色文明”泛生態圈中少有的“藍色”因子。很多學者曾把中華文明定性爲黄色農耕文明的典型，海洋文化的暖風似乎從未吹拂在這片土地上。但實際上，嶺南在中國諸多地域中却占了奇特的一席，其地理特徵及人文精神發展都印证着它正不斷地把自我與海洋牽連在一起，歷史性地、潜移默化地。這當然不僅僅是指空間位置上的接壤，更是一種文化思維的融合。在我們通常所説海洋文化有兩個最主要的特徵，一個冒險拼搏，一個是商業意識。無可否認地，這也是嶺南文化的基本特徵。但筆者認爲，這種基本特徵的形成實際上也有十三行這個嶺南商業典型的影響因素。十三行人在承受深重劫難洗禮中所表達的那種精神、那種文化魅力，已經成爲嶺南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印記。

　　而另一方面，十三行從誕生之日開始又不可避免地接受着嶺南文化的熏染。首先，從主體本身來看，十三行行商多爲久居嶺南之人，其思想文化意識不可否認地沾染了濃重的嶺南色彩。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風格，思考問題的方向等各方面都會帶有文化影響的作用力。其次，從地域而言，十三行地處嶺南文化的一個核心地區——廣州老西關一帶，他們所接觸的人和事物都會讓其身上的這種嶺南文化色彩不斷加重。本來，地域與文化之間就從不應該分以看之，任何地域都會由於其本身的獨特性而對處於其内的事物産生影響。錢穆曾經説：“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區别，進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它和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等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具有掌控力和制約力。”而樑啓超也有就地域對文化影響作出詳細而獨特的論述，其《地理與文明之關係》曾言道“凡天然景物過於偉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象力過敏，而理性因以减縮，其妨礙人心之發達，阻文明之進步者實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則人類不被天然所壓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愛其美，而爲種種之試驗，思制天然力以爲人利用。”地域差异不是也不可能僅僅是地理空間位置上的劃分，在更大意義上，它應該是文化特徵的一種標識。所以，十三行在影響着嶺南文化生成的同時，也在歲月中默默地接受着嶺南文化的打磨熏染。文化就是這樣，總在不斷沉積，不斷衍生、流變，與發展。

　　以下，筆者將嘗試從幾個方面論述十三行精神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這種雙向度建構關係。

　　冒險拼搏 ，開拓創新

　　十三行行商們的生存從一開始就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盡管一口通商格局的形成爲他們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他們也肩負着朝廷與洋商的雙重壓力。可以説，他們是在夾縫中生存着的一群。“紅頂商人”的風光耀眼其實只是一波又一波經濟政治厄運的外殻包裝，“寧爲一只狗，不做洋商首”或許才是他們真正的心靈表達。行商的連坐制度、對外商犯事處理的分寸把握、對朝廷奢侈需求的滿足……所有的這些，都足够讓這個群體生存得噤若寒蟬。但正如廣東民諺所説的“有危才有機”，正是在這樣空前復雜的營商氣候中，十三行人却有着獨特的生存之道。他們意識到，這種困境是時代的産物，是整個政治環境與人的搆成精神所導向的，並不是幾個行商，或幾個名銜就能改變。如果説天下太平的和樂氣象能讓商人們把自己的經貿活動放置在一個平穩的大環境中從而得到不驚不乍的坦途式光明前路，那麽在當時驚濤駭浪、晴晦不明的氛圍中，十三行人却又能以冒險家的心態去拼搏一番，帶着滿身傷痕闖出荆棘叢中的一條血路。

　　就像十三行行商中最具代表性的伍秉鑒，這位被現代人譽爲世界首富的傳奇人物，其執掌怡和行的生命歷程時時刻刻都表現出一種大無畏的冒險拼搏精神。當然，這其實也是客觀現實的一種需要。如果他不去拼，不去闖，莫説世界首富只是一輪泡影，即便在洋商遍佈、官僚横行的十三行立足，已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作爲當時叱咤風雲的人物，伍秉鑒深諳此理，這其實也是一個商業怪圈——他地位和財富的提昇，是因爲那種拼搏的狠勁，但當其真正高處不勝寒，想沉静下來收斂行事時，這實際上又成爲一種奢望。現實要求站在整個商行上層的他更要拼，更要放手去做。這也許也是後來怡和行逐漸衰敗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他們已經控制不了商行前行的航舵了。據史料記載：

　　伍家成爲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1831年公司欠行商款總額約75萬兩，其中欠伍秉鑒約55萬兩，占73%；1823年爲76萬兩，1824年爲85萬兩等。大班每年離開廣州前往澳門居住，都將公司的存款和金銀移交給伍家保管。1816年3月，伍家被委托保管現款將近40萬元，還有新運到的金銀46箱，約15萬元。

　　可以想象，當時的怡和行是何等風光，但這風光背後又是何等的危險。債臺高築對於當時處於弱勢的商人群體而言並不是一件美事，因爲這牽涉到的，不僅僅是如何收回款項的問題，還有就是當時政府的態度政策。在對洋貿易上，清政府一向要表現的是一種“招徠遠人，宣揚聖德”的光輝形象，他們要樹立大國的威信，建立高高在上的形象。由此，統治者們都認爲商貿中的“錙銖必較”是有失國體的，應該以大國的慷慨對他們給予“施捨”“賜予”。所以，“清帝在中外糾紛中，往往喜歡扮演一種‘朕統萬方，天下一統’的裁判角色，爲體現出懷柔政策，甚至多偏向於外方”。這種態度實在讓十三行行商們吃盡了啞巴虧。很多時候巨額的欠款就在一道批旨間消失得無影無踪了。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裏面曾經記載了當時的一些情况，“公行的行商們自然是慘受敲詐，1771年已經發現其中有很多家破産，此外還拖欠了應付給官方的款項；於是公行被解散。據説這是爲了外商們的利益而作。”

　　在當時這種情况下，怡和行的這種大批款項外借確實是冒險之舉，但這又是不得不爲的事情。如果不是步如此險途，他們根本不可能與洋商們建立一種信任關係，也就不能把自身在商貿活動中的地位與之放置在一個平行綫上。十三行商人們的所謂“對等貿易”，其實是一種以消耗自己資本和冒極大風險爲前提所營造的商業氛圍。這種狀態在當時的十三行商人中已經成爲一種行業習慣，無差别地分於每個人身上，“封建王朝統治下，商人社會地位低微，無法與官府抗衡，迫於無奈，潘啓只能采用消極的反抗方式，以求助於通過權錢交易來换取‘公行’制度擱置。”可想而知，這種冒險精神在這個艱難生存着的群體中是起着何其重要的作用。

　　到了後來清政府所實行的保商連坐制度，又讓十三行商人們陷入了另一個險地。這種方便政府管理、保证外國利益的舉措，實際上是讓整個十三行的商業群體變成了連環船，每個商行在經濟活動中所要面對的風險都同樣地投置到其他商行的身上。這樣，他們要顧慮的和面臨的灾難也更深重了。他們甚至不知道在什麽時候突然身邊的一個商行倒閉了，然後自己又無緣無故地要把他們的欠債揹負起來。就像在嘉慶元年（1796年）蔡世文由於欠50萬兩巨債而自盡，其欠款最終還是落到了廣利行盧觀恒的肩上。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勝枚舉，這似乎已經成爲當時十三行人身上一顆不知名的定時炸彈。在這種情况下，他們的經濟活動更不能畏首畏尾，只能以“豁出去”的冒險精神延續着商行的生命。十三行人的冒險創新，是一種主觀精神意志，但也是一種客觀的“爲勢所逼”。

　　當然，“爲勢所逼”並不妨礙這種冒險創新精神在嶺南文化中的承傳與衍化。十三行作爲嶺南商貿文化中重要的一頁，它所牽領的，其實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風雲滄桑，更是一種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文化是形而上的建築，它的積累不是一磚一瓦的實體式堆叠，而更應該是無意識的歲月沉澱。十三行人的這種冒險精神對嶺南文化的影響當然不是立竿見影式的，不是從無到有的過程，它更有着一種强化的、沉積的意味。十三行深刻的商海記憶，其實縈繞的，不僅僅是那幾個商行家族，更是整個南粤大地，包括他們的商業精神，那種冒險進取、敢於直闖、開拓創新的精神。

　　另一方面，十三行人爲什麽能具備如此特殊的商業氣質？爲什麽在全國的商業群體中能獨樹一幟地表現出敢爲天下先的冒險精神？這又是源於嶺南文化本身的引導和感染。

　　樑啓超曾經説：“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以度外,以性命財産爲孤注,冒萬險而一擲也。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鋭,雖同一種族而能忽成獨立之國民也。”這段評述瀕海居民共性的話語，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從地理環境角度對嶺南民性冒險精神形成因由的一種解釋。而林語堂在論及廣東人時，也曾作過一番很有滋味的評價：“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别具一種風格，那裏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爲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爲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罣慮，豪爽好鬥，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在這裏，兩位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點出了嶺南民性的一個突出特徵——冒險進取。事實上，這種與大海相持的而養成的精神，也是嶺南人與中華大地上其他内陸民族相异的核心點。廣東人善於冒險創新，“搏一搏，單車變摩托”的粤民諺充分體現出他們那種爲達到目標不惜一切的拼搏探勝精神。這是在幾百年間與大海對話中磨練出來的自主個性，是在面對廣闊浩淼的海洋時主體心態的一種營造——在海的兇險面前，你必須拼搏，必須冒險，才能與之相處，而争朝夕。身處粤地的十三行行商們在營商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冒險創新精神，大無畏的氣度，正是嶺南人的特殊品格。他們雖深受清廷和洋人的壓迫，頂着連坐的商行制度，背着隨時會由於經濟案件入獄流放的危險，明知道前路渺茫艱險，仍勇往直前。憑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拼勁，横掃商界。這裏面當然也有着客觀環境的要求，但除此之外，主觀意識的萌發還是有着很深刻的嶺南文化影響因子的。

　　而在冒險勇闖精神之外，十三行人身上那種善於變通，不拘泥一格的性情也反映了嶺南文化對他們的深刻影響。嶺南人在與海洋搏鬥的生存空間中，“如無一種隨機應變、靈活敏鋭的個性，避險趨易，化險爲夷，則很可能時刻葬身魚腹”。環境决定民性，世代延續的生活聖經讓他們養成了一種“變”的思維習慣。酈道元《水經注》裏曾有“水徳含和，變通在我”之語，老子五千言中亦有“上善若水”之談，能居於任何形態而不斷修葺自我，以浩淼深廣之態藏圬納垢於無色無形之中，水這種以“變”爲形的大德，亦成爲了嶺南民性之德。而這種民性德行，在十三行後人們棄商從文，遠離祖上所經營的事業而覓尋屬於自己道路的選擇上，有着典型的表現。對於十三行後人而言，“棄商從文”裏的“棄”，其實就是一種改變，一種變通。《易傳》强調“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通，才能使事物迎立於不斷變遷的外部環境之中，在物質世界裏保持自我的生存力量，不至於存在價值在滯後中失落。十三行行商們深諳這個最簡單却又最艱深的哲學道理，在發展道路上讓後代不再封鎖自己，而是“變”，變商爲仕，棄商從文，總之不再涉足於自己曾經飽受冤屈折磨的商道。作爲曾經叫響天下的十三行行商們，面對着這個自己一手打造的商業帝國，改變，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選擇。人的思維總有着一種固定性，當自己在某個領域取得非凡成就時，總希望子孫後代延綿不絶，繼承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但這些行商們没有這樣做，甚至“不約而同”地讓後人皆放棄商途。在這個艱難决定的背後，我們看到的一方面是十三行先人們當初經營這個商業帝國時，在表面風光的粉飾下，一直承受着的那種無奈與痛苦，另一方面也是嶺南人生命流淌出的一種特殊地域文化品質——變通。

　　海納百川 ，兼容並蓄

　　“海上絲路”在嶺南的鋪設，使這裏的文化有了一個與西方對話交流的重要機遇，也讓嶺南人兼容開闊、海納百川的氣度在中西文化碰撞所激起的重重火花中更爲凸顯。十三行是“海上絲路”延展的基點，亦是清末中西文化經緯交叉的接融點。

　　十三行作爲清朝對洋貿易的唯一通途，其所面臨的西方文化衝擊無疑是前所未有的巨大，這不僅表現在洋貨物對本土物資的打擊上，更有着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直接碰撞。在康熙開通海上貿易大門以後，剛開始對教會文化並没有采取太嚴厲的打壓政策，使很多的傳教士在這個時候能够走入中國的大門。就像天主教的湯若望、張誠、南懷仁、戴進賢、郎世寧等，他們把西方的文化帶進了中國人的視野，讓長期處於閉關鎖國而變得妄自尊大的國人開始意識到除了清朝廷之外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國家，除了黑眼睛黄皮膚的中國人外地球上還有其他不同種族膚色的人，除了長期在中國思想領域佔據統治地位的儒釋道那一套之外，人類還是可以有其他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睁眼看世界，是從經濟領域的開放，走向文化意義的兼蓄包容的。

　　無疑，處於對外接壤浪尖上的十三行，是最早也是最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外來文化的碰撞力度的。夷館林立和洋商的常駐，使廣州這個彈丸之地同時容納了中西兩種迥异的文化形態，也使這裏的人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外來事物。這是一種瑣碎至日常生活的點滴小事，大至思想層面、家國層面的交融溝通。在當時，由於十三行貿易往來的需要，外國貨幣在嶺南地區大量使用，雖然期間兩廣總督吴熊光曾上奏朝廷要求洋貨幣需要熔制爲銀錠纔可以流通，但清廷爲免生事端，最終不了了之，没有予以批準。因而干隆年間便又一次出現了“銀錢堆滿十三行”的景象。

　　而至於外教傳來之熱，這時候風氣更甚。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雍正十年七月初二日廣東總督鄂彌達上奏朝廷的奏摺中，清楚地記録了當時廣東傳教的“熱鬧程度”。他在奏摺裏稱：

　　廣州城有8處設天主堂，正堂主由外國人充任，副堂主都是中國人，負責招收信徒。西門外楊仁裏東約堂1400餘人，楊仁裏南約堂1000餘人，濠畔街堂1200餘人，盧排行堂1100餘人，天馬巷堂1300人，清水濠堂2000餘人，小南門内堂1400餘人，花塔街堂300餘人，8堂誘入男子約萬餘人；又女天主教堂8處，……八堂入教約2000多人。

　　當然，鄂彌達上報這份奏摺的目的是希望清朝廷加强對天主教的防範措施，禁止傳教者繼續在廣東進行傳教活動。但從另一個側面，我們不難看到當時傳教在十三行以致整個廣州城的盛行。根據歷史經驗，外國傳教士在傳教活動中帶來的往往不僅僅是教義、道德方面的宣揚，更有着許多自然、科學、醫學等知識的傳播。這極大地開闊了嶺南人的視野，也拓寬了科學認知的領域。事實證明，嶺南人在後來的發展中比全國許多地方更早也更好地接容了西方文化因素，像鄭觀應、康有爲、樑啓超等一大批有志之士都致力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加入西方某些值得參照的觀念知識，希望以此挽救積弱的國家。而嶺南地區西式學堂的林立、各宗教教堂的并存、科學知識的普及等現象，都表明瞭在這片土地上，人們對外來文化不是持有敵對抗拒的姿態，而是以海納百川的量度去容納所有的“异己”，並使之爲己所用。

　　在這種狀况下，十三行商貿帶來的就已經不是物質意義上的中外交流，而是文化意義上的融匯了。這也促使了嶺南文化中兼容並蓄的品格更進一步提昇。在對外交流開放之前，嶺南文化的開放性更多地表現在它對其他地域文化的接納與認同之中，“其兼容性表現爲各種地方文化的共存共生現象。特别要指出的是，嶺南文化的兼容性表現在對立异質文化的共生上。”就像廣東人習慣於清淡飲食，但他們對川菜、湘菜等其他地域飲食文化從來不拒絶，而是收爲己用，甚至作出適當的調合，演化爲具有粤特色的地方菜係。而十三行商人們却在經濟活動中對嶺南文化兼容并包的特性作出了一次新的詮釋，這次的包容不僅僅是國家内部地域文化之間的，更是國與國、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一次對話。十三行，就爲這個新的嘗試提供了平臺和機會，也促使了嶺南文化這種品質的進一步深化、内在化。

　　而另一方面，嶺南文化本身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特徵，也讓十三行人比中華大地上的其他商群更容易接受外來文化，更積極主動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嶺南地區臨近大海，是中華大地上海岸綫最長的地域。海洋一方面賦予了這裏居民以豐厚的海上資源，另一方面也讓他們的生命中具備了一種與生俱來的海洋性格。在自然界中，大海唯不擇溪流，廣納百川，才能成其浩淼深闊之勢，唯藏污納垢，不拘於物，才能展現最大容量的純净。而海洋賦予嶺南人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兼容並蓄、包容萬物的人生哲學。“它處於與不同文化相互對流和溝通的狀態，不存在嚴重衝突和對抗的局面……它表現了開闊的胸襟、博大的氣魄。”

　　清代以來，隨着外來文化的輸入，西方國家開始走入清廷的視野，中西文明也開始在這裏得到了一次磨合與交融的機會。在此過程中，嶺南人表現出對外來事物的非凡包容力，不但允許多元文化并存，更主動摒棄傳統封建文化的糟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這種寬容，不僅僅是道德意義上的，它更是嶺南人的一種心理狀態和文化情緒，是嶺南民性中根存性的東西。

　　就像在1810年，十三行行商們伍敦元、潘致祥、盧觀恒等人集資在洋行商館聘請邱喜、譚國等人爲廣州人接種牛痘。在這之前，天花在中國是一種極爲高危的疾病，基本上無藥可治，每年由於這個病而失去生命的人不計其數，其中皇室成員也大有人在。可以説，這種疾病在那時長期消息閉塞的中國人看來已經是一種如洪水猛獸般的絶症，大家都覺得不可能有醫治或預防的方法。但當十三行商人們集資請外國醫生爲人們種痘時，嶺南的人們竟然又樂於嘗試，並越來越接受，以致這種醫術推至全國。這件事情其實也反映了嶺南民性中本質地存在着的那種樂於接納、兼容萬物的品格。這，就是一種海洋的性格。

　　而十三行行商們在“商”與“仕”，與“文”的道路選擇中，實際上表現出來的也是這樣一種寬容的品性。没有對商道的盲目固執，没有把自己乃至後代的發展狹隘到僅此一個行業中，而是兼蓄並容，讓他們自己去發展，自己走不同的道路，選擇不同的行業。或走入仕途，感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關懷，或走入學術研究領域，在筆迹墨痕中度過平淡而雅致的人生。任何事情，任何選擇都是有可能的，都不會受到打壓和制止，在此，他們表現出一種經歷大風浪後所具有的開放氣度和海納胸襟。這是嶺南民性在其身上的投影，而他們的行爲也讓嶺南文化得到了一次深化與洗禮。

　　重商傳統，儒商氣度

　　十三行商業圈是嶺南經貿文化發展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筆者這裏所評價的“光輝”，並不是指行商們富甲天下，“家家金珠論鬥量”的氣勢，也不是指十三行“百貨通洋舶，諸夷接海天”的盛况，因爲這些都只是表面現象。紅頂商人的風光旖旎其實只是對他們深受雙重壓迫的生存境遇的一種掩飾和安慰，外表看來繁華喧囂的十三行也處處潜伏着中西矛盾可能帶來的危機。但這一切，並不妨礙十三行商業圈在嶺南經貿史上的地位。從歷史的目光來看，無論十三行人所遭遇的劫難是如何深刻凝重，這都只是一個時間片段的事情，對十三行的評價，更應該放眼於整個歷史長河，放眼於中國、乃至世界發展格局，而不單是一個個零碎的時間段。

　　清朝廷一口通商的政令讓十三行行商們成爲了天下之先，也凝聚了整個十三行商業文化圈。他們具有開拓意義的對外經貿活動創造了粤商歷史上的一個奇迹，其光輝之處正在於他們以群體形式跨出了中華經濟史上對外經貿活動的第一步，締造出十三行商貿圈的繁華，使對外貿易從零星之舉變成普常之事，與洋往來從小心翼翼的稀奇變爲從容不驚的平常。這一嶄新的歷史狀態，爲十三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與平臺，從而上昇至一個更成熟的運作圈。

　　十三行人以世界視野觀照經濟商貿，貫穿其活動的，正是一種大商業文化意識，一種睿智者的風度與氣魄，而不是市儈小商人那種只能看到眼前的短淺狹隘。德國地質學家利希霍芬對廣東人的評價中就曾經説過：“(廣東人)在所有的智能、企業精神、美術情趣方面優於其他所有的中國人。……廣東人對經營大商業和大交通業有卓越的才能，他們生長在自古形成的氛圍中，受其熏陶，形成了一個典型的人種。”這裏所提到的“大商業”氣度，在十三行人的經商活動間有着集中反映。一改傳統商人那種“重利輕義”的價值判斷模式，十三行人做生意講求誠信，堅守原則，不屑爲那些賺錢但埋没良心之事。甚至可以説，他們的行商模式是以廣交朋友爲前提的，而絶對不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商人。在177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就曾經作過這樣的記録：

　　這時我們見到一種新現象即我們已經發現高級商人，他們善於經營，堅持要獲得好的價錢，但當價錢已達到極限時，他們立即讓步，尊重他們的對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們。從這個時期起，雙方不斷衝突，但在整個過程又是親密的朋友。

　　像這樣的例子在他們的日常經貿活動中俯拾皆是。潘啓的茶葉對外銷售活動就凸顯了這一點。茶葉的儲藏是極爲注重通風乾爽的，但海上運輸又不免遭受“水”的衝擊。海上濕潤的環境對茶葉而言是極具風險的。而潘啓一直經營茶葉貿易都對貨物的品質百分百保证，即便貨已經到達大洋彼岸，如果出現霉變等問題，一樣照單賠款或换貨。1783年，潘啓就對東印度公司退回來的1402箱武夷茶進行了全額賠償，這種在很多現在商人看來不可思議的虧本行爲，當時他們做起來却是眉蹙也不皺一下，因爲他們認爲這是“應該的”。這種“應該的”價值判斷，根源正是那種開闊的大商業氣概。而這種胸襟與理念，在後來整個十三行“逆流而行”共同堅持扺制鴉片傾銷中得到了一次最光輝的驗证。可以看到，實際上十三行人已經建構起一個成熟運作的商業圈了。他們不是爲錢而商的一群，而是有着自己的一份堅持與理念的，是以商貿活動實現自己價值的人。

　　十三行經貿活動的開創與堅持，極大影響到嶺南商業文化，促使這裏的商業傳統基奠更厚重，重商意識也進一步加深。當然，十三行人對嶺南商業文化的影響，不單在於重商意識的深化，更在於他們延續性地發展了一種“儒商傳統”。

　　十三行行商們雖然飽經商海沉浮，在商場上冒險拼搏、奮勇無畏，但其實他們之中是不乏儒雅之士的，有些本身就是來自書香門第，捐資購買書法字畫，開設學堂等籌辦文化建設之事甚爲平常。黄任恒就在《番禺河南小志》裏記録道“200年來，粤東巨室，稱潘、盧、伍、葉。伍氏喜刻書，葉氏喜刻帖，潘氏獨以著作傳。”的確，在十三行濃郁的商海風影中，我們感覺到的，不是由金錢物貨轉换帶來的浮躁與愚昧，而是一股淡淡的書香流溢。就像這裏曾經提到的潘啓家，其次子潘有爲善書畫，醉心收藏藝術品，首開清代羊城鑒藏文物珍品之風，並在嘉慶年間刊刻了《看篆樓古銅印譜》《汲古齋印譜》《古泉目録》，并且還有《南雪巢詩鈔》。而四子潘有度著有《義鬆堂遺稿》，其時以詩才著稱商界，居處名爲漱石山房，極具雅致情愫。潘有度四子潘正煒的聽帆樓藏書與文物極爲豐富，他也熱心與文化人交往，當時廣州著名的文化人吴榮光、張維屏等都與他有交情。潘家的這些文化史迹在十三行人中其實並不是一個偶然，而是一個普遍現象。就像當時的十三行行商伍怡和、盧廣利、劉東生、樑天寶、關福隆、謝東裕、李萬源、潘麗泉、麥同泰等共同投資文瀾書院的建設。可見，這些行商們其實都有着一種對文化的傾向性，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滿身銅臭、重利輕義的商人，而是有着一種特殊的文化睿智與氣質。

　　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樑經國對子弟的嚴管中得到某種印证：“經國嚴於教子，賓禮塾師使磨礪灌溉，自是黄埔樑氏乃屢有掇科登仕者矣。”而事實證明，樑家的後人們的確在文化事業上多有建樹，鑒賞收藏之事自不在話下，能吟誦詩詞，撰寫流彩華章，考取功名的也不是少數。這與從祖上傳承下來的深嚴庭訓和叮嚀教導是不能分開的。由此可見，在十三行狂風驟雨般的商戰背後，其實有着一種濃濃的文化情懷。用“詩禮傳家”這個極富象徵性的語彚去形容這些商行家族一點也不過分。“詩禮傳家”，在他們身上不僅僅是一種深情的期盼，更是現實意義上的記載與撰寫。

　　當然，在另一方面，爲什麽十三行能够在嶺南地區創造瞭如此多的奇迹，甚至結成了整個商業文化圈，這也有着嶺南文化本身重商意識的思想淵藪。

　　嶺南地區與海洋的天然相接，使藍色文明在這片古老土地上踏出了深淺足迹。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海讓古希臘驚人早熟地建築起自己獨立的商業文化，並以此爲根基創造出政治城邦制度的繁華。而在中國，海洋亦讓嶺南人早早地就建立了交流互换的思想，而表現出與其他内陸地域不同的文化姿態。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中，“仕農工商”，“商”永遠是遭人唾棄的末流。從戰國的商鞅開始，重農抑商的治國理念便從未在統治者腦海里消失。他們認爲，“農”是一切之本，是滿足生存需要的第一要務，而“商”則是末，只是多餘消費品的一個交换過程。没有農業發展，没有剩餘物，根本就不可能交换。爲了防止人們本末倒置，就必須重農抑商，打壓商業和商人。而嶺南人却不同，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商品交换的重要性，社會分工的細緻化讓這裏的人在堅守自己的分工崗位的同時，亦注重在商業往來中完成生活的全部需要。“必須通過商品交换，才能换取生活的其他必需品以及擴大再生産的資源——這樣，便卷入了商品經濟的大循環中，産生愈來愈强烈的商品意識”。重農抑商“這種封建社會小農經濟條件下萌生的價值觀念，在嶺南地區並無突出的反映。”

　　由此，十三行商業文化圈的建立便有了地域文化基礎依據的解釋。十三行商人們能够在這個遠離天子的地方建造起自己的商業帝國，打造出當時世界商貿格局中的品牌，其實也是由於嶺南地域本身已有的商業傳統。在這裏，人們並不抗禦商業文化，甚至對之有一種由熟悉而致的熱衷。在千百年的商貿間，他們早已掌握了一套屬於自己的“商業經”，十三行對外經貿格局的打開，無疑讓他們有了一個施展拳脚的機會。這種地域性的大衆心理，讓十三行順理成章地在這裏生存着，發展着。

　　房龍曾經説，“中國，與其説是一個國名，還不如説是一種文化”。對於他而言，“中國”所代表的已不僅僅是地圖上某一個刻點，而是一度遥遠而神秘的思想藴藏。這是一種由地理差异而衍生的思考距離。實際上，這種差异不僅表現在中西方的文化鴻溝中，更表現在同一國度的不同地域上。任何一個由地理特徵而進行界定命名的地域稱謂，在某種意義上説，本身也是一種文化代表性的名字劃分。嶺南文化的獨特性，讓十三行商業文化圈得以挺立出自己的姿態，譜寫了中華商貿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一頁。同時，十三行在嶺南的發展，也深深地影響了這裏的文化與傳統。這種影響，不會是雪泥鴻爪、雁過留聲式的稍縱即逝，而更有着點滴沉積的文化意義。對十三行精神與嶺南文化之間這種微妙的雙向度建構關係的解剖，其實正是對文化生成之於地域的一次特例解讀，也是在一個新的角度對嶺南傳統形成過程的一次叩問。

　　注釋:

　　〔1〕劉正剛.話説粤商［M］.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7.

　　〔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3〕樑啓超飲冰室合集［G］．北京：中華書局．1988．

　　〔4〕李國榮主編，覃波、李炳編著．廣州十三行——帝國商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5〕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6〕潘剛兒 黄啓臣 陳國棟.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7〕林語堂.吾國與吾民［M］.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8〕譚元亨.廣府尋根：中國最大的一個移民族群探奥［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酈道元.水經注（上）［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10〕老子·老子：奚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黄壽祺，張善文譯著.周易譯註（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李國榮，林偉森主編.清代廣州十三行紀略［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13〕李權時主編.嶺南文化［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14〕陳雲.陳雲文選（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廣州市海珠區區志編輯室.海上明珠集［G］.廣州:廣州海珠區人民政府編印，1990.

　　〔16〕黄啓臣，樑承鄴編著.廣東十三行之一：樑經國天寶行史迹［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7〕亨德裏克·威廉·房龍.藝術［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琪琪，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