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世紀末，珠江文化研究會致力於海上絲路文化資源的開發以來，“十三行”在海上絲路的重要地位日益凸出如果從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開海，派出規模宏大的船隊前往南亞、西亞，打通與世界的聯繫算起，有2000多年的話，那麽，十三行於明清二朝的對外貿易，則在近古有400年，約占五分之一的時間，其中所具備的經濟、貿易乃至軍事上的巨大内容，尤其是文化上廣泛的交流，當是一個取之不竭的歷史寶庫。“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廣州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裏擁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環球貿易航綫。從世界商貿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貿易上的一種束縛，但客觀上却造就了一個時期裏著名的中西貿易中心和廣州歷史上令世人矚目的經濟文化的輝煌時代”。外國研究者如是説。

　　面對這麽豐富的歷史文化寶藏，我們的研究者、文學家們不可無動於衷。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初，就有過《蜃樓志》的長篇小説，二十世紀初又有樑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可見這一寶庫的誘惑力。只是由於歷史的局限，特别是信息的不對稱，這些作品留下了不少遺憾，有待後人努力填補、充實與提高，錯失或忽略這一前人留下的珍貴文化資源，我們則成了不肖子孫。

　　作爲十三行行商譚世經的後裔，當責無旁貸對這一歷史文化資源予以深入發掘。這十年來，在高校教學與科研之餘，我以較大的精力，投入到長篇歷史紀實《一個十三行後裔的口述史：帝國商行沉浮》，及百萬言的紀録十三行後裔所承受的歷史重負之《十三行遺囑》三部曲，目前均已完成初稿，還未進入修改。與此同時，文史館館員、著名電影作家於力的十三行長篇小説，也已近殺青。爲完成這些作品，我們在全國各地調閲了很多的歷史資料，糾正了若干以訛傳訛的史實，如十三行是明代中後期便已形成，而康熙開海禁後僅統攬外資85年……等等。

　　毫無疑義，十三行是中國外貿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華彩樂段  ，這對於今日中國的改革開放有着非常重大的借鑒意義，是難得的一面歷史鏡子。通過文學、影視等形式予以表現，很有必要，也極具價值。對於自身文化品牌的認識，我們是否有些麻木。從深層而言，我們對十三行研究的嚴重滯後，就不僅僅是麻木了。

　　這些年來，以海上絲路爲發端，各部門申報的課題已經不少，投入的經費也相當可觀。但是，真正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業人員並没拿到，而大都落到職權部門手中。由於職權部門並不懂行，爲結題，只能匆匆忙忙把論文結集，或者請幾位研究生把資料重新組裝一下，所以，海上絲路研究，尤其是十三行歷史的發掘，並没有多少實質性的進展，甚至連國外的關於中國明清外貿的論著都不曾加以翻譯。從整體上説，至今未有超過70多年前，年僅27歲的樑嘉彬所著的《廣東十三行考》。而70年前，無論是資料，還是考證，由於條件的限制，都不可能有今天這麽好做。遺憾的是，學術上的浮躁，爲本題申報方式上的缺陷，本來很有可能的推進與深化，也就這麽給“大呼窿”掉了。的確，我們不乏機會，對廣州十三行文化資源予以開發，也曾出過若干作品，包括歌舞劇、話劇，但是，由於研究上的滯後，對創作未能提供鮮活、生動、尤其是有深度的歷史與思想的材料，從而使這些作品難以站穩，趕熱鬧、編故事是寫不出十三行的。我們在採寫、搜集資料之際，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磨刀不誤砍柴工，只有把研究做深做透，方可以推動文學創作達到一定的高度。

　　因此，對十三行的歷史背景、體制、貢獻與局限、經驗與教訓，尤其是對其作爲民商却被視有官商色彩的雙重身份，既富可敵國又可一朝傾覆之脆弱……種種，都欠深入獨到的分析，更嚴重的是，大量的史料仍沉埋在國内外未有人予以查閲、發掘……。

　　由於認識上的不足，對文學、影視的創作是必造成相應的影響，使之難以達到歷史與邏輯的一致，以及藝術上的高度。

　　作爲道光年間“十三行”的“八大家”——“潘盧伍葉，譚左徐楊”的幾家，我家與潘家一直是世交，如今更是在同一高校（華工）任教，自然，潘、譚的史料，我們已在做，而“左”當爲“左垣公”樑家之誤，也就是樑嘉彬的前輩樑經國，也有專著研究了（潘、樑兩家均爲中山大學生歷史學教授黄啓臣所撰）。

　　當年對十三的評價，就有過顯著的變化。就拿道光年間的謡諺來説，我曾去請教過上年紀的老人，他們馬上就念出來了：

　　  潘盧伍葉，譚左徐揚，

　　  虎豹龍鳳，江淮河漢。

　　無疑，這都是正面評價。一是稱他們是人中的豪杰，可與虎豹龍鳳相比，廣東人稱有能力有作爲的人士爲“猛人”，所以，虎豹龍鳳，當然“猛”哉。做生意的，類比虎豹龍鳳，也只有廣東人才會。這在廣東，自古以來便這樣，司馬遷寫《貸殖列傳》，稱許商人，爲其列傳，若到此時，當會寫得更精彩。二是説他們的事業，通達江淮河漢，令物暢其流，搞活了經濟，讓國家、百姓都受益，這四個字，大可與後面嚴復的話相媲美。同時，亦認爲他們見多識廣，天下均在眼下，衆所周知，十三行行商當年在歐洲，可是了不起的貴賓，以至繪成彩畫，印上鈔票。甚至可以説，這江淮河漢四個字，也顯示出他們的胸懷。

　　然而，隨着十三行的没落，這十六個字，却演變成二十個字。

　　       潘盧伍葉鄒，譚左徐楊邱，

　　  虎豹龍鳳狗，江淮河漢溝。

　　無疑，鄒與邱，是後來才有的，比不上當年的八大家，但這麽一變，原先的溢美之詞，則變得污穢不堪，臭不可聞了，從“虎豹龍鳳”落到了“狗”來押韵，由“江淮河漢”轉化成爲“溝”，是怎樣的一個歷史的嘲諷？

　　前後謡諺的演變，當還可以引出更深層的思考，同時，也可以作出很多式樣的解釋，對行商評價的跌落，還是行商命運的跌落，都一言難盡。不過，這也就不難解釋，十三行後人爲何如今不見一人“子承父業”去經商？大都去從文、搞科學，不再涉足商途。有人認爲，因爲有那麽一個“十三行遺囑”起作用。其實，這却是一個歷史的創傷，一個難以平復的創傷。

　　因此，十三行以沉浮、興廢，内中深刻的歷史遺訓，不是幾句話所能説得完的。這絶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所以，目前已有的話劇、歌舞等當然不錯，讓我們來看，却仍未能到位，顯然簡單了點。這本是一個大題材、大製作，應有大震憾，大思考才對，不要草草應付掉了，坦率説，我也出版了上百本文史哲類專著了，但對待“十三行”這個題材，仍感到相當吃力，所以一寫就是十年，還不敢輕易動手雲改。出手務必是精品才行，否則也對不起前輩們的艱辛苦楚，有負於這一段沉甸甸的歷史。

　　在十三行尚在時出生的著名啓蒙家嚴復就這麽説：

　　“蓋言禹之功，不過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言稷之功，不過教民稼穡，免其沮饑而已。實業之事，將以轉生貨爲熟貨，以民力爲財源，披之以工巧，塞一國之漏厄，使人人得温飽也。言其功效，比隆禹、稷，豈過也哉。”在當日，已屬驚世駭俗之言，今天聽起來，可能在許多人仍覺逆耳：怎麽，把興實業的商賈，比做了禹，稷等先皇聖人，太過分了吧？

　　但歷史總是以它視野的開拓來顯示公正的。沉滯的封建社會，也許只能有王朝更迭的記載。隨着歷史視野的擴大，人們不難看到，更多人都被卷進了歷史，並創造了歷史。當一代偉人孫中山在前世紀末與上世紀初崛起之際。著名革命家、壯烈蹈海的陳天華就已説過：“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這段話，則已在呼吁中國的實業家、大商人争取自己的獨立地位，以身係革命成敗的氣概邁向時代的前列。

　　如何總結前一段關於海上絲路以及十三行的研究、開發的經驗，從而將這一廣東重大的文化品牌亮出去，在改革開放30年紀念之日，當是迫在眉梢了。所以，謹在此提出相關的建言：

　　一、組織一個扎實的學術班底，尤其是翻譯人員，全面發掘國内外關於“十三行”的歷史文獻資料，在這基礎上，再進行深入的、到位的研究，無論如何應該有超過70年前《廣東十三行考》的學術成果，當然，這需要對當前課題招標方式有所改善，讓真正的研究者不被“忽悠”。 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還很多。如十三行的“一口通商”與解放後近30年廣交會的“一口通商”之間，有着怎樣的聯繫，如何予以比較，各自有怎樣的歷史背景，又有怎樣的經驗教訓？十三行的歷史遺訓，對今天進一步解放思想又有怎樣的意義？如何擦亮十三行這一廣東的歷史文化名牌，推動當下的改革開放……這樣的課題，當還有很多。

　　二、組織好“十三行”這一課題材的各種文藝形式的創作，本來，在中國歷史上，它比晋商的“銀號”、徽商的“錢莊”等，影響更大，意義也更大得多。而當今影視，前者宣傳力度却强得多，這實是廣東不應有的缺失。廣東作爲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當更珍重這一難得的歷史品牌。

　　（譚元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