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有關領導來函，約我爲“慶祝中山大學地理系成立80週年”撰稿，讓我有機會對老師、對學科表達感激、懷念之情。

　　一、經濟地理學曾經興旺，又曾經“重生”

　　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是除了北大、南大之外，另一個由國家於上世紀50年代定點創辦的新興學科。1962年我考取中大攻讀該專業時，該學科國内最負盛名的曹廷藩教授坐鎮地理系主任之位，當時該專業全國只有11位教授，我們的老師就占了5席，可謂人材鼎盛、一派興旺。可惜，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把它判爲“修正主義”，予以“砸爛”，專業機構被解散。“文革”後復辦的中大經濟地理教研室爲了重新明確專業方向，老師們分頭跑遍國内有關單位，最後僅在國家建設部城市規劃司得到經濟地理可爲城市規劃提供人員培訓的需求信息，當時他們立即按此唯一需求對學科進行艱辛的調整，並將此調整應用於舉辦城市規劃短訓班，獲得認可後，於1977年向全國招收“經濟地理和城市規劃”本科生，（詳見許學强《曹廷藩教授是文化大革命後經濟地理專業方向的探索者》.《曹廷藩教授紀念文集》. 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10月。）由此學科獲得“新生”，並逐步發展爲今日之輝煌。

　　二、難忘老師引領我回歸專業工作

　　“文革”的另一後果，是我等“文革”期間畢業生到基層用非所學十多年。1980年起我有幸得到發揮專業知識的機會，使國家多年培養的專業知識没有白白浪費，使專業知識可以轉化爲專業成果，並得到社會的認可：中共廣州市委黨校授予我“經濟地理講師”，廣東省社會科學機構認可後，由省人事廳授予我“經濟學研究員”職稱等。有此結果，一方面由於“文革”後國家重新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廣州市委組織部解决了我四年解决不了的調入廣州手續。另方面是由於我有幸得到恩師曹廷藩教授和班主任吴永銘老師對我的扶持和引領。想當年廣州市委黨校和廣東省計委研究所之所以樂意接收使用我，無疑主要看在1980年我在曹老指導下完成的專題論文反映了我具有可資使用的專業水平和能力；同時也由於我在之前用非所學的十餘年間，一直得到吴永銘老師競競業業爲學科奮鬥的精神所鼓舞和激勵，使我專業之心不死；更由於吴老師1982年在深圳特區研討會上表現出來的出衆專業水平和顯示的專業實用性，折服了當時到會的廣東省計委研究室主任伍池新（後昇任省政府研究中心付主任，省物價局局長等職），並在會議期間應伍主任想要一個畢業生的要求，而將我推薦給他。正是吴老師此舉，打開了我和我們專業畢業生進入省計委的大門。試想，若不是中山大學老師授予我專業知識，同時，已年邁體弱、病退在家的前地理系主任曹廷藩教授對我第一篇專業論文，如果没有給予指導，没有親筆給予充分肯定：“……認爲吴貫桐同志在……工作中，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系統地總結了該地區農業生産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又對經濟效益作了大量計算；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很有説服力的、科學的關於大沙田地區糧蔗的合理輪作和合理結構的建議，是難能可貴的，對該縣和省領導的規劃農業生産有參考價值，在學科發展上也有一定意義，是一篇較好的論文……”（詳見司徒尚紀主編《曹廷藩教授紀念文集》193頁。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10月。），還有，如果吴永銘教授當年没有給我不竭的鼓勵和給予進入省計委的推薦……我可能會用非所學地干到退休。

　　三、從事研究工作的内容特點與成效簡述

　　我退休前的20年研究工作，主要是應用經濟地理專業知識完成的，因爲那時候我没有機會進修學習其他知識。所完成工作有兩個特點：一是全部屬於政府規劃、計劃工作，或爲它服務的研討會定題研究及其延伸研究工作。具體説，1988年我入職省計委之前，曾參與省國土廳布置的番禺縣農業區劃工作（我的第一篇專業論文是該項工作的專題研究），曾以廣州城市交通阻塞問題研究，參加市政府機構舉辦的研討會；此外，主要參加了廣東省“八五”計劃至“十五”規劃前期研究之間時段的一些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項目類别有：“八五”期廣東地區經濟布局系列課題研究（《論90年代廣東經濟區劃》是其延伸研究）；1991至2010年廣東省節約能源規劃研究（由國家計委下達的試點省區研究項目）；參加了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現代化建設規劃工作（《廣東省城市供水質量新問題與解决途徑》等是其延伸研究）；廣東改革開放20年總結（含跨世紀時期發展）系列課題研究，其中省計委“十五”規劃前期研究項目、國家計委下達項目和國務院研究中心約稿各1題；廣東經濟形勢分析類：如經濟過熱時期的《1992年廣東房地産熱評析與疏導意見》和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實現1998年經濟增長目標的依據與途徑》等（《論營造廣東經濟增長新動力戰略》是其延伸研究）；其他項目：《“九五”期國際環境對廣東經濟發展影響分析》；《1991-2000年廣東省主要礦産資源保证程度與節約對策研究》，及《廣東石油市場調查》（由英國pb石油公司命題定綱的委托項目）等。

　　另一個特點是主要研究規劃期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如上世紀90年代隨着國家加大投資權力下放力度等改革的深化，我國宏觀經濟一度呈現高投入帶動高增長的態勢，由此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逐漸不同程度地形成並積累各種發展矛盾，如能源供求矛盾，城市交通、供水等城市建設不適應發展需要的矛盾，地區發展速度隨國家銀根調控鬆緊而劇烈波動，物價隨之波動，地區發展不平衡加劇等等。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國家宏觀經濟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運行中伴生的發展問題，在廣東經濟發展過程的反映。因此我把研究這些問題决策優化的成果，結集成書出版的書名定爲《廣東經濟發展研究》。由於改革開放在廣東先行一步，這些問題自然首先在廣東出現，人們對問題的認識也因此難免存在差异。如1996年上半年廣東經濟增速下滑到9.7%，比全國平均水平低0.1個百分點，引起各方面高度關注，當時“把脈”的專家對廣東增速下滑的成因和解决途徑的説法分歧頗大：一種觀點認爲，粤經濟下滑是國家緊縮銀根造成，認爲一旦放鬆銀根，將可再現“全國未上粤先上”；另一觀點認爲，成因是“廣東本身供給失調，導致增長乏力”，而背後是“政府决策的偏差與體制改革的滯後”；一時争議難决。爲了促進决策優化，當時我主動介入此問題的研究，我主要通過分析90年代以來“廣東産品競争力下降”及同時出現的“資金推動發展的能力弱化”兩者的表現、成因及它們對發展的影響等，由此得出結論：“産業發展能力减弱”是廣東增長下滑的内在成因，進而提出廣東要依靠高新技術應用和高效管理提高生産率，還要依靠技改强化工業發展能力來營造廣東新的增長動力，並應以此戰略思路作爲解决當前和未來發展的根本途徑。同時提出争取最佳戰略效果的有效措施。

　　另一個印象較深的争議問題，出現在珠三角規劃時，有科學院專家給市政府報告，指出廣州珠江河段“出現毒害性有機物污染”，説這些污染物毒性很大，“極少量即可使人致疝”，並指出“按現有的自來水處理方法，毒害性有機物幾乎都難以被排除”。羊城晚報作了上述報導，並告訴市民：“廣州人到底能否喝上‘安全水’一事，牽動了市長們的心”。當時我被分工承擔珠三角規劃“城市供水”章節的執筆，於是請省衛生防疫部門專家對上述問題作解疑，得到回答是不同意上述提法，該專家認爲廣州自來水達到了國家規定的飲用水標準，就是可飲用的“安全水”；並説是否是“安全水”，不是以自來水中是否含有致疝物爲界定的。廣州自來水質量到底有無問題？同時考慮到珠三角和省内一些經濟發達城市同樣面臨水環境污染和飲用水質量問題，爲了促進政府有效保護人民飲水健康的職能可以更好發揮，我主動作了“廣東省城市供水質量新問題與解决途徑”的研究，該研究從專家意見、監測數據和社會反映等方面分析了城市供水存在檢測標準以外的質量問題，它實際上是供水水源被現代工業排放的毒害性致疝物質污染所産生的質量問題；而當時的飲用水國家檢測標準36項指標，它的安全意義主要是保证飲水没有過多重金屬所産生的毒害和可預防細菌類疾病和餘氯過多的危害。它對上述致疝危害却毫無預警保護作用，該文進一步提出了有效解决問題的措施。

　　優化地區經濟結構和布局、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兩問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即出現在指導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黨中央和國家重要文件中。1988年我入職省計委研究所開設第一個課題《廣東“八五”期地區布局研究》，就以此爲探索目標。次年由省委宣傳部主持的全省社科界大型研討會上，該研究被指定爲大會發言的重點課題之一。它主要揭示了全省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特點，地區差异、問題與優化途徑，提出劃分廣東經濟計劃區，並按計劃區特點和全國地區經濟組合的要求，優化廣東地區經濟結構布局和促進地區協調發展的思路。其後的《論90年代廣東經濟區劃》，着重於理論方法的提高和加大應用探索。上述研究未盡完善，但客觀上可爲全省宏觀布局和結構優化，爲促進地區協調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參考依據和基礎搆架。

　　至於上述研究工作的成效，從直接效果而言，主要是較好地完成了政府部門的本職工作，包括完成了全國唯一完成的試點省區節能規劃研究，完成了很多單位和本單位學經濟學科的人士都認爲不可能完成的英國pb石油公司委托調研項目等。至於質量則達到審核要求，其中調研提出的優化决策觀點多被有關部門采納，理論方法得到普遍認同（詳見吴貫桐《促進政府决策優化20年研究工作内容與例説》.《廣東省經濟發展研究》. 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0年3月。）。若從間接效果上看，可集中反映在1997年結集20萬字出版的《廣東經濟發展研究》（2000年第二次印刷爲26萬字的增訂版）被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從1997年度下學期起，用作“廣東經濟和特區經濟”課的主要教材一事上，據該學系1998年7月25日來函稱，當期有經濟、管理類專業學生278人，法律、中文、哲學、物理、地理、數學等文理科專業學生165人修學該課程，並稱“受到廣大學生歡迎”等。

　　四、淺議經濟地理學進一步發展

　　任何學科都是由於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産生和發展的。經濟地理學正是適應了“文革”後科學的城市規劃工作需要而得以“重生”，并發展爲今日之輝煌。我上述研究工作實踐，顯示經濟地理學可以由現今主要爲城市規劃服務，進一步擴展至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計劃服務。在此過程中，經濟地理學將得到進一步發展——向區域經濟學融合。有關依據如下：

　　1、廣東省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計劃工作客觀上對經濟地理學越來越需要。

　　上世紀90年代中以前，廣東省計委只在研究所使用經濟地理畢業生，當時僅4人。90年代中期，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的珠三角經濟區規劃聘用我們專業教授許學强（時任廣東省高教廳廳長）出任專家組組長，還有鄭天祥教授等多位經濟地理教授在專家組工作中發揮顯著作用；之後省計委派人到北京招收3名經濟地理學等地學碩士以上學歷畢業生，現今廣東省發改委有7-8位以經濟地理學居多的地學畢業生任正付處長。

　　2、“文革”前與後的經濟地理學畢業生均可勝任廣東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計劃工作。

　　從上述我在省計委12年研究工作内容特點和效果來看，應屬達到勝任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計劃工作的要求，而且若拿完成任務的效果跟其他學科畢業生相比，並不遜色。另方面，從現今廣東省發改委多位經濟地理畢業生任處長的業績看，他們比以前畢業生更適合。

　　3、經濟地理學“文革”後向城市規劃方向轉變所遇到的困難，比現今從主要爲城市規劃服務，擴展至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計劃服務，要大得多。

　　以上對學科發展的淺議，着重於表述經濟地理學當前確實面臨良好的發展機遇。上述説法，也許可供教學改革參考。

　　（吴貫桐系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1967届畢業生，廣東省發改委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