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進入地理系，一年級學習測量學課程。1956年夏天，測量實習安排在今天廣州植物園所在地，那時還是一片曠野。在任課老師陳華材先生帶領下，全班30位同學乘校車扺達實習地區。舉目四望，光秃秃的紅色小丘一個連着一個。我們的住地叫做大坑崗，上面有一座竹棚，大概曾經是某工地的工人宿舍，山崗下面有一條小溪，是我們的生活水源地。我們將在這裏度過爲期三周的實習生活。

　　我們要測量一幅1：2000的等高綫圖，供籌建廣州植物園之用，可稱得上一次“真刀真槍”的“演習”。經緯儀、水準儀、平板儀一應俱全，基綫測量，展開三角網，使用平板儀進行碎部測量，各圖版拼接……這些技術細節且略去不提。在夏日的驕陽下進行地形測量相當艱苦，但是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不算什麽，初涉野外工作别有情趣。一天工作結束，到小河邊洗澡戲水是一大樂事。月明之夜，三三兩兩在山丘上散步，有時讓人詩興勃然。不過有一次，手電筒光下赫然出現一條銀環蛇，懶洋洋、直挺挺地躺在路中央，嚇得我們不敢動彈。我們不敢造次，直到目送它慢慢游到草叢中才敢邁步。

　　實習順利結束了，當我們在繪圖室老師那裏看到最後的成果時，地圖上那一條條圓滑的等高綫難道就是我們圖版上那些稚嫩的曲綫嗎？

　　實習結束後，本該放暑假了，但是學校接受了廣州植物園籌建單位的任務，繼續擴大測量的區域，於是全班同學重新開赴前綫。這次測量屬於生産任務，是有報酬的。記得那時我們得到的“報酬”是每天一元錢，3周下來，得到21元。别小看這點錢，那可是我們有生以來的第一筆收入，而且那時學校每月的伙食費才12元，這算得上一筆可觀的收入了。

　　原以爲此後就和測量學説“拜拜”了，因爲我們學的是自然地理學，測量學屬於基本技能，不是我們的專業。

　　孰料後來又有幾次和測量打交道的機會。

　　第一次是1958年，蘇聯專家伊薩琴科來校給進修教師講授景觀學，要到鼎湖山作實習。鼎湖山没有較大比例尺的地形圖，於是就要我們這些做了兩次測量實習的同學承擔測量任務。鼎湖山曾經是我們二年級時進行地貌學、植物地理學和土壤地理學實習的地方，也是産生本班“右派分子”的地方。我們十幾位同學在在青年教師王鴻壽老師帶領下來到鼎湖山，經過十幾天的工作，每天出没在叢林和山溪之中，有時和毒蛇擦肩而過。爲了趕在進修班實習之前完成地形測繪，有時天黑以後打着手電完成最後幾個測點。有一天羅會邦小組測量一個山頭，天黑以後很久還没有回到住地。我和幾個同學打着手電上山接應，一路上大聲呼喊，終於在半山腰聽到回應。快要會面的時候，也不知道是由於天黑還是由於興奮，背着沉重的經緯儀的羅會邦一脚踩空，在我們前面滚下坡來，幸虧有草木阻攔，總算没有受傷，儀器也還完好。

　　測量任務即將完成之際，蘇聯專家和進修教師們已經來到鼎湖山。我們在餐廳完成拼圖的最後任務，有時專家來吃早餐，用俄語和我們打招呼，那時很少見到外國人，還感到很新鮮。

　　1959年畢業分配到北京大學工作，擔任土壤地理學課程的助教，不和測量打交道了。誰知到了1966年下鄉參加“四清運動”，當了四清工作隊員。工作的地方北京門頭溝區清水公社，地處山區，爲了發展灌溉，要從清水河引水上山。修建環山水渠需要進行高程測量，於是同屬一個四清隊的老地理學家侯仁之教授（四清隊無論老少，一律稱他爲“老侯”）回校拿來一臺水準儀，我又重新操起測量的舊業。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北大和清華的數千名教職工被發配到鄱陽湖邊的鯉魚洲進行“改造”。當地原是從湖畔圍墾出來的一個勞改農場，當時屬於一個生産建設兵團所有，共有12萬畝農田。爲了進行規劃，需要一張地形圖。北大、清華和生産建設兵團各出7人，組成一支21人的測量隊，於是我又一次當了測量隊員。擔任技術領導的有北大的毛贊猷老師，是中大1953届的校友，我的大師兄，現在是著名的遥感專家。

　　圍墾區四周有大堤圍遶，是天然的制高點，三角點就布設在大堤上，居高臨下，視野開闊。這次測量使用了光學測距的新技術，比較準確而且高效。大堤以内就是平坦的稻田，不過，那裏是血吸蟲肆虐的地區，雖然此前和以後都使用化學品五氯酚鈉消滅血吸蟲的中間宿主釘螺，但是測量工作中不時需要淌水，還是有被感染的危險，而且後來有些人確實被檢查出感染了血吸蟲。此外，印象較深的有三點。其一是每天早上出隊之前，小組4人排成横列，由組長帶領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録”，然後“向左轉，齊步走！”其二，時值冬季，湖畔風很大，野外在平板儀上迎風作圖很受罪，迫使我背風站立，練就了一手倒寫數字的本領。其三是在兵團的連隊搭伙喫飯，清湯寡水且不説，唯一的一個大鍋菜裏面放一大碗辣椒末，現在想起來嘴裏還火燒火燎的。

　　大學一年級學會測量這份基本技能還真派上了用場，這是始料不及的。

　　（黄潤華系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專業1959届畢業生，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