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系，1942-1947年在中山大學地理系任教。教授。

　　羅來興教授與本人同是1938年考入中山大學地理系的，由於我停學一年，入學時，羅兄已二年級了。我們三載同窗，感情深厚。當上星期施兄雅風來座，告知羅兄上月去世（3月18日），不免心中愔然，好友又少一個，决心寫一文以表懷思。

　　三載同窗

　　我們好友中，鐘衍威、張保昇教授先後辭世，只餘功甫等數人，算來同窗最久的是羅兄。1938年，他考入中山大學。我們在雲南征江相識。他對我們新生幫助熱情，介紹系中情况。他介紹系主任孫宕越博士是位有學問的學者。孫師教我們普通自然地理，的確深入淺出，以馬東《自然地理原理簡本》爲課本，全班16人一致興趣很高。他介紹普通地質學老師楊遵儀博士，説他剛由美回國，他用英文課本，使大家勤讀英文，也無怨言。又介紹上地貌學課的吴尚時教授，對同學熱情，業餘還教他們法語。有一次，我們買二角錢花生，在他住的小樓上暢談了一夜，看來他對吴尚時最有感情。學校遷回粤北砰石，接觸漸多，更加發覺羅兄助人不張揚，埋頭苦干，待人誠懇。例如我們隨葉匯師考察後，寫了一篇“衡陽城市地理”，要在系出版的《地理集刊》上登載，找不到人鈔寫上石版印刷，羅兄即代我鈔寫。“敬師樂業”也是從那時開始表現。跟吴尚時出外考察，有的同學吃不消，但羅兄從未有怨言，雖他體力好，但其苦干精神，也是他一生事業有成的基本原因。政治態度明確，不滿國民黨的貪污無能，對共産黨的向往，也是當時我們這批青年思想的特點，也爲他日後申請入黨的根源。

　　1942年，羅兄以優秀成績，留任助教。當時他除對地貌學有興趣外，對水文學也如此。這門課程也是吴尚時師擔任，爲當時地理界新興的學科，受吴氏影響，羅兄在這方面工作和研究也多。故他選擇吴師爲導師，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

　　吴尚時教授的影響

　　羅兄受吴師影響以地貌和水文學兩方面爲主。在名師指導下，他進步很快。就餘所知，他與吴氏合作的地貌學研究成果頗豐。

　　吴氏思想進步，一是不爲國民黨服務，吴師常説，我哥是孫科的親信，爲官甚易，但看國民黨禍國殃民，願一生研究科學，不當官去；二是共産黨必勝，地理學在建設新中國時將很有用。這二句話也經常對學生講。吴師的這些思想教育，影響同學一生。羅兄一心向黨靠攏，解放後又全心全意爲黨工作，直至後來他被吸收入黨。

　　羅兄和本人在建國前有一段相同的遭遇。1946—1947年，國民黨兵敗南撤，中山大學成爲接待南撤學者基地。凡進步人士被解聘離校，空缺即由南下學者補上。校長由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接任，地理系由鄒豹君先生接，吴尚時和本人離職後，轉入嶺南大學歷史政治系。羅兄留系仍任助教。當時他的導師也是地貌學教授，但是當去白雲山實習時，教授在山足指着山體平緩坡地，説成是一級夷平面，共18級。羅兄指導同學時，不敢直指其誤，只説看夷平面最好是走上去看看地質搆造，這白雲山是高度不到400米的低山，能否分出18級夷平面，大家可想一下，有問題可提。這就得罪了南下教授，逼他去職。這是他1947年進入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原因之一。此後，他專心於地貌研究事業。從這事也看出羅兄雖然性格内向，但却是有原則性的人，“實事求是”爲原則去維護科學的精神。

　　黄土地貌研究的奠基人

　　羅兄懷着對新中國建設和對發展我國地貌科學的迫切感，建國後即全心全意投入黄土區地貌的研究，可稱爲這門分支地貌學的奠基人之一。

　　他本來就是以水文、地貌爲特長。1950年在黄泛區考察中，他悉心查清了1938年花園口决口後8年間每年黄泛大溜的流路，在《地理學報》刊出《938—1947年間的黄河南泛》論文。此文爲當時學者(地理、地質、水利界人士)所傳頌，對治淮提供不少珍貴資料。1951年以後，他被委任領導黄河中游峽谷考察隊、無定河流域水土保持重點查勘隊的地貌研究工作；1954年又被任命爲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地貌組組長和總隊學術秘書，爲治黄工作作好準備。他的水文地貌學觀點，使他在黄土侵蝕地貌類型的形成和發展的理論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開創了我國黄土地貌學研究的新篇章。他寫下的經典著作，如《地理學報》1953年發表的“黄土丘陵溝壑發育與侵蝕量計算的實例”一文，至今仍爲學者引用。1957年，他任中蘇合作的“黄土高原考察隊”學術秘書，協助組織中、蘇兩國學者進行黄土高原的科學考察和研究。1958年，他擔任科學院“甘青綜合考察隊”水利水源分隊隊長，1959年，任中國科學院西部南水北調綜合考察隊地貌組組長，不但使我國黄土分佈研究更深一層，并且由於考察範圍的擴大，對我國西部荒漠和山地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提出科學報告和論文多達36篇，爲南水北凋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鞏固了他在黄土地貌研究的基礎，這是前人(包括外國學者)未作過的事情。

　　據他的同事統計，羅兄發表的有關黄土地貌研究方面的論文共達11篇，這些論文爲不少學者參考引用，或被編入大學地貌學教材。

　　全國先進工作者

　　羅兄不但在黄土地貌學上有開拓性的貢獻，而且在各項黄土地區考察和組織工作中，都有突出的成績，尤以爲治理黄河作好準備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工作中考察黄河泥沙來源成績優异。1956年被評爲全國先進工作者，又被中國民主同盟吸收爲盟員。他工作勤勞努力，不計較個人得失，熱忱助人，故擔當領導工作很得人心。他在當助教時，系裏受廣東省委托，編108幅20萬分之一《廣東省分縣地圖册》，名義上是吴師主編，而編圖及赴江西吉安印刷等大量工作，實由羅兄負主要責任，他經常往返贛、粤之間，毫無怨言，深爲校方倚重。可見羅兄個人品德修養甚佳，即只想貢獻，不要回報，只爲發展地理學而努力。又如他一生致力於研究黄土地貌，爲開發祖國這片落後地區，年復一年，直至臨危還説到要把骨灰埋於陝西佳縣黄河邊，因爲那裏是他一生從事黄土高原研究的起點。

　　在他的熱情指導和幫助下，不少中、青年科學人才，不斷長成，不少如今成爲知名地貌學家，置身於國際地貌學者之林。

　　在國際交往方面，所裏派他去英國訪問，他能維護祖國尊嚴，介紹我國地貌學發展情况，立場堅定。在中蘇合作調查黄土高原期間，亦能堅持原則，捍衛了祖國的合法權益。

　　長期的工作考驗，羅兄已具備了共産黨員的條件，1985年，羅兄被吸收入黨，完成了他多年的心願。

　　主編《中國自然地理·地貌》卷

　　《中國自然地理》各卷主編均由著名學者擔任。《地貌學》即由羅兄任負責主編。這和他對全國地貌瞭解深入有關。70年代編撰《中國自然地理·地貌》卷時，他約請全國一流學者執筆，最後由羅兄完成總纂定稿之責。此書對中國地貌科學作了系統的總結，達到當時最高水平，成爲經典著作。這本書的成功也是由於羅兄在工作方法上的成功，即團結我國一流的地貌學者參加編寫，如他約請北京大學王乃樑教授撰寫《搆造地貌》一章即是例子。

　　羅兄對中國地貌的研究開始於“南水北調”的調查，並撰寫了當時的一篇著名論文，題爲“川西滇北地貌形成的探討”(與楊逸疇合作)，文章論述了他對我國西部山區地貌發育的主要觀點。這是基於此時期考察的成果，其中提出青藏高原面南傾變形的新觀點，和本人“弧臺高原”地貌特徵的觀點相合，故我甚爲敬佩，并介紹學生閲讀。    

　　《地貌》卷發表後，羅兄有意對未考察的地區，如西北和較邊遠地區進行考察，故從1980年後，以花甲之年(65歲)去新疆研究天山，協助新疆地理所寫成天山山體演化著作，并親作《天山山體演化過程》的總結性一章(此書亦得科學院奬勵)。南方由本人介紹，廣州地理所請他指導去海南島考察，聞説成果甚佳。此外，全國100萬分之一地貌圖製作，由沈玉昌兄負責。由於沈兄有病，每難主持會議，羅兄即代之，遠赴外地主持會議，指導製圖工作進行。

　　建立古地理學研究室

　　北京地理研究所擬建立古地理研究室以加强基礎理論研究。由於羅兄曾研究黄泛區河道變遷，對黄土溝谷發育過程又有突出貢獻，他本人對古地理環境研究也有心得(主要地貌演化方面)，故所裏委任他籌建古地理室(包括歷史地理)。該室歷史學者曾問及，羅兄常説地圖是有用之物，應多應用，是否在地圖中即可反映許多地理環境變遷問題?我答：對的，但必要有自然地理和地圖學知識才成，這是地理學者的基本功之一。地貌學者對地理環境變遷至爲敏感，如周廷儒院土因而倡古地理學，即爲一例。羅兄亦有此意，惜已届退休之年，而傳統地貌發育過程學科，繼承者少，故至今不盛。無怪乎有學者稱羅兄爲“我國一位杰出的古地理學專家”。

　　對方志學的重視

　　羅兄退休後，仍不斷助人，如以他廣博的地理知識，爲方志學服務，即爲一例。他以極大的熱情，親赴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内蒙、廣東等許多城市，進行指導或講學，使方志學注重歷史方向，加入了對地理環境基礎知識，如地貌特點、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等觀點，使志書質量大爲提高，深得修志同仁的尊敬和愛戴。從具體理論，到編寫内容、工作指導等方面都具體而深入。羅兄這樣把有生餘力去幫助别人不足，在地理界也確不多見。如本人在廣東市地方誌館主辦的“新地方誌國際研討會”上，即聆羅兄演講有關從生態環境去建設大城市的精彩報告。此報告内容和本人提倡城市人類學研究相合。他對方志學有影響文章，至少有下列幾篇：①“地方誌若干問題的探討”；②“試論新方誌的研究領域”；③“試以人類生態學觀點設計省總志篇目”。

　　方志學向有“史源”和“地源”之争，而以章學誠“史之源”學派爲主流，故羅兄能以地理學者廣博知識補“史源”之不足，即能使新中國新方志學派長成，作出巨大貢獻。我國向有南北學派之分。所謂南派(陳寅恪稱爲“南學”)多重考察實踐，立説新穎爲特徵；與北派精研文獻，重視傳統觀點不同。今天羅兄能成爲我國杰出地貌學家的根源當和他一生考察祖國大地之廣泛和深入有關。一般學者並非人人能有羅兄的經歷的。

　　

　　（曾昭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