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石器時代，石器製作技術和石器的形態分類及與石器同時出土的其他文物，是這一時代文化體現的另一方面。不同的打制方法和不同的器形以及不同的石器種類可以反映出古人類所處的不同時代階段，也反映了當時的生産力發展水平。不同的生産類型和不同的社會形態，向人們顯示出其起源的産生和發展的脈絡及相互間的關係，是人類史前文化發展史的又一實物證據。這些遺址在珠江流域範圍的分佈很廣，内容十分豐富，下面不妨舉例説明之。

　　第一節　珠江流域最早的舊石器文化

　　根據迄今爲止已發現的材料來看，在珠江流域範圍内，時代最早的石器文化就是發現於珠江上游右江兩岸四級階地上的百色舊石器文化。舊石器時代文化可分爲早、中、晚三段。百色舊石器文化的年代一直未能確定下來，其主要原因是：這個文化層處在百色盆地右江兩岸四級階地的磚紅壤地層中。我國南方的磚紅壤，富含强烈的酸性物質，不利於含鈣質物質的保存，古人類和古動物，甚至於連古孢粉化石都難於保存，從而缺乏斷代依據。只能另尋别的途徑來進行年代測定。直至1993年，在百色百谷遺址發現了玻璃隕石與埋藏石器的原生地層共存的現象，而且通過前人的研究工作瞭解到，在嶺南地區發現的玻璃隕石是距今70多萬年前發生的一次彗星撞擊地球時留下的産物，這次事件也是新生代期間發生的五次大撞擊事件中最近的一次，玻璃隕石是記録這次撞擊的證據。所以只要把玻璃隕石的年代確定了，同層位的石器文化也可以得到解决。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專家采用裂變徑迹法對百色百谷遺址出土的玻璃隕石進行年代測定，結果是其年代爲0.732±0.039萬萬年（郭士倫等，1996）。後來，美國伯克利地質年代學研究中心利用百谷遺址出土的玻璃隕石，采用氬/氬法（40Ar/39Ar）測出的年代爲80.3萬年（Honetal,2000），此數據與上一個數據雖有出入，但仍屬於允許誤差範圍内。

　　關於網紋紅土的年代，不少學者也作了許多工作，如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經過對長江下游廬山地區六個自然剖面和鑽孔岩芯的古地磁測定，大姑冰期的冰磧或冰水沉積物的網紋紅土下部的“泥礫”層，基本上是處於古地磁松山反極性期的賈拉來洛事件附近，年代應在0.9～1.1myBP，而“泥礫”上層的網紋紅土最早出現於賈拉來洛事件後期，年代應爲0.8～0.9myBP左右，其頂部堆積延伸至布容正極性期，年代不會晚於0.4myBP（邢歷生，1989）。安徽宣州向陽地點的網紋紅土，用電子自旋共振法測定，其年代結果爲距今68萬年（趙其國等，1995；房迎三等，1992；楊達源等，1991）。

　　據國外對泰國北部湄南河上游湄莫（Mae Moh）盆地的辦湄塔（Ban Mae Tha）地點的研究，在磚紅埌化礫石層中出土了石製品，經過對覆蓋礫石層之上的“南部玄武岩”K－Ar測定，其上部的年代爲0.6±0.25myBP，下部爲0.8±0.3myBP。經古地磁測定也發現此層記録了從松山反極性期向布容正極性期的轉變。證實了磚紅埌化礫石層的堆積時代早於0.73myBP（Pope.et al,1981）。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認爲，右江流域第四級階地中主石器與玻璃隕石層位相當於58－57（0.87－0.76）Mabp)即温曖干凉時期，很適合人類生活（朱照宇等，2009）。

　　從上述列舉的測試結果來看，百色舊石器文化的年代基本可以確定是處於距今70——80萬年之間。這是迄今爲止在珠江流域範圍内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石器文化。〔1〕

　　第二節　盤縣大洞遺址與觀音洞文化

　　珠江流域的上游，有幾條有名的支流，它們就是發源於雲南曲靖地區後流經滇東南和黔西南地區的北盤江和南盤江，兩江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蔗香鎮處匯合後稱爲紅水河流入廣西境内，在來賓市石龍的附近與柳江匯合稱爲黔江，到桂平市與鬱江會合叫潯江一直到梧州市才開始叫西江。

　　盤縣大洞遺址在北盤江流域内，這一地區和屬於烏江上游的六冲河和三岔河緊緊相鄰，而烏江是長江上游由南往北的一條大支流；這兩地區的西邊，就是發現元謀猿人的元謀盆地，長江上游另二條大支流金沙江和雅礱江就從這裏流過。因此，早期古人類從這裏誕生後，很有可能就是通過上述的途徑向周邊輻射出去的。與此同時，一些較早期的文化遺址也會在這一個可以稱爲摇籃地或者叫中心地保留下來。與盤縣大洞相隔不遠，位置在它的西南方，而且同屬珠江流域的還有另一處舊石器文化地點——路南也在此區域内就是一佐证。現將它們的文化特徵加以簡單的介紹。

　　大洞遺址於1990年發現。1992——2000年間作過六次的清理發掘，清理面積60平方米，發掘面積26平方米。共獲人牙化石5枚，石製品3000多件，古生物化石標本近50個種屬，約兩萬多件。還有不少的燒骨、炭屑。這批文化遺物已作過初步研究，出了一個中間研究報告，發表在人類學報第16巻第三期（1997年8月）。在中間研究報告中，劉武等人只對出土的門牙和下頷犬齒作了研究，根據其齒冠舌側面呈鏟形結構，齒結節、指狀突及犬齒的齒帶等結構具有某些與北京猿人相似的結構，又呈現出早期智人的特徵，所以應歸屬爲早期智人。石製品由黄慰文等人進行研究。研究者認爲，盤縣大洞的工具類群由邊刮器、鑽具、凹缺器、鋸齒刃器、端刮器、雕刻器、琢背石片、手斧、手鎬和砍斫器等組成。

　　盤縣大洞遺址的石器工業中特殊因素較多，已具備了文化命名的基礎，可稱爲大洞文化，這是珠江上游紅水河流域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它的特殊因素表現在，石製品用料方面主要爲燧石、玄武岩和石灰岩。同時還有少量的灰岩和鐘乳石。其中燧石占主要原料的百分之三十七，這在中國已報導的舊石器工業，尤其是時代較早的工業中，使用燧石原料的比例如此高是不多見的。用鐘乳石打制的製品國内也少有報導。技術方面，錘擊法在大洞的打片和加工工具技術中占主要地位，這點雖然决定了大洞的石核、石片和工具的規範程度不太高，但也形成了一些進步的技術因素，這在打片上表現出除了擁有一定比例的帶脊臺面石片外，還存在一定數量的修理臺面的石核和石片，存在着勒瓦哇技術製品。關於勒瓦哇技術的出現，在中國北方的幾個重要的中、晚更新世舊石器遺址中報導過，但在中國南方，過去只報導過廣東西樵山新石器采石埸和加工埸遺址出土過龜背狀石核，而屬於舊石器工業的報導還未有過。

　　修理臺面技術在大洞石器工業中表現突出且佔有一定比例，在南中國，這種技術製品出現在文化遺址中不多，僅限於黔西觀音洞遺址和雲南路南舊石器地點，但其比例遠不如大洞遺址高。因此，大洞遺址舊石器工業中特殊的技術因素應該説比較典型。這對於中國境内舊石器文化的對比研究，尤其是中國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的舊石器遺址中一些具有阿修爾——莫斯特成分的工業與西方含勒瓦婁哇製品工業的對比研究，均有着現實而特别的意義。〔2〕

　　與大洞遺址年代相近而又在其周邊的文化遺址還有雲南路南舊石器文化地點和貴州黔西觀音洞舊石器文化。下面我們不妨對比研究一下它們之間的文化特色，文化的相同點和相异點。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而深刻地瞭解珠江文化之源地區文化起源和發展的軌迹。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同屬珠江流域的路南舊石器文化。路南舊石器發現於1961年1月。小河巴盤江（又叫板橋河）貫穿整個盤地，在巴盤江的高階地面上（T3）發現了一些打制石器。同年3月，李炎賢和黄慰文（1962）到該地作進一步調查，又采集到更多的材料。

　　路南石製品主要出露在高出河床40～50m的殘存第四紀河流堆積的剝蝕面上。其中含燧石、玉髓、瑪瑙及石灰岩結核。河流堆積由砂岩、燧石、瑪瑙、玉髓等岩性的卵石層和其上的黄紅色砂、砂質粘土組成，是盆地内普遍分佈的三級河流階地中最高的一級（T3）。最早在缺乏動物化石旁证的情况下，根據石製品的技術特徵並與歐洲舊石器文化的對比，認爲遺址的時代應爲舊石器中、晚期，處於地質時代的晚更新世範圍。直到1984年2月，黄慰文、衛奇、張興永等再到路南考察，在白石嶺、文碧山等地點的T3礫層裏和坍塌的階地堆積物中發現了一批石製品後，才真正解决了路南石器的時代問題，確認爲其時代應提早到中更新世晚期。即與盤縣大洞的時代大體相同。路南的舊石器經進一步研究後發現，它擁有一些可與歐洲舊石器對比的石製品，如裴文中和周明鎮先生報告中所描述的“凸邊刮削器”（Conrex scraper）同莫斯特新月形邊刮器（Crescentic side－scraper）非常相似。又如李炎賢、黄慰文報告中所描述的修理臺面石片和船底形圓頭刮削器（Grattoiv carene）也是歐洲舊石器常見的石製品。而恰恰是，類似路南石器中這些“西方成分”在盤縣大洞的石器中也存在。〔3〕有很大程度的可比性。

　　接着下來要介紹的是離盤縣大洞遺址不遠，但屬於長江水系上游一條重要支流——烏江流域的舊石器文化遺址——黔西觀音洞。它是中國南方一處十分重要的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文化關係上與盤縣大洞十分密切。

　　觀音洞遺址發現於1964年冬，與盤縣大洞遺址同是位於雲貴高原西部，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靠近，一個北，一個在南，根據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的組成，把觀音洞A組堆積劃歸中更新世的較晚階段（李炎賢等，1986），把B組堆積（石製品和化石的主要分佈層位）劃歸中更新世早一階段。但亦有人用鈾係法測出的年齡較爲偏晚：A組爲57ka～40ka，B組115ka～190ka（原思訓等，1986；沈冠軍等，1992）。而總體來看，大多數學者認爲觀音洞文化與盤縣大洞文化是相似的文化。這從石器工業方面可以加以比較。

　　觀音洞石製品以硅質灰岩爲主要原料（約占65%）；其次是脈岩（13.25%）和硅質岩（約占10.8%；燧石、玉髓、細砂岩等佔有不大的比重，都在5%以下（李炎賢等，1986）。而大洞的石製品以燧石、玄武岩和石灰岩爲主要原料，還有小量的砂岩和鐘乳石。兩者比較，大部分相同，亦有差别。〔4〕

　　石製品加工技術方面，兩者都以硬錘直接打擊的方法爲主；工具的刃口平齊的較少；石片和工具的規範程度較低。兩者都有修理臺面的石核和石片，只是觀音洞的數量少些，而大洞比較多。最大的差别是大洞有一批可能代表勒瓦婁哇技術的製品，而在觀音洞的石製品中還未發現。

　　兩個地點的工具主要用石片爲毛坯制成，而且以輕型工具爲特色（即<100mm的工具占多數）。不過在大洞的石製品中還有一批以石灰岩大石片爲毛坯制成的重型工具，這是兩者的差异。

　　觀音洞的工具類群由刮削器、端刮器、砍砸器、尖狀器、石錐、雕刻器和凹缺器組成，其中刮削器占了82.28%，是工具類群的主體。端刮器、砍砸器和尖狀器居於第二位。石錐、雕刻器和凹缺器都是數量稀少的品種。

　　大洞工具組合則由邊刮器、鑽具、凹缺器、鋸齒刃器、端刮器、琢背石片、砍砸器、手斧和手鎬組成。表面看來兩者差别極大，仔細分析其實兩者差别並不大，主要差别是由於研究者所遵循的分類標準和所用之命名不同所至。如觀音洞的厚尖狀器、薄尖狀器和石錐等放在大洞的分類中大部分都應歸入鑽具一類中；個别厚尖狀器可歸入手鎬中；一些刮削器可歸入鋸齒刃器中。觀音洞也有手斧和盤狀石核，只不過都被置於砍砸器的分類中。至於“砍砸器”和“砍斫器”，“石錐”和“鑽具”通常都是同物异名而已。所以把以上的因素説清楚後，兩者之間的差异是不大的。當然上述提到的石灰岩大砍斫器，觀音洞是有的。而觀音洞的刮削器形式如此豐富，數量如此大，尤其是陡刃刮削器的比重如此大，可以説是觀音洞石器文化中的特色，大洞也不具備，這才是它們之間的真正差异，這種差异的産生，可能與當地石材有關，也可能與當時當地的生産類型不同有關，這可進一步的探討。目前難於看出是文化先進與落後的差别。不過這一技術類型在發展到舊石器晚期階段，在珠江流域一些文化地點中清晰地可以看到，這可能是文化輻射過程中的必然結果。不過也有學者認爲，觀音洞遺址的石核剥坯模式與歐洲和近東舊石器時代中期常見的Levallois概念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剥坯概念和生産體系，反映了兩種不同的人類認識行爲和思維模式（李英華，2009）。

　　第三節　百色舊石器——遠古時期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物证

　　百色的舊石器文化是珠江流域内迄今爲止年代最早的舊石器文化。它的發現十分重要，不僅充分體現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階段的文化特色，同時又反映了在我國南方地區在舊石器時代的早期階段中就表現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迹象，通過珠江流域遠古文化的探討，可以清晰地瞭解到中國遠古時代文化起源、輻射以及互相交流的軌迹，以及那些影響到文化系統演變的諸因素間的關係。由此也充分看出珠江流域在我國文化起源、發展和輻射傳播等方面的重要性。所以在此加以重點的介紹。

　　百色舊石器文化的的命名是根據此文化的産生地——百色盤地而命名的。百色盤地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西北部，地處雲貴高原的東南緣，西北和貴州省爲鄰，西部與雲南省相接，南部與越南北部相連。珠江上游支流右江貫通整個百色盤地，它是由發源於雲南境内的西洋江和馱娘江匯合而成的，穿越盤地後在邕寧縣與左江匯合向東匯入西江長約90公里，最寬處15公里，總面積約爲800平方公里。地理坐標爲東徑106°34′～107°15′，北緯23°34′～23°55′。盤地靠近北回歸綫，屬於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但年降水量並不太多，在1100～1200毫米之間，年平均氣温一般在21.0～22.0℃。植被明顯偏干性。適合栽種芒果、劍麻等耐旱作物。

　　百色盤地具有多種地貌類型，有丘陵、階地、河谷平原和周邊多喀斯特丘陵作爲山地和平原之間的過渡類型，海拔高度在200～500米。階地是低平的古剝蝕面，海拔高度在200米以下，根據相對高度共可分成5～10米，10～15米，20～25米，35～45米，55～65米，70～80米等六級，其中以15～20米和40～50米兩級最爲明顯。冲積平原沿右江河岸斷續分佈，狹者2～3公里，寬者可達7～10公里。在田陽一帶面積可達361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大致在100～130米之間（廣西壯族自治區地質礦産局，1993）。

　　在這長約90公里的範圍内，舊石器文化遺址和地點分佈近70處之多。主要有百色市的百谷、上宋、東增、東笋、大灣、揚屋、南坡山、大法、那模、四塘、沙洲、大梅、小梅、横山島、江風、大同等；田東縣的高嶺坡、檀河、思林、新洲、甘蓮等；還有田陽縣的漱奎、公簍、三雷。

　　舊石器地點分佈位置都屬於第四級階地（T4），階地地面由於受到雨水的侵蝕而顯得高低不平，高差顯著，部分地點已出露磚紅埌。對於百色盤地兩岸的階地劃分，雖然至今仍未能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識，有學者認爲可分爲四級（何乃漢等，1987），亦有學者認爲應分成五級（黄慰文等，1988），袁寶印等學者（1999年）經過較詳細的調查後，覺得百色盤地右江兩岸階地可分爲七級。一至四級爲堆積階地或稱基座階地，一、二級階地高出江面10～15米，階地寬約7公里，是盤地地貌的主題和主要的農業區；三、四、五級階地往往高出江面100～300米的老第三紀地層搆成的低緩丘陵的邊緣。三級階地（T3）在盆地東部地區不發育，在西部地區很常見。第四級階地（T4）在盆地的分布較爲廣泛，仍保留臺地狀的階地形態但由於受後期的搆造運動影響，往往被斷層錯斷爲幾個不同高度的臺地，古人類就是多在其上進行生活和生産勞動。所以留下了他們大量的生産工具——石製品。成了後人研究他們當時文化面貌和特徵的依據。〔5〕

　　百色舊石器文化迄今爲止年代最早的就是分佈在第四級階地上的人工打制石器。有學者聲稱在第五級（T5）階地或更高一級的階地上也曾采集到人工打制石製品，這點確實不假，因爲在高一級階地地表面，也有與第四級階地同期堆積的地層，古人類亦有可能在其上面活動，遺留下同期的文化遺物——人工打制石製品也不奇怪，當表層的堆積被侵蝕丢之後，人工打制石器暴露出來，散落在地表上就成了必然的了。但在風化的年代上仍是同期的。當然，百色舊石器文化並非只有這一文化層，比這一文化層較晚的文化層是存在的，而且覆蓋在這一文化層之上的文化層，在被侵蝕掉之後，其中的文化遺物亦可以留落在較古老的文化層之表面。這些文化遺物如果也是石製品時，就會很容易給我們帶來了錯覺，難於區分兩個不同時代的文化遺物，其實並非如此，據調查者研究百色舊石器文化的實物材料——各種石製品時發現，不同時代同一種類的石器，它的外形甚至大小都可能極爲相似，但在加工技術上肯定不一樣，例如，同是手斧這種器物，早期的手斧加工得一定很粗糙，時代較晚的手斧則越來越精緻，在器物大小上早期者比較碩大，晚期者則纖細得多，就算一樣大小，晚期加工得一定相當細緻，而且很少單向加工，一定是雙向加工。

　　百色舊石器文化的年代迄今還有些争論，原因何在？現不妨略加介紹。百色舊石器文化的實物證據——石製品絶大多數存在於我們南方的磚紅壤堆積中，而磚紅壤富含强烈的酸性物質，不利於鈣質的存在，所以和石製品同期的人骨和古生物遺骸都難於成化石保存下來，從而失去斷代的依據。連植物孢粉化石也一樣不容易保存下來。因此，長期以來人們對百色舊石器文化的年代一直定不下來。1993年5月，中國科學院與廣西文物工作隊再次組成發掘隊，對田東縣林逢鄉檀河遺址，百色市那華鄉大和村百谷屯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在磚紅埌地層中不但發現了人工打制石器，同時發現有隕石共存，經比較測定，從具有斷代意義的隕石年代得知這個遺址的年代距今約70萬年以上。1999年至2000年，中國科學院與美國史奈森研究院國立自然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察隊，將科學采集的樣本送到美國伯克利地質年代研究中心測試，結果測得的同位素年齡爲距今803,000±3000年。對於百色舊石器文化的年代，除了從同層位出土的玻璃隕石來測定外，許多地質學家還對埋藏人工打制石器的磚紅壤本身的形成過程來探討其年代。如席承藩1981年發表文章認爲，我國華南地區這種磚紅壤土一般都不整合地覆蓋在晚中生代至早第三紀的岩層之上，它經歷了早更新世的紅色粘土夾滾圓礫石的第四紀初葉，進入中更新世的網紋紅土形成階段，到了晚更新世可能是紅色風化殻形成的極盛期，甚至在全新世早期仍有明顯的脱硅富含鐵鋁風化過程。而丁夢林等在1987年發表文章時指出，對於網紋紅土的形成年代，多數人認爲不會晚於中更新世。邢歷先生在1989年發表文章時説，有人認爲網紋紅土的形成可能早到早更新世晚期或更早的時期。由於網紋紅土已成爲反映中國南方更新世高温、濕熱的熱帶自然環境的標誌，與華北地區所顯示干凉的黄土形成鮮明的對比。據對江西廬山六個自然剖面和鑽孔岩芯的古地磁測定以及泰國湄南河上汪河MAE、MOH盆地含人工打制石器的磚紅壤化礫石層年代測定，結果，也反映了磚紅埌化礫石層堆積的時代早於73萬年前；德日進和楊鐘健教授在長江、珠江下游作新生代地質調查時，曾經認爲南方的磚紅壤的年代與華北泥河灣湖泊堆積相似，屬於早更新世；劉椿教授對百色盆地百谷和高嶺坡兩個舊石器遺址進行古地磁測定，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袁寶印教授針對百色舊石器遺址的地質、地貌問題，進行過專門的調查研究，認爲百色盆地形成於第三紀初期，在早第三紀喜馬拉雅運動主幕作用下，盆地上昇，早第三紀沉積出現錯斷和擠壓，並遭受剥蝕，上新世末至第四紀時期，搆造運動出現爲間歇式抬昇，盆地中形成了七級階地，第四級階地（T4）沉積中多處發現舊石器文化遺物，並在相同層位中同時出土的玻璃隕石經測定爲距今73萬年。通過上述的地質觀察和近幾年來的考古發掘，事實證明瞭百色盤地第四級階地具有典型的二元結構，上層由磚紅色粘土和網紋紅土組成，下層爲礫石層，礫石成分有石英岩、硅質岩、砂岩、石英、火成岩、燧石等。在磚紅埌中同時出土有舊石器和玻璃隕石。而且出土的玻璃隕石都没有發現有再次被搬運的痕迹。如此看來，證明瞭玻璃隕石與石器共存於原生地層中。所以玻璃隕石測出的年代應該是石器的年代。當然，年代的確定方法有多種，如果在文化層中發現有火燒的遺迹，能從中采集到一些含碳的樣本，我們亦可以進行年代的測定，這樣會多一個參考數據。

　　除了上述的地層學和絶對年齡的研究外，更爲重要的是對石器本身的研究，因爲石器工業特徵是研究一個文化内涵的重要環節，是研究一種文化的誕生與發展至爲關鍵的步驟。尤其是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研究，這是最基本的内容。

　　在珠江流域迄今爲止百色舊石器文化是最早的文化，通過對它的研究，既可瞭解整個珠江流域在史前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特徵和發展的脈絡，同時也可以瞭解到在這一階段裏珠江文化與周邊地區文化的關係，以及在中華民族史前文化發展史中的地位。

　　現在，先從百色盆地舊石器的特徵説起，百色舊石器的特徵十分明顯，從整體來講它是一組含手斧的礫石石器工業。原料一般選用石英岩、石英、硅質岩、砂岩等礫石。個體形態粗大且厚重，一般重600～1000克，最大者長約38.3厘米，寬19.3厘米，厚9厘米，重7.5千克左右。加工技術上用垂直打擊法，多數是單面打擊，少數兩面加工，加工方法主要是錘擊法，少數用碰鑽法，打擊臺面爲礫石面或石片疤，一般不再修理臺面。第二步加工極少，少部分有交互打擊。製作技術簡單粗糙，把端往往不加修理，保留着原來固有的礫石面。大部分石器都有使用過的痕迹。類型雖然不多，有各式砍砸器、尖狀器、端刮器、刮削器、手斧、石錘、石片、石核等。但地方特色濃厚，既反映地區的差异性，也顯示出區域的適應性，如衆多的砍砸器，還有手斧、手鎬和尖狀器。手斧數量雖不多，但它是百色舊石器中最有特色的標誌性器物。正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克拉克教授研究了百色的手斧後認爲“百色手斧與世界其他地方發現的手斧一樣，並非模仿和鈔襲任何其他的傳統”。黄慰文研究員將百色的工業與東非的奥杜韋文化、手斧文化（又稱阿舍利文化）對比研究後認爲，百色石器工業在成分、技術和類型等方面都不屬於奥杜韋文化，而是同西方手斧文化或模式Ⅱ技術水平相當的工業。因爲在百色石器工業組合中，除了手斧之外，砍砸器和手鎬是最多的，在百色石器工業組合中占主導地位。這兩種器物也是器形粗大且厚重。同時加工技術和方法上大多數也是單面加工，具有鋒利的稜角和尖刃，便於砍劈或挖掘植物根莖用，是一些主要適應承擔砍、劈、挖等用途的重型工具。這種情况，充分反映了工具造型和功能相適應的規律，説明了當時的百色盆地正需要具有多功能的尖刃類工具，包括大尖狀器、手斧和手鎬等。因爲位於熱帶和亞熱帶交界處的百色地區，有豐富的可供食用的根莖類植物供原始人食用。這也是生産工具和生態環境的適應。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百色舊石器的特徵歸納如下幾點：

　　① 製作石器的原料爲礫石，其中岩性主要有砂岩、石英岩、硅質岩等。

　　② 石核少，不見修理臺面的石核，多數爲自然臺面。

　　③ 在石製品中，石片佔有一定的比例，大小不等，大石片（15厘米以上）有一定數量。石片多不規則，再加工的石片少。

　　④ 打片和加工石器使用錘擊法和碰砧法。石器大多單面加工，兩面打制的較少。石器製作簡單、粗糙。多數石器的加工部位只限於器身的一端或一側，把端往往不加修理保留礫面。

　　⑤ 手斧兩面打制，其加工大多只限於器身的上半部，通體加工的標本極少。石器的刃口很少作細緻修理。

　　⑥ 石器多數是用礫石直接加工而成，因而石器顯得粗大，多數爲重型工具。大多數石器長度10厘米以上，20厘米以上者也不少。相對石片石器少，除刮削器和手斧中有相當數量用石片製作外，其他類型的石器多用礫石製作，因此被人稱爲礫石石器工業。

　　⑦ 石器類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手鎬、手斧和薄刃斧，未見石球。其中砍砸器的數量最多，是石器組合中的主體類型。尖狀器次之，手斧和薄刃斧是百色舊石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

　　關於百色舊石器組合中的手斧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器物。對於手斧的存在，國内外考古界學者和人類學學者都有不同的看法，這涉及到區域文化的發展和互相間的關係問題。原來西方學者一直認爲，舊石器時代初期，世界存在着兩個工藝技術不同的文化圈：一是“砍斫器文化圈”，這個圈的範圍主要分佈在亞洲東部、南部和印巴次大陸；其二是“手斧文化圈”，這個圈的範圍主要分佈於非洲、歐洲的南部、中西部及中東和印度半島，因爲製造手斧要比製造砍斫器的工藝復雜，技術要求高。因而一些西方學者認爲，西方文化從一開始就比東方文化先進。就目前東方各國的考古新發現的情况看，把舊石器初期世界劃分爲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觀點已　不符合客觀事實。在朝鮮半島的全谷裏文化、爪哇的巴芝丹文化、印巴次大陸西北部的索安文化等等都發現有手斧。在中國，目前發現有手斧的遺址和地點不是一兩個，而是共有三個地區、即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塹”、長江中游的漢水谷地和珠江水系整個流域，其中珠江水系的百色盆地發現的手斧數量最多。如果把零散地點算在内，沿着東南沿海一直到遼東半島都有分佈。其實這兩大文化圈中，主要的器物種類兩者都有，只是用料不同，“砍斫器文化圈”用的大都是石片，厚薄都有。而“手斧文化圈”用的大都是礫石，大小都有，而且兩者並非絶對没有相同的器物。學者認爲這很大程度上取决於當時當地古人類所遇到的是什麽樣的自然環境和允許進行何種生産活動。再加上周圍能找到何種可以加工石製品的石料而定。當然，傳統性的工藝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它能一代代傳承下來，但它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會隨着時代的變遷一樣會變的，所以不必那麽絶對化。

　　百色手斧大部分用礫石製作，少數用石片製作，也有用石核製作的。手斧的形狀多種多樣，大致可分爲三角形、卵形、腎形和矛頭形。手斧的加工工藝使用錘擊法和碰砧法，交互打擊，兩面加工成型。

　　不僅如此，百色舊石器中除了手斧外，其他一些器物種類也是以礫石爲主要原材料。現在我們把百色舊石器作爲嶺南地區早期舊石器文化的代表，我們將它和中國南方其他地區和鄰近的東南亞地區的早期礫石石器工業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到，雖然相互間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但古人類所製造的石器却有着許多相類似的地方，如上面所提到的漢水谷地、汾渭地塹和珠江流域三大地區所發現的早期舊石器，甚至時代較晚的舊石器，與百色的舊石器相比，確實有着不少相似之處。鄰近的東南亞也可以找到相類似的早期舊石器，如印度、緬甸、泰國、老撾、越南甚至爪哇島等地。如果與遥遠的非洲一些早期舊石器相比，也可以找到雷同的地方。與非洲東部的礫石工具工業也十分接近。過去被視爲東非礫石工具工業特色的手斧、手鎬、薄刃斧和球狀器都可在百色石器中找到，而且在打制技術和器形形狀大小上均相差不大（見圖20）。
另外，百色的手斧與歐洲的手斧也有許多近似之處。據此，有學者認爲，在7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東西文化已存在着交流。但也有學者認爲，由於這些地區同屬於熱帶、亞熱帶氣候及相似的自然環境，石器都是以礫石爲主要原料的石器工業，所以形成了相同的礫石石器文化。東西方手斧的存在没有淵源的關係，而更可能是文化上的趨同。正如理查德·菠蘿指出：“百色遺址的舊石器是迄今爲止東南亞所發現的數量最多的包含了阿舍利因素的石器工業組合，它們的製作具備了與西方生産的阿舍利工業技術的同樣行爲和技術能力”。由於百色手斧，不論是製作技術、器物形狀，甚至在年代方面都與非洲的部分手斧有着很多的相同之處。所以美國斯坦褔大學理查德·科萊恩又指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遺址，它展示了80萬年前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古人類製作工具的技術與非洲的古人類一樣老練”。不過他同時指出：“我們注意到了西部阿舍利工業中的標誌性物件——泪珠狀手斧類型的缺失，這意味着兩地製造工具的傳統在各自發展過程中一直是未曾接觸，它説明瞭百色遺址的舊石器工業不是西方阿舍利工業在東方的一個翻版”。

　　對於上述的觀點，人們從已發現的同期的早期舊石器文化和不同期的但具有相同類型的舊石器文化的實際情况來看，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視爲是有直接的文化交流或是僅僅屬於文化的趨同性。很可能反映了兩種不同的人類具有相似的認識行爲和思維模式所致。

　　下面人們從一些具體事實中可進行分析。

　　衆所周知，在人類社會早期階段，國家並没有形成，人們也没有國界。原始人群的生活區域往往是以自然地理單元爲界，他們的經濟生活及其創造的文化都與當地當時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關，並受其制約。生活在不同地區的原始人群由於自然環境相同，常會創造出相似的文化，但隨着時代的遷移，同一個地區的環境也會發生變化，隨着變化的産生，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古人類，他們的經濟生活、生産方式也會多少産生一定的變化，在這種變化産生的影響下，他們創造的文化，具體到生産工具　也多多少少的産生變化的。也許是自然環境因素造成影響的結果。也是人類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這是所謂文化的趨同性。而不同群體之間的接觸和交往，會産生文化交流，致使自己的文化中含有其他文化因素。但世間上任何事物的發展和變化都存在着一個普遍的規律，那就是萬變不離其宗，所謂“宗”就是基礎和根本，人類創造出來的文化，不管是哪種，它都有一個基調，一種思維模式，一種風格。這種風格在遠古人類生存的時代，能表現出來的可能都在他們親手製造的石器工具上。因此，人們在研究某個文化時，除探討其文化内涵，弄清其文化面貌外，還要將該文化與周邊同期文化進行對比，找出异同，從而確立文化在某個區域中的地位。

　　就百色舊石器而言，由於地處中國南方，自然地理、生物地理都與東南亞同屬於一個地理單元，自然環境的相似性，使這一地區的早期舊石器存在許多共性，表現在這一區域的早期舊石器基本上屬於礫石石器文化。加上山水相連，群體上的交流也在所難免，這樣講來無論是趨同性也好，直接交流也好，都同時存在，所以嶺南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的早期舊石器文化同屬於礫石石器文化就容易理解。

　　但與湘西地區，長江中游的漢水谷地、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塹”等地區的含手斧的礫石石器文化對比，以及和東非、歐洲地區同期的含手斧的礫石石器文化對比，情况又如何呢？現由近至遠逐一介紹。

　　（1） 與湘西澧水舊石器文化的對比

　　自1978年以來，湖南的澧水流域和洞庭湖西岸平原發現了70多處屬於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和地點，那些出自高階地網紋紅土中的石製品被認爲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向安强，1990；儲友信，1989；袁家榮，1996；譚遠輝，1999）。

　　百色舊石器與澧水舊石比較，相似點如下：①原料爲礫石，岩性有石英岩、石英砂岩、石英、硅質岩和燧石。②打片和加工石器主要使用錘擊法。③石片大小并存，以自然臺面爲主，亦有少量的打擊臺面的石片，臺面相對較寬，有少量雙錐體石片。④石器大多爲單面加工，也有兩面加工或錯向加工的。⑤石器製作簡單、粗糙，器身保留或多或少的礫面。⑥器體碩大，不少石器長度超過20厘米。⑦第二步加工的石片石器少。⑧石器類型不多，有砍砸器、手鎬（大尖狀器）、刮削器、手斧（似手斧）、薄刃斧（王幼平，1997；譚遠輝，1999）。⑨手鎬，手斧和大石片也都是整個石器工業中富有特色的石器。

　　不同點是：①澧水做石器的礫石原料中以紅色石英岩爲主（筆者按：可能由於産地不同之故）。②打片和加工石器的方法中有不同，百色的碰砧法在澧水没發現，而澧水偶用砸擊法則在百色的石器製作中亦看不見。③手鎬雖都是最具特色的器形之一，但澧水的手鎬製作方法與百色的不同，百色的通常是沿礫石的兩側中扁平的一面向凸起的一面剥片，在一端加工出一尖；而澧水的手鎬則是先在礫石的一端打出一個平面，然後以該平面爲臺面，從兩側向背面打擊，加工成尖狀，背面兩側疤面相交成一凸稜，與兩側匯聚於一尖；此外，澧水手鎬的尖部多爲鋭尖，而百色的多爲舌狀尖。④器物種類亦有差别，百色舊石器中至今仍未發現有石球，而澧水舊石器中有一定數量的石球。⑤三稜手鎬的加工方法不同，澧水的三稜手鎬的三個面都是加工面。⑥百色手斧的數量比澧水的多。

　　由上述的不同點可以看出，工藝系統是同一個，但在演化時間上可能有先後，理由是，百色的舊石器加工方法中使用了碰砧法，這是一種較原始的加工方法，在時代較早的遺址中常遇到，而澧水的舊石器加工方法中則偶用砸擊法，這點與不用碰砧法是一致的，因爲砸擊法相對比較先進些，越到後來的加工，砸擊法使用得越多，而且演化出好象鋭稜砸擊法這樣復雜的加工，從這點看來，澧水的舊石器在時代上肯定晚於百色的舊石器。不僅如此，在澧水舊石器中有一定數量的石球，但在百色的舊石器中没有，這説明瞭兩點，一點是澧水的遠古人類在當時已掌握了打制真正的石球並開始使用它；另一點是，百色的遠古人類當時仍没有掌握打制真正石球的技術，只會使用自然界提供的天然球狀物，這在技術的比較上前者先進，後者落後。這也是一種文化發展的軌迹，這種發展軌迹的反映和時代上的早晚是一致的，很能説明問題。上述的對比如果簡單地用“趨同”一詞來解釋就顯得難於服人，如果加上“與時具進”這一詞，可能更能説明問題。這是一個系統。一種技術隨着時代的發展向外傳播輻射時必然産生的結果。下面我們再舉一例就會更清楚了。

　　（2） 百色舊石器與湘西潕水舊石器的對比

　　湘西潕水舊石器分佈在沅江中游地區，發現地點已達80處，已正式發掘的已有6處。研究者認爲它們應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袁家榮，1996）。現把它和百色舊石器加以對比，其結果如下。

　　相似點有：①砂岩礫石是製作石器的主要原料。②打片和加工石器均使用錘擊法，石器多爲單面加工，器型較粗大。③工具類型均有砍砸器、手鎬、刮削器等，其中砍砸器的數量最多，成爲工具組合的主體類型。④兩者均未發現石球。⑤潕水文化類群中各種形式的砍砸器，在百色舊石器中均有發現，其中端刃砍砸器、角柄砍砸器、雙邊刃砍砸器也是百色砍砸器中常見的。

　　不同之處：①百色舊石器的主要原料除砂岩外還有石英岩。②潕水舊石器加工方法中已　出現砸擊法，而且是鋭稜砸擊法，和黔西觀音洞的鋭稜砸擊法很相似。③潕水舊石器的工具類型中無手斧和薄刃斧。④潕水舊石器的手鎬只有少數，而百色舊石器中手鎬數量多，是富有特色的工具。⑤潕水舊石器中缺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石器，而百色舊石器則有一定數量經過第二步加工的石片石器。⑥潕水的舊石器相對較小，無巨型的器物。

　　從上述的叙述和圖片中可以看出，它們都是礫石石器系統，但器物類型已經有較大的區别，首先是不含典型的手斧和薄刃斧，手鎬也不多。即潕水舊石器組合中含阿舍利文化因素很少。這種特色的出現有如下幾個原因，第一，可能時代較晚，不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階段，所以反映早期舊石器的典型器物很少甚至不存在。第二，可能是由於處於不同的環境以及當時的人類經濟活動影響所至。從器物形態來看，潕水的舊石器組合與珠江流域舊石器晚期的幾個遺址——黄岩洞、牛欄洞等出土的舊石器相近。它們一個最大的相同點是刃部的加工都是用錘擊法加工成復瓦狀陡刃礫石石器。這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中、晚期礫石舊石器加工上最突出的特色，這也是一種相當進步的技術，通過實驗考古學證明，這種陡刃是經過反復多次加工才會形成，而且這種陡刃既鋒利耐用，又能提高效率。

　　所以説，一種文化的産生、發展與傳播不能簡單地用“趨同”和“傳承”來表達的，而是應具體地點具體分析，通過諸因素的分析後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况且百色的舊石器所處地理環境與潕水舊石器所處的地理環境相差甚遠，因此“趨同”的條件是不存在的。而在對比過程中發現其加工技術，器物形狀，和器物種類都與珠江流域一些時代較晚的舊石器十分相似，由此可以認定，這很可能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礫石石器文化。

　　但是人們注意到，與百色舊石器一樣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的礫石石器工業，在我國皖南和江淮之間的水陽江流域，陝西南部漢水上游的漢中盆地的河流高階地上（T3）和湖北江漢平原及鄂西北地區漢水流域的階地上都有分佈。這些地區的舊石器組合比較趨於一致，加工技術上基本一致，器物種類也基本一致，只不過有時這種多些那種少些，但典型器物都出現了，如果説缺乏的也只是1—2種，比喻百色舊石器没有石球，它們有；百色舊石器的手斧多一些，它們有的很少，只有幾件；加工技術上最大的差异就是百色舊石器没有發現用砸擊法，而它們用了，甚至連碰砧法也很少用，漢中就是一例。但其他的因素基本都一樣，所以能出現石器的組合趨於一致，加工技術基本一致，以錘擊法爲主；器物種類也基本一致，都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都是屬於礫石石器工業。但它們處於不同的環境，時代也不盡相同，所以也有差异，這種差异是和不同的自然環境和時代早晚有直接關係，環境不同，人類生産活動不同，要求的工具類型自然不同。時代早晚標誌着一種文化的發展，有發展必然有差别，這是進步一種必然的結果，不可能隨着時代的發展，人類社會仍然停滯不前，生産没發展，文化没發展，如果是這樣人類將會消亡。這種情况不僅限於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的礫石石器系統是這樣。含砍砸器文化因素的石片石器系統也一樣，都經歷了相同的過程。所以我們認爲，在珠江流域以外不同地區發現的礫石石器工業和百色舊石器是屬於同一系統，它們的出現純屬文化傳播輻射結果的可能性更大。談到輻射傳播的路綫，目前比較清楚的起碼有三條，如果都以元謀盤地爲中心的話，第一綫路綫應該是通過横斷山脈金沙江到長江流域上游，然後往北和往東傳播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再通過南北方向的各大支流傳播到陝西南部漢水流域、漢中盤地、以及湖北江漢平原、鄂西地區；和水陽江流域。其北界最北也没有超過黄河流域、秦嶺、淮河以南一綫。第二條綫路就是經路南、北盤江入珠江流域上游各支流，然後分别往北、往東，通過珠江黄金水道，連接瀟賀古道、京西古道等到達了東南沿海地區。在最後一次冰期到來之際，南海、東海、黄海大陸架出露的條件下，沿着東海走廊一直傳播到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去。南面通過元江——紅河流域，瀾論江——湄公河流域，進入中印半島，還有恕江——薩爾温江流域，獨龍江——伊洛瓦底江流域，都是連接東南亞和中印半島的好通道，如果説南亞包括我國南方的人類早期文化是來自東非，那麽這些途徑就是進入這些地區的最好途徑，如果南亞是古人類的摇籃地，那麽這些途徑也是最早的古人類向世界各地輻射的最佳途徑。這是第三條綫路。所以造成百色舊石器文化與緬甸的要雅斯文化、印尼的巴芝丹文化、馬來西亞的淡邊文化、泰國的芬内文化、以及印度次大陸北部的棠安文化等有明顯的相似性。學者認爲，這種相似性不僅僅表現在文化内涵和特徵上的相似性，而且在創造這種相似文化的主人——早期古人類群體間的文化交流，人們可不管世界上目前存在的有關人類起源的“非洲説”或是“亞洲説”。因爲早期人類走出非洲或者走出亞洲，珠江流域都是他們在向外輻射過程中必須經過的地方。百色盆地正處在他們遷移綫路上。因此正如前面已提到的贊成人類起源“非洲説”的衛奇先生認爲，最早的人類從非洲遷移至我國可能有兩條路綫：一是從青藏西側進入我國；另一條是從青藏高原南側進入我國，並認爲西江水系流域很可能是我國最早人類的落脚地（衛奇，1991）。從現有的古人類學和考古學資料看，從青藏高原南側這條綫路進入我國的可能性更大。因爲，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及雲貴高原均發現有第三紀後期和第四紀早期的古猿化石及舊石器早期的石器工業。爲此，美國人類學家謝盼慈（schepariz）認爲，廣西及周圍地區是早期人類進入東亞和東南亞的門道（Schepariz et ae,2000）。百色舊石器文化在研究遠古人類的遷移及文化傳播與交流上具有很重要的價值和地位。最近，在百色盆地的一個小型附屬盆地——布兵盆地内一個被稱爲麽會洞的洞穴遺址内的發現就更加證明上述的觀點。麽會洞位於盆地東南邊緣的一座峰林的半山腰（E107°0.13′，N23°34.891′），爲第6層溶洞，洞口底板海拔215m，高出當地河床65m，洞口朝東，洞廳寬敞，長（L）約50m，寬（W）2～6m，高（H）5～10m。

　　2001年3月，王頠等人在布兵盆地進行洞穴調查時已發現麽會洞的堆積層富含哺乳動物化石，而且首次從其中采集到1枚碩大的人類牙齒化石。2002年10月至12月和2003年11月，他們對該洞進行了兩次發掘，又發現了一批動物化石和少量的石製品，其中包括了另一枚人類牙齒化石。這枚人類化石爲一枚完整的右下第二臼齒（M2）。編號爲MH0001牙齒特徵是：石化程度較高，整枚牙齒呈乳白色，碩大，齒根粗壯，除牙根末端被嚙齒類動物啃咬而缺失外，牙齒其餘部分保存完好；咬合面輕微磨耗，齒尖及其相對位置清楚，近中面中部有較大的橢圓形的齒間磨耗面（接觸面？）；被頰側下方的另一小橢圓形磨耗切割。根據牙齒的形態、齒間磨耗面形狀和相對位置以及牙根形狀來判斷，這枚牙齒應爲下頜右側第二臼齒的可能性較大。

　　這枚牙齒的齒冠近方形，寬大於長，近中至遠中徑（MD）15.3mm、頰舌徑（BL）16.1mm，長寬指數\[（MD/BL）×100\]爲95。前寬大於後寬，下原尖膨大，下後尖明顯高出齒冠面上其餘齒尖。齒冠近中面較平，遠中面、舌面和頰面突隆。咬合面具有5個齒尖，從大到小分别爲下原尖（prd）、下後尖（med）、下内尖（end）、下次尖（hyd）和下次小尖（hed）。分隔齒尖的溝紋爲“丫”字型。齒尖排列爲典型的“森林古猿型”。分隔齒間的溝紋較淺，結構比猿類簡單。發育有近中根和遠中根，兩根向下，稍向遠中方向傾斜，近中根的近中面發育縱行寬淺溝，在近根尖處分爲頰側根尖和舌側根尖，近中根之頰舌徑顯著大於遠中根的頰舌徑，分别爲14.5和10.8mm。

　　上述的特徵證明瞭什麽？只能通過對比研究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MH0001這枚牙齒的尺寸雖然在猩猩牙齒的變异範圍之内，但從咬合面的齒間溝紋簡單，不發育褶皺，牙齒近方形等特徵説明這枚牙齒不可能屬於猩猩的。

　　MH0001的近中——遠中徑和頰舌徑在南方古猿三亞種變化範圍之内。

　　大小落入Ⅲ種南方古猿變化範圍之内，但長寬指數是超出變化範圍的。如果再與南方猿阿法種比較，MH0001這枚牙齒大小也超出其變异範圍（MD＝12.1～15.4）mm，（BL＝12.1～15.2mm），不過其長寬指數却落入其變异範圍（93～118）。但是，迄今爲止，還没有確切的證據表明非洲以外的地區存在南方古猿化石。因此，僅憑MH0001這枚牙齒，就可能斷定這是南方古猿是有困難的。

　　MH0001這枚牙齒大小都超過表中其他直立人的同類牙齒，但長寬指數接近，而且從上述的牙齒形態、結構方面的特徵都可見於周口店直立人，只是原尖很大且强烈向頰側方面延伸而有所區别。這種差异很可能是年代差异所造成的，這是研究者的看法，學者覺得這種可能性很大。因爲從同一文化層出土的石製品帶有一定的原始性，和元謀人的石製品較爲接近。可能比百色盆地第四級階地上發現的那一套礫石石器工業年代更早些。這更加顯出百色舊石器在我國乃致整個亞洲地區有關舊石器早期文化的起源與發展的研究是多麽的重要。

　　第四節　珠江流域舊石器中、晚期文化的發展

　　人類社會發展到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時候，説明瞭古人類自從誔生那天起，在地球上已經生活了近400萬年之久，已經進入到距今15萬年至1.2萬年前的階段,這個時期古人類在體質形態的進化上已經進入了智人階段(包括早期智人階段和晚期智人階段),在體質形態上最大的變化是大腦容量已經達到了現代人的水平,平均腦容量已接近1400毫昇,這比直立人(猿人)的腦大而復雜。但早期智人的大腦和晚期智人的大腦還有一些差别，早期智人的前腦部分較小，後腦部分較大，溝、回也比現代人簡單。額骨較現代人低平，眉脊較突出，但没有猿人直立人那樣高。頭骨壁稍變薄，没有直立人那麽厚；頂骨彎曲度在横向上没有直立人那樣彎曲；頭骨最寬度在頂結節稍下處，比直立人要高，而比現代人低；枕骨圓枕和角枕均比直立人弱一些，位置也稍高。上頜骨粗壯，外壁不平。下頜骨外突不明顯，牙齒較現代人粗壯，面部仍向前伸，説明其頭部保留的原始性狀較多。由於長期直立行走，下肢比上肢長，早期智人的雙手由於長期手脚分工後，雙手比直立人更多地能自由地從事勞動。所以雙手相當粗大，表明肌肉發達；掌骨關節比直立人靈活；往往發現右肱骨比左肱骨粗壯，這説明右手使用的機會比左手多，形成所謂“右利手”，其實早在晚期直立人時期已存在這種現象。

　　但上述的早期智人形態結構上的變化，在中國境内的早期智人化石中也不盡相同，哪怕存在時代大致相同，地理位置相距也不遠，而結構特徵却有明顯的差异，例如許家窑人和丁村人相比，許家窑人的牙齒比丁村人的牙齒就碩大許多。上第一臼齒（M1比北京直立人的還大；齒冠嚼面的紋理也相當復雜，接近現代人。屬於這一階段的長陽人的牙齒和丁村人牙齒類同。同樣，大荔人、許家窰人和馬壩人的頭骨相比，馬壩人的頭骨骨壁不如大荔人和許家窑人的厚，顯得單薄一些。而大荔人和許家窑人的骨壁厚度可達到北京直立人頭骨厚度的上限。這種體質形態上的差别，説明瞭什麽問題，暫時還没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如果説是時代上差异的反映，那麽北京直立人延續生活了長達幾十萬年之久，其體質形態上的進化却如此遲緩，確實使人有點不可思議。所以有人類學家認爲，在中國境内曾有過不同類型的古人類同時并存，這是一種可能。另外的可能是，有些古人類種群當時生活的自然環境幾十萬年内都處於一種平衡狀態，所以使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古人類的進化處於一種滯衡的狀態。這種可能也是有的，但概率不高。這種現象在自然界也屬於發展不平衡性引起的結果。

　　人類社會發展到早期智人階段的時候，其社會結構仍然處於原始群階段，只是原始群的數量比直立人時期增加了許多，分佈的區域也大得多，新舊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都有分佈，在中國的東北地區已有分佈。而且每個原始群的人數也比直立人階段會多些。屬於較大的群體，因此其生産力也有明顯的提高，狩獵和采集的能力比直立人階段的有不少的提高。生産力的提高反過來促進了人口的增殖，擴大了人類活動的範圍。例如我國的丁村文化在不到10公里的範圍内就發現了石器地點近20處。丁村文化遍佈整個汾河流域。人口的增多促使原始家庭的分裂。原始家庭的分裂、再分裂，使新分裂出來的家庭越來越多。這些新分出的家庭，由於共同的語言和親屬關係，彼此互相交往。同一輩分的人通婚，不同家族之間的通婚，開始改變過去“族内通婚”的習俗。族外婚能增强人的體質，促進家族的興旺發達。也促進了原始群的解體，向氏族社會的過渡。這是人類社會的進步，也是文化上的進步，這種現象在珠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域一樣存在。

　　更重要的一點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舊石器時代中期，舊石器文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首先表現在石器加工工藝的進步。前一時期已經出現修理臺面的技術，到中期得到廣泛應用；在中期還出現用“指墊法”修理石器的技術，這是一大進步。但珠江流域一直未發現這種工藝，這可能與這裏没有需要這種工具的生産活動有關。石器加工工藝的另一個突出進步是，石器種類的增多，功能進一步分化。例如，同一類的刮削器，可以根據其功能的不同或形態的差异而命名爲直刃、突刃、凹缺、園刃、園頭等等刮削器。使舊石器文化的地域性特徵，也越來越明顯。不僅如此，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後一階段已出現的骨器製造，從本來僅有簡單的利用自然形成的鋒利截面，到舊石器時代中期已有所發展，成了一些有意識的選擇和人爲製造的使用。如鹿角和鹿頭頂骨製造成的盛水器。還有，到了舊石器時代中期，石器中的盤狀器和人工打制的石球數量越來越多。早期智人已開始用石球和獸皮條製作“流星索”進行狩獵，成爲這個時期一種有效的狩獵工具。雖然人類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在直立人階段已學會使用和保存天然火種，學會熟食，而到了舊石器時代中期，早期智人已學會了人工取火。有了更爲豐富的用火經驗，用火把驅趕野生動物群，迫使它們跌落懸崖或事先挖好的陷阱中，以達到大量捕捉野獸的目的。這是人類提高狩獵能力的表現。

　　早期智人階段，人類已開始懂得埋葬死者，並在死者旁邊放置一些隨葬品。是否我們可稱之爲原始宗教的萌芽？因爲在歐洲的莫斯特文化遺址中普遍出現動物崇拜，如對洞熊和山羊的崇拜，在土坑中把熊顱骨排成一行，或用一塊大石板覆蓋住，在兒童埋葬處用一圈山羊顱骨圍着。但這種現象在中國仍未發現。只有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才出現。

　　以上是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特徵。在珠江流域這個時期文化遺址和地點發現的也不少，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北盤江流域的水城人及其文化，廣東北江河畔獅子岩馬壩人及其文化；封開西江支流漁澇河畔的峒中岩遺址和羅沙岩遺址；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北江河畔寶晶宫石器地點；新近研究發現的南江流域的蟠龍洞人遺址；羅定下山兒洞遺址都屬於這一時期的文化地點和遺址。此外，在廣西百色右江兩岸有一些遺址的文化層雖然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階段，但一直可延續到中、晚期，如大梅遺址、那賴遺址等等。它們的文化特徵和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特徵基本一樣，只有一點是它們中的絶大多數石製品都可歸入礫石文化的範疇，而屬於石片文化範疇的則很少，這可能説明珠江流域的石器文化，發展到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時候，其文化發展仍是一脈相承的，加上當時當地的自然環境、古氣候等因素處於一個穩定狀態，所以得以平穩發展，這從伴生動物群没有多大變化就是一個佐证，在舊石器時代中期，珠江流域乃至整個南方地區動物群的組成都是由反映熱帶和亞熱帶氣候的“大熊猫——劍齒象動物群”成員搆成，其典型種類有大熊猫（Ailuropodc　melanoleuca）、東方劍齒象（Utegodon orientalis）、印度象（Blephas maxvmns）、獼猴（Macacasp.）豪猪（Hysrtix sp.）、水鹿（Rusa unicolor）、水牛（Bubalus sp.）、最後鬣狗（Crocuta ultima）、中國犀（Rhinocerop sinensis）、古爪哇豺（Coun javanicus antiquus）華南巨獏（Megatapirus angustus）等等。這個動物群一直維持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才有較明顯的變化。現在可以列舉幾例文化地點加以説明，前一節中所介紹的馬壩人和柳江人都屬於珠江流域的著名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址，在此就不重復了。現只介紹水城人及其文化和新研究與發掘不久的蟠龍洞人。而百色盤地右江的大梅遺址、那賴遺址的文化也屬此列。

　　（1）　水城人及其文化

　　水城人遺址位於貴州水城縣西北，在北盤江一條支流三岔河河畔，原是一處洞穴，遭嚴重破壞後僅存很少一部分，變成岩厦。其洞高出三岔河水面約40米。後來在殘存的膠結堅硬的黄色角礫岩層中，發現了灰燼層和一枚人的左上犬齒（C）。還有7件石製品。同層位出土的動物化石不多，可鑒定到種的只有5種，其中有劍齒象，所以研究者認爲其地質時代應屬於晚更新世。而水城人犬齒，從形態上看，比北京直立人要進步，而比廣西柳江人要顯得粗壯、原始。從石器來看，其石片的共同特點是：無臺面，石片角小於90度，有粗大的打擊點，清晰的放射綫，没有明顯的半錐體，在石片的中上部有一道横向的弧形凹，其背面很少見石片疤，基本上保留礫石面。這5件石片石器是用鋭稜砸擊石片制成，采用復向加工的方法，刃緣相當曲折。尖狀器均係石片制成，均屬角尖尖狀器，有的爲復向加工，有些爲單向加工。這種尖狀器都是在一側邊作細緻的加工，另一側加工稍差，制成一個比較鋭的尖。此外石　製品中還有砸擊石錘2個，是用玄武岩礫石做的，其上遺留許多散漫分佈的坑疤，從加工技術方面來看，打片都是采用“鋭稜砸擊法”，和觀音洞文化有一定可比性。而與同期桐梓人的石器文化更爲相似。但根據研究者認爲，其時代稍晚於桐梓人文化。〔6〕

　　（2）　南江文化的蟠龍洞人

　　蟠龍洞人牙化石發現於珠江流域西江中游的支流洚水河畔的獅子山西麓石灰岩一洞穴中。該洞穴總長526米，寬3米，個别洞廳可達10米。洞口向東，高出地面12米，高出洚水河水平面近30多米，相當於河流二級階地（T2）或三級階地（T3）。洞内較平坦，呈裂隙型發育，以緩坡狀曲折向前發展。從洞口内進40米處有黄褐色膠結堆積，堆積層厚度約0.5～1.5米，内分層不明顯，上、下均見有鈣板層，厚薄不等。在堆積層中含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1987年在堆積中出土了2枚人牙化石，其中一顆爲左下第三臼齒（M3），另一顆爲左下第二前臼齒（P2）。據觀察，左下第三臼齒（M3）的齒冠長（L）12.3mm，寬（W）10.8mm，高（h）7.2mm；齒根兩根，殘長7.3mm，斷口似被嚙齒類動物咬過，呈斜狀。齒冠完整且相當粗壯。齒冠咬合面似圓形，咬合面的各尖只有中度磨損，所以其前、後、原、次各尖以及頰溝、遠中溝、近中溝、舌溝、中央缺隙均清楚可見，而且相當發育。下次尖雖比原尖稍小，但也很發育，在下次尖後面有一下次小尖存在，這是其原始特徵的表現。如果把這顆化石牙和廣東地區珠江流域内的其他遺址出土的同期同類的化石牙齒比較，就可一目了然。

　　雲浮蟠龍洞人牙比馬壩獅子岩飛鼠洞和封開河兒口峒中岩出土的同一位置的化石（M3）個體粗壯，而且長寬指數也大得多，雲浮蟠龍洞人的左M3，其長寬指數（L/W×100）113.7已落入晚期直立人同位牙齒長寬指數的變异範圍。所以我們認爲很可能這是年代早晚差异的表示。

　　另一枚牙齒化石是左下第二前臼齒（P2），它的齒冠長（L）8.0mm，寬（W）8.5mm，高（h）15.3mm；齒根單支，殘長6.1mm。從結構形態上來看，雖然石化程度和粗壯程度與左第三下臼齒（M3）是一樣的，但磨損程度不同，P2基本没磨損，因此，我們認爲很可能這顆牙齒是乳齒，或剛换牙的恒齒。與M3這顆牙的主人可能不是一個人。

　　人類歷史發展到大約距今4萬年期間，即進入舊石器時代晚期（相當於地質年代更新世晚期後一階段）。這個時期人類社會由母系氏族社會初級階段進入到發展階段。〔7〕

　　人類在體質形態上，已由早期智人階段發展到晚期智人階段。在體質形態上，原始的特徵已基本消失，與現代人相比，没有明顯的區别。尤其是在腦容量上已經達到1200～1500毫昇的範圍。四肢和現代人一樣發達。

　　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製作技術的進步是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特徵，按全國範圍來講，修理臺面的技術、第二步加工的“指墊法”等雖然均出現於舊石器時代中期，但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才更爲廣泛流行。在打片技術方面，作爲一種間接打擊法的“擊棒法”開始於舊石器時代中期，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在華北地區廣泛使用間接打擊法産生細石葉，並使用壓制法來修理工具和武器。這一時期工具製作的另一個特點是複合工具的廣泛製造和使用。利用石球製作的“飛石索”在舊石器時代中期已經在一些文化遺址中被廣泛使用，而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則發明瞭更爲進步的投矛器、弓箭和魚鏢等複合工具。局部磨制和鑽孔技術也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但這些進步的石器製作技術僅在裝飾品的製造上被使用，還没有在生産工具的製造中加以使用。

　　舊石器時代晚期，骨、角器的製作技術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人們采用鋸、切、削、磨、鑽等一系列專門工藝，製作出骨針、骨錐、骨刀和角鏟等新型工具。穿孔獸牙、穿孔貝殻，帶有刻劃的鳥骨管等裝飾品的出現，則反映了先進的骨器工藝水平和日益豐富的精神生活。

　　舊石器時代晚期，由於各個地區氣候和生態環境的區别，以及由此而産生的人類生産方式和生活習俗的不同，文化系統的區别和區域性特徵則越來越明顯。如華北地區兩大文化傳統繼續按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匼河——丁村係”一直發展到新石器時代初期才被磨制石器所取代，“周口店第1地點——峙峪係則發展爲兩個分支：一支爲水洞溝文化，其典型器物有修理臺面的長身石核、盤狀石核、長石片、三角形石片，以及用三角形石片制成的半月型刮削器和用長石片加工成端刮器等；另一支發展爲典型的細石器文化，即用各種間接打法生産石葉和用壓制法修理石器的發達細石器文化。其典型文化的代表是下川文化和薛關文化。

　　南中國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其區域性特點更爲顯著。這與地理環境及氏族的形成有關。總的來説，也可以分爲兩個大文化系統，一個是礫石石器文化系統，另一個是石片石器文化系統。礫石石器文化系統以百色盆地的石器文化爲代表，不過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礫石石器文化系統的典型器物就缺乏大型的手斧、薄刃斧、手鎬等器物，所有器物都中、小型化，種類又較舊石器時代中期時的多，如推刮器等都是首次出現的。加工技術上也有獨到之處，雖然都是礫石石器，但大多數的礫石在加工前是被劈開或截斷，然後再行打片加工。而打出的刃口是很陡的，人們可稱之爲陡刃礫石石器。它的石片疤呈復瓦狀的排列，這是經多次加工的結果，是進步的表現。石片石器也一樣，細化是一個總的趨勢，但從風格上與華北地區的小石器傳統有着根本性的區别。因爲它始終未發展成用間接打擊法剥制石葉和用壓制法來修理石器。

　　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整個人類社會由於人工取火得到廣泛運用，人類的生産活動從陸地上的狩獵和采集，已發展到向廣大水域索取生活資源，開始學會捕撈、捉魚。這些都是人類生産力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現。生産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這些發展必然促使家庭和社會形態的向前發展。使在舊石器時代中期已産生的母系氏族制到舊石器時代晚期進入到更快的發展階段。人類社會變得相對穩定，同樣，在舊石器時代中期已萌芽的原始宗教觀念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墓葬逐漸成型。

　　上述介紹的是全中國南北地區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文化發展的大概情况。具體到嶺南乃至珠江流域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特徵又如何？現舉猫猫洞遺址爲例説明之。

　　（1）　猫猫洞文化：

　　猫猫洞遺址位於珠江上游紅水河南盤江流域的貴州興義縣猫猫山東側一個岩厦内，經緯度是東經105°01′，北緯25°12′。經1975年冬發掘，獲得古人類化石7件，石制器4000餘件，骨、角器14件，一批哺乳動物化石和用火遺迹。根據骨化石的14C年代測定，結果分别爲距今14200±200年或距今14630±200年（第5層）和距今11740±200年或距今12080±200年（第3層）（李炎賢等，1986）。從年代數據可見，這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一處較典型的文化遺址。〔8〕

　　猫猫洞文化中的人骨化石一共包括下頷骨4件，股骨3件。下頜骨4件中有兩件比較完整，其中一件成年女性下頜骨最爲完整，左、右髁突斷失，冠突基本保存。16枚牙齒全部在位，門齒和右側犬齒及第一前臼齒齒冠破損，其餘牙齒均完整。從嚼面看，第一臼齒齒質點已經擴大，彼此連成片，可見磨損程度已達Ⅳ級；第二臼齒（M2）已暴露齒質點，故達到Ⅲ級。由此推斷，這件標本可能屬於40歲上下的女性。這件下頷骨粗壯低矮，齒弓較短而寬，形態與山頂洞人下頷骨極爲相似（曹澤田，1989）。亦有學者認爲，此下頷支體陡直程度是很少見的（李天元，1990）。其餘三件下頷骨，一件屬男性的較好，一件屬女性的右側殘斷，一件屬兒童的僅留下頜骨前段。四件下頜骨中，雙頦孔者2件，單頦孔者1件，另一件頦孔部損壞看不清，可見雙頦孔者占多數。

　　股骨共3件，均殘斷，最長的一枚有167毫米。從斷裂面可觀察到，骨壁相當厚，骨髓腔很小，測量數據與河套人（三件）的測量結果：矢徑爲35.0～30.7和24.6毫米；横徑爲27.8～25.0和25.0毫米很接近，僅占骨幹直徑的1/3。這一點與現代人有明顯的區别，有一定的原始性。由此，研究者認爲，興義猫猫洞出土的人類化石應屬於晚期智人。以上的結論在下述的文化因素中也得到佐证。

　　（2）　猫猫洞文化中的石器及其他：

　　猫猫洞出土的石製品中經過挑選、觀察和分類研究的標本共1121件，石製品的原料是變質粉砂岩和砂岩，這占多數，其次是泥質岩和燧石占少數，這些石料來源於馬别河古河道上的礫石層。石製品的主要類型有石核、石片、石錘、石鑽、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和雕刻器。

　　石核共129件，其中鋭稜砸擊石核占103件，錘擊石片占26件，其特點是没有平坦的臺面，打擊點落在稜上或稜邊附近，石片疤常呈月牙形。

　　石片共317件，其中鋭稜砸擊石片有246件，錘擊石片64件。此外，還有幾片砸擊和碰砧石片。其特點是：石片比較薄，破裂面較平坦，大多數標本見不到半錐體，極少數標本可見到微凸的半錐體。

　　石錘和石砧共116件，以鋭稜砸擊石錘爲主，其次是錘擊石錘和砸擊石錘、砸擊石鑽。這些石錘均爲礫石，且多爲扁園形礫石，其中部常因砸擊而凹入。

　　刮削器共345件，占全部石器493件中的70%，可分爲單刃刮削器、端刃刮削器、雙刃刮削器、多刃刮削器、盤狀刮削器、錛形刮削器等類型。有個别種類亦可進一步分成若干亞型，如單刃刮削器還可分爲單邊凸刃、單邊直刃、單邊凹刃等種亞型刮削器，其中以單邊凸刃刮削器數量最多，加工最精。

　　尖狀器共有107件，其中有97件是用薄而長的石片加工而成的。這批尖狀器内有102件用反向加工的，這是一類具代表性的器物，它們可再分成心形、鋭尖、鈍尖、雙尖、啄形尖狀器。

　　砍砸器數量不多，僅有40件，都是由礫石或石核加工而成的。它的體形較粗大，缺乏一致性，有單邊、雙邊、尖刃和盤狀砍砸器幾種。

　　雕刻器僅1件，也不典型。

　　其他工具有骨、角器。猫猫洞發現的骨、角器，據研究者認爲，可分爲骨錐、骨刀和骨鏟三類型。骨錐共5件，都是取長骨片經打擊、刮削或磨制而成，角鏟8件，有單面刃和雙面刃兩種，取材有角干，也有角枝，刃部皆經過刮削而成。

　　（3）猫猫洞文化的特徵：在文化遺物上既體現了舊石器時代文化的共性，如石片占很大比例；刮削器數量很多，形式較繁。但也有其别具一格的特點：如石料硬度較軟；打片以鋭稜砸擊法爲主；加工以反向打擊爲主；富有精緻的骨、角器等。它是珠江流域上游乃至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新型文化。

　　猫猫洞文化的絶對年代爲距今14000年，但從其伴生的動物群中含有中國犀和窄齒熊化石來看，猫猫洞文化的時代應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而且研究者注意猫猫洞文化中有一定數量用於砍伐樹木的砍砸器，骨、角器中亦有一定數量用於挖掘播種的角鏟，這標誌着猫猫洞文化時期，在這塊地方原始農業可能已經萌芽。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曹澤田，1982）。

　　在珠江上游，南北盤江地區，和猫猫洞文化同期，而文化内涵基本一致的文化遺址，還有六盤水市，六枝特區的桃花洞和普定穿洞遺址。由此可見，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後一階段一直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在珠江水系源頭地區，文化遺址分佈是相當密集的，特别是處於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階段。即距今15萬年至1.2萬年期間，這裏的文化呈現出一種興旺狀態，而且發展很快。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另一種現象，就是在距今170萬年至80萬年以及70萬年至15萬年前，這二大段時間内，這裏發現的文化遺址爲數不多，除盤縣大洞和黔西觀音洞之外，還有路南少數幾個地點，餘者再没有了。而到了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大概距今14～2萬年前），好象雨後春笋一樣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人類文化遺址。這種現象是什麽原因造成的，現在還不清楚，學者根據近20年來在珠江流域中、上游地區調研的結果認爲，第一個原因是，中國考古界對這片地區的考古調查工作，並没有作有針對性的工作，只隨着當前社會主義建設項目（如高速公路、鐵路和水利工程項目等）中，配合作了些調查、發掘工作，偶然有重要的發現，如這次在沿着右江沿岸，百色盤地的高階地（T4）上就有重大的收穫。餘者大片的地區，因還未涉足到，所以發現很少。另外的原因是，在這兩大段時間内，全球性的生態環境，有着强烈的變化，有不少地區出現了極爲困難的生存條件，直接影響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大的歷史事件，衆所周知的在早更新世時期，喜馬拉雅山造山運動，青藏高原隆起，阻斷了非洲人類遠祖往中亞地區和東北亞地區的輻射，也相對地影響了我國西北地區和中原地區，迫使古人類只能通過中東然後分兩支，一支繞道東歐再行往東到達中亞進入中國，另一支南行通過印、巴進入南亞和中國的南部，以此爲中心，再往周邊輻射出去，很明顯有一支通過横斷山脈金沙走廊到長江中、上游後再往東沿着長江水系傳播開去，所以近年來一直到長江下游的南京，都有較早的晚期直立人化石及其文化發現，在長江流域的中游地區，在湖北以南和安徽地區甚至有早期直立人的化石及其文化發現。如巫山直立人，鄖縣直立人、鄖西直立人和繁昌文化等等。此外，另一分支往東，沿着珠江水系，一方面可輻射到中南半島，另一方面通過珠江水系一些北向的支流和古道（瀟河古道等）溝通長江水系湘江支流及漢水支流，一直可達到漢中，再與中亞過來的原始人群匯合後，往華北地區和東北亞地區輻射，所以，在中更新世時期，在黄河中游的渭河流域地區會發現蘭田人、匼河文化等那麽早期的人類文化遺址，還有世界有名的周口店北京直立人及其文化。但總的來講，還是不多，皆因環境變遷太大，加上在這段時間内，人類經歷了幾次大冰期的變化。情况復雜，導致人類的遠祖，在適應生態環境變化過程中，在大自然的淘汰下，幾乎瀕臨滅絶。這裏不仿引证一個科研成果加以説明：以色列蘭巴姆醫學中心的多倫·拜爾和特拉維夫大學薩哈客·羅塞主持。研究人員利用遺傳學技術，從非洲克瓦人、桑人等土著人身上采集3600多個完整的綫粒體DNA基因組樣本。研究結果發現，古人類最早在153萬年前開始分化組合，東部和南部非洲人類的分散群體可能與此有關。直到大約4萬年前，他們才重新聚居在一起，搆成“泛非洲人類”。

　　研究認爲，大約13.5萬年前至9萬年前（也有學者認爲大約距今20～15萬年前左右），東部非洲經歷了嚴重乾旱，迫使史前人類分成各個小的群體，走上各自進化軌迹。在嚴酷的氣候條件下，大約7萬年前，史前人類數量最少時只有2000人左右，瀕臨滅絶。但是人類最終幸存下來。而且此後人類迅速繁衍，人口不斷增多。大約6萬年前，人類開始走出非洲，揭開遷移、扎根、進化繁衍的新篇章（馮武勇，2007）。

　　當今分子生物學研究人類進化和現代人類起源的成果較多，有一點是比較趨於一致的，都認爲世界古人類可能起源於非洲，至於現代人的起源是否也源自非洲最後一次（15萬年前）移民潮帶來的結果？這點各説不一，從DNA角度的研究結果來説，認爲是對的，起碼歐洲的尼人是這樣，但對於黄種人的情况來看，從考古學的事實上，只能證明在相當早的時期，已有遺存基因上的交流，但人種上的取代在人類化石和文化的内容上，暫未發現足够的證據説明現代的黄種人土著居民是被非洲最後一次的移民所取代，這點在前面的章節中已有詳細的説明，在此不再重復。而在文化上還是一脈相承的。變化在各個不同時期是有的，而且有些地方相當明顯，但萬變不離其宗。這點統觀全球上各種族之間的關係還没有超越一個生物種的範疇内，不管是地理亞種或是生物亞種，最後還是歸於一個物種，不管是親兄弟姊妹，或是姨表兄弟姊妹，都離不開同一個遠祖。

　　因此，到更新世晚期後一階段，即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時間，由於古人類經近400萬年之久的進化歷程從形態結構方面、思維能力方面，適應和掌控大自然的能力方面都可以説到了一個較成熟階段，所以他們才能真正立足於地球上迅速發展，經過中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以及各歷史朝代短暫的近一萬多年的光景就變成當今的社會。所以有學者認爲，人類社會發展關鍵的時刻就是在近4～5萬年間的時候。這種推測是否有歷史事實的支持？研究者認爲，下面介紹的吴偉鴻等人研究的香港西貢深涌黄地峒遺址和上海復旦大學李輝博士對古百越族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爲上述的觀點一個佐证。

　　（1）　黄地峒遺址

　　黄地峒遺址位於香港特區東部企嶺下海東海岸，地理位置爲114°17′E，22°26′N。具體範圍東起黄地峒山麓50m至60m等高綫處。西至海邊潮間帶以下淺海，南起鰲魚頭，北至西貢深涌碼頭南約600m處。

　　黄地峒遺址地處西貢半島西側，其區域地貌類型屬半島海灣型。黄地峒爲一座不太高的小丘，海拔高度才154m。東西與石屋山相連，西麓面向企嶺下海，西側山坡的坡度爲23°～38°，局部有10°左右的緩坡。

　　據《香港第四紀地質》、《珠江三角洲形成發育演變》等研究成果綜合來看，距今約120000年前的間冰期，香港氣候比現在暖和，海平面高於現海平面約4～6m，即現在整個企嶺下海地區均在海下，山坡上現露於水面上只有數米至十餘米。如果考慮到本地區的地殻，自第三紀以來基本爲抬昇的，其上昇速率爲2.5～8.0mm/a，那麽采石埸的高程在那時候要比現今低。其後，氣候逐漸轉冷，大約在距今75,000年前，已進入最後一個冰期的前期階段，氣候已相當冷，海平面已下降不少，比現在低約77m，企嶺下海因此出露於海平面之上，但氣候不是一直冷下去，中間有起伏，此時氣候轉曖，直到距今28,000年前，達到頂峰，這樣海平面亦相繼上昇，香港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低窪地方均被海水覆蓋。但到了大約距今25,000年前，氣候再次變冷，至距今18,000～17,000年前最爲寒冷，達到最後冰期的最高點。海平面下降至現今海平面以下120～130m。隨着地殻隆昇和海退，此時的香港地區大部分的半島和離島連爲一體，大埔吐露港至大鵬灣的赤門海峽只成一條河流，企嶺下海是其中一條較大的支流，局部河段存在河谷平地及河流階地，有着適合人類生活和居住的理想環境。這種環境一直維持到距今7,000～6,000年前，因爲，氣候是從距今12,000～11,000年開始變暖，冰川溶化，海平面逐漸上昇，直到距今8000年前，海平面已達到現今的水平，到了7000～6000年前，海平面曾增高至比現在高1～3m，之後才慢慢下降恢復到現在的水平。由此可見，黄地峒遺址形成的時間空間正如剛去世不久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化局專家組成員張森水先生當時所説的是距今40,000～8000年前。

　　黄地峒遺址經2004年調查和試掘，以及2005年第一次正式發掘，在不到15平方米範圍内出土了石製品6000多件，如果連地表采集，其數量已接近10,000多件。該遺址南北方向長300多米，東西寬180多米，被海水淹没看不清楚的部分不知道還有多長的距離。可見此遺址的規模相當大。根據試掘採樣經光釋光（OSL）測試結果，其文化層堆積最早（L4～L5）可達距今3.9萬年前，稍晚的是距今3.5萬年前。最表層的（L1）的年代是距今1.933±64aBP，L2的年代是距今2.848±126aBP，L3的年代是距今6.800±600aBP，L3和L4之間從地層堆積來看，是不整合的。有些層位已被侵蝕了（起碼在T3－T4　是這樣）。2006年第一次正式發掘雖然共布了15個探方（即T6至T20）但僅QT1采石埸南壁和T14探方掘至原生基岩風化殻。T14處於2004年試掘探方T3－T4之上方較爲平坦處。地層分層亦可成6層，但各層厚薄和堆積狀况與T3－T4有所不同，總的來講是厚度不如T3－T4，而且L1直接覆蓋在L3之上，L2只局部在探方的西北角出現，而且深度可達L4層的上部，發掘者認爲T14的L4可相當於T3－T4的L4層，第一次正式發掘在T14西壁剖面採樣送西安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釋光測年實驗室測試結果是：L2爲1500±100aBP，L3爲7100±500aBP，L4上6700±500aBP，L4中13,100±900aBP，L4下13.7±900aBP。從堆積深度情况來看，T14的L4只能相當於T3－T4的L4上部地層，T14的L4與L3同樣不整合，有缺失，但被侵蝕的程度比較少，所以保留較多的偏晚的堆積物，正好填補了L3和L4之不整合地層中部分空白。出現了13100±900aBP－13700±900aBP間的堆積物。實際情况是否如此，可把周邊已布的探方發掘完就一目了然。因爲T3－T4的堆積厚度接近2米，而T14僅有1米左右，同時T3－T4兩方内正好有1個明顯的陡坎，這樣的堆積環境因素一定對堆積物造成影響，這點我們應該考慮到。

　　黄地峒遺址出土的石器屬於石片石器，以中型爲主，大型次之，小型再次之。打片技術以錘擊法爲主，亦有砸擊法（鋭稜砸擊法），偶用碰砧法，修理臺面的技術也常規，單面加工，兩面加工，包括交互加工，復向加工，個别錯向加工，都出現。石器初步分類計有楔形器（也有人稱錛形器）、手斧、手鎬、尖刃器、砍砸器、刮削器和雕刻器7類之多，還有長石片。所以張森水研究員觀察完試掘出土的石製品和自己第2年直接參加完第一次正式發掘後發表了幾點看法，首先，他認爲舊石器所有的加工技術，在黄地峒遺址出土的石製品中幾乎都可以看到。石器種類如此多，密度如此大，數量如此豐富，在全國是不多見的。在香港地區、嶺南地區、以及整個東南亞地區均屬首次發現，是一套全新的組合。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第二點談到年代，他認爲這套東西最晚也不會晚於距今8000年。至於可以早到什麽時候就要看最後的測定結果。但太早也不可能。這是屬晚更新世時期的産物。現在兩次年代測試的結果都已經出來了，前面叙述過的結果與張森水研究員的推測是一致的。如果從以住大家比較公認的在嶺南、越南、東南亞大陸和島嶼，從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石器變化應該是：“石核石器工業”→“石片石器工業”→“礫石石器工業”→“細石器工業”。而黄地峒的石器工業屬於石片石器工業範疇，由此可知和存在年代相比也是相對吻合的。不存在實質性的分歧。〔9〕

　　在此，人們重視的並不是黄地峒的年代，而是它出土的那一套石製品，以及和石製品有關聯的一系列問題。因爲人們瞭解黄地峒遺址的全面情况後不禁要問，爲什麽在珠江流域，在更新世晚期後一階段，在舊石器晚期會出現這麽完美的舊石器時代石器加工埸？加工技術如此之全面，種類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數量如此之豐富，在全國來講都不多見，在嶺南地區迄今爲止是唯一的。我們知道，在珠江流域内，以及其周邊地區，規模大的，石器種類多的，密度大的，數量豐富的文化遺址在舊石器晚期不難找到，但加工技術如此之全面，舊石器所有加工技術幾乎在黄地峒遺址出土的石製品中可以看到這一點，迄今爲止確實難於找到。研究者認爲，黄地峒遺址的發現是偶然的，但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它有一定必然的物質基礎，這個基礎是在珠江流域内在史前舊石器時代，文化長期發展，一直處於興旺發達的情况下，帶來文化的底藴深厚的結果，這就是珠江文化的特色，不是任何一個文化區域都會有的。只有經過長期的積累才會有能體現文化發達，技術全面的文化遺址出現。黄地峒遺址的出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0〕

　　（2）　分子生物學研究成果

　　前面已介紹過的，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李輝博士的研究成果，他在《百越族遺傳結構的一元二分迹象》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根據他運用最新的分子人類學材料——Y染色體（DNA）技術對民族系統進行精細的分析，發現百越系統與中國的其他系統差异很大，同時已研究出百越群體其遺傳結構的三個特點：其中第一點就是百越有單起源的遺傳學迹象，可能大約在三、四萬年前發源於廣東一帶。而後慢慢地向三個方向擴散開來。這一點十分引人注意，人們要瞭解的是，百越族在史前時期，是我國南方一個大的民族系統，他的起源地爲什麽偏偏處於廣東一帶？衆所周知，作爲任何一種事物，能作爲起源地的必須具備一定的必然條件：地理位置適中，生態自然環境優越，在人類起源長河中，一直以來這裏的人口密度都保持着一定的密度，這裏的文化沉澱深厚，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裏外的文化交流頻繁，族群結構緊密，語言通暢，生産力發達，才能形成一個中心，才有可能向外擴展。所以李輝博士的研究成果又一次證明，珠江流域的文化發展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是一樣的發達。

　　不僅如此，珠江文化的發達，還表現出，在文化發展的連續性上是十分突出的，文化遺址和地點發現的數量大大增加還不算，而且文化的時代往往跨越好幾個，從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跨越中石器時代，一直到新石器時代早期，有時甚至到新石器時代中期。這種現象在珠江流域甚爲普遍，因爲在珠江流域地區及其周邊，雖然也經歷過全球性幾次大冰期的影響，但由於這一地區地處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冰期來臨時氣温雖有明顯的下降，但不至於下降到對人類的正常生活有不利的影響，相反由於冰期的到來，引起大洋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大片大陸架出露，水路變通途。大陸之間，大陸與島嶼之間，島嶼與島嶼之間都可以連接在一起或縮小了距離，爲人類的輻射、擴散、遷移創造了條件。這就爲文化的傳播和交流創造了條件。在一些自然條件艱苦的地方，爲了生存，原始群會隨着動物群的遊動而遷移。只有在一些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人類的生活才比較相對穩定，延續的時間比較長，才會留下跨越幾個時代的文化遺址。而且這些遺址往往是出土的文化遺物非常豐富的。下面不妨舉百色百達遺址爲例説明之。

　　（2）百色百達遺址：

　　百達遺址是一處階地遺址。位於百色市以西約50公里的陽圩鎮六豐村百達屯西側的山坡上，處於右江及其支流者仙河的交匯處，背山面水，分佈面積約2.5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一般爲1米厚，最厚者可達5米。可分爲9層，依發掘者認爲，第1、第2層爲近現代文化層；第3到第6層爲新石器文化層；第7到第9層爲舊石器文化層。

　　根據地層關係和出土遺物的特徵來分，新石器時代文化堆積至少可分爲兩期，第一期以大量的人工打制石器和少量的斧、錛坯件爲主要特徵；第二期以一種形制獨特的尖狀砍砸器和磨制石器爲主要特徵。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實驗室的14C測定，第一期文化的年代爲距今約9000年前，第二期文化的年代距今約7000年前。研究者認爲，按年代測定和出土器物特徵，第一期應爲中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第二期應爲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舊石器時代文化堆積也可以分爲兩期，第一期的石器個體較大，工具類型中含有手鎬；第二期石器個體較小，缺乏手鎬。根據出土遺物和地層特徵初步推測，發掘者認爲，舊石器文化堆積應爲更新世晚期，年代可能早到距今約10幾萬年前。研究者認爲，根據出土遺物特點來看，舊石器時代文化堆積的第一期應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絶對年齡在10萬年以内是對的。而第二期則應屬於中石器時期早期文化，絶對年齡應在1.2萬年左右。依上所説，百達遺址延續的時間起碼有10餘萬年之久，跨越了舊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三個不同時期。

　　從出土的文化遺物來説，十分喜人，其數量已達5萬多件，是嶺南地區歷次考古發掘中前所未有的。這些文化遺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石器以人工打制的爲主，磨制的較少，且很少有通體磨光的。陶器和骨器也是少量。石器的原料幾乎全是取自河灘的礫石，岩性主要是砂岩。器型有砍砸器、尖狀器、刮削器、石斧、石錛、石鑿、石刀、研磨器、石錘、石砧等。陶器均爲夾砂陶，飾以繩紋，從可復原的器物看，僅見罐一種。骨器有骨針和骨錐等，其中骨針有單尖和雙尖兩種。這些骨針和骨錐均發現於螺殻堆積層，筆者認爲，上述的出土器物中大多數爲中石器時代的文化産物，骨針極可能與取食螺肉有關。舊石器文化層出土的石製品與新石器文化層出土的石製品稍有不同，原料雖然同爲礫石，但岩性以火成岩爲主，砂岩次之。製作簡單、粗糙；器形有砍砸器、手鎬、刮削器等。以砍砸器爲大宗。

　　從出土的大量動植物遺存來看，初步鑒定已有彌猴、熊、鹿、野猪、野牛、竹鼠、鳥類等，還有大量的水生動物：螺、蚌、魚、龜、鱉和螃蟹等。由此可見，當時百達遺址的先民，他們的社會經濟類型已從單純的狩獵采集發展到中石器時代的綜合經濟類型，把捕撈經濟也納入他們的經濟範疇。

　　不僅如此，在遺址中還發現了具有一定規模的石器製作埸和柱洞群等。由此幫助人們瞭解到，百達遺址的先民不僅走出了山洞，到了河流階地山坡上生活和居住，而且有了專門生産勞動工具的石器加工埸，有可搭建人群居住的建築物——住洞群。表明遺址存在明顯的功能分區，説明種群的興旺和文化的發達，這是典型一例。和百達遺址性質相同的遺址還有許多，如廣西柳州白蓮洞遺址也屬此列。

　　注釋:

　　〔1〕黄啓善主編：《百色舊石器》，第二章83～86頁，第三章87～94，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黄慰文、劉軍等：《貴州盤縣大洞舊石器遺址階段性研究（1991～1993）專號》，《人類學學報第16卷，第3期，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

　　〔3〕黄慰文、候亞梅、斯信强：《盤縣大洞的舊石器工業》，載《20世紀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369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4〕李炎賢、文本享著：《觀音洞》，30～169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5〕黄啓善主編：《百色舊石器》，10～100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6〕邱中郎：《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載《中國遠古人類》，21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

　　〔7〕邱立誠、張鎮洪：《廣東雲浮蟠龍洞人類化石的考古學意義》，載《嶺南考古研究》（7），5～10頁，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

　　〔8〕黄慰文：《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載《中國遠古人類》，241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

　　〔9〕吴偉鴻等：《香港深涌黄地峒遺址試掘簡報》，載《人類學學報》，25卷1期，56～6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10〕吴偉鴻等：《香港西貢黄地峒遺址正式發掘與初步研究》，載《嶺南考古研究》（5），32～43頁，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