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的文化歷史，發展到新石器時代，進入了更高的發展階段。因爲經歷了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長期的歷練，特别是經中石器時代的孕育，幾個大的歷史事件，都爲新石器時期新的發展準備了扎實的物質條件，所以能勢如破竹似的進入更高一層的發展，取得了較周邊地區更爲先進的成果。下面逐一進行介紹之。

　　第一節　珠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代表性遺存

　　珠江流域的先民們大約在距今8～9千年前開始步入新石器時代，個别遺址可以更早些，在距今約1萬年時已開始步入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結束的時間大約在距今2～3千年左右，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也可分爲早、中、晚三期，各期的文化特色有所不同。早期的文化是和中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分不開的，是在其發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般情况下，考古學者都認爲，有陶器和磨光石器出現時，就是新石器時代的開始，農業和家畜飼養是否出現，這點難於確定，但正如前面一些章節中提到的，陶器的誕生和農業的關係很密切，起碼和集中采集有關。如果這觀點成立，那麽家畜飼養也應該同時存在，因爲家畜飼養業和農業起源的關係更爲密切，此外，對陶器誕生的理解，我們應有一個界定，因爲在一些中石器文化晚期遺址中，我們往往也發現一些火候很低夾砂粗陶塊，結構非常鬆散，而且發現時看不出一個完整的陶器形狀。人們認爲這不能算真正的陶器，而是陶器前期的雛形。只有能看出一個完整器形時才算真正的陶器。磨光石器和磨刃石器也一樣，在通體磨光石器出現前，在中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中，比較常發現少量的局部磨光的石器（即刃部磨光），這是通體磨光石器的必經階段，任何勞動工具在被使用過程中必然給人類一個印象，這就是人類造型工具和使用工具過程中一個結果。因爲人類使用石器工具時候大多數是利用它的刃部，一件石器的刃部當被使用時必然有磨損，多次磨損必然使局部刃部缺失，而另一部分會變得更鋒利，這就給使用人一個啓示，刃部鋒利的石器更好使用，於是啓發古人類想辦法先把石器刃部磨光，長此下來，刃部磨光的石器就比通體磨光的石器出現得早，也爲後來通體磨光石器的産生打下了一個基礎。

　　在此，把這幾個問題解釋清楚後，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點就好界定了。

　　考古學家一般認爲，當富有特徵的印紋陶出現之前，早期新石器文化是以打制石器和繩紋粗陶爲代表的（安志敏1982年）。在珠江水系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遺址基本情况也是如此。不過從種類上可分爲洞穴遺址、河旁階地遺址、海濱遺址、山坡遺址等。在這些不同種類遺址中也可以再分成兩種情况，一種是文化層中含貝殻類遺物的，另一種是文化層中不含貝殻類遺物的。這種區别不代表時代早晚的區别，因爲早在中石器時代，人類已經開始捕撈貝殻類水生生物爲食物。貝丘遺址的出現並非只到新石器時代才有的。所以代表不了時代的早晚。不過有一點可供我們參考，就是貝殻層中，最早期文化層中的螺殻是不完整的，是被全砸碎的，中期的螺殻是完整的，晚期文化文化層中的螺殻是砸了尾巴的，是和現代人吮食螺肉時，取用同一的方法，這是否是一種時代上的標誌？可供大家參考。也不象是地區的區别，可能與當時當地的居民掌握吃螺的技巧有關。〔1〕

　　總之，在珠江水系範圍内，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其文化特點是：①石器工具中，打制石器占絶大多數，局部磨光（即刃部磨光）的石器占少數，通體磨光的石器偶有出現。②真正的陶器已出現，不過制陶技術很粗糙大多數是泥片帖塑的；陶器胎質相當厚，火候也低，以繩紋粗陶爲代表。③骨、角器製造和使用更爲普遍。④穿孔石器和蚌器工具使用相當廣泛。提高漁獵和捕撈的力度。⑤種植和馴養已走出萌芽階段，進入誕生階段。⑥原始氏族社會得到更大的發展。⑦人死了埋葬有一定形式，由零散的變成屈肢蹲葬，這種屈肢狀有學者認爲這是一種模仿人類出生前在母體中胎兒端坐的樣子，以示人類生來是這樣，死了也應回復到原來的樣子，這是原始宗教意識的表現。⑧絶對年齡測定均爲距今8000～10000年前。有些地方爲9000～7000年。

　　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在珠江流域内分佈很廣，文化特點也有差异，下面我們可列舉5個代表性的遺址加以説明。

　　一、甑皮岩遺址

　　甑皮岩遺址是1965年6月6日，廣西舉行第一次大規模的文物普查中發現的，並進行小範圍的試掘，後經若干次發掘和整理工作，出了一批研究成果，發表了不少文章，1978年建立了遺址博物館——初定名爲甑皮岩洞穴遺址陳列館，2001年被公佈爲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更名爲“甑皮岩博物館”。在過去的30多年裏，無論在科研還是遺址保護工作方面，學術界及有關的文物管理機構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對遺址的年代、文化特徵、葬禮形式和規模、農業起源的有無、家畜飼養起源等問題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討，給國内外學術界同仁，留下了較爲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影響。所以在國内外享有盛名。但諾大一個遺址，經過爲數不多的幾次發掘和整理研究，馬上希望把一切問題都能解决是不現實的，只能不斷工作不斷研究，才能從中不斷獲得一些新信息，發現一些新問題。帶來一些新的啓發，那怕連2001年的發掘以及後來的整理研究，出了一大部頭《桂林甑皮岩》這一壯舉，也只能算是在當前科學不斷發展的新形勢下，做了一次較以前所作過的歷次發掘和整理研究工作更爲細緻的工作，所下的結論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詞，是否算得上“推翻和重建”，人們認爲，這不是自己説了算的事，要聽聽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才行。

　　不管如何，人們認爲組織這次發掘是及時的，收穫也不少，之所以説是及時，因爲遺址内的地下河對遺址的侵蝕越來越大，文化堆積層裏的各種信息也隨着地下水的侵蝕而消失，特别是那些微小的孢粉和硅質體。説他收穫不少是因爲發掘者，以更多種手段，獲得一些以前未曾獲得過的信息，文化分層和分段，較前更爲細緻，不管這種分法是否準確，起碼把問題提了出來，能讓後來的研究者有一個參照物，有一個比較。這是很難得的。

　　現在人們以此爲依據，開展一些討論。〔2〕

　　2001年發掘者認爲，根據目前的發現，甑皮岩遺址的史前文化堆積可以分爲五個時期，代表了當地從距今大約12000年到7000年間史前文化的發展及演化過程。

　　第一期文化遺存

　　年代約在距今12000～11000年間，大體相當於全新世初期。文化遺物包括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石器均以河礫石爲原材料，石質以砂岩占絶大部分，包括各種顔色的細砂岩、粉砂岩、石英岩等，另有少量的花崗岩、碳質板岩、泥質板岩和灰岩，均爲打制石器，石器加工技術比較單一，大部分單面單向直接打擊成形，只有個别采用雙面打擊加工，二次修理可能有間接的硬鎚打擊技術。以石核石器爲主，直接用礫石打制加工而成，少部分爲石片石器。器類包括石錘、砍砸器、盤狀器、切割器、尖狀器、棒形石鑿和穿孔石器等。以石錘和砍砸器爲主，骨器和蚌器的數量較多。磨制工藝已經存在，但主要用於加工有機質的工具如骨錐、骨鏟和穿孔蚌器，尚未應用於石器製作上。此期另外一個重要的技術發展是陶器的出現。這一時期的陶器主要是敞口、淺斜弧腹的圓底釜、羼和粗大的石英顆粒，手揑成型，在器物上部並有滾壓粗繩紋的痕迹，器形低矮，器壁極厚，燒成温度極低（不超過250℃），器表開裂，表現出一系列初級陶器工藝的特徵，應是中國目前所見最原始的陶容器（研究者的觀點）（見圖44之①）。

　　第二期文化遺存

　　年代約在距今11000～10000年左右，即全新世早期。這一時期氣候進一步回昇，動、植物的數目和種類有所增加。文化遺物包括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陶器數量比第一期文化明顯增加，但器類單一，器形簡單，大多爲器形較大的敞口、束頸、鼓腹、圓底罐，另有部分飾刻劃紋或附加堆紋的小件器物，因太破碎，器物整體特徵不詳。陶器以夾方解石灰褐陶爲主，部分夾石英，另有部分紅褐陶。方解石或石英顆粒較多。大小不匀稱，形狀不規則。燒制火候仍然比較低，胎質疏鬆，顯示燒制工藝仍處於早期階段。器表均施分段多次重復滾壓成的繩紋，其中以印痕較深、較細密的中繩紋最具特色，少量在繩紋上加飾刻劃紋；口沿多施繩紋，另有部分刻劃紋，沿下還有少量附加堆紋。此期的主要文化特徵之一是陶器製作工藝的進步，出現了泥片貼築的成型技術，器形變高，器壁變薄，工具方面，石器和骨角蚌器的形態和製作工藝與第一期文化相比變化不大。石器依然以單面加工的打制礫石石器爲主，器類包括石錘、砍砸器、切割器、和穿孔石器等。骨器以骨錐爲主，也有磨制的骨鏟。蚌器多爲穿單孔的蚌刀（見圖43）。此期的經濟形態仍是采集和漁獵經濟。

　　第三期文化遺存

　　年代約在距今10000～9000年左右，即全新世早中期。孢粉分析表明此期的氣候温暖濕潤，氣温可能比現代略高。

　　文化遺物包括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陶器仍以敞口罐爲主，數量較前期多，第三期束頸較甚的敞口罐仍然存在，但出現了口近直或略外敞的敞口罐。以夾方解石的紅褐陶爲主，夾石英陶較少，方解石顆粒較多，較粗大，大小不匀稱，形狀不規則，火候低，胎質疏鬆。多數爲泥片貼築法制成。由於陶器因羼含方解石或石英的比例較小，陶片起層，呈千層餅狀。紋飾以中繩紋爲主，粗細、繩紋較少；另有部分刻劃紋、捺壓紋。刻劃紋多在繩紋上施劃，紋樣簡單，隨意，劃痕較深。工具組合中，石器均爲打制石器，器類包括石錘、砍砸器、切割器、棒形石鑿、穿孔石器和錛形器等，以砍砸器爲主。石質以砂岩占絶大部分。盡管未見磨制石器，但新出現的錛形器則應爲磨制石錛的毛坯，推測應有少量磨制石器出現。骨器磨制技術進一步發展，除原有的骨錐、骨鏟之外，新出現了骨針。此期的經濟形態依然是漁獵和采集。與第二期文化比較，有所發展，但無質的變化。

　　第四期文化遺存

　　年代約在距今9000～8000年左右，即全新世中期，此期的氣候仍然温暖潮濕，年平均温度可能略高於現代的温度，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當與第三期相似。文化遺物與上一期相同，只陶器數量較多，器類也較第三期明顯增多。以敞口罐爲主，但第二、第三期流行的束頸較甚的敞口罐基本不見，新出現高領罐、斂口罐和斂口釜等，器物底部也變薄、變緩。以紅褐陶爲主，羼和料主要爲石英、方解石較少，方解石、石英顆粒仍較粗較多，大小不匀稱，形狀不規則。陶器制法仍以泥片貼築法爲主，出現了分體制作工藝，如高領罐的領部與腹部就是分别製作，然後拼接而成的。胎壁變薄，大部分陶器火候仍較低，胎質疏鬆，易碎，但少部分陶器的火候有明顯提高。器表均施繩紋，以中繩紋爲主，次爲細繩紋，粗繩紋較少，部分器物口沿也施繩紋。工具組合中，礫石打制石器仍是主要的工具，但磨制石器應該存在（言下之意此次發掘仍未發現），骨、蚌器的數量相對减少，其中骨器只有骨錐一種。蚌器也只有少量穿單孔的蚌刀。文化地層中發現植物硅質體種類比前一期明顯增加，反映了史前居民可利用的植物資源的豐富性。

　　第四期發現了2座墓葬，葬式均爲蹲踞葬，無隨葬品。

　　第五期文化遺存

　　第五期文化的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代左右，即全新世中期。此期的氣候温暖濕潤，植物基本上屬於亞熱帶植物群落，而動物資源也比較豐富。文化遺物仍然是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未見蚌器。陶器數量較多，器形、陶色、紋飾種類比前幾期都有大量的增加。器類包括敞口罐、高領罐、斂口釜、直口或斂口盤、釜、盆、鉢、支脚、圈足盤和豆等。以夾細方解石顆粒的紅褐陶爲主，少部分夾石英，方解石顆粒一般比較匀稱，應經過仔細遴選；新出現泥質陶，但陶土均未經淘洗，質地不純，不細膩，此外還有部分灰、灰黄、橙黄、紅、灰褐、白褐等。部分器物采用泥片貼築法制成，分體制作工藝有了進一步發展，器形規整，胎壁較薄，在近口沿部分常可見到慢輪修理留下的匀稱抹痕，表明陶輪已經發明。燒制火候較高，陶質較硬。紋飾種類豐富，樣式復雜，主要有細繩紋、扁草紋以及種類繁多，組合復雜的刻劃紋、戳印紋、捺壓紋等。另有少部分素面陶，少部分器表施陶衣，並經磨光。此期另一個文化特徵是磨制石器數量增加，器形主要是磨制的斧、錛類，製作精緻，大部分通體磨光。與之相比，打制礫石石器和骨器的數量减少，骨器以骨錐、骨針爲主，不見蚌器。經濟類型仍然以采集漁獵爲主。墓葬已普遍存在。

　　根據2001年發掘者和研究者上述的叙述，並把這個遺址作爲一個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來看的。因爲他們把距今1.2萬年前，即作爲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時候，也就是説，全新世一開始，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依絶對年齡的測定結果，他們可以這樣劃分，但從文化内涵來看，很顯然他們把屬於中石器時代的文化也劃爲到新石器時代的早期文化中，所以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可以早到距今1.2萬年前出現。作爲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標誌性特徵就是三個：通體磨光石器出現，陶器出現，農業和家畜飼養出現。甑皮岩遺址的五期文化中，第一至第三期均不見磨光石器，所謂磨制技術只應用在骨、角器和蚌器工具上。陶器的出現，發掘者和研究者認爲從第一期文化中就已經出現，隨着時間的發展越來越成熟，到了第五期文化時，已相當豐富了。對於農業和家畜飼養問題，由於没有測出文化層中有水稻硅酸體的存在而被否定了。同樣，把不同層位出土的猪的第3臼齒加以測量，計算，結果也否定了前人研究確定已有家畜飼養的結論。這樣一來，作爲新石器時代一個典型的早期遺址就有點底氣不足了。

　　人們根據2001年發掘和研究者公佈的材料，加上有些學者不只一次到遺址現場參觀學習，還直接參與某些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同時對比1990年出版的張子模先生主編的《甑皮岩遺址研究》一書的内容。發現2001年的發掘，在原來幾次發掘的基礎上，增加了DT4探方、DT3部分，BT2、BT3部分的發掘，新發現了不少文物，大大豐富了整個遺址的内涵，在研究過程中，也采用了一些新方法，所以對前人所得出的研究結果有了更詳細的描述和解釋，但在整體的結論上，談不上什麽推翻前人的結論。如果一定説有，那就是在文化的年代上提早了一些。説明甑皮岩遺址的年代已進入中石器時代晚期，由此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全過程，並可到達新石器時代中期前一階段，從研究者公佈的文化分期來看，界綫是清晰的，文化内容也是能説明問題的。1～3期都未發現磨光石器。至於陶器的出現，人們認爲1～3期發現的陶器，與其説它們是陶器，倒不如説是陶塊，根本就不成器，特别是第1～第2期的陶塊，這是古人類最初用泥土涂在木制或竹制容器上，以保護容器免於燒壞，結果發現泥土經火燒後變得很硬，這就給人類一個啓發，用泥土做成一個容器，經火燒過後不就可以用了嗎？這是陶器發明前的一個原始實踐階段，是古人類在中石器時代必然經歷過的一個實踐階段，有些學者不承認中石器時代的存在時，往往把這個時期稱爲前陶新石器時代，人們這個説法並非單純一種推測，因爲在第一期發現的DT6 28 ：72號標本上，在其内壁上看到條狀的壓痕（是木條或是竹條就難於確定），證明這塊泥是涂於别的容器上的。而第二期和第三期的陶塊也很難準確地證明是什麽器物的，而只能説是較之第一期出土的陶塊大一些的陶塊，至於第三期那件似器底的陶塊，也只能説明它是一個底部的陶塊，是一個什麽器皿就很難確定，要説是陶器恐怕有點牽强附會。不過這是一個時代的反映，是陶器發明所必須經歷過的一個實踐過程，它告訴人們，陶器是怎樣發明的，但它本身不是陶器。好象農業栽培出現前必然經歷過一個集中采集的實踐過程一樣，没有這個實踐過程，人類認識不到各種植物是什麽時候播種的，什麽時候開花結果可以收穫的，要有收穫還要什麽自然條件，在這個過程中，人類有收穫，但更多的是認識，所以人們不要把這種集中采集稱作栽培，這個道理和前述的陶塊和陶器間的關係是一樣的。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有陶塊的地方除了甑皮岩遺址外，還有廣西桂林的廟岩遺址、廣東英德雲嶺牛欄洞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廟岩的陶片經過14C測定，結果是13610±500BC和13710±260BC，可能是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塊。但没有一處能象甑皮岩遺址那樣，保留着我國陶器起源和成熟的整個進程，從甑皮岩出土的陶塊和陶器殘片來看，到了甑皮岩第四期文化，陶器的發明可以説已真正成功，第五期文化則陶器工藝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個清晰明確的樣板，迄今爲止是全國唯一的，其重要性很大的一部分就表現在這點上。

　　衆所周知，陶器的起源是和農業的起源分不開的，但現實告訴我們，甑皮岩遺址迄今仍未發現水稻的硅酸體存在，無法證明水稻的栽培已存在，但有一點應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因爲地下河和遺址貫通，每次地下河河水上漲都會對文化層造成浸泡，這樣對文化層中水稻的硅酸體形成和保留都會有影響，所以在這種情况下，如果不是分佈均匀的採樣，就很可能出現遺漏，檢不出水稻硅酸體來。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家畜飼養和農業起源也有密切關係，根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李有恒先生和韓德芬女士兩人研究結果，認爲甑皮岩遺址動物群的猪已是人類飼養的家猪，他們鑒定的主要依據是出土的猪骨中，可鑒定年齡的個體中，一歲到二歲之間的個體，占可統計的65%，在所有觀察的本遺址的全部標本中，尚未見到有任何一枚猪的M3臼齒已經磨蝕得很深。另外，犬齒數量不多，長而粗壯的犬齒更少，犬齒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門齒一般都較比較細弱。所以説它是人類馴養的猪。〔3〕但2001年的發掘和研究者在2003年出版的《桂林甑皮岩》一書中，在談到甑皮岩猪的馴養問題時否認了李、韓兩人的結論。研究者從猪的形體特徵、年齡結構、性别特徵、數量比例、考古現象等五個方面對甑皮岩遺址出土的猪骨（包括牙齒）進行了研究，結果是否定了前人的結論。人們認爲研究者從這五個方面着手，來判斷和確定是否屬於家養或屬於野生的猪是對的。是無可非議的。可惜的是研究者缺乏動物解剖學和動物行爲學方面的知識，把可以作爲判斷野生和馴養方面的重要特徵説顛倒了，或以想當然的觀點代替客觀事實。比喻形體特徵方面，在鑒定上確是一個很關鍵的特徵。研究者認爲，考古遺址出土的家猪的體形一般比野生猪要小。理由是，由於是飼養的，有人向猪提供食物，它可以不必象野猪那樣用鼻吻部拱地掘食。時間長了引起鼻吻部及頭骨長度縮短。這點説對了，但不能説飼養的猪由於吻部的縮短而導致猪頭變小結果會使猪的整個體形變小。家猪的吻部的縮短，並不能使整個體形變小，恰恰相反，由於人工飼養，營養更能得到保证，所以個體長得更大更快。但由於吻部的縮短，確是給猪的頭部帶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上、下顎骨變短，整個上、下齒列縮短，牙齒個體没有太大的變化，但上、下頜骨縮短，使原來的齒隙空間大大縮小，齒列的排列變得緊凑地排成一排，没有什麽齒隙的存在，這是很明顯的變化，另方面由於家養使其食性也發生變化，食物的質和量以及種類也發生變化，所以導致牙齒磨損程度也不如野生時一樣，纖維性的食物少了，也造成齒隙消失的必然結果。以上的結構變化，必然使上、下頜的咬肌窩變淺，因爲食物的硬度變軟，由於功能和結構相適應，咀爵力量變小，咀爵肌無需那麽强大，其固定的咬肌窩當然不必那麽深。這點2003年的研究者是忽視了。談到上、下頜牙齒的第3臼齒的長度變化，如果説可作爲一個指標來證明是否屬於家養的猪的話，人們覺得這指標也只能在同一文化層裏出土的不同個體間的比較，在不同的文化層間的比較，就得把時間空間差考慮進去，不同時代的比較，要用一個固定值（M3是35×20毫米，M3是40×17毫米）來表示，就很不科學了。因爲野猪中同一地區也有不同的亞種，由於生態環境變化多，很復雜，這造成對比間的困難，進入人工馴化後，每個氏族，每個家庭飼養的猪，其條件也不盡相同，這些因素給猪帶來的影響，反映在猪的牙齒結構上就千變萬化了，用一些不穩定的特徵來作標誌是十分不可靠的，盡管你可以羅列一大堆測量數據，但説明不了問題。大家知道甑皮岩遺址前幾次的調查、發掘的猪骨頭基本是放在一起的，層位也不清楚，所以用這種統計數字來説明問題十分困難。

　　談到年齡結構，這是一個可行的鑒定指標，2003年研究者認爲，如果是家養的，其年齡結構應該以1～2歲左右的個體占多數或絶大多數，這點和李、韓兩人的鑒定結果相符，他們鑒定結果是1～2歲左右的個體占65%。

　　談到性别特徵，這是一種現代家畜淘汰所用的標準，在新石器時代獸骨鑒定中有誰能作出如此準確的鑒定？就算有雌、雄區别的鹿類和洞角類，如果您没有掌握有角的標本也難於確定其性别。何况甑皮岩遺址還是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提出要確定其性别真有點不切合實際。同樣理由，關於數量的比例問題，作爲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址以後出土的獸骨研究可以加以考慮，在時代較早的遺址中，通過圍獵手段可以獲得某種動物（如馬、山羊等）的絶對優勢數量，如果把這種優勢數量看成是飼養結果，那就大錯特錯。因此，作爲區别野生和家養動物的最重要條件是形體結構特徵和年齡結構，而判别年齡最重要的部分是牙齒各尖的結構和磨損程度，而不是牙齒的大小。動物的四肢骨關節面的軟骨墊是年齡增長的一個標誌，但埋葬於泥土中的獸骨很不容易得到保存，尤其是在南方地區帶酸性的紅土中。所以人們認爲，李、韓兩人的研究結論是正確的。

　　這樣一來，既然家畜飼養存在，農業的起源還未完成，起碼甑皮岩的古老居民也已經進行着集中的采集，在各文化層中出土那麽些蚌刀和石刀就是一個佐证。或者説甑皮岩的周邊還没有適合進行栽培水稻的地方。所以栽培稻的孢粉飄不進洞穴中，無法在地層中變成硅酸體，更有可能正如前面我們所提及的，地下河水浸對保留硅酸體不利，最後形成現在我們見到的結果。

　　總之，作爲新石器時代一個典型的早期遺址，人們認爲甑皮岩的條件是够的而且能够給人們一個清晰的印象，它是如何從中石器時代晚期進入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更爲有意義的是在這一進程中，把制陶工藝的起源，整個流程完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這在嶺南地區乃至整個珠江流域地區是最典型的，唯一的。

　　二、牛欄洞遺址

　　牛欄洞遺址位於廣東省英德市雲嶺鎮，英德市處於廣東中部偏北處，東與翁源、新豐縣相鄰，南連佛崗、清新縣，西接清新、陽山縣，北靠乳源、曲江縣。珠江水系三大幹流之一的北江由北而南縱貫全市，其支流翁江、連江在此與北江交匯。境内北部多高山，沿江河西岸多河谷平原與山間盆地，雲嶺鎮在英德市北部緊靠北江邊，牛欄洞位於雲嶺鎮東南面約2公里的獅子山南麓，東徑113°27′10″，北緯24°20′34″。是一座石灰岩孤峰，相對高度約100米，周圍是石灰岩地區的蝕余丘陵山地，獅子山下南側有一條寬約25米的古河道經過，向東南2公里處注入北江。〔4〕

　　牛欄洞遺址1996年進行第一次發掘（試掘），1998年進行第二次發掘，共開了十一個探方（T1——T11。由於洞底不平，各探方的文化層堆積厚薄不等，最厚的可分爲8層（T1）。研究者把這8層文化層，按文化内涵和年代分成三期，第三期又分成前後段，其實就是可分成四期文化。各期文化的特點如下。

　　第一期：年代測試結果爲距今約1.2～1.1萬年，這一期的堆積特點是含較多的動物骨骼碎塊，不見螺殻；文化遺物有數量不很多的打制石器和骨器，石器組合是單刃陡刃器＋長刃砍砸器＋圓刃砍砸器＋直刃砍砸器＋弧刃刮削器＋圓刃刮削器＋長刃刮削器＋雙刃刮削器＋敲砸器。但各種器物的數量都不多，全是礫石石器。骨器有錐、鏟和針。打制石器中器形多不規整，刃面製作簡單粗糙，石片疤不多，未見磨制石器。

　　第二期：年代測定結果爲距今約1.1萬年～1.0萬年。這一期的堆積特點是螺殻較多，但相當破碎（我們認爲可能在取食螺肉的初期，陶器未出現，火烤又不好食，只能砸螺殻而取其肉所造成的），動物骨骼有相當數量；打制石器的種類和數量都較前增加，出現一些較規整的器形，刃部也打制較好，石器組合爲兩端刃陡刃器＋弧刃砍砸器＋大型砍砸器＋石片刮削器＋鏟形器，各種器物的數量有所增加，最明顯的是出現了穿孔石器，但磨制石器仍未出現。

　　第三期：年代測定結果約爲距今約1.0萬年～7000年。這一期的堆積特點是，有大量的螺殻，個體多較完整，下部出土的螺殻尾錐多未見砸擊，到了上部已發現有尾錐砸擊的螺殻；動物骨骼數量略少於前期；打制石器數量大大多於前期，較規整的石器已較多，相當部分的石器打制較好，有的刃面石片疤呈鱗櫛狀排列，石器組合爲兩端器＋雙刃陡刃器＋盤狀砍砸器＋多邊刃砍砸器＋直刃砍砸器＋兩端刃刮削器＋斧形器＋鑿形器＋矛形器＋鑽，在這一期中磨刃石器已經出現，同時也發現了原始陶塊，不過在這一期文化層中，前、後段出土的陶片（塊）是不同的，在前段的文化層中出土的陶片十足是屬於一原始陶塊，因爲它具有如下特點：胎厚，含砂量多，疏鬆、質軟，内壁似加抹，表裏均呈褐色，表面似飾粗繩紋，但難於清晰分辨。有些塊還是素面的，手揑而成，火候極低。器形更難辨，所以稱其爲原始陶塊更爲合適。但在這一期文化的後段，出土的陶片所具特點有明顯不同，雖然加工工藝仍很粗糙，是手築的，含砂量或含碳量仍較多，但有如下幾點特徵是表明大有進步，第一是胎變薄了，第二質變得稍爲堅實而不那麽疏鬆，第三紋飾.清晰可辨，不管是粗繩紋或細繩紋都能清楚地看到，第四是火候有所提高，到了最上層時，連器物的器形也能大約可見，但要辨别屬於何種器物仍有較大的難度。不過，從這些出自不同層位的陶塊和陶片中已看到它們演變的過程。到了第三期文化的後段，從文化層中出土的陶塊，人們認爲基本上可稱爲陶片了，而不是那種偶然在火堆裏被燒而變硬的陶塊。

　　在牛欄洞遺址中還有另一項重要的發現，經對遺址各層文化堆積取樣分析，結果在T5、T9、T10、T11發現有水稻硅質體，其形態有兩種，一種爲雙峰硅質體，另一種爲扇形硅質體。前者見於T5④層、T9④層、T11②層上部，共發現4粒；後者見於T10②層，③層，④層，亦有4粒，兩種水稻硅質體的形態數據經計算機聚類分析，結果表明，屬於非籼非粳的類型。上述的水稻硅質體發現在第二期文化層中，一直延續到第三期文化層，絶對年代大約距今11730±250～8940±100年内，處於中石器時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與此同期發現的還有穿孔蚌器和少量穿孔石器。這可能與原始農業的出現相適應的。〔5〕

　　而在牛欄洞遺址，獸骨的發現是大量的，尤其是從遺址時代的中段起，食草的偶蹄類種屬和個體數量同時大增，特别是年青的個體數量有明顯的變化，經統計偶蹄類動物占整個動物群的60%，而大、小鹿類則占偶蹄類動物中的75%。鹿類中青壯年個體又占65%。這種現象説明瞭什麽問題？人們仔細考察了牛欄洞周邊的環境，並不象許家窑和峙峪人一樣具有可成爲獵羊人和獵馬人那樣的地理環境，要狩獵大量青壯年個體的鹿類實在不容易，所以人們認爲，在很大程度上，牛欄洞人已經學會馴化一些食草類動物，開始了家畜飼養，纔可能有這種現象出現。這種推測，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符合的。經歷了中石器時代的萌芽階段，到了新石器時代早期，家畜飼養和農業的起源也應該同步出現了。當然，要進一步落實這個問題，還可以同時也應該進一步做工作。

　　以上列舉的兩個例子，僅僅是比較具有代表性，在珠江流域，與上述兩個遺址、年代差不多，而文化内涵既相同、相似、以及各有特點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還有許許多多，下面我們以比較的方式，進一步談談珠江文化在這一時期是如何一個面貌，從中人們可以充分地體會珠江文化在這一段歷史的發展是如何的輝煌。

　　三、廣西柳州白蓮洞遺址

　　白蓮洞遺址地處珠江中游上段一大支流——灕江南岸不遠的一處洞穴遺址，與牛欄洞遺址和甑皮岩遺址相同的遺址，同樣具有三期文化，分别爲舊石器時代晚期、中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早期，只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延續得比較長，可早到3萬年左右。就文化内涵而言，既有相同與相近之處，也有明顯的差异。白蓮洞一期文化同樣以打制石器爲主，但礫石石器並不占多數，而是具有細石器風貌的小型燧石石器占很大比例；礫石石器同樣以單面打擊爲主，器形很不規整，基本上没有較定型的種類，那種整個刃部前凸很甚，近乎手斧形的砍砸器、敲砸器，其風格似乎更多地與廣西右江（珠江上游另一支流）百色盤地高階地上的舊石器相似；伴生動物群同樣是“大熊猫——劍齒象動物群”，但絶滅種略多一些；這和年代較早些可能有關係。堆積中也同樣含少量螺殻（亦有可能由上層混下去的），但總體面貌就較原始一點，經碳十四測年，距今爲26680～28000年，較牛欄洞和甑皮岩的第一期文化年代都早。〔6〕

　　白蓮洞第二期文化以穿孔石器與磨刃石器爲主要特徵，礫石石器與燧石石器仍繼承了一期文化的傳統，其中穿孔石器的形態與牛欄洞二期所見基本相同；共存動物群爲現生種；堆積中含較多的螺殻；測年結果爲距今19910年（如果减去偏老值2600年，其結果就變成17310年），與牛欄洞二期文化的年代上限大體相當，稍爲高些。但牛欄洞二期文化不見磨刃石器，而在第三期文化層中才有磨刃石器，這樣看來，白蓮洞遺址出現磨刃石器的時間或許要早於牛欄洞遺址，也早於甑皮岩遺址。

　　白蓮洞第三期文化以磨制石器與陶片共存爲特徵，這與牛欄洞三期文化的情况頗爲接近，準確地講，與三期後段的情况接近，因爲迄今爲止，牛欄洞三期文化仍未發現通體磨光石器，而出土的陶片仍是原始型。不過白蓮洞三期文化的礫石石器增多了，燧石石器已少見，顯然這類石器的需求量已减少，磨制石器數量雖少，但已出現通體磨光的石錛，較之二期文化明顯進步，這是牛欄洞三期文化所不見的。白蓮洞三期文化的測年爲距今11670年～7080年。跨度較大，差不多相當於牛欄洞遺址的二、三期文化的總和。所以其文化面貌才會出現上述的樣子。

　　四、廣東陽春獨石仔遺址

　　陽春獨石仔遺址地處珠江中游地區的一處洞穴遺址，其出土的石器文化與牛欄洞遺址有更多的一致性，無論是打制石器的技術、器類、器形；還是磨制石器中的穿孔器、磨刃器，都表現出驚人的相似，尤其是器身呈三角形的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都是十分相近的。可以説，兩者同屬於同一個考古學文化。再者，獨石仔的打制石器中，也有少量“蘇門答臘式”石器，這與牛欄洞的情况是相同的。獨石仔遺址的三個文化層可以分爲兩期，中、下文化層爲第一期，主要特徵是大量的打制石器與少量穿孔石器，螺殻標本測年數據爲距今14260年～16680年（扣除偏老值2600年，則爲11660年～14080年），與牛欄洞第一期文化年代相當，但它已出現了穿孔石器；上文化層爲第二期，特點是出現磨刃石器，不見陶片，測年數據爲距今11500年～14900年（扣除偏老值，則爲8900年～12300年），相當於牛欄洞三期文化的前段，相反的是獨石仔二期文化雖然没有出現陶片，但少數打擊石器製作相當規整，細膩，其技術水平高於牛欄洞三期文化的打制石器。此外，兩者的區别還有：牛欄洞遺址的穿孔蚌器不見於獨石仔遺址（作者按，是否由於獨石仔文化仍未出現農業？），牛欄洞遺址的螺殻反映，在第二期是砸碎殻體再取食螺肉，這是一種原始的食法，到了第三期時是挑出螺肉來食的，螺殻是完整的。這説明螺類經煮熟後才能挑出螺肉來食，是一種進步的食法，而獨石仔遺址居民是將螺類的殻體尾部砸去後吮食。這是現代人的一種食法，更爲進步，按常規推測這種現象應發生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才對，但陽春獨石仔遺址裏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已出現，這説明瞭什麽問題？加上這裏迄今還未發現陶器，更難給予合理解釋，唯一的可能是文化堆積上可能有缺失，或者是由於區域環境不同所致。有學者認爲獨石仔遺址的年代跨度不大，其文化内涵基本上屬於“中石器時代”（邱立誠等，1999）。但我們認爲，應爲中石器時代的中、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更爲合適。〔7〕

　　五、廣東封開黄岩洞遺址

　　黄岩洞遺址地處珠江的三大支流之一的西江中游地區，在漁澇河畔，黄岩洞遺址的文化内涵與陽春獨石仔遺址的文化基本相同，相當於牛欄洞遺址的第二、三期文化，打制石器的組合與牛欄洞遺址如出一轍，如器身呈三角形的、長刃的，多邊刃的，盤狀的砍砸器以及陡刃器均無二致；同樣擁有少量“蘇門答臘式”石器。磨制石器中的穿孔器和磨刃石器也與牛欄洞遺址所出土的不同，個别者已接近通體磨光石器。雖然没有出土陶器，但打制石器中出現的兩面打擊加工及使用交互打擊法則是進步的因素。黄岩洞遺址的螺殻測年數據爲距今10950年～11930年，如果扣除偏老值實爲8350年～9330年，相當於牛欄洞遺址第三期文化後段。就文化面貌而言，和牛欄洞遺址第二期文化一樣同屬於“中石器時代”。而絶對年代則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早期，這與發現有接近通體磨光的石器相吻合，所以和已出現有陶器的牛欄洞第三期文化基本一致。陶器出現的早與晚，可能和農業起源早與晚有密切關係。〔8〕

　　第二節　珠江流域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

　　隨着時間的發展，到了全新世距今7000年的時候，全人類基本上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的中期，這個時候整個珠江流域的文化發展經歷了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迅速發展，各方面顯得更加豐富多彩，其文化表現出新的特點：

　　①　在生産勞動中所使用的石器工具占優勢的是磨光石器，不僅只磨光刃部，通體磨光的石器已經出現。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比例，穿孔的重石已出現，礪石、磨石和石棒也時有發現。磨光石器種類增多，具有斧、錛、鏃、矛等。

　　②　制陶技術有很大的提高，除了泥片貼塑法繼續使用外，出現了慢輪修整加工法。陶器胎質較薄，燒制火候較高。陶器以夾細砂的紅褐陶和灰白陶爲主。灰黑陶、灰褐陶、灰白陶、泥質陶次之。陶器種類明顯增加，已具罐、釜、圈足盤、盆、鉢、支座、器蓋等。器物上裝飾的花紋有繩紋（細繩紋爲主）、刻劃紋、戳印紋、弦紋、錐剌紋。

　　③　生産類型也有所變化，除了采集、狩獵和漁獵、捕撈外，種植業和馴養業已並起，形成了新的生産模式。在珠江流域稻作栽培已到了一定水平，典型的例子有北江邊石峽遺址。接下來我們將會詳細介紹。

　　④隨着農業的興起，其它的生産工具如骨器和穿孔蚌器發現得比以前多了許多。

　　⑤原始宗教意識更加發展，墓葬增多，有的開始出現了公共墓地，葬式多樣化，有仰身屈肢葬、側身屈肢葬、俯身屈肢葬，還出現了仰身直肢葬、蹲踞葬、肢解葬和二次葬等。特别是肢解葬的形式多種多樣，有屍首分離的、有把頭割下置入腹中的、有被腰斬的、有上肢反轉後俯葬的、有上肢反扣於背部，下肢屈折葬的，好象跪在地上然後被土埋上一樣。上述的情况是否和當時氏族社會的等級分化有關還不清楚。但有的墓葬裏還有陪葬品，陪葬品中差别也很大，貴重的如象牙（廣西崇左冲塘墓），一般大多數是生産工具——石器的一些貝殻類裝飾品，或撒上一些紅色的岩石粉末在屍體上。這種形式雖然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末已出現（如周口店山頂洞人），但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期更爲流行。

　　⑥這個時期的水陸生物都十分豐富，螺、蚌、貝（海邊）類等水生動物成爲主要的捕撈産品。陸上的獼猴、竹鼠、豪猪、蘇門羚、羚羊、水牛、斑鹿、水鹿、山羊、赤麂、獾、野猪和豹等都是先民們狩獵的對象，不過它們絶大多數都是現生種，個别會有絶滅種，如廣西甑皮岩發現的秀麗灕江鹿。

　　⑦年代方面稍有差别，一般測量結果認爲，這時期的歷史應發生在距今8000年～6000年前，少數遺址亦可延續到距今5000年前，這是文化發展不平衡性的表現。〔10〕

　　歷史繼續往前發展，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人類社會就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珠江流域内，這個時期也一樣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其文化特點是：

　　①　生産工具以磨制石器爲主，打制石器基本不見，磨制石器是通體磨光的。有石斧、石錛、石鏃、石矛、穿孔石器和石磨盤、磨棒等。在水邊遺址常出土一些石網墜。

　　②　陶器以夾細砂陶和泥質陶爲主，制陶技術大大提高，泥片貼築雖然仍使用，但慢輪加工成爲主要方法。陶器器形以圓底器爲主，出現了凹底器。還有卷沿釜、卷沿罐、圈足罐、泥質陶盤、鉢、紡輪等。

　　陶器紋飾除了還保留中期的一些紋飾外，新出現的紋飾有方格紋、葉脈紋、花辨紋、鏤空、繩紋弦紋組合等。

　　③　生産模式可包括有漁獵、采集、制陶、紡織、農業等，珠江流域的農業以種植水稻爲主（石峽文化就是一個代表）。

　　④　年代測定結果，大部分處於距今5000年～3500年左右，個别地點可能更早些或更晚些。

　　⑤　農業工具石刀、石鐮、蚌刀、骨耙以及其他的骨角器出現的種類越來越多，使用也越來越普遍，製作的技術也越來越精，這是隨着生産力的發展而在生産工具方面的必然反映。

　　⑥　原始宗教在葬禮、葬式方面的反映更加明顯，不僅有二次葬的出現，而且墓坑明顯，並事先用火烤過。還有氏族群衆的墓地，仰身葬葬式也已出現。

　　現舉兩例加以説明之：

　　（1）　曲江石峽遺址及石峽文化

　　石峽遺址位於“馬壩人”遺址所在地，曲江縣（現稱曲江區）馬壩鎮獅子山的獅頭和獅尾之間的峽地上，面積3萬平方。遺址東北部隆起，逐漸向東、西、北傾斜，坡度平緩，爲一處山崗遺址。遺址以北爲一山間盆地。馬壩河由東向西從遺址1公里處流過，馬壩河兩岸有冲積平原、河漫灘上可見大小不等的河卵石，冲積平原地勢低平，坡度大多在10度之内，上面覆蓋着第四紀冲洪積層，土埌肥沃。馬壩河流至西邊6公里的白土鎮匯入北江主幹流；石峽遺址東界外爲現代水塘，此處古代時爲低窪濕地。東北邊連接獅頭山南坡，南邊連接獅尾山北坡；遺址西部爲較平坦坡地，獅尾山西南山麓四季不枯竭的泉水從此流出；再往西爲低窪濕地。

　　石峽遺址的文化堆積層分爲五層，除第①層爲現代耕土層外，②A、②B、③、④層均爲文化層堆積。遺址的中部，東北部隆起處因受自然雨水侵蝕，僅保存厚1米的堆積。而遺址東部、西南部、北部堆積較厚，從耕土層到第④層，厚達1.5～2.65米。在耕土層下，文化層上由於有1～3層鐵錳淋濾層覆蓋，厚度可達3～4厘米。所以可完整地保護了文化層。〔11〕

　　現將堆積層分層介紹如下：

　　第1層：耕土層。

　　第2A層（原稱上文化層）：是石峽遺址堆積較薄的一層，僅在兩南和東北端及東部有成層堆積。該層堆積出土了具有該期代表性的夔紋、雲雷紋陶罐、原始瓷器和小件青銅工具兵器。年代爲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現定爲石峽第四期文化遺存。

　　第2B層（原稱中文化層）：其堆積厚度0.2～0.8米。有當時居民活動過的紅燒土塊，大量大小深淺不一的柱洞、灰坑、叠壓和打破石峽文化墓葬墓口、紅燒土壁和墓中填土；叠壓和打破該期前段墓葬。該層出土陶器群有一敞口、高領、摺叠或圓肩、凹底、圜底或高圈足陶尊、陶罐、腰鼓形中空的陶器座、圏足盤和早期無闌石戈、内緣凸稜石環等。年代爲距今約3600～3400年。相當於夏商之際至早商。現定爲石峽第三期文化遺存。

　　第3層（原稱下文化層）：這層爲前所未見的重要考古發現，石峽文化就是根據這層的文化内涵而定的。現定爲石峽第二期文化遺存，年代爲距今5000～42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的文化遺存。這層出土陶器群，製作精緻；種類繁多的石器和精美裝飾品，還有琮、璦、龍首環、鉞等禮品（下面在文化特徵中將詳細介紹）。

　　第4層（原稱“石峽文化”）：現定爲石峽第一期文化遺存。該層堆積分佈於整個發掘區，被石峽文化墓葬和②B層柱洞、灰坑打破。石峽一期遺存出土遺物不多，年代爲距今約6000～5000年。

　　根據以上的介紹，我們可知，石峽遺址中，真正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層只有第③和第④層，其年代約爲距今6000～4200年。其文化内涵非常豐富，石峽文化的發現之所以能够作爲珠江文化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有一定原因的。因爲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研究了石峽文化出土文物後認爲，石峽文化的發現，爲今後進一步探索嶺南地區從原始社會到秦漢以前的社會文化的發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鑰匙；還爲今後探索這一地區社會發展諸階段與我國其他諸文化發達地區之間的關係找到了一個重要的環節。同時石峽文化是我們進一步探索我國與東南亞各國人民自古以來相互關係的一個出發點（蘇秉琦，1978）。既然如此，很自然的石峽文化就成了珠江文化發展到這一階段的一亮點，下面我們不妨將其文化特徵作一較爲詳細的介紹。

　　石峽文化的特徵：

　　① 精緻實用的石器生産工具

　　石峽文化中石器工具十分豐富，種類有（又稱弓背錛）、鏟、錛、鑿、鏃、鉞，還有少量的錘、石網墜、石片、礪石等。石钁爲長身弓背，器身厚重，兩頭有刃，上窄下寬，細分則仍有長短之分，它是富有濃厚地方全新的大型農業生産工具；石鏟有長身梯形或長方形，器身單薄，穿孔，首端多齊平，也有斜首，有弧刃和平刃，以弧刃爲多；石錛在隨葬的生産工具中數量最多，品種齊全，有長身錛、梯形錛、有段錛、有肩錛四種，而梯形錛又可分爲長身和短身兩種；有段錛亦有長短之分，均爲平面刃，其中長身錛數量最多，且較大而厚重，器身背面隆起弧度較大，作爲木器加工的石鑿，有長身方體和長身有段兩種，製作非常精緻，刃部有單面平刃直口和單面巻刃凹口之分；石鉞多大型薄體，長身亞腰，穿孔，有的竪穿雙孔，一般有雙肩、斜刃或弧刃；石鏃數量最多，型式最復雜，磨制精細（古運泉，2008）。

　　②豐富多彩的陶器

　　與石峽文化先進的農業生産工具相比，石峽文化的各類陶器更爲豐富多彩，出土的1100多件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占石峽文化出土陶器的主導地位，陶器的器型有鼎、釜、甑、三足盤、豆、壺、杯、盂、角單形器、罐、瓮、器蓋等。〔12〕

　　石峽文化的陶器可分爲夾砂陶和泥質陶兩大類，夾砂陶又有夾粗砂和夾細砂之分，陶色有灰陶、青灰陶、黄灰陶及少量的黑陶、紅陶、白陶，約有70%的陶器均爲素面，餘者以中繩紋、鏤孔、附加堆紋裝飾較多，劃紋、凸剌紋、壓點紋較少，方格紋、斜方格紋、曲尺紋等，主要飾於瓮、罐、鼎的肩腹部；園形、半園形、橢圓形、凹字形和長方形等鏤孔主要裝飾足部；繩紋主要飾於釜和鼎上；附加堆紋則主要飾於壺、釜、罐、鼎的折腹處和鬻的肩頸處。

　　石峽出土的三足器，主要是作爲炊煮器的盤鼎、釜鼎及少量的盆鼎和作飲食器的三足盤，其中盤鼎、部分釜鼎及三足盤體均爲子口，這兩類器物的器足以瓦狀足最多。此外，在鼎類中還有鑿形足、楔形足及少量扁園錐足、羊角形足、釘形足等。在三足器中，有3件　、1件白陶鼎和1件异形鼎，在石峽文化中是作爲少量陶器出現的，這幾件陶器具有明顯的外來因素。而三足盤中的三角形足，連檔梯形足和連檔鏤孔三角形足在同時期周邊文化中是没有的。

　　石峽文化中圈足器的分類可分爲圈足盤、壺、罐、甑和瓮，其中圈足盤數量最多，圈足盤、甑的盤體均爲子口。圈足盤的圈足存在着一個從矮到高，盤體從淺到深的變化過程。石峽遺址的圈足盤與周邊同期文化的圈足盤相比，有較多的相似之處，但圈足部分滿鏤圓形小孔和抄手孔是少見的。

　　石峽文化出土的圜底器中，單獨以圜底器出現的只有夾砂陶釜一種，有70件之多。同時，圈足盤和三足器中的鼎、盤，其盤底絶大部分爲圜底；此外，個别的瓮也屬圜底。

　　從石峽文化出土的陶器中我們可以看到，其數量之多，品種之齊全，做工工藝之先進，是珠江流域迄今發現的同期其他遺址或墓葬所不能比擬的。而子母口帶蓋的盤鼎和子口、束頸的釜鼎、圜足盤最具地方特徵，不少器物明顯區别於周圍它同期的文化（古運泉，2008）。

　　③品種多樣而美觀的裝飾品

　　石峽文化出土的各類裝飾品共163件，有琮、壁、璦、環、塊、璜、管墜、珠、墜飾、圓片飾、緑鬆石。裝飾品的質料有纖紋蛇紋石（火燒石、白蠟石、高嶺石）、大理石、緑鬆石和玉等。這些裝飾品有的是作爲手飾，有的作爲頸飾。從這些裝飾品的製作技術上分析，石峽文化的先民們已熟練地掌握了不同質料、不同硬度的裝飾品的切割、磨制、雕刻、鑽孔、抛光等技術。

　　④特殊的埋葬方式

　　石峽文化的葬俗是族人死後均埋葬於一個氏族公共墓地，並流行遷葬，比起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墓葬（如甑皮岩遺址的墓葬）又進了一步。石峽文化的墓葬均是東西向排列的竪穴土坑墓，其中二次墓葬占85%，一次墓葬只占15%。當時流行用竹木柴火燒烤墓坑，經火燒過後的墓，墓坑四周出現2～3毫米的紅燒土堆積。而其目的都是防止南方雨水多，容易潮濕的氣候。這種埋葬方式在南方的古代墓葬中是普遍存在的。1990年初，在廣東封開縣杏花鎮鳥騷嶺發掘的111座二次墓葬中均填滿竹木炭灰。石峽文化的一次墓葬爲頭東脚西的單人墓葬，多數是淺穴墓或中等深穴墓，墓坑深度40～70厘米。二次墓葬爲單人遷葬墓，遷葬的屍骨多置於墓底的東南角，撒有朱紅色土，墓坑深度80～120厘米。有破碎不全和完整的隨葬品各一套，完整的一套大都圍遶着屍骨置放，從一次墓葬中遷來破碎不全的一套隨葬品則置於墓底或散置於填土中。小孩和成人都一樣是單人埋葬。有的墓在隨葬品之上的填土經夯築，夯層4～5厘米不等。墓葬的隨葬品隨着時代變遷和貧富不同而變化，越到後期或越富有則隨葬品越多，最多者竟達一百多件。

　　從上述的介紹中，人們可以得出一個起碼的印象，珠江流域的文化發展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已經是相當繁榮，這從生産工具、生産技術、民族群體、人類生活狀態，經濟發展程度均可反映出來，不僅如此，人們還可以從下面介紹的農業栽培情况和手工業情况來瞭解其生産力發展水平。

　　石峽文化中隨葬生産工具的墓有69座，共出土970餘件，其中石器較多，陶紡輪次之。石器有農業工具和木工加工工具，農業工具如石钁、石鏟、長身石錛、梯形石錛、有段石錛、有肩石錛；木加工工具有石鑿、石錐、石硾、石棒等，不但種類繁多，而且製作精緻，多數通體磨光。這些都是農業耕作實用的工具，而且我們在十五座墓出土祭奠用的稻穀和米粒，經檢測後，知其爲一種已脱離野稻特徵的，從原始栽培稻向現代稻種過渡的，籼、粳正在分化的雜合栽培稻種群（張文緒，2006）。證明這種古稻已經被馴化了相當的時間才達到這種程度，雖然還没達到真純的地步，但已是名符其實的栽培稻，這個測試結果，正好和上述的多種農耕工具存在相適應的。是生産水平在稻作文化上的表現。

　　陶紡輪大量出現和木工加工工具的大量存在，也是手工業發展的有力證明。

　　不僅如此，有學者對石峽文化出土的陶器進行分析後認爲，這裏出土的三足盤，圈足盤、盤鼎、夾砂蓋豆、帶子口圈足壺、球腹足罐等是搆成石峽文化獨特風格的陶器群。這個器物群具有的特徵爲：流行三足、圈足、圓底，普遍使用子母口套合；吊盤鼎而衍生出“石峽式”盤鼎；由東方沿海和江漢流域引進了釜、釜鼎、貫耳壺、扁腹壺和甑類；由東方沿海的良渚文化中引進了陶　，在更晚時期（石峽中層）出現了帶流帶把壺。這種器物吸取了流、把手的長處，改造了已經出現的寬肩壺。石峽M83出土的鼎、豆、壺明器式的隨葬品組合，表明瞭隨着石峽文化的向前發展，南北、東西文化融合統一已成爲主流。〔13〕

　　此時我國的黄河流域，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正處於急劇轉變的關頭，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等共同體在文化面貌上呈現了極大的共同性。時代潮流衝擊着瀕臨瓦解的原始社會，這種衝擊也加速了文化間的融合。石峽遺址地處嶺南粤北要衝，其文化除了本身獨特的風格外，也體現了吸取、融合了許多鄰近文化的新因素，並不斷創新出自己的風格。並通過本身的陶器群中繽紛多彩的色調，充分體現了始前文化到了歷史文明期前夜，已反映出我國遠古文化東西互映，南北交融的繁榮圖景，也反映出珠江文化在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與諸文化融合統一的趨勢（曾騏，1982）。

　　在整個珠江流域内，時代和文化内涵與石峽文化同期或上下相差不遠的文化遺址發現許多，如曲江馬壩坭嶺遺址，烏石床板樣遺址，河源上莞圩遺址、始興城南墨江南岸新村遺址、揭陽埔田室山來遺址、還有佛山瀾石河宕貝丘遺址、南海大同圩竈崗遺址，高要縣金利茅崗貝丘遺址、增城全蘭寺貝丘遺址。年代稍早些的曲江縣周田墟玲魚轉遺址、馬壩東華圓遺址、以及粤東潮安陳橋村和增城全蘭寺下層，始興玲瓏岩遺址與石峽文化都互相影響（至於珠江流域外的地點，在此就不介紹了）。至於離曲江石峽遺址較遠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與石峽文化同期的遺址也不少，如茅崗、三水銀洲、東莞石排園洲、村頭、南海魷魚崗、佛山河岩、大同竈崗、鎮頭、珠海淇澳島後沙灣、東澳灣、香洲稜角咀、前山南沙灣、平沙棠下環、深圳大黄沙、咸頭嶺、大挴沙、南山向嗇村、赤灣、中山白水井、南朗龍穴等等遺址。還有港澳地區的屯門湧浪、馬灣島東灣仔北、南丫島大灣、大嶼山東灣、白芒、元朗吴家園等遺址，雖然年代相似，但這些遺址的文化内涵與石峽文化大不相同，不過有些地方還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相互間有某些交流和影響。

　　（2）　南海西樵山遺址群及其文化

　　西樵山遺址地處佛山市南海官山鎮的西樵山上，瀕臨西江和北江的匯流處，是珠江三角洲的組成部分，西樵山遺址群其實是一個迄今爲止18個地點組成的大遺址，這些地點大部分是石料開採埸和石器加工埸，最多是季節性的臨時居住所。所以生活上用具（陶器類）發現的不多，真正的遺址絶大多數分佈在西樵山周圍較低的地方，迄今發現的數量已有41處之多，都是貝丘遺址類型。其延續的年代均爲距今6000～3000年之間，長短不一。這些遺址分佈的具體地方大多數在西江和北江沿岸及與順德水道之間的地帶，北起丹竈、羅村，南到九江鎮。其中與竈崗遺址大致同時的土墩型遺址有19處，可能較竈崗遺址早些的遺址有20處，早於竈崗遺址的地點還有兩處分佈在西樵山山麓邊上。但這些遺址都是以西樵山這個石器製造埸爲中心而分佈。西樵山這個石器製造埸開發了近3000年之久，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吸引了珠江下游及三角洲地區的越來越多的漁獵兼農業的群體在它的周圍定居和進行生産勞動，使社會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也充分反映了珠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在這一時期文化發展的情况。〔14〕

　　西樵山的地質結構其實是一座位於粤中三水盆地南部的古火山，早在第三紀時期，即距今約5100～4500萬年間，這裏曾發生過劇烈的地殻搆造運動，西樵山發生火山噴發，由火山噴出的大量岩漿岩搆成了最早的山體，後來又多次噴發，形成了山體峰巒壘叠，山勢起伏。西樵山的山體由粗面岩、粗面火山角礫岩（碎屑岩）、凝灰岩、石英砂岩等搆成。其中凝灰岩、燧石和半透明的瑪瑙石、霏細岩等都是製造石器的好材料。由於石料是石器製造埸存在的前提，加上西樵山這類石料的貯藏量非常豐富，而且裸露在地表，方便開採，所以爲開發成一個石器加工埸提供了充足的條件，而且這座火山在末次火山爆發後就處於休眠狀態，再未蘇醒過來，這又給史前先民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穩定的開採環境，所以使石器製造埸得以持久的開發。

　　西樵山石器製造埸多年來經考古學者們的調查、發掘、研究，對西樵山文化的内涵、文化特點、年代、性質都有一定的認識。根據中山大學曾騏教授的歸納，可有如下幾點：

　　①　西樵山的打制石器很多，磨制技術比較粗糙，陶片也原始，可能屬新石器時代早一階段。

　　②　西樵山石器大部分爲具有舊石器晚期特徵的打制石器，同時包含新石器時代的初期文化。西樵山的遺物是有可能屬於中石器時代。

　　③　西樵山石器的年代包括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晚期，其最晚時代的地點磨光石器與幾何印紋陶共存的文化遺存，有的已進入青銅時代。

　　④　西樵山遺存早於廣西東興貝丘而晚於江西萬年仙人洞。廣東潮安石尾山、英德青塘洞穴，同屬於華南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

　　⑤　西樵山遺址的年代爲新石器初期之末或中期之初。打磨雙肩石器與細石器類型是“同期异相”，即是共存的。

　　⑥　西樵山的諸地點是石料開採或石器製造埸而不是原始村落遺址。細石器類型和雙肩石器類型是先後不同的石器製造工藝，它們之間有區别又有相互關係。

　　西樵山遺址群，生産的石器可劃分爲兩大類型：一是細石器類型，另一是打磨雙肩石器，現分别作如下的介紹：

　　西樵山的細石器和細石器文化：

　　西樵山細石器原料主要是黑色和淺灰色的燧石、半透明的粗質瑪瑙，也有少量采用霏細岩。這些石料分佈地區是北起火石崗，經旋風崗，向南延伸到樟坑一帶的山坡上，現在已發現的細石器製作地點，有西樵山東麓的旋風崗（第17地點）、樵陽村旁的太監崗（第18地點）、樟村背後的山坡上（第20地點）、還有蚺蛇崗的第4地點和第2地點。這樣看來原料地和加工地基本重合，可以説是就地開采石料，就地製作加工，石料産地和製造埸所連成一片。

　　這種能在岩石地層中開採原料，而不是僅僅在河灘、湖濱上采集礫石或從地面上選取基岩風化後留下的堅硬脈岩的結核來作原料，打片製作石器。這是石器加工技術上的一大進步。我國山西省懷仁縣鵝毛口遺址便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采石埸，而西樵山的采石埸由於開採時間長，所以在那些殘坑廢墟内，除坡積有巨厚的碎片外，有的坑内還發現有開采石料的工具——各種大小型號的球狀、塊狀石錘。在基岩開採面上，遺留有開采石料時纍累的改正痕。不過西樵山的細石器原料，雖然豐富，但石料的質量並非上乘，含雜質較多，且具多孔的弱點，加上它常與其它岩石相膠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西樵山細石器的造型和質量。

　　西樵山細石器的分類

　　西樵山的細石器可分爲細石核（細石片）、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幾大類。各類中又可分爲若干種。如細石核可分爲楔狀石核、舟形石核或船底形石核、錐狀石核（圓錐體）、半錐狀石核、柱狀石核（稜柱狀）、半柱狀石核、漏鬥狀石核等。此外，還有一種是西樵山特有的“帶把石核”。

　　楔狀石核是西樵山細石核的最主要類型，在我國北方細石器傳統中也是主要的類型。

　　柱狀石核在西樵山發現的不多，尤其是精緻的更少，多數較北方地區的同類石器要粗糙、原始。

　　錐狀石核在西樵山發現的不太多，尤其是類似北方地區出土的那種鉛筆狀石核很少見到。

　　多臺面石核形狀不規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臺面上剝片，這類細石核數量不多，但它反映了西樵山先民對細石核剝片的充分利用龢熟練的剝片技術。

　　帶把石核是西樵山最有特色的細石核，因在剝片的石核上膠結有一小塊别的石料，象一個把手似可被把握，所以稱爲“帶把石核”。

　　西樵山的細石核中，還有一種叫扇形石核的器物。考古學者認爲它是東亞、北美傳統的典型標誌物。分佈的範圍只限於亞洲和美洲。上世紀70年代，賈蘭坡院士論述這種石核的分佈時，只説它向河南許昌和西藏方向輻射，現在在西樵山上也有發現，則説明它已分佈到嶺南地區。

　　從各種細石核上剝落的細長石片（包括細石葉）是細石器工藝的主要産品。這些石片薄而鋒利，除少數邊緣進行加工成細鋸齒狀外，多數不需要再加工便直接嵌入骨、角或木的刀梗凹槽中，用一些天然植物膠固定，組成複合的工具。西樵山出土的細長石片數以萬計，這些小長石片有雙縱脊平行的，有雙縱脊交匯成人字形的，還有單條縱脊的。

　　西樵山遺址中出土的石片中還有兩種是從更新工作面或從修理臺面時打下來的，不是從石核打片下來的。

　　西樵山出土的細石器中，有一批是用石片加工而成的，稱爲石片石器，它包括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石鑽、琢背小刀、石鏃等。刮削器是西樵山石片石器中最多的一類。這類具有刮刀功能的工具又可以其形狀和刃緣的特點分出多種類型。如圓頭刮削器、雙邊刃和復刃刮削器等等。一般情况下，石核被剝離石片之後就不再使用。但在西樵山的細石器材料中，有部分石核後來被加工成可以使用的生産工具，如石核狀刮削器、石核狀雕刻器，石核狀尖狀器等等。

　　西樵山細石器文化的性質和特點

　　西樵山出土的細石器，迄今在華南地區尚無可比較的地點。福建漳洲地區發現的那種似細小燧石石器爲代表的史前文化並非屬於細石器文化系統，因爲它缺乏典型細石器的各類細石核和細長石片。所以西樵山“細石器文化”僅就西樵山遺址群而言，餘者並不帶有多大的廣泛性。下面對此文化的特點作一介紹。

　　①　西樵山細石器的石材是就地採材（西樵山東麓火石崗），利用火石崗一帶出露的硅質岩——燧石和瑪瑙。此地點不見使用礫石材的石製品，在細石核中存在相當數量的未經剝片的石核，也見有一定數量的石核狀石器。

　　②　西樵山細石器材料中的石核數量很大，且類型很多，僅楔狀石核就可分成寬身、窄身和三角形三種類型。帶把石核多見，同時標本中有許多石核荒坯和修理成刮刃的石核狀石器。在西樵山石核材料中傾斜臺面和脊狀臺面使用普遍，不需專門修出臺面。

　　③　從石核上剝落的細長石片（含細石葉）以長條狀，背面有雙脊的石片爲主。西樵山細石核剝落的小石片邊緣大多數未經第二步加工，但多有薄利的邊緣，可馬上使用。其寬、長及厚、長的比數均較北方同類型的細石片偏大。

　　④　西樵山石片石器、石核石器中均以刮削器占多數，其中石核狀的圓頭端刮器、石片刀形雙刃刮削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工具。但缺乏典型的圓頭刮削器、雕刻器、石箭頭、北方細石器的石鑽也少見。

　　⑤　西樵山細石器材料包括有北方細石器傳統中的主要石核類型和細長的小石葉，其中船底形石核則完全相似。石片石器的主要品種也没有超出華北細石器傳統範圍。但西樵山出土的三角形楔狀石核和帶把石核是北方少見的，利用傾斜臺面和脊狀臺面打片等技術也不同於華北。這是文化個性的表現。

　　由此可見，西樵山的細石器，既具有北方細石器文化的共性，也具有自己的特性，同時具有更多的本土性。從而不能簡單地説成是北方細石器文化的向南傳播。研究者雖然曾經把西樵山發現的細石器文化同我國北方發現的著名的含細石器文化的遺址，如峙峪、虎頭樑、下川、靈井、海拉爾松山、大荔沙苑等地點的文物進行對比研究，盡管這些遺址的年代有早晚之分，但仍然能找到它們彼此間相似之處。這反映了細石器工藝傳統的穩定性。不過西樵山細石器文化出現的時代較晚，不是在中石器時代，而是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不僅如此，延續時間很短暫，僅有幾百年，很快就被磨制的霏細岩雙肩石器所更替，而且僅分佈在西樵山這僅14平方公里的地區，顯出西樵山細石器文化的性質帶有一種過渡性和局限性。僅説明瞭在珠江流域的西樵山地區，在原始農業興起之前，自然條件允許細石器工藝的産生，社會生産也需要細石器工具的使用，在此前提下，就産生了西樵山細石器工業的製造和使用，形成了短暫的細石器文化階段，後來在原始農業興起後，馬上就被適應農業生産的雙肩石器所取代，至於在珠江流域其餘的廣大地區，由於不具備西樵山地區的自然條件，所以就不會造就細石器文化的出現，而且以較快的速度把稻作農業和家畜飼養業發展起來。這是整個珠江流域史前文化在新石器時代發展的大趨勢。由此看來，生産工具的出現和文化類型的産生，完全與當時當地的社會生産需要相適應，與人類在生産實踐中産生的認識行爲和思維模式相一致的。而不是只有在中石器時代才會出現細石器，更不能説由於出現了細石器就一定是中石器時代。

　　西樵山出土的雙肩石器

　　隨着新石器時代的發展，隨着冰後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在漁獵、采集、狩獵、捕撈綜合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農業和家畜飼養業的興起，牽動了社會生産、生活、精神文化和思想意識的大變化，如聚落的形成，陶器的發明和推廣，磨制石器的發展，原始宗教、埋葬習俗、財産觀念的形成。在農業經濟的面前，細石器的功能已無法滿足需求，一套大中型的磨光石器，就在順應農業生産需求下應運而生。西樵山的雙肩石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早出現的一種先打制後打磨的斧形器，然後很快地衍生出一系列的新成員，如錛、鑿、鏟、楔、鉞等工具，組成了一個龐大的“斧系列”家族。這個系列的基本功能是處理木材、兼能挖掘、可以砍伐又能耕作。磨光技術在工具製作中的廣泛應用，適應和推進了人們日益頻繁的生産活動。在農業經濟的促進下，斧系列由卵石的渾園（或扁園）經扁薄逐漸發展到幾何形，不斷人爲地加以完善。在我國，最早和最常見的的是一種由長條形礫石打制和加工而成的長身石斧，人們稱之爲“常型石斧”。在我國東南沿海各地，新石器時代除了使用常型石斧外，還使用一種單面刃、扁平呈長方形或長條形，背部有一横脊隆起，凹槽或臺階，將石器分爲上、下兩部分，上部可裝把柄的石錛，這稱爲“有段石錛”，它起着石斧的作用，具有砍伐的功能。

　　而在珠江流域地區内又發現了一種造型别致的石斧，它具有雙肩，所以人們稱之爲“雙肩石斧”。這是我國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最富有特色的文化遺物之一。在西樵山這裏，不僅石斧是帶雙肩的，還發現有雙肩的錛、鑿、鏟和扁薄的切割器，連刮削器也具有雙肩的特徵。因此我們把這一系列石器統稱爲雙肩石器。雙肩石器在南方分佈很廣，但主要集中在廣東、廣西、海南、雲南等省區。

　　雙肩石器的石料，大多數采用霏細岩，少數采用燧石。

　　根據觀察研究結果，西樵山出土的雙肩石器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①　先打制後磨制的雙肩石器具有砍、割、刮、鑿、挖等多種不同的用途和功能，如雙肩斧、錛適於砍伐；雙肩石鑿可以打榫鑿木；雙肩切割器邊緣鋒利、鋭薄，便於切割、刮削，起着刀子的作用；雙肩石鏟安上柄可用來翻土。

　　②　西樵山雙肩石器除雙肩切割器可能來源於薄石片的加工外，其餘各類雙肩石器極少用霏細岩石片加工而成，從這點來看，雙肩石器和細石器是完全不同工藝目的産品，但西樵山的雙肩石器材料中仍保留了少數有舊石器風格的石器，如尖狀器、刮削器、砍砸器等等。但數量不多，不是西樵山石製品的主要組成成分。

　　③　用於打制雙肩石器的工具中，各種大小石錘的石料不是硬度低的霏細岩，而是選用硬度高的燧石，有學者認爲，開發大塊石料時也是用此石錘。

　　④　在西樵山各個石器加工埸裏，盡管都發現了磨制的雙肩石器，但用來進行磨光石器的礪石却很少見，刃部磨光的雙肩石器多，通體磨光的雙肩石器罕見，這種現象説明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此時磨光技術只是初級階段，未發展到通體磨光的階段，如果這種推測正確，那麽西樵山的雙肩石器，出現的年代可能比較早。第二種可能是，石器的磨制、抛光的工序不在西樵山石器製造埸内進行，或者專門進行這道工序加工的地點我們迄今仍未發現，這種加工地點應該在有水和沙子或産礪石的地方。

　　⑤　西樵山雙肩石器種類許多，但根據器身、肩部、側緣和刃緣的特點可以分列如下：

　　第一類爲兩側緣成斜邊，刃緣或弧邊的雙肩石器。

　　第二類爲兩側緣直邊或基本上直，刃緣呈弧形而身長有長、短兩種之分的雙肩石器。

　　第三種雙肩石器略不同第二類，兩側緣直邊，但刃緣也平直。

　　第四種雙肩石器是一種短身平肩或弧肩，肩以下器身作圓盤狀。側緣與刃緣無明顯的分界綫（也可能是未加磨刃部之前的狀態）。

　　第五種雙肩石器是一種寬柄、溜肩、長身弧刃的雙肩石器。

　　第六種雙肩石器比較特别，它柄長，雙肩平直，身長，兩側緣上寬下窄向内斜收，刃部較平。這種石器最後可能加工成雙肩石鑿的一種。

　　這六種雙肩石器，之所以形狀和刃部結構不同，一個是反映了時代上的早晚，一個是反映出功能的不同。經對比研究後認爲，雙肩石器的組型應該是源於園盤狀切割器，在作用過程中出現了微肩的園盤狀器。有了肩更方便使用，進而人爲主動加工出雙肩石器，肩的形態和柄的長短都是在不斷使用實踐過程中，加深認識。肩平直總比溜肩縛得更牢固，柄長總比短柄縛得更牢固，而且好受力。因此，按要求而决定加工的目的，器身長、短、寬、一樣和功能有關。鑿東西當然要求器身長而窄；刮東西則要求短而寬些；挖土時，則需要器身長而寬些。不同的功能决定工具的形狀和結構。這是人類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過程，也是文化發展的過程。這種發展變化不僅體現在雙肩石器的製作技術上，甚至後來在華南地區的青銅斧、錛、鉞的製作上也會出現相同或相似的器型，這就是文化在歷史發展上的傳承。西樵山的細石器和雙肩石器是西樵山這個新石器時代的石器製造埸裏最具代表性的石器工具。現根據西樵山生産的霏細岩雙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範圍内的分佈情况，證明西樵山遺址不是弧立的一個采石埸和石器加工埸，而是一個以西樵山爲中心的包括周邊許多貝丘和沙丘以及土墩遺址群。這是西樵山文化一個聚落，這個大聚落的先民們以西樵山這個埋藏有豐富的燧石和霏細岩石料地作爲一個基地，進行長期的開發和加工石器，解决了幾千年來生産的所需，保持着社會經濟的繁榮。這從周邊的先民居址中出土的文化遺物中得到證實。

　　西樵山文化遺物包括石器、陶器、紡輪、骨、角、牙、蚌質工具和飾物。石器中以霏細岩爲石料的富有代表性的雙肩石斧、石錛、石鏟爲主，斧和錛是大宗的，還有一些有段的石器，這可能是西樵山文化中融合了東部沿海有段石錛之後出現的一種産品。此外，新石器時代常見的石鏃、石矛、礪石均有發現。

　　陶器，在山上各加工埸裏僅出土過破碎的夾砂繩紋陶片，未見完整的陶器。這説明瞭這裏不是居址，而是臨時性或季節性石料開採和石器加工埸。但西樵山周邊使用雙肩石器的文化遺址中則可見到各種各樣的陶器。不過在陶器中可分爲早、晚兩個階段，前期的陶器以夾砂陶爲主，器型是圜底鑒、罐、鉢、碗、盤、杯、豆和器座等。陶器的紋飾以各種繩紋、刻劃紋、篦點紋爲主，器形一般較小，手制或模制。磨光的泥質紅陶占一定的比例，還有少量的簡單點、綫彩陶。後期的陶器則盛行多種幾何形印紋陶、泥質陶、夾砂陶都拍印有各種紋飾。如大同竈崗、佛山河宕的印紋陶紋飾可多到三十幾種。砍具仍以夾砂釜爲主，多寬沿或大寬沿，敞口扁圜腹、圜底。陶罐工、盤、豆類都盛行圏足。組合印紋陶器是這一時期帶代表性、典型陶器。而且部分陶器上還有刻劃符號。

　　陶紡輪在許多遺址中都有出土，這些紡輪除素面外，有些在圓面上還刻有點、單綫或複綫組成的裝飾花紋。紡輪的出現，説明捻綫紡織的手工藝已存在。

　　骨、角、牙、蚌質料製造的生産工具和裝飾品也常有出土，這是西樵山文化的組成部分。如在珠江三角洲的東莞萬福庵、佛山河宕，獅子橋等遺址出土的蚝耜、河宕出土的穿孔骨針、骨錐、骨鏃、石環、水晶塊、象牙簡形器，新會羅山盟出土的穿孔蚶殻，香港深灣的穿孔鯊魚牙飾都很典型。

　　西樵山文化中的葬式也有自己的特色，但以晚期遺址中發現的較多，墓地有一定規模，如河宕遺址中一片墓地就有77座墓，魷魚崗遺址一個墓地包含有36座墓。葬式均爲單人仰身直肢葬，一般埋葬習俗是頭東脚西，個别也有例外。而且多數墓葬少隨葬品或不帶隨葬品，有隨葬品者多爲陶器（盤、小罐、圈足罐、凹底罐）和石器（石鏃、小石錛、石環）或紡輪及裝飾品等。比較特殊者是河宕遺址中有兩座青年男性墓葬，其隨葬品是象牙質飾物各兩件，這是西樵山文化墓葬所罕見的。是否屬於等級象徵就不得而知。西樵山文化墓葬中還有一個人工拔牙現象，把側門牙拔去（或鑿去），這種情况和黄河流域大汶口墓葬中的人體有相似之處，如佛山河宕墓地中可供觀察的22個成年男女骨架中，有19個個體進行過生前人工拔牙的，拔牙率頗高，占82.6%，這是否可看成西樵山文化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受到北方文化的影響？或者説生前人工拔牙的習俗是起源於南方的黄種人先民固有的習俗。

　　談到西樵山文化的起源和傳播，從上述的情况來看，西樵山文化中主要角色西樵山的細石器和雙肩石器。這兩者在珠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一直没有出現，遲至距今6000年左右，西樵山的細石器開始生産了，但一直僅限於西樵山及其近周邊的一些遺址有所發現和使用。很快隨着農業興起而被雙肩石器所取代。直至距今5500～5000年間，西樵山才逐漸成爲雙肩石器的製造埸。初期它的供應範圍只限於西樵山附近及整個三水盆地。很快就輻射到整個珠江三角洲，到了距今5000～4000年間，西樵山雙肩石器等石製品大批外運，不僅遍及珠江三角洲，而且逐漸地輻射到廣東中部、南部、廣西南部和海南省，形成了一個以雙肩石器爲特徵的文化分佈區。到了新石器晚期，已扺達粤東、粤北地區，影響了石峽文化和屈家嶺文化。有學者認爲，西樵山文化向東的一支可能渡海把雙肩石器傳播到臺灣島的西海岸。因爲在臺灣的園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和西樵山雙肩石器十分相似的雙肩石器。這類石器後來在新竹、基隆、臺中、高雄以及臺東均有發現，所以説這種可能並非偶然。西樵山文化向西的一支，沿珠江一大支流——西江水系溯江而上，把雙肩石器擴散到雲貴高原，並在這裏和從長江上游的怒江、闊綸江傳播來的另一套雙肩石器交融在一起。這套雙肩石器的石料不是霏細岩，也不是石核或厚石片打制而成，而是由礫石打制而成，在取材、製造工藝上有着明顯的差别。

　　西樵山文化的輻射不僅如上述的那樣，在研究過程中，學者發現它更多的是向南發展，其中包括中南半島諸國，馬來西亞、印度、孟加拉等。這種情况一點也不奇怪，因爲創造西樵山文化的族群就是百越族的先民，他們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4萬年前）就熟悉舟楫，擅長漂浮河海的技術，在最後一次冰期到來之際，大片大陸架出露的自然條件下，利用非常簡單的水上工具，就可以達到遠離大陸的彼岸，中南半島各國、印度半島各國，更有多條河流可連通，所以雙肩石器在那裏出現和被廣泛使用就不足爲奇了。因此許多學者認爲雙肩石器是亞細亞的，環太平洋的遺物，上述的事實至少反映了珠江流域文化乃至整個華南地區古文化和太平洋、南亞古文化的密切關係，同時反映了珠江史前文化在太平洋、南亞地區古文化發展中的貢獻。

　　綜上所述，由此可見，到了這個時期，整個珠江史前文化的交流是何等活躍，經濟多麽繁榮。

　　以上介紹的是新石器時代早、中、晚三個不同時期珠江流域的文化特點，這是每個時期共同的文化特點，但在珠江流域到了新石器時代，其文化類型還可分爲洞穴類型、階地類型（有人稱臺地類型）和海濱類型，以及山坡類型。但在這些類型遺址中又可劃分含介殻的文化遺址和不含介殻的文化遺址。貝丘遺址的存在，是嶺南地區的特式，迄今爲止，全國已發現的貝丘遺址有335處，珠江流域已占215處，占全國的61.42%，尤其是廣東地區，已達135處。另一特殊之處是珠江流域出海口連接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廣泛分佈的沙堤遺址，這些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除了與内陸同期文化遺址具有共同的文化特點外，也具有自己一些獨特之處，如沙堤遺址上經常發現的一種石器工具——蠔礪啄（蚝礪啄），這是專門適應於海産捕撈後用於食前加工的工具，尤其用於開蚝殻是非常合適的，内陸江河湖泊中捕撈貝類水産後，未見用此工具。〔15〕

　　各種類型的文化遺址，除了具有同期的文化遺址共同的文化特點外，還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特點。如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山坡遺址，它的文化層中没有介殻類堆積。文化遺迹有柱洞、灰溝、灰坑。柱洞顯然是當時人類居住的房屋基柱，洞内有支墊的石塊。灰坑有園形、橢圓形和鍋底形的，坑内都有燒火痕迹或灰燼，很可能是當時的燒火坑。石器工具中絶大部分是磨光石器，品種除有斧、錛、鑿、鏃、矛、石磨盤、磨棒外，還有石鋤、石犁、石鐮、石刀、杵和錘等。這説明此時期的農業生産已發展到一個相當的水平。陶器主要是夾砂紅陶，少部分是褐灰色和黑陶。紋飾多爲繩紋、藍紋、曲折紋和部分交錯繩紋組成的網紋。器形有直口或劍口的圓底釜、罐之類。這類遺址在珠江流域地區分佈很廣泛，而且不同地域有它本地域的文化特色。又如在這個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在珠江流域内出現一種被考古界俗稱爲大石鏟文化遺址，大石鏟遺址的共同文化特點是以石鏟爲主要文化遺物，石鏟形體碩大，磨制精緻，造型優美，石剗的組合形式特别，遺址内未見有墓葬，居址等文化遺存。這些大石鏟都出在灰坑中，這些灰坑有圓形竪坑、橢圓形坑、袋形坑、不規則形坑，坑内填土含紅燒土塊、炭屑和石鏟等。在灰坑外的地層中，也出土大量的石鏟，它們常被放置成一定的組合形式，每組2～20件不等，常見的有直立、斜立、側放、平直放等四種形式。直立與斜立排列，均是鏟柄朝下，刃部朝上，有的排成隊列，鏟與鏟相互緊貼，有的排成十字形，東西北各置一件石鏟，底部也舖墊一件石鏟。側置或平放成圓圈的石鏟組合，多發現於灰坑之内。石鏟以體型碩大者居多。

　　不少石鏟扁薄易折，刃緣厚鈍，甚至爲平刃，作爲工具無真正實用價值。從石剗的排列與放置情况看，似乎與當時人們舉行某種與農業生産有關的祭祀活動有關。亦有人懷疑這些大石鏟是加工某種鏟形工具的毛坯，但在文化層中從來都未發現有由這種大石鏟加工成工具的實物。

　　以大石鏟爲主要文化遺物的遺址，存在的年代據14C測定結果是，距今4750±100年前和4735±120年前，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

　　這種文化遺址分佈的地區有一定範圍，主要集中在珠江流域上游的紅水河以南地區，多處於江河湖泊間的低矮丘陵坡崗上。具體範圍西到靖西德保，南到合浦，東到容縣、北流，北到來賓，忻城等縣。其中以隆安東南部、扶綏縣北部、邕寧縣西北部分佈最爲密集，而且在地理上也連成一片。研究者認爲，大石鏟遺址和南寧地區貝丘遺址一樣，都是珠江流域上游很有地方特點的史前文化遺址。石鏟本身的功能是勞動工具，這樣大批量的石鏟遺址出現在桂南地區，顯示了這個時期（新石器時代晚期）該地區的農業及社會生活是相當發達繁榮的。這類文化遺址可推廣西隆安縣喬建鄉博限村的大龍潭遺址最爲典型。而在都安瑶族自治縣百旺鄉八甫村那浩片東南約1公里的北大嶺遺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地層中發現的雙肩石器坑，爲探討上述的大石鏟起源問題，找到了證據，這裏發現了一個1600平方米的新石器時代石器製作埸，出土的石器製作遺存下來的大量原料、毛坯、半成品、工具，爲研究石器製作流程、工藝、用途等方面提供了豐富的實物材料。

　　第三節　珠江流域史前文化與中國陶器起源

　　中國陶器的起源在我國史前文化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它與我國農業的起源和家畜飼養的起源，以及社會形態的變化，生産類型和人類日常生活方式的變化都有密切的關係。而且陶器出現是否已成了人類進化時代劃分的重要標誌。或是某一文化類型興衰的標誌。但迄今爲止，有關中國陶器起源的時間、區域和主要成因都是不很清楚。還有，它的起源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也是瞭解甚少，如果人們把上述問題的解讀多少能説上幾句，也是頗有意義的。爲此，作者就在此根據已整理出來的材料簡單説幾句。

　　一、陶器起源的時間

　　北大嚴文明教授在其大作《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一文中説道：“關於陶器到底是什麽時候發明的，過去我們只知道最早的陶器出自日本，例如愛嬡縣上黑岩陰遺址第9層的陶器，據測定爲公元前1萬年左右。並把這一時期叫做繩紋草創期。出土繩紋草創期陶器的地點，除北海道和冲繩外，幾乎分佈在整個日本列島。據説最近在長野縣下茂内和鹿兒島縣簡仙山都出土了公元前一萬四千年的陶片，後者燒成温度只有400℃至550℃，還没有完全陶化，是名符其實的土器。在日本之後，俄羅斯遠東區的烏斯奇諾夫卡等許多遺址都出土了公元前一萬年以前的陶片，蒙古也發現了公元前一萬年左右的陶片。在印度恒河中游一些遺址中，也發現了公元前9千年至公元前8千年的陶器，而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農業出現比陶器早，西亞最早的陶器不早於公元前7000年。”這是嚴先生介紹的國外的一些情况。〔16〕

　　在國内，陶片的發現情况南、北不同，在北方繼河北徐水南莊頭發現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陶器之後，在陽原泥河灣附近的虎頭樑處發現了更早的陶片，年代遠在公元前1萬年以上。近幾年來在中國南方，最早在江西萬年的仙人洞和吊桶杯都發現了公元前一萬二三千年的陶片或陶器。接着在湘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發現了超過1萬年的原始陶片，其具體年代如下：用陶片上的腐植酸測定年代爲距今12320±120年；用陶片基質測定年代爲距今14810±230年；用同層位的木炭測定年代爲距今14490±230年。在廣西臨桂縣廟岩遺址第五層出土了超過1萬年的原始陶片，其絶對年齡爲距今17238±237年～18140±320年。因爲是用螺殻作樣本測，如果扣除偏老值2600年也有14638～15540年。還有甑皮岩遺址發現了早期陶片，其第一期的絶對年代爲10550B.C.～9415B.C；第二期的絶對年代爲9420B.C.～9375B.C；第三期的絶對年代爲9410B.C.～8875B.C；第四期的絶對年代爲9015B.C.～8310B.C；第五期的絶對年代爲6835B.C.～5600B.C。此外，於1998年在廣東英德雲嶺牛欄洞也發現了原始陶片，其出土層位的絶對年代爲距今16235±100年～7910±100年，其中可分三期，第一期的絶對年代爲距今16235±100年，測試樣品爲螺殻，扣除偏老值2600年，實際爲距今13635±100年；第二期的絶對年代爲距今10940±200年，測試樣品爲動物骨骼，不用扣除偏老值；第三期的絶對年代爲距今7910±100年，測試樣品爲動物骨骼，不用扣除偏老值。迄今爲止，出土原始陶塊、陶器者基本就是上述那麽多。廣西柳州大龍潭鯉魚嘴遺址下文化層發現了少量陶片，呈細繩紋夾砂陶，火候一般，其絶對年代爲距今21020±450年和18560±300年，如果扣除偏老值也有18420～15960年，但陶片的特徵不象原始陶片，原研究者也認爲很可能是上文化層漏下的陶片，所以不屬此例。〔17〕

　　二、陶器起源的條件

　　在談到這個問題之前，人們想應該對陶器先作個界定。對此大家都會明白，任何事物的起源和産生都有一個過程，在醖釀過程中，甚至在萌芽階段都不要説已經是這個東西，起碼要到了具有一定形狀時才算數。陶器本身也一樣，“陶”是這件東西的質，“器”是這件東西的形，陶器合起來就應是一件陶質的器皿。單陶不成器大家認爲不能叫真正的陶器，而只能叫陶塊，或叫陶團。因爲人們在燒火時也會知道泥土攙入適量的水時，稍經揉搓後遇火烤燒後會變色發硬，這種特性，隨着人類掌握用火的過程中不斷地加深認識，慢慢掌握了這種特性，爲後來陶器的起源和製造打下一個最起碼的技術基礎。但在認識的過程中時間是慢慢的，長期的，而且是偶然的。因爲泥土被火燒烤的機會是經常發生的，但潮濕甚至人爲攙水的泥土再被火燒烤的機會就不多。同時，不是任何潮濕後的泥土，只要加熱就能使之失去結構水而陶化，温度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條件，只有加熱到攝氏600℃以上才行。温度不够，泥土不能陶化，不能變硬，更不能增强應力，耐火耐水。再加上没有一定形狀，這怎麽能算是陶器？因此，人類在發明陶器之前，一定經過漫長的認識過程，也要在認識的基礎上再經過漫長的實踐、改良過程才能燒出第一個陶器。所以現在人們在一些遺址中，在年代較早的文化層中，出土一些火候很低，含砂量大而粗，質地鬆散的原始陶片，就不能稱其爲陶器，而只能稱其爲不成形的原始陶塊。如桂林廟岩、湖南道縣玉蟾岩、甑皮岩第一期、英德雲嶺牛欄洞一期、江西萬年仙人洞早期條紋陶都屬此列。不過由於它們的出現，預示着人類距離真正發明陶器的日子已爲期不遠了。

　　陶器的發明除上述的技術準備過程外，還和其他一些條件很有關係。不少學者認爲，陶器的出現和農業起源關係很大，這種看法頗有道理。

　　大家不要忘記，迄今爲止最早出現的陶器都屬於陶罐類，接着才有陶釜、陶盤、這些都是盛器，有些還可以作炊器，用來煮東西，盛器可以盛水盛種子，盛果子，水除了可以給人類、家畜飲用外，還可以澆灌，如果作炊具，需要煮過後才好食用的東西就太多了。别的東西看不出其迫切感，我們可以從最後一次全球性的冰期過後，海平面上昇、大陸架、内陸低地、江河湖泊的水平面上昇後所帶來的水域面積大大擴展，加上氣温回暖，水産類高速繁殖，采集業逐漸發展到水邊，捕撈和漁獵大大加强，人類的食譜很自然地産生變化，魚類和水産貝殻類日漸增加，魚類可以用竹簽、木枝串起來燒烤吃，但貝類怎麽辦？我們從牛欄洞遺址裏就發現不同文化層中出現不同的現象，第一期文化層裏的螺殻和蚌殻都是砸碎的，因爲未經煮過的貝類，其肉是無法用竹簽、木條挑出來吃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殻砸碎然後取其肉，但在第二期文化層裏，同樣的螺殻和蚌殻，它們已呈很完整的了，不用砸碎取其肉。人們估計，此時古人類已學會把貝類煮熟，然後再用竹簽和木條挑出來吃所致。在第三期文化層裏，我們發現已出現有些螺殻的尾部已被去掉，人類已學會用嘴吮吸其肉了。爲了生存，爲了食到美味的水産貝類，人類在短短的2～3千年内，就有如此的進步。所以説，由於自然環境的變遷，給人類帶來生存條件上變化，人類在適應自然條件的過程中，在生産技能上和生活方法上都出現如此大的改變，在這個變化中，陶器作爲一個盛器的功能可以盡最大程度地表現出其優勢，所以制陶業的發展有什麽理由不迅速發展呢？因此到了新石器時代早期晚一階段和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制陶工業的發展極快和豐富多彩，真正成了一個社會文化上的標誌。這也是陶器起源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同樣，由於陶器的出現，農業的起源也受到促進，在功能上它們爲農業的起源增加了動力，一個“盛”一個“藏”，這兩個功能從人類開始集中采集和開始園圃性農業時就已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盛水澆苖和收藏保留種子都得依靠陶器，没有陶器怎能實現互相拉動的作用？從我們介紹上述的幾個最早出現原始陶片的遺址中90%都有原始農業的出現，這難道不是很能説明問題嗎？就算仍未發現水稻硅質體的甑皮岩遺址，也不能肯定地認爲他没有農業，没有栽培水稻，園圃性農業也許會有，不然家畜飼養怎麽解决呀！所以説，看問題要全面分析才比較客觀，單純擺弄幾個數字是不能解决問題的。

　　三、陶器起源的中心區

　　關於這個問題不少學者比較贊成没有中心區的觀點。如果説有中心，那麽中心的形成是需要條件的，這個條件又是哪些？根據研究的結果，人們認爲生態環境是先决條件，不管是稻作或是麥作，還是小米，有了野生的水稻、野生大、小麥或小米，這是最起碼和最根本的，因爲任何農業的起源都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這個認識過程就是實踐，在長期的采集過程中認識了各種各樣植物的生長規律，什麽時候發芽，什麽時候開花，什麽時候結果，什麽時候收成。什麽樣的自然環境才適合某種作物生長。這些規律都是在不斷實踐過程中有所認識和逐漸掌握的，進入集中采集時，除了尋找加工方法外，還要尋找貯藏的方法和器具，這樣具有收藏功能的陶器就成了原始人類睛睞的東西，它的産生自然地隨着農業的起源而應運而生，到了後來，各種不同類型的陶器的産生就是隨着社會形態的發展和各種生産的需要，以及人類生活的多樣化而産生，這個時候的發展與生態自然環境的變化就不是那麽直接了。

　　但人們知道各地的自然條件是不同的，只有那些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適合某種農作物生長和發展的，那個地方就很自然的成爲某種作物起源的中心。從現在已發現和掌握了的考古成果來看，爲什麽稻作的起源最早出現在珠江流域的嶺南地區？因爲嶺南地區地處熱帶和亞熱帶區域内，當全球性最後一次冰期來臨時，對這一地區的影響是有的，明顯的是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大陸架大面積出露，陸橋大量産生，爲古人類的輻射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天賜良機，所以在這個時期不僅是嶺南地區，全球性都出現人類大遷徒、大輻射，具體表現在文化遺址的分佈地區更廣泛，密度更大，在一些地區開始出現所謂聚落，人類的居住已從洞穴、岩厦發展到河流階地或臺地上，隨着最後一次冰期的結束，全球氣温的回昇，處於全球緯度比較低的熱帶、亞熱帶地區，由於本來在冰期時候受影響並不嚴重，在一旦氣候轉曖，海平面上昇，氣候變得更潮濕多雨，這樣對於全球性的生物都帶來了生機，人類社會經濟由單純的采集、狩獵經濟很快地發展爲采集、狩獵、漁獵和捕撈的複合經濟，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原始群開始解體，從而進入了氏族社會，由於半定居甚至定居的出現，就爲農業和家畜飼養的誕生準備了條件，在整個嶺南地區這些優越條件比緯度較高的北方地區復蘇得早和快，所以由此應運而生的制陶業相對地比北方地區出現得早是很自然的事。但事物發展並非絶對的，對於適應乾燥或温濕環境的麥作和小米的栽種，在冰期剛結束不久，乾旱時期過去而温濕的環境一出現時，它們也會迅速出現；這樣的農業比南方的稻作也不會晚太多，正因爲如此，日本、俄羅斯、蒙古、西亞和中東一些地區，也會出現較早的農業和制陶業，那些被認爲無農業而只有陶器的遺址（日本比較多）不知是否是貝丘遺址，或含介殻的文化遺址，如果是貝丘遺址或文化層中含有介殻時，就算無農業時也完全有可能出現陶器。因此，陶器的發明不可能局限於一個地區，它可以若干個地區同時出現，或先後出現，後來出現的也不能説一定由早發明陶器的地方傳承過來的，它可以獨立地發明，也可以通過文化輻射交流過來，關鍵看被輻射的地區是否的確需要陶器這種工具。不迫切需要，就缺乏吸收這種技術的積極性，無積極性就很難使之産生和發展。這是從古到今一切事物産生和發展的通性。

　　雖然人們認爲人類發明瞭陶器對人類文明的發生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陶器的起源要找出一個中心來確有難度，而且無此必要。因爲任何事物的誕生和發展不是一成不變的，盡管原始的陶片在中國範圍内以珠江流域的嶺南地區出現的最早最密集，可以被看作是中國陶器起源的中心，但當陶器真正成爲新石器時代一種標誌，發展到中晚期，嶺南地區乃至整個珠江流域逐漸地失去了原來的優勢，變得有些滯後，青銅時代以後一直發展到封建社會以後，情况更爲嚴重，什麽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我們今後應該加以探討，但不是今天我們要論述的問題。今天只不過通過實事求是的討論説明一個道理，任何事物和歷史的發展都是不斷變化的，不可能一成不變的。只要您弄清楚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您就變被動爲主動，成爲時代的主人，主導時代的發展。也許這是我們通過對陶器起源的探討，從中獲得的一點啓示吧！

　　注釋:

　　〔1〕 黄啓善：《廣西史前貝丘文化遺址的研究》，載《嶺南考古研究》（7），34～36頁，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分期及特徵》，載《桂林甑皮岩》第四章54～184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3〕 李有恒、韓德芬：《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動物群》，載《甑皮岩遺址研究》，29～52頁，桂林，灕江出版社，1990。

　　〔4〕 邱立誠、張鎮洪等：《英德雲嶺牛欄洞遺址》，載《英德史前考古報告》，73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5〕 顧海濱：《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硅質體、孢粉、碳屑分析》，載《英德史前考古報告》，113～121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6〕 黄慰文：《廣西柳州白蓮洞和大龍潭》，載《中國遠古人類》，239～240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

　　〔7〕 邱立誠、宋方義、王令紅：《廣東陽春獨石仔洞穴文化遺址發掘簡訊》，載《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十八卷3期，39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0。

　　〔8〕 與第三節（5）注釋同。

　　〔9〕 與第三節（6）注釋同。

　　〔10〕 與第四節（1）注釋同

　　〔11〕 蘇秉琦：《石峽文化初論》，載《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上），136～143頁，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

　　〔12〕 古運泉：《論石峽文化與江西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之間的關係》，載《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下），3～12頁，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

　　〔13〕 曾騏：《石峽文化的陶器》，載《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上），164～170頁，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

　　〔14〕 曾騏著：《珠江文明的燈塔——南海西樵山古遺址》，12～13頁，44～47頁，63～64頁，111～116頁，117～127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15〕 與第四節（1）注釋同

　　〔16〕 嚴文明：《稻作、陶器的都市的起和源》，載《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3～5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17〕 袁家榮：《湖南道縣玉蟾岩1萬年以前的稻穀和陶器》，載《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和源》，36～41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