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烈

　　關於珠璣巷先民南遷的起因，曾祥委先生在《南雄珠璣移民的歷史與文化》一書中，列舉了避禍、動亂、自然灾害、戰亂及經商、宦遊等幾種情形，尤其是寫到前四種是宋代珠璣巷人南遷的主因時，例舉較爲詳實。文中，雖然也提到官府逼迫也是珠璣巷人南遷的主因之一，但無例子。我認爲，疆土的控制、生産的發展、課税的充實，對古今任何一個朝代（政權）都是不會輕視的議題。所以，爲了控制和發展人口稀少、經濟欠發達的邊疆地區，就必須充實那裏的人口資源，這個動議帶出了國家主導的移民。相對於因避禍、動亂、天灾、宦遊等“被動”移民，我們可以稱其爲“主動”移民。這跟新中國成立後開拓新疆和北大荒的移民是一個性質的。相信在珠璣巷千年曆史演變中，由朝廷動議，官府鼓動組織（甚至用威迫手段）的移民行動並不稀罕，只不過浮現於眼前的記載尚不詳盡而已。

　　下面試舉佐证四例（文獻摘録，略作删改，紀年爲編者加注）：

　　廣州江村《江氏族譜》序：南北朝時期，先祖一龍公由江西吉安越梅嶺而下，寓南雄府保昌縣沙水村珠璣巷。唐禧宗干符二年（公元875年），黄巢叛亂，恣犯猖獗，於東京湖浙而陷廣東。至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叛亂平息，朝廷便出詔南雄之士民，有才力者往廣州而居。因而始祖一龍公偕同長子真應命南遷。僅賚俸金三萬六千兩，牛羊驢馬二百頭，從僕數百人，至番山之北去城三十五裏擇一大地以爲居，建造草舍七百餘間，並廣招流民，四方流離者盡皆附焉…, 因姓題鄉名曰江村，遂爲廣州江姓之始。

　　又據江高鎮大龍頭村《黄氏族譜》載：我村始祖鰲公出自南雄府保昌縣珠璣裏。唐禧宗干符六年（公元879年）七月，山東曹州黨句人寇陷廣州，嶺南士民悉罹鋒鏑，井野丘墟。唐昭宗景福元年六月，奉詔均保邑之士民，於是我始祖翁應命而起偕弟三人賚金買艫領眷率僕帶牛馬騾驢望南而發，諸弟一留清遠，一就東莞，一扺新會，其時秋風薦爽碧嶺之際蔚蔚葱葱，語家人曰，此中地靈洵長發之基也，爰卜而居割草辟地營方建廬，乃號其鄉曰大龍頭。

　　以上兩例皆發生於同一時期，起因於農民起義，足证並非虚言。

　　番禺北兔岡房《劉氏族譜》：我房遷居始祖劉念四公，漳州府人，遷至南雄府保昌縣沙水村珠璣巷居住。因漢王劉鋹播亂，用燒煮剥剔、刀山劍街之刑，廣韶之居民涂炭殆盡。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 年），命潘美克英（德）雄（州）二州，進逼南城，劉鋹出降交廣，遂平。省會之區，丁口缺，始從雄民以實之（應有官府之動員一編者）。念四祖自開寶四年辛未正月甲子夜來居大朗村焉。斯時廣州府地廣人稀，公生六子分爲六房，散居各縣。

　　珠璣巷鄧氏後裔聯誼會編《中華鄧族史略》：仲奇祖離南雄府而移於廣州府立業，緣因宋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羅浮山賊首蘇文展、黄自典招集賊衆，擾亂廣、惠二府地方，殺死官兵軍民莫知其數。又遭蝻蟲天蜢食盡田禾，地遭荒亂。一致於此處司道奏發。至十年統兵官林奉聖旨，帶兵前來征剿，不分良善，三年内並無人民來往（意爲濫加殺戮一編者）。至十五年安撫大班官寮奉聖旨，使巡撫御史削撥南、韶二府人丁户口，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來者給予口糧牛谷，不來者問邊遠充軍。二府人只有俯順。貧者殺猪置酒，邀六親故舊宴飲辭行。富者安土避遷，留戀不來。後安撫官兵又清查户口，但有持頑不從，問發全家。時勢如此，於是户長鄧仲仁唤齊衆叔伯兄弟仲明、仲義、仲禮、仲奇等商議，… 。衆兄弟齊赴祠堂禱告祖宗，撿閹爲定。時我祖撿着，衆議將祖宗遺下田壙屋宇等項共值銀一萬一千餘兩，與各房貼銀二百兩，齊備交付我祖。…。元豐十六年十一月我祖置酒邀六親，辭别兄弟與親戚，同熊氏子女家人，又同表親張康保、陳杜福、徐德來等泛舟而至番禺波羅廟同弋旗崗。住兩年，見近海俱係潮水田，未曾承給，遂再移來增城大埔心。…… 。（廿四世孫城南房之瀚羚民國卅五年冬月録）

　　從上面所舉數例（還有南宋羅貴南遷事件）可以看出兩點：①至少在唐宋兩代朝廷和地方官府對人口南移是持鼓勵態度的。②珠璣巷人並非只因避禍逃難而南遷珠三角，不少先人能順應時勢，響應朝廷號召而主動南遷拓荒，這種義舉所發揮的貢獻是不應忽視的。

　　此外，這裏所列文獻尚未看到朝廷給與拓荒者的後續奬勵政策，如土地歸拓荒者所有，若干年内可免减賦税等，以及這些政策所帶來的積極效果，對這類問題還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