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中文摘要】東莞目前發現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迹是蚝崗遺址和萬福庵遺址。它們都是貝丘類遺址，出土陶器以彩陶爲特色。商時期有村頭遺址，周時期遺址有猪牯嶺、峽口和上橋村北的石角頭遺址。這些遺址爲探討該地區的先秦時期歷史提供了可資比較的實物資料。

　　【關鍵詞】東莞　先秦時期　考古遺址

　　Abstract:Haogang site and Wanfu Nun site are the earliest human sites in Dongguan, both of them fall into the shell-mound category, and a lot of painted potteries were unearthed there. Cuntou site belongs to Shang period; Zhuguling site、Xiakou and Shijiaotou site belong to Zhou period. These sits are offering comparable materials that help the archaeology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is area in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Dongguan　Pre-Qin period　Archaeology site

　　

　　先秦時期的東莞，文獻無考，即使是考古資料，因開展工作的局限性，可以説並不很豐富，這裏以現有的考古資料，對先秦時期的東莞作初步探討。

　　一、石器時代的東莞

　　就目前所見，東莞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迹可見於東城區的蚝崗遺址和企石鎮的萬福庵遺址〔1〕。這兩處遺址都是貝丘類遺址，主要特點是以出土陶器以彩陶爲特色。同類型的遺址還有增城的金蘭寺遺址〔2〕，而在珠江口濱海地區和孤懸海外的島嶼上，還有許多出土彩陶器的遺址，但它們都屬於沙丘類遺址。其年代大致在距今5000年前後。

　　總的來説，珠江三角洲地區出土的彩陶器數量不多，種類也少，説明在當時是一類較爲特别且十分珍貴的器皿。彩陶器上的紋樣，顯現了遺址居民的審美觀念，其所賦予的社會意義更是不可忽視。這些彩陶遺址都位於海岸、島嶼或江河邊上，彩陶器的紋樣又主要表現水的形態，正是遺址居民經濟生活與水息息相關的真實寫照。這時期遺址居民的主要生産活動是在海（水）裏，他們的食物也主要來自於海（水）中，因此，對大自然中變幻莫測的海洋（江河）世界祈求平安、祈望魚獲有收的心理，促成了遺址居民對海（河）神的祭祀活動，而這類綵繪（包括刻劃、鏤孔）各種水形態的陶器，或許就是遺址居民舉行祭祀活動時的用器。任何器皿的造型都是人們生産生活需求的反映。彩陶器上的紋樣，寄存了特定史前時期人類的思想感情和意識崇尚〔3〕。

　　蚝崗遺址出土一種石拍，長方形，體薄，拍面上有很多縱向的溝槽，這是一種將樹皮通過拍打製作成布，然而再加工爲衣服的拍打工具。這類器物在這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史前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如深圳的咸頭嶺遺址、大黄沙遺址、大梅沙遺址，香港的大灣遺址、萬角咀遺址、涌浪遺址、虎地灣遺址，珠海的寶鏡灣遺址、水涌遺址，中山的下沙遺址、龍穴遺址、白水井遺址等〔4〕，説明遺址居民主要的穿着是樹皮布衣服，它與以紡輪爲工具的綫織衣服形成了先秦時期衣服製品的兩大系統。

　　這類石拍在廣東的使用直至商時期，可見有兩個發展方向。一種是薄體型，蚝崗遺址出土的石拍即屬此類，這在距今約3500年的粤東普寧後山遺址〔5〕仍有發現，而向西的則發展爲帶柄厚重長身型，在雷州及海南地區都有發現，年代也在距今3500年前後。樹皮布石拍的分佈除廣東、海南外，還見於福建、臺灣、廣西、雲南以及東南亞、日本和太平洋島嶼、中美洲等地〔6〕。

　　蚝崗遺址居民的房子是圓形窩棚式，房内地面用火燒土鋪墊，房子旁邊有水溝、灰坑，死後也在房子附近挖坑埋葬，居住區與墓葬區並没有嚴格的分離。蚝崗遺址清理了一座男性墓，骨骸基本完整，仰身直肢，估計年齡在40～45歲之間，身高約166厘米〔7〕。仰身直肢葬式在廣東的史前時期也見於鄰近的增城金蘭寺遺址中層和佛山河宕遺址〔8〕，這種葬式主要分佈於中國東部半月形地區，與粤西地區的屈肢葬式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示出兩者屬於不同的族群。但蚝崗遺址這座墓主人不見有拔牙現象，似乎這時期蚝崗人還没有流行這種拔牙習俗，考古資料顯示，拔牙習俗在廣東出現於距今4000年前後〔9〕。蚝崗人主要食物是貝類和魚類，也有少量獸類動物。對於這時期東莞地區的農業情况我們還知之甚少，没有找到更多的資料。

　　二、商時期的虎門村頭聚落遺址

　　村頭遺址位於虎門鎮南面6公里，地處古代珠江入海口東岸不遠處，1989年對廣深高速公路建設工程範圍進行文物調查時發現，遺址總面積一萬多平方米，1990年與1993年兩次進行發掘，面積4000多平方米〔10〕。其後公佈爲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村頭遺址是一處周邊有環壕圍遶的古代聚落，在已發掘的遺址南部區域中發現了兩條壕溝（Ｇ６和Ｇ８），寬2～3米，長80多米，均是東西向，從遺址的東南向西南順遺址邊緣環繞，兩條壕溝多處有打破關係（均是Ｇ８打破Ｇ６），以Ｇ８圍遶的範圍更大，出現這種情况應是聚落人口增加，聚落有了擴大需求的證據，同時，這種具有防禦功能的設施，也是當時已出現聚落間掠奪和戰争的明证，遺址出土的遺物中有石戈、石戚、石矛、石鏃等兵器，與聚落環境的形態也是相適應的。遺址的文化層堆積達3米厚，説明古代人類在此居住了相當長的時間。

　　經清理辨認出屬於商時期的房址有24座，這些房子都是地面式，屋内地面用5～10厘米的純净粘土鋪墊，較堅實，有的經火烤而成紅燒土面。房子的平面形狀有圓形、方形和圓角方形幾種，如18號房子，近圓形，直徑3～35米；14號房子，圓角方形，面寬4米，進深5米；均有門道。房址周邊有柱子洞遺迹，圓角方形的房子轉角處以雙柱爲一組，這種房子的屋頂部可能是四面坡，從房址的倒塌堆積看，屋墻似是木骨泥墻。而圓形房子的屋頂部可能是攢尖頂，屋墻有可能是用茅草編織而成。這些面積不大的居址，應是以小家庭爲居住單位的反映。

　　在遺址中還清理了幾座墓葬，土坑竪穴，屬小孩墓，仰身直肢或側身屈肢。隨葬品只有1～3件陶器。其中三號墓長115、寬045～06米。居住區與埋葬區仍然没有嚴格的分離，是嶺南地區商時期遺址保留了早期人類社會生活形態的一個方面。雖然没有發現青銅器，但參考周邊地區的情况，我們認爲村頭遺址已屬青銅時代早期，遺址出現了石牙璋一類禮器和戈類兵器，説明這時期已踏進嶺南早期文明的門檻。

　　村頭遺址的居民以采集貝類和漁獵爲主要食物，其中有的猪、狗或許已有家養。澱粉類食物是否有水稻尚不能確定，但遺址地層中有一種遺迹，淺盤形，内底略圓，外底方形或圜底，有編織痕迹，用泥灰拌築並經燒烤而成，口徑25～35、深30～40厘米，疑是曬鹽的用具，未能確認。而從距今5000年的粤北石峽遺址已有大量水稻來看，村頭遺址居民當有稻米類食物，當然不排除是交换貿易所得。村頭遺址的陶器已達到相當高的製作水平，其中部分已屬硬陶，扣之有金屬聲，印紋陶種類很多，黑陶中有磨光陶，器類中明顯可見中原商文化對嶺南的影響，如陶器上的折肩風格、豆類中的假腹形態和仿銅器的雲雷紋樣等。中原商文化的南漸在廣東各地這時期的遺址遺物中已有較多的反映，尤以牙璋器最爲明顯。

　　商時期的遺址在東莞東部的謝崗鎮大龍村榕樹嶺也有發現〔11〕，未進行詳細發掘，僅清理一座墓葬，長23、寬06米，隨葬陶器有釜和圈足壺各一件。遺址中還發現有柱子洞遺迹，采集到石戈、石錛等兵器、工具。推測這處地點也同樣是居住區與埋葬區同處一地，但居民的居住形態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古發掘才能明瞭。

　　三、周時期的東莞居民

　　周時期的遺址在東莞東城區有柏洲邊村的猪牯嶺〔12〕、峽口〔13〕和上橋村北的石角頭遺址，三處遺址相鄰不遠，都在東江南支流的南岸。猪牯嶺遺址面積約爲一萬多平方米，峽口遺址面積約爲2000平方米。在謝崗鎮的大龍竹頭角山、金滿湖後山、大厚打鼓嶺等地也發現周時期的遺址〔14〕。以考古類型學觀察，這些遺存大體可分成兩段，第一段約爲西周至春秋時期，以夔紋陶器爲主要特點，可見於竹頭角山和打鼓嶺，其中竹頭角山是一處墓地，打鼓嶺則是一處居住址，均未進行考古發掘，詳細情况尚不清楚。第二段爲戰國時期，下限或可到漢初，以米字紋陶器爲主要特徵，見於猪牯嶺、峽口和金滿湖後山，其中猪牯嶺、峽口和石角頭遺址三處遺址均屬居住址，而金滿湖後山則爲墓地。這時期居住區與埋葬區已有嚴格的分離，這已爲博羅横嶺山周時期墓地所證明〔15〕。

　　這幾處遺址只有猪牯嶺遺址在2006年2～4月經考古發掘，面積1000多平方米。共清理了東周時期水井3口，灰坑8個，與房屋建築有關的遺迹現象數處。

　　一號井（H1）的井口近橢圓形，口徑1～12米。井壁斜直，向下逐漸收縮爲橢圓形平底，底徑05～04米。井的上部已被早年破壞，現存深度爲136～146米，填土内含小石塊、燒土顆粒以及殘碎硬陶陶片等。井底部爲細密的淤積土。井内填土與井壁剥離程度較好，井壁上可見清晰的工具鑿痕。井内出土器物有原始瓷瓿、陶罐、陶器蓋、陶盒和陶瓮等。

　　四號井（H4）的井口近圓形，直徑086～096米。井壁不平，由上至下逐漸收縮，圓形平底，底部直徑039～044米，井的上部已被早年破壞，現存深度爲175米。填土内含石塊、燒土顆粒、木炭塊以及破碎陶器等。井底部爲細密的淤積土。井内填土與井壁剥離程度較好，井壁上未見加工工具痕迹。井内出土陶器包括陶鉢、器座、陶瓮、礪石等。東莞發現的這類先秦時期的水井，是廣東省的首例，是迄今爲止廣東省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水井，堪稱廣東第一井。

　　清理灰坑7個。坑口多爲圓形，深度不一，相互之間存在叠壓或打破關係。

　　H5爲橢圓形竪穴狀灰坑，坑口爲橢圓形，南北長16、東西寬11米。圜底。出土陶片紋飾多見米字紋、方格紋、方格對角綫紋等。個别陶器施青黄色釉，有的陶器施紅色或醬褐色陶衣。可辨器形有卷沿罐、斂口罐、器蓋、鉢，還有原始瓷瓿、原始瓷杯等。

　　H6爲鍋底狀的淺穴坑，已清理部分呈半圓形，直徑285～035米。陶器碎片多爲泥質灰色硬陶，器形有施紅衣的陶鼎、陶罐，飾米字紋或方格紋的陶罐、陶瓮、陶鉢，以及原始瓷杯等。部分陶器器表可見有刻劃符號。

　　清理出一條灰溝（G2）。呈東西向延伸，東西殘長4、南北殘寬03～05、深025～04米。溝壁内斜，形狀不甚規則，溝底不平大致爲東高西低的緩坡狀。溝内出土器物主要是陶罐、陶瓮等，飾方格紋、米字紋。

　　遺址中發現的建築遺迹主要包括建築物的墻基槽、柱洞和夯土遺迹（H11）三種。

　　墻基槽的平面成長條形東西延伸，已清理部分東西長32、南北寬025～035、深008～01米。壁斜直，底近平。應是房子墻體的遺迹。出土陶片及原始瓷片多細碎無法復原，部分陶器器表施陶衣。

　　柱洞有多個，屬房子遺迹的一部分，因遺迹整體結構已被破壞，房子的形狀不明。柱子洞平面近圓形，洞壁上部斜直，下部略收成直壁，平底。口徑03、底徑約018、深045厘米。

　　夯土遺迹（H11）的整體形狀已不清楚。現存的部分爲直壁直角，推測整個遺迹單位爲長方形竪穴結構的可能性較大，東西殘長25、殘寬08～17米，底部弧形略凹。填土内含燒土顆粒、炭粒和陶器、銅器殘片等。遺迹包含有兩層填土，均夯築，但未發現夯窩、夯層現象。綜合考察，推測夯土遺迹可能是某個建築物（房子）的基礎部分。

　　猪牯嶺遺址出土的陶片數量比較多，尤其是灰坑、水井等遺迹單位中的出土數量更大。硬陶燒成温度高，質地堅硬。器表多裝飾有方格紋、米字紋、方格對角綫紋以及弦紋與水波紋組合等，陶器的種類有炊煮器鼎、釜；盛儲器罐、瓮等；飲食器杯、鉢；以及日用器盒、器蓋、器座等。

　　出土的原始瓷器數量不多，器類主要有瓿、杯、器蓋、鉢等。還有未能復原的瓮、匜等器類。這些原始瓷器的瓷土經過淘洗，多爲灰白色，器表均施青緑色或者黄緑色玻璃釉。爲了增加胎釉之間的附着力，器物表面多刻劃有弦紋、弦紋與水波紋以及竪條紋等紋飾，但釉面與器胎的結合效果仍不理想，器表的釉質大多脱落。

　　與猪牯嶺遺址同時期的遺存也見於廣東增城西瓜嶺、始興白石坪、博羅銀崗等地〔16〕，但它們都屬於窑址。還有揭陽面頭嶺、廣寧銅鼓崗、龍嘴崗、封開利羊墩等遺存則屬於墓葬〔17〕。猪牯嶺遺址屬於居住遺址，其年代爲戰國晚期，下限可能進入秦至漢初。

　　猪牯嶺遺址發現的遺迹包括水井、灰坑等生活設施以及同建築物有關的遺迹（如墻基槽、柱洞和作爲建築物基礎的夯土坑等）。這些遺迹現象與古代居民的居住活動密切相關。聯繫到遺址中出土器物多有使用或燒烤痕迹，可以認定猪牯嶺遺址是一處戰國晚期至漢初先民居住和生活的聚落。廣東以往發現的同時期遺存多爲窑址（如白石坪、西瓜嶺、銀崗）和墓葬（如利羊墩、面頭嶺、龍嘴崗），這次發掘的戰國晚期至漢初的居址資料，在廣東省内所見不多，過去已發掘的地點僅見於深圳南頭叠石山戰國遺址一處〔18〕。叠石山遺址也發現了相當數量的柱子洞遺迹，也有灰坑，因爲遺址中不見有居住硬麵，發掘者推測可能是干欄式建築。而猪牯嶺遺址有墻基槽遺迹，或可説明是有地面式的房屋建築。雖然這兩處遺址的居址整體結構未能確定，但已有的遺迹暗示有不同的建築體，這些居址的資料爲探索當時的社會結構、族群搆成、聚落布局以及經濟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叠石山遺址的文化内涵比較豐富，遺物中以夔紋陶器和米字紋陶器最具特徵，大體可以分爲早晚兩期，前者約在春秋時期，後者約在戰國時期，發掘報告參考碳十四測年數據爲距今2250年（經樹輪較正），而將遺址年代推斷在戰國中期前後。就出土遺物分析，猪牯嶺遺址的陶器中多數在叠石山遺址可以見到，因此，猪牯嶺遺址的年代應與叠石山遺址晚期相當。

　　猪牯嶺遺址總面積約一萬多平方米，莞深高速公路第三期建設工程的施工範圍目前僅涉及遺址的東部和北部，而處於該工程施工範圍之外的猪牯嶺遺址西部和西南部目前保存情况尚好，這部分東西長約70、南北寬約80米，總面積接近6000平方米，還有機會可作更多的考古發掘。

　　猪牯嶺遺址周邊區域同時期的遺址還有多處。沿東江南支流的河岸階地上，以猪牯嶺遺址爲中心直徑2公里的範圍内還包括有峽口村西北的峽口遺址以及上橋村北的石角頭遺址。這些同時期的遺址共同搆成了具有區域性特點的聚落群，但由於其他遺址尚未發掘，這些遺址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各自在聚落群的地位、性質，目前還無法做出進一步的推測。

　　

　　注釋：

　　〔1〕李子文：《廣東東莞市蚝崗貝丘遺址調查》，《考古》1998年第6期；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東莞市南城區蚝崗遺址初步發掘簡報》，《華南考古》第2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頁151～178；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東莞市三處貝丘遺址》，《考古》1991年第3期；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東莞市萬福庵貝丘遺址考古調查報告》，《廣東文物》2003年第1期；莫稚：《廣東珠江三角洲貝丘遺址》，載《南粤文物考古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頁180～238。

　　〔2〕莫稚：《廣東珠江三角洲貝丘遺址》，載《南粤文物考古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頁180～238。

　　〔3〕邱立誠：《史前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彩陶器》，《嶺南考古研究》第5輯，香港：香港考古學會出版，2006年，頁118～131。

　　〔4〕鄧聰：《史前蒙古人種海洋擴散研究——嶺南樹皮布文化發現及其意義》，《東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5〕吴雪彬等：《廣東菩寧市池尾後山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7期；鄧聰：《東南中國樹皮布石拍使用痕試釋——後山遺址石拍的功能》，《揭陽考古》，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239～251。

　　〔6〕陳志堅：《雷州市英利鎮那停村出土一件大型石鏟和一件有段陶拍》，《廣東文物》2005年第1期；鄧聰：《海南島樹皮布的幾個問題》，《瓊粤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頁288～303；鄧聰：《從二重證據法論史前石拍的功能》，《東南考古研究》第三輯，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33～154。

　　〔7〕張文光等：《東莞市蚝崗新石器時代遺址1號墓人骨鑒定報告》，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編《嶺南考古研究》第3輯，香港：香港考古學會，2003年，頁55～58。

　　〔8〕吴新智：《廣東增城金蘭寺村遺址新石器時代人類頭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16卷3期；楊式挺：《談談佛山河宕遺址的重要發現》，《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年，頁６～18。

　　〔9〕楊式挺：《試從考古發現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問題》，《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年，頁81～91。

　　〔10〕邱立誠等：《東莞村頭遺址發掘的初步收穫》，《廣東省博物館館刊》第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70～73；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東莞村頭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９期。

　　〔11〕資料引自2005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馮孟欽對惠莞高速公路東莞段建設工程進行的考古調查。

　　〔12〕資料引自2005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馮孟欽對惠莞高速公路東莞段建設工程進行的考古調查。

　　〔13〕王健等：《東莞峽口遺址調查》，《廣東省博物館館刊》第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82。

　　〔14〕資料引自2006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峻對莞深高速公路第三期建設工程進行的考古發掘。

　　〔15〕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羅横嶺山》，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

　　〔16〕莫稚等：《廣東增城、始興的戰國遺址》，《考古》1964年第3期；莫稚：《廣東始興白石坪山的戰國遺址》，《考古》1963年第4期；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羅銀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7期；《廣東博羅銀崗遺址第二次發掘》，《文物》2000年第6期。

　　〔17〕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揭陽縣戰國墓》，《考古》1992年第3期；魏峻：《揭東縣面頭嶺墓地發掘報告》，《揭陽考古》，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51～102；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廣寧縣銅鼓崗戰國墓》，《考古學集刊》第1集，1981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廣寧縣龍嘴崗戰國墓》，《考古》1998年第7期；楊式挺等：《廣東封開利羊墩古墓群發掘簡報》，《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18〕深圳博物館：《深圳市叠石山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