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與海内外專家學者，近年多次深入廣東省東莞市鳳崗鎮考察，發現該鎮是祖國南方重要客家僑鄉之一，移民海外的華人、華僑，是該鎮常住人口的近2倍，遍佈36個國家和地區。著名學者黄偉宗、司徒尚紀、譚元亨、鄭佩瑗在該鎮調研後認定的“客僑文化”，在海外繁榮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這一文化定位在閩粤贛客家僑鄉乃至世界各地亦極具普遍性、創造性和科學性。如福建省永定縣下洋鎮、廣東省大埔縣高陂鎮等著名僑鄉亦有同類鄉情。正如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長黄偉宗教授等在《整合古今資源，開拓“客僑文化”》的調研報告中指出：“何以稱‘客僑文化’？該鎮在海外的華人華僑，主要是客家民係的後裔。以此稱謂更具體而確切，這可與其他民係有别，又以此而更有普遍意義，因世界各地屬客家民係後裔華人華僑甚多，從而無論在海外或是在其故鄉，古今中外資源均富，故以此新的稱謂而將其作爲一個新的文化領域去開拓，更有創意和新意。” 〔1〕

　　客僑文化是炎黄文化即中華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文化形態。作爲客家後裔同時又是印尼華僑，筆者對“客僑文化”感到格外親切和激動。因爲炎帝、黄帝，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由於他們的偉績豐功，啓開了統一的中華民族的序幕。“炎黄子孫”，是我們民族的共有稱謂。源自炎黄文化的客僑文化是我們的智慧神靈，鼓舞着億萬客家人（包括僑居海外的客家後裔們）在世界各地創家業，建功勛，爲世界文明進步作出重大貢獻。

　　筆者從事海外名人傳記的撰寫工作。在長期的調研、采訪實踐中，深感客僑文化國際意義及其影響重大，特别是與海外客家名人的成長、立志、拼搏關係極爲密切，對海外華人、華僑與客家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具有積極推動作用。以拙著《羅芳伯傳》、《胡文虎傳》、《李光耀傳》〔2〕爲例，客家後裔遠離故土，遷徙海外，他們念念不忘炎黄先祖的開拓精神，堅持以客僑文化構建共和體制，發展商業社會，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如同東方巨龍騰飛在五洲四海。“他們以自己是‘炎黄子孫’爲自豪，而正是爲了這個有着光榮歷史的祖先，也爲了祖先留下的中華文化事業，炎黄子孫們兢兢業業，努力發揚開拓的偉力與日益奮進的精神。”〔3〕

　　一、以炎黄文化、客家文化和華僑文化結合的典範——客僑文化

　　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是動態的，而不是静止的。在海外客家名人中，推動炎黄文化、客家文化與華僑文化的傳承、衍變和傳播，進而成爲我們今日認定的事實上的客僑文化，追溯歷史首功當屬羅芳伯。多少年來，世人崇尚華盛頓。因爲，這位從未受過正規教育、堅持自學成才的北美英雄，在反對君主專制的鬥争中贏得勝利，締造了美利堅合衆國。連戰功顯赫、勛業彪炳、雄心勃勃、獨霸歐洲的拿破侖也五體投地地讚嘆，華盛頓盡善盡美，子孫後代將懷着敬意把他作爲一個偉大帝國的締造者來談論。到那時，我的名字將在革命旋渦中消逝。“但是，誰能想到，在炎黄子孫中也有杰出的賢能可與華盛頓平分秋色。近代偉大的華族領袖羅芳伯於公元1777年在婆羅洲創立的蘭芳共和體制，較之華盛頓1787年正式創立的美利堅合衆國還早十年。豐功偉績，可謂千古絶唱。”〔4〕

　　這是炎黄子孫的榮耀，更是我們客家人引以爲自豪的偉大創舉。經考察證實，羅氏上祖原居閩西寧化縣石壁鄉後遷廣東。羅芳伯於干隆三年（1738年）出生於廣東梅縣石扇堡。在坤甸建城（1771年）的次年，即1772年5月，羅芳伯與一批熱血客家青年飄洋過海，從烏石海邊登上婆羅洲（今印尼西加裏曼丹島）。當時，島上社會治安極爲混亂，土匪横行，海盗稱霸，燒殺搶奪，無惡不作，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羅芳伯與婆羅洲首領蘇丹結拜兄弟，團結戰鬥，帶領各族民衆，平定内亂，鎮壓首惡，勵行法治，聲望如日中天。

　　蘇丹在勝仗後履行諾言，按原先簽訂的協議“功成後另致重酬”，將大半婆羅洲劃歸羅芳伯管轄。據歷史學家羅香林著《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證實，蘇丹劃歸羅芳伯的“領土所届，東起加巴士河上游之新董，西扺婆羅洲西海岸，北達邦戛，與三發相接，南扺加巴士河流域，凡今日印尼所屬西婆羅洲，多屬其範圍矣。”〔5〕

　　羅芳伯隨即領道華人和當地土著組建“採金公司”，開發當地金礦資源，大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他以特有的政治魄力，於1777年創立共和體制，定名爲“蘭芳大總制共和國”，成立政府行政和司法機構，制定法典，民衆共同實行，國家元首（大唐總長）和公務官員的任免均由全民投票决定，在世界諸國堪稱第一。羅香林指出：”蘭芳大總制共和國與美利堅合衆國，雖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其爲民主國體，則無二也。”〔6〕

　　難能可貴的是，羅芳伯興建的共和國堅持以炎黄文化、客家文化和華僑文化結合的典範客僑文化立國，構建和諧社會，以客僑文化提高海外華人的素質，讓客僑文化得以在西婆羅洲延續和發展。羅香林經調研證實：羅芳伯“特好讀書，常懷炎黄大志。氣量寬宏，喜怒不形於色。又獨才藝，諸子百家，多所知曉，而文學亦所優長。”〔7〕

　　據史料記載，羅芳伯自干隆三十七年（1772年）深秋登上西婆羅洲，即在坤甸興辦學校，傳授客家文化並與當地華僑文化結合，繁衍出新興的客僑文化，爲其日後建國培訓了大批人才。在蘭芳大總制共和國建立後，羅芳伯以政府名義發佈公告，要求各地公費創辦學堂，尊師重教，全民均享有受教育權利，以客僑文化爲立國之本。印尼第四任民選總統、印尼客屬總公會榮譽主席瓦希德指出，以大興客僑文化爲己任的羅芳伯，“以歷史貢獻而論，羅芳伯不亞於華盛頓。羅芳伯堪稱與華盛頓並列的世界偉人之一。”〔8〕

　　羅芳伯把客僑文化傳播到東南亞，在西婆羅洲創立共和，發展經濟、文教龢民生的業績，當年在國際間也産生了良好效應。18世紀90年代，也就是蘭芳十五年間，國際學者紛紛登上蘭芳大總制共和國首府東萬律，考察研究，給予高度評價。1785年創刊在英國倫敦的《泰晤士報》於1793年6月8日在一版頭條的報導中指出：“蘭芳大總制共和國元首即大唐總長羅芳伯的神奇貢獻，貴在與當地婆羅洲蘇丹有機聯絡在一起，協調各族民衆，推行原始的雅典式的共和體制，經濟亦有規模發展。國力雖後於西方諸國，其意義却不遜於1787年華盛頓當選爲第一任總統、實現聯邦的美利堅合衆國的民主共和走向。”〔9〕這一“貢獻”的文化根基，正是炎黄文化、客家文化和華僑文化結合的突出典型，也就是客僑文化最初形成的文化形態。顯然，客僑文化是遷走的文化，流動的文化。正是從這種遷走流動的發展長河中，積澱出了客僑文化。

　　隨着全球“客家熱”昇温，羅芳伯在海外創立共和體制，弘揚客僑文化，構建和諧社會的功績，在國際間進一步傳播。雖然蘭芳大總制共和國僅延續10代、108年，於清光緒十年（1884年）遂爲荷蘭殖民者入侵吞併，但在2003年4月12日，印尼雅加達舉辦的國際媒體羅芳伯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專家仍高度讚揚了羅芳伯的歷史豐功：“以推行共和體制功績而論，我們客屬先輩羅芳伯的貢獻不亞於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是世界共和體制的先行者和締造者之一，實爲我客家民係之驕傲，全球華族之光榮。”〔10〕亦是客僑文化在海外發揚光大的又一豐碑。2006年2月中旬，香港鳳凰電視臺開闢評論《羅芳伯傳》專題系列節目，並以《消失的華人國家：蘭芳共和國》爲題在《鳳凰網》展開討論，引起衆多網民關切。由中國新聞出版社主辦的《中國與海外》雜誌2007年5月號發表《開創共和體制，比美還早十年》，並加“編者按”指出，在海外畢生宣講客僑文化的客家領袖羅芳伯，“譜寫了一曲創立民主共和的雄偉史詩。”可見客僑文化國際意義及其影響之重大。

　　二、爲海外客僑文化發展歷史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祖籍福建省永定縣金豐裏的愛國僑領胡文虎，從小就立志“做個炎黄好兒郎”。他童年最愛唱的客家兒歌《月光光》，長大成爲“萬金油大王”後仍不離口：“月光光，照四方；唐人街，夜茫茫。人生就爲一口氣，佛爺也争一爐香；阿媽盼我快長大，做個炎黄好兒郎。”〔11〕

　　無獨有偶，1986年7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炎黄兒女》一書，其中《胡文虎：愛國是華僑天職》一文，熱情地讚揚了這個“炎黄好兒郎”的愛國愛鄉精神：“胡文虎先生雖然長期旅居海外，但他不忘祖國，總是希望自己的祖國繁榮强大起來。他認爲愛國是華僑的天職。”〔12〕而支撑着胡文虎愛國精神的，正是極具豐富深厚内涵和智慧的客僑文化。

　　胡文虎的父親胡子欽早年旅居緬甸仰光，懸壺濟世，開辦“永安堂”國藥行。他人在海外，心却在家鄉。“他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接受傳統文化，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孫。當胡文虎10歲時，胡子欽毅然把他送回故鄉的私塾就讀。”〔13〕

　　胡文虎在故鄉永定土樓的私塾學堂裏，刻苦學習傳統文化，從“人之初，性本善”，直至“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他一一記在心上，以“炎黄好兒郎”的人生標尺嚴格要求自己，成爲他畢生追求的精神支柱。幾年後，他重返南洋，對祖傳的“永安堂”國藥行來個變革，中西醫術結合，運用現代醫藥科技，成功研製萬金油、八卦丹、頭痛粉、清快水，每年營業額達叻幣1000多萬元。1920年，胡文虎把他的大本營從仰光遷往新加坡設立“永安堂”總行，在發展龐大現代藥業的同時，創辦擁有《星洲日報》等16家巨大的報業集團，每年營業額提高至叻幣1.2億元，成爲東南亞乃至全球屈指可數的商業巨星之一。

　　但是，胡文虎名震環宇，並不是因爲他是五洲名列前茅的豪富，而是因爲他畢生弘揚客僑文化，本着“取諸社會，用之社會”、“財聚人散，財散人聚”的忠義信條和人生哲理，規定每年所得利潤的25%（後又增至60%），捐贈社會慈善公益事業，制訂並實施在全國興建“千所學校”、“百所醫院”的宏偉規劃。特别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胡文虎在“抗日戰争中，捐贈的藥品和財物爲華僑之最”。〔14〕爲海外客僑文化發展歷史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爲了團結海外廣大客家鄉親，更好地弘揚客僑文化，做好聯誼聯心和懇親工作，1923年春，由胡文虎撥出巨資首創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客屬總會”。每年或半年聚會，他都提議開設“客僑文化課”，請專家學者講課，有時自己上臺演講。1937年清明節，林伯渠代表陝北蘇區人民致祭黄帝陵，宣讀了毛澤東、朱德的祭文，歌讚炎黄二帝神奇偉力，光照千秋，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敬表决心，以拯救祖國民族的命運爲己任，繼承炎黄勤勞勇敢，不畏强暴，永不屈服，自强自立的精神，“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消息傳來，海内外炎黄子孫意氣風發，人心大振。胡文虎即於1937年4月10日召集“南客總”大會，認真學習毛澤東、朱德的祭文，“民族陣綫，救國良方，四萬萬衆，堅决扺抗”。他在大會上説：“現在正是國難當頭，我們要發揚炎黄精神，團結一致，奮力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堅决打敗日本鬼子！”在他的號召下，“南客總”又爲祖國抗戰捐款300萬元叻幣，在五洲四海傳爲佳話。〔15〕更顯示客僑文化在民族危難時刻的英雄本色和文化特徵。

　　1941年2月下旬，胡文虎應邀飛往重慶參加“參政會”。周恩來特意指示《新華日報》精心做好胡文虎重慶之行的宣傳報導。2月22日該報在一版顯著地位發表文章，盛贊這位海内外知名的客家後裔的愛國熱情：“胡氏宅心仁慈，廣濟博施，十幾年前即决定提存永安堂贏利四分之一爲慈善公益專款，後逐年增至十分之六。蓋胡氏之言曰：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二十年來慷慨輸財，或辦公益，或作善舉，或助建設，或資抗戰達千餘萬元之巨。抗戰以後，胡氏付資於義捐或公債者達數百萬元。又胡氏對文化事業亦甚致力，所辦星系報業各大報，盛譽中南。”新中國誕生後，胡文虎在香港三次致函中南軍政委員會轉呈政務院周恩來總理，表示他願意繼續捐贈巨款，致力於祖國公益事業。他寫道：“文虎對救濟社會，既多年盡力，兹於政府展開新政，自當竭誠擁護，率先提倡。” 〔16〕表達了海外客家華僑對祖國、對人民政府的赤誠之心，亦爲客僑文化的發展注入愛國愛鄉的無私理念。

　　三、以客僑文化核心價值觀推進經濟騰飛

　　在海外客家名人中，祖籍廣東省大埔縣高陂鎮唐溪村李光耀的卓著貢獻，在當代是舉世公認的。他以炎黄文化、客家文化和華僑文化結合的客僑文化核心價值觀，推進新加坡經濟騰飛，在天然資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創造了現代化建設的奇迹，在上世紀80年代一躍而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爲客僑文化在海外的傳承樹立了光輝典範。

　　1959年6月5日，新加坡首届自治政府宣誓就職。35歲的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光耀當選爲總理。當時，新加坡内憂外患，經濟困難重重，簡直就是一個貧困的“小漁村”。但是，李光耀在議會上以客家人的硬氣堅定地説：“鬥争是復雜的，但無論多麽激烈的鬥争，都動摇不了我們發展經濟的决心。”“我深知前面的道路是崎嶇曲折的，可能還會出現政治局勢的不穩定，給種族主義分子和其他不良分子以可乘之機，給我們的工作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是，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和有利條件，一定要把新加坡經濟繁榮的新局面開創在我們手中，刷新萊佛士時代以來的最新紀録。”〔17〕

　　而李光耀説的“充分的信心”，正是來自客僑文化堅强毅力和英勇奮鬥的宏大氣魄。扎根在新加坡人民心中所産生的强大精神動力。1989年3月5日，新加坡茶陽（大埔客屬）會館舉行成立131週年慶典。新加坡共和國總理同時又是該會名譽會長李光耀發來《獻詞》指出：“要舉辦各種活動，發揚傳統價值觀，使人們免受西方價值觀的侵蝕。”“要加强一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去蕪存菁的精神。”1994年10月15日，當選爲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名譽理事長的李光耀在成立儀式上致詞：“從治理新加坡的經驗，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艱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過儒家價值觀的熏陶，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體的凝聚力，能够以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治理國家和解决社會的問題。” 〔18〕而李光耀强調的“價值觀”正是客僑文化的核心價值觀。

　　海内外炎黄子孫對於先祖篳路藍縷開拓文明的煌煌偉業與卓越成就，報以數千年的長久敬慕，並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衍化成一種自强不息，努力奮進的民族精神。所以，對中華文明進程具有着决定性意義的時代之領袖——炎帝、黄帝，歷經數千年的雨雪風霜，非但没有因歲月的久遠被忘却，反而在其神秘的色彩漸漸消褪之後，獲得了人們的擁戴，并且被公認爲中華民族的祖先。新加坡人口中有76%是華人、華僑，其中大總理是客家後裔，客僑文化是他們共同的信念，特别注重五倫，也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李光耀對於客僑文化“核心價值觀”大力推崇，他説得好：“他們（新加坡人）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國人那種無限度的個人主義。”“這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 〔19〕

　　正是由於李光耀高瞻遠矚，用客僑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武裝新加坡人民的頭腦，勵行廉政，嚴肅反貪，建設清潔、高效、實幹爲民的政府，産生了神奇的力量，力促“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搭上國際經濟快車，在現代化建設之路上飛奔。

　　在客僑文化哺育下成長的海外客家名人還有馬來西亞保護神“大伯公”張理、吉隆坡的建設功臣葉亞來、蜚聲中外的“錫礦大王”姚德勝、名標星座的香港客屬大慈善家田家炳、首獲國際金奬的印尼巨擘張弼士、樂善好施的泰國著名僑領伍佐南等無數精英，難以一一列舉。

　　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强大動力。民族龢民係對於文化而言，既是載體亦是主體。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指出，民族龢民係文化“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20〕客僑文化歷千年而不衰，經交融而會通的進程中，培育了艱苦奮鬥、厚德載物、協和萬邦的文化特徵和道德品性，成爲海外客家人生存、發展的内因，並使我們客家華人、華僑在相當長的時期内居於海外文明的領先地位。客僑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進程，而推動這一進程的是移民——從中原輾轉漸次南遷的客家先民及其後裔。與前所述，客僑文化是遷走的文化，流動的文化，强烈地保存着炎黄文化和客家文化的特色，更具開拓進取性，極强的凝聚力和創新力。由此可見，客僑文化與炎黄文化、客家文化的關係極爲密切，既各具特色而又融爲一體，在國際間影響重大，具有深遠的時代意義，特别是對海外客家名人的成長和造就更具無可估量的推動和扶助作用。因此，深入研究、考證客僑文化與炎黄文化、客家文化的源流，創新客家學的立論架構，現實與歷史意義極爲重大，必將激勵廣大海外客家華人、華僑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2009年金秋修定於閩西客家祖地

　　注釋：

　　〔1〕

　　《廣東省政府參事建議》2009年7月15日第55期。

　　〔2〕張永和、張開源：《羅芳伯傳》，印尼和平書局出版社2003年7月版，2003年評爲印尼華文優秀作品一等奬。張永和：《胡文虎傳》，鷺江出版社1989年2月版；新加坡崇文出版社1993年4月再版。張永和：《李光耀傳》，花城出版社1993年8月版，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再版，1994年評爲“全國優秀暢銷書奬”。

　　〔3〕尹靖主編：《中華文化大觀》，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20頁。

　　〔4〕《羅芳伯傳》第12頁。

　　〔5〕羅香林：《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以下簡稱《西》），香港中國學社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40頁。

　　〔6〕《西》第109頁。

　　〔7〕《西》第33頁。

　　〔8〕《羅芳伯傳》第5頁。

　　〔9〕《西》第290頁。

　　〔10〕印尼雅加達《和平日報》2003年4月13日第1版報導：《國際媒體聚會雅加達，研討羅芳伯生平》。

　　〔11〕《胡文虎傳》第25頁。

　　〔12〕《胡文虎傳》第10頁。

　　〔13〕《胡文虎傳》第29頁。

　　〔14〕《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第5版報導《胡文虎研究取得新成果，海外人士稱贊是僑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

　　〔15〕新加坡《星洲日報》1937年4月11日第一版報導《南客總隆重集會，發揚炎黄精神，堅决抗戰到底》。

　　〔16〕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編：《山與海的思念——周恩來與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338頁。

　　〔17〕《李光耀傳》第293頁。

　　〔18〕《光明日報》1994年10月16日第3版《李光耀在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儀式上的致詞》。

　　〔19〕《光明日報》1994年10月16日第3版《李光耀在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儀式上的致詞》。

　　〔20〕黑格爾：《歷史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04頁。

　　（張永和：作者簡介詳見本書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