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鳳崗鎮，歷史上屬於東莞縣管轄，但鳳崗的名稱使用晚至民國時期才出現。在此之前，今鳳崗鎮所轄區域分佈着不同的自然村落，民國《東莞縣誌》卷首“縣境分圖”描繪了一些重要的圖像。據編者按説：“每幅（圖）擇其中也有著名之村鄉或墟鎮或山水之名爲名”。而鳳崗所轄的地區主要在第二十六幅圖名曰“官井頭”的範圍内。可見，官井頭在民國時期的名聲遠遠大於塘瀝墟。後因建鳳崗墟，才確立了鳳崗的名稱。從圖中可以看出，官井頭屬於“戎廳管轄”。另民國《東莞縣誌》卷3《輿地志》記載“戎廳管轄”村落包括：塘瀝墟、上村（近塘瀝墟東）、油柑埔、官井頭、黄洞、湴田等，與新安縣和歸善縣交界。這些村落都屬於今鳳崗鎮轄區。

　　一、自明至清客家人陸續遷入

　　鳳崗的地理位置瀕臨海洋，境内又以低矮丘陵爲主。鳳崗地區的居民起源於何時？已經難以知曉。但文獻記載的不同族群遷移到鳳崗落籍生活，主要在宋元明清時期。現據文獻按照時間順序羅列成表1、表2，以管窺當地人口遷移的情况。〔1〕

　　表1：明代移民遷入鳳崗例舉表（略）

　　從表1可以看出，遷入鳳崗最早的族群爲劉氏，時間在宋元之際。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在劉氏遷入前，鳳崗還有當地的土著居民。由於筆者不清楚任焕林先生開列的姓氏之資料來源，所以不清楚這些資料是何時何人所爲。但這一説法，與學界通行的説法，即宋代珠璣巷移民珠三角是基本吻合的，如地理學家曾昭璇先生的大作就名爲《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就羅列了有78個姓氏在宋代輾轉遷入東莞各地發展的情况。〔2〕

　　但從表1可以看出，宋代進入鳳崗的移民畢竟是少數，只有1家；而明代尤其是明中後期，外地到鳳崗落籍的不斷增多，達到11家。從遷入者的祖籍來看，興寧、長樂、蕉嶺、歸善、上杭等都屬於客家研究大師羅香林先生所説的純客家縣。因此，明代遷入鳳崗的族群以客家人爲主體。而且客家人的遷入在清代進入高潮。兹根據任焕林主編的《鳳崗歷史博物館》（廣州：南方出版社2008年）按照時間順序羅列成表2：

　　表2：清代移民入居鳳崗例舉表（略）

　　表2顯示，除了序號2、25樑家來自潮汕、揭陽等少數移民，在身份上難以判斷是否爲客家人外，其餘的30家移民均爲客家地區的遷居者，其中來自長樂、興寧、程鄉三縣的客家人就達到17家之多，其餘的歸善、永安、上杭等縣也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就遷移的時間來看，清前期康雍干嘉時間數量最多，這一時期爲清代和平鼎盛時期。因此，客家人遷移進入鳳崗並不是爲了躲避戰亂，而主要是爲了經濟性的謀生求富之需。

　　從表1和表2的綜合性分析來看，客家人遷入鳳崗落籍，在明清數百年的歷史時期内，一直持續地進行着，從而搆成了今鳳崗地區的以客家人爲主流的社會人口形態。這些來自山區的客家人大多不是一次性遷入鳳崗的，許多都是在多次遷徙後，最後落籍於鳳崗地區。

　　其實，鳳崗的居民還有一部分可能是明代軍屯的後裔。據鳳崗士人於干隆四十年刻立的《義建崇烈堂碑》記載，順治年間，仍處在明清交戰過程中的鳳崗地區已經在肖衛主的帶領下，招募民衆進行墾荒，“我土離前黄三屯，原附南海衛軍籍，自國朝定鼎之初，世路險波，前民逃散，田蘆半就荒矣。順治九年衛主肖君疏呈招耕，我輩先人蒙霜露、披荆棘、築居而畈厥田焉。越十年人情翻復，而衛主力與維持，又得屯長一十三人共相奔理。十一年而條議以定版册……”這一史料顯示，鳳崗在清初仍然遺留着明代衛所的印迹。明清之際，廣東作爲南明與清軍争奪的焦點，鳳崗人在肖姓的率領下已經招民墾荒，大約正是因爲社會的不穩定，所以肖又與其他屯長聯手管理地方，應該説效果還不錯。所以到了干隆時，當地已經是“里居數百家，烟火相連，禾麻相映”，於是人們建立崇烈堂紀念“肖衛主”及屯長們。據此塊捐資碑上的姓統計達40餘姓，應該包括當地客家人的祖先在内。

　　二、農耕文明的寧謐

　　客家人大約在宋元之際最終在閩粤贛三省交界的山區形成爲一個獨特的族群，這是歷史上北方人口不斷向南遷徙的結果。至遲到明代，客家人開始從大本營的閩粤贛山區呈放射狀向四周擴散遷移，所以東莞和保安縣也就成爲客家人的遷入地。客家人來自於山區，原本是以農業開發爲主，他們來到東莞之後，正是珠三角沿海地區居民由水向陸地轉移的時期，蕭鳳霞、劉志偉等人的研究表明，明代以前，珠三角地區的土著居民應爲“漁民蛋户”，這些土著在宋代以後却“不知所往”，取而代之的是聲稱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的“中原衣冠”。這些土著居民的部分成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通過貼上了“漢人”的標記，與當地其他原居民劃清界綫，并且控制了廣袤的沙田，控制了墟市和廟宇，修築祠堂，編纂族譜，建構並炫耀自己與士大夫的聯繫，努力提昇自己的社會地位，創造着一套最後爲官方和地方權勢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語言，〔3〕成功轉身成爲士大夫家族。因此，明清時期的客家人遷入鳳崗後，一開始主要是以農耕經濟爲主業。而鳳崗境内的獅嶺、梧桐山等搆成的低丘陵地區，與客家逢山扎根的歷史有一定的淵源。

　　從黄龍洞的迴龍庵建立於元末明初來看，在客家人遷入之前，當地是有土著居民聚集的。這些人來自何處，尚無資料可查。但到了康熙年間，隨着客家移民的不斷增多，不同族譜的人們重新整合了地方文化資源，對迴龍庵進行了重建，捐款的姓氏48個，顯示當地各姓之勢力的均衡。康熙以後，地方掀起了一些大型公共場所的建設，標誌着此時的鳳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如干隆四十年《義建崇烈堂碑》就説：“今日者里居數百家，烟火相連，禾麻互映，游太平之宇耕”。這一説法仍然强調了當地的農業發展景象。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客家地區重教的風氣也被提上議程，干隆五十年，鳳崗45個姓氏集資在迴龍庵左側建立了文廟，並竪立《文廟碑》以示重視，突出了客家人重教的風氣。干隆五十一年，上村張氏家族出資建立了纂香書室，專供村中子弟讀書。嘉慶年間，嘉應州人宋湘就在纂香書室任教。隨着鳳崗客家子弟進學讀書，漸漸成爲社會風氣，文化人不斷增多，嘉慶十五年，又興建了興賢文社，供文化人交流學習的公共場所。科舉考試的地方最高級别爲舉人，而考舉人只能在省城進行，道光十五年，鳳崗人爲瞭解决赴省會廣州參加科舉考試士子們的住宿和學習環境，又捐資在廣州興建了慶茹書室。於此可見，客家人重教的傳統一直綿延不斷。

　　客家人在大本營時期因生活在山區，他們對土地有着强烈的佔有與使用欲，對山區的開發也往往呈現出多元并存的狀態，農業、礦業、商業和製造業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山區相對較爲封閉保守，勞作十分艱辛，所以客家人幾乎家庭成員多能力所能及地參加田野勞作，其群體間的團結合作意識較爲濃厚，形成客家人勞動至上的觀念。即使是客家婦女也不例外，她們既不纏足也不束胸，一切以天然爲美，天足便於田間耕作。客家研究大師羅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道論》第七章《客家的特性》中説：“客家婦女，在中國，可説是最堅苦耐勞，最自重自立，於社會，於國家，都最有貢獻，而最足令人敬佩的婦女了。只要這種精神能永遠發揚下去，我想客家前途，也就盡有可觀”。又説：“客家婦女，表面上勞苦極了，然其内在的精神，確比外間婦女尊貴得多，幸福得多；她們從没涂脂畫眉纏足束胸以取悦男子，也没故意擴大臀部的規模，增高兩乳的身分以夸耀人世；所以到過中國的西洋教徒，都口口聲説她們好了。”〔4〕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客家人剛遷入鳳崗地區，應該主要是以農耕爲主。

　　農耕文化强調穩定，强調順應自然。但客家人在順應自然的同時，却積極改造自然，對山區的開發就是例证。據研究，在閩粤贛山區、湖南山區、四川山區、臺灣的山區，客家人都起到了先鋒作用。這説明客家人在保持傳統農耕文化的同時，已經有所超越。這與客家人歷史上的不斷遷徙密切相關 。一般而言，農耕文化比較安土重遷，但客家人正是在生存環境惡化的情况下，不斷由北方南下，直到在南方社會完成了自己民係的形成。這已經顯示了客家人的積極進取，敢於向陌生的環境、向未知的世界探索的精神。正是在不斷的遷移過程中，正是在面對一個又一個的陌生世界裏，在開發山區的艱難歷程中，培養了客家人團結凝聚的精神，這種團結精神反過來又幫助客家人克服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三、碉樓見证海洋文化

　　客家人的建築自成體系，歷來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他們從中原一路遷徙進入閩粤贛山區，不同族群之間以及與當地土著之間，由於利益及其文化認同的原因，客家人爲了自保，他們在遷入地根據地形、地勢構建了帶有防禦性的屋宇。所以當客家人遷入鳳崗地區後，在變化了的環境中，自然也會按照原籍的習慣建立自保型的防禦建築。

　　海洋文化與農耕文化，在一定意義上有很大區别。簡單地説，海洋文化屬於動態的文化。客家人遷居异地，在最初的一段時間内，他們在遷入地往往成爲人群中的少數，在土著社會中處於弱勢的地位，這一方面造成客家人不得不再遷徙的現象，就鳳崗來説，客家人的再次遷移就是漂洋過海，向异國邁進。諺語雲：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其實，可以這樣説，有華人的地方就會有客家人。清前期，隨着閩粤贛客家地區人口的膨脹，客家人向外遷移更是成爲一股潮流，他們除了向周邊地區深入擴張外，又不遠千裏向内陸大西南的四川遷移，同時渡過臺灣海峽向海島臺灣遷移，〔5〕更有一部分客家人乘機向更遥遠的海洋挺進，成爲早期移民海外的中國人。咸同時期，因粤西土客大械鬥的發生，客家人向海外移民漸成高潮。〔6〕明清以來，客家人伴隨着東南沿海民間貿易的興起，也加入到海洋貿易之中，並隨之在世界各地定居生活奮鬥。

　　客家人向海外發展，或者從事海洋貿易，至少在明代已經較爲活躍。明嘉靖年間，程鄉縣人林朝曦，就和饒平縣人張璉等人從事海洋貿易，並深入到三佛齊經商，執掌當地的海上貿易。〔7〕清代是客家人出洋貿易的高潮期，據光緒《嘉應州志》卷8《禮俗》記載：在客家大本營的嘉應州地區“山多田少，男子謀生各抱四方之志，……自海禁大開，民之趨南洋者如鶩，始至爲人雇傭，遲之又久，囊橐稍有餘積，始能自爲經紀。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歸家，其遠者或十餘年、二十餘年始一歸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歸者。”這些在海外謀生發展的客家人，與家中時常有書信及經濟上的往來，留守家中的妻子以此持家，“其或番銀常來（俗謂往南洋者爲番客，故信曰番信，銀曰番銀）則爲之立産業營新居謀婚嫁延課子莫不井井有條。”

　　我們據此推測，客家人向鳳崗地區的遷徙和向海洋貿易的發展，或許是同步進行的。媽祖信仰是沿海地區尤其是海洋性商人崇拜的最重要神靈，以供奉媽祖爲主神的信仰廟宇，本身就預示着當地經濟與海洋經濟的密切相關。而在鳳崗的上村的天後宫，就是當地人從事海洋經濟的主要的證據之一。

　　鴉片戰争以後，國門被列强打開，鳳崗一帶民衆出洋成爲風氣，據油甘埔《張氏族譜》記載：“鴉片戰争前後，我有志之士，首創出洋謀生之風氣。此路一通，接踵而去者，絡繹不絶，近如馬來亞、婆羅洲、安南、緬甸、暹羅、爪哇、吕宋一帶，遠達南北美洲、檀香山及澳洲大溪地等地，由是社會經濟得僑匯之冲場及支持得以豐裕，我族如旭日之東昇。”後地方發生械鬥後，“我族出外謀生者更衆，閭閻十室之内，多至十名八名華僑。當時尤以馬來亞大霹靂埠之黄坭山開採礦務最盛。”張氏家族裔孫張君華在此頗有實力和人緣，“於是引至吾族及鄰近人士幾傾巢前往，從此頻往頻返，各有所獲。故吾族百數十年前之屋宇，如新圍仔、油榨坪及其他等處，多由此得資興建。接着又得遠赴中南美洲之兄弟，增添雄厚僑匯來源，社會經濟日臻充裕，生活得以改善，氣象爲之一新。對於公私建設及興學不遺餘力，如塘瀝墟端風書院，遠在前清咸豐年間所設，我族曾致於大力焉。”〔8〕可見，張家出洋獲利後，又反哺家鄉，不但建立私家的屋宇，更重視公共文化建設。這一切都打上深深的僑鄉文化特色。

　　當然，油甘埔張家的事迹僅僅是一個個案而已。這一個案其實已經顯示了鳳崗地區的海洋文化及僑鄉文化的另一特色就是許多公共建設中都有海外華人華僑的身影，據光緒二十八年《重建通堂並客碑》記載，此時鳳崗地區再次重修當地迴龍庵時，散佈世界各地的華僑紛紛捐款回鄉，據統計海外捐款的華僑華人達到683人。

　　鳳崗人漂洋過海向海外發展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干嘉時期，早期的移民主要是追求經濟的自主性行爲。而鳳崗人大量遷移海外，可能是鴉片戰争以後的“契約華工”。這一時期由於土客械鬥、饑荒等原因，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向東南亞、美洲等地遷移。據今人統計，今天世界各地36個國家和地區都有鳳崗移民的後裔。〔9〕

　　排樓除了吸收西式建築風格外，我懷疑與當地的氣候有關。鳳崗地區現存的120多座排屋樓，其建築多少都帶有西式的風格，他們的建立者本身就是生活在海外的華僑華人。

　　客家人對“根”的重視，重視修建祠堂、纂修族譜，慎終追遠。據今人調查，鳳崗地區的客家人至少在清代干隆年間已經開始有祠堂建立，以後陸續興建，主要有：干隆四十八年建於浸校塘的劉氏宗祠，嘉慶元年建於天堂圍的謝氏宗祠、嘉慶年間建於三聯的鄭氏宗祠、咸豐二年建於獅石厦的黄氏宗祠、清末建於油柑埔的張氏宗祠。

　　客家人既有對農耕文化的開拓精神，也有擁抱海洋文化的勇氣與行動。筆者的這一結論在明清時期東莞鳳崗地區的客家人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注釋：

　　〔1〕

　　任焕林主編：《鳳崗歷史博物館》，南方出版社，2008年。

　　〔2〕曾昭璇：《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85-202頁。

　　〔3〕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盗寇和疍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

　　〔4〕羅香林：《客家研究道論》，上海文藝出版社據1933年版影印，1992年，第241頁。

　　〔5〕劉正剛：《東渡西進——清代閩粤移民臺灣和四川的比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

　　〔6〕劉平：《被遺忘的戰争——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

　　〔7〕黄啓臣、龐新平：《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第158-159頁。

　　〔8〕2009年12月11日，筆者於鳳崗博物館查閲。

　　〔9〕任焕林主編：《鳳崗歷史博物館》，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23-24頁。

　　主要參考文獻：

　　1.任焕林主編：《鳳崗歷史博物館》，南方出版社，2008年。

　　2.民國《東莞縣誌》。

　　3.[ZK(]任焕林主編：《東莞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成果圖册·鳳崗篇》，2009年。

　　4.劉正剛：《話説粤商》，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2008年。

　　（劉正剛：男，安徽定遠人，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學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