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城西岸有一個大拱坪村，村後山原是一片山崗坡地。北距趙佗城故址約１華裏。１９８７年６月，樂昌麻紡廠在此破土平坡時發現古墓群。先後出土不同朝代的古墓２００多座，出土文物２０００多件。尤以漢墓爲多，在同一地點，墓葬之多而文物之豐富，實爲全省罕見，在古墓群中，年代較早的有春秋晚期的長方形竪穴土坑墓。這些墓葬大部分有腰坑，隨葬器物有陶甕、青銅戈、銅刮刀、琉璃珠飾、瑪璃等，其與徐聞縣出土的琉璃珠、瑪璃頗爲接近，據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山大學教授黃偉宗説，此類發現，全省目前只有徐聞、樂昌兩縣，對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對接具有一定價值。在墓群中也有戰國早期的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與春秋晚期仍很相近。到戰國晚期，這些墓葬卻出現了二層臺和三層臺形制的土坑墓。隨葬器物中有：鼎、瓿、釜、罐、盒、鉢、碗、杯、盂、紡輪等爲這一時期的特點。這些墓葬形制及器物的特點，與湖南省資興縣舊市戰國墓出土的器物相近，這説明瞭當時粵北地區已受到楚文化的影響。秦漢時期，這裏仍沿用戰國晚期的墓葬形制，隨葬器物也很類似。在出土的銅鼎中有“楚式”和“越式”鼎，尚殘留煙燻痕跡。體現了越文化受楚文化的直接影響。同時出現了“半兩”銅錢，這是廣東出土錢幣中的珍品。

　　在漢墓群中，分前、中、後三個不同時期。西漢前期開始出現少量帶墓道的凸字形土坑墓。隨葬器物以陶器中的壺、燈和球腹鼎爲特點。紋飾以甕、罐的拍印方格紋爲主，有少量刻劃紋和絃紋，尤以圓形、菱形小戳印幾何紋樣爲西漢前期特點。到西漢中、晚期，墓葬的形制比前期大，流行帶墓道的凸字形土坑，某些墓坑底部還發現槨板痕跡。隨葬器物有：“五連罐、折腹鼎、壺、熏爐、簋、竈、甑、、魁、卮等陶器”。同時出現較多的鎏金銅泡釘和青銅圜底釜、熏爐、盂、盆、碗以及玉璧等。已開始出現“五銖”和“大泉五十”等銅綫。墓葬中出土的日光鏡、昭明鏡，是西漢中期的典型鏡類。

　　到了東漢（後漢）早期，這裏的墓葬除少數保留西漢晚期的凸字形形制之外，而較多的使用窄長的竪穴土坑墓。隨葬品新出現的陶器有：三足釜、模型器、作坊、倉以及屋、井、竈、等，這些器物成套組合的出現與流行，卻反映了這一時期樂昌地域文化的時代特點。出土器物紋飾多以刻劃紋、弦紋爲主。銅鏡以規矩鏡出現較多。通常配套出現的還有黛硯、色粉和研石。東漢晚期，墓葬的形制又盛行窄長的竪穴土坑墓，逐漸出現少數磚室墓。陶器的數量與變化不大，新發現有琉璃當、銀耳杯、銅魁、銅豆等器物。同時出現有一米多長的鐵刀、鐵劍。兩晉、南朝，這裏的墓葬形制與全縣各地一樣，普遍用長方形單券單室磚墓，而且出現長方形單券雙室磚墓。墓室採用葉脈紋、卷草紋、菱形紋飾的青磚或紅磚拱砌。隨葬器物有夾砂陶圜底釜、醬釉罐、盅、盂、洗、碗、杯、碟、盤、燈盞等陶器以及滑石豬、鐵剪、鐵匕首、銀發叉、銀戒指、金戒指等。這些墓葬的隨葬品比漢墓已逐漸減少，且器物形制有所變化，其釉色已具有這個時期的特點。隋唐、五代、宋元之後的墓葬，土層相對較薄，器物也明顯減少，墓室採用繩紋或素面青磚拱砌。仍保留少量土坑墓。隨葬器物簡單而具有各個不同時期的特點。

　　樂城西岸（河南水），是樂昌古代趙佗城址最早的建置遺址，從大拱坪村後山墓群出土的考古發現，不僅説明志書的“任囂城、瀧口趙佗城”的歷史依據。甚至可以追朔更遠些。在距離這些古城址不足３００米遠的古墓群中，春秋、戰國前的歷史文物歷歷在目。這又説明瞭南越國、南海郡與中原漢文化的往來。南越並非“南蠻”或越人生存的落後地方。這批文物的發現，説明瞭這裏與長江流域的楚文化的密切聯繫。其習俗風格與楚文化基本相同。然而從青銅器中楚式鼎與越式鼎之比較，又可以看到越文化已受到楚文化的影響，同時具有越族文化的特色。也就是中原漢文化深入南越的具體表現。這些文物與湖南省郴州地區、廣州地區以及韶關市漢墓出土的器物較爲接近，均具有樂昌古文化的遺存和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