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萬長是台灣從政經歷最為豐富和完整的本土政治人物之一，他的財經專長及其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深受各界肯定。政黨輪替之後，台灣朝野許多人士都希望蕭萬長繼續發揮財經專長，而蕭萬長則明確表示，他無意再從政，但願以退休及在野之身，就台灣的經濟發展及兩岸的經貿正常開展， 為兩岸人民的和平與共榮貢獻一己之力。去年，他更提出“兩岸共同市場”構想，成立財團法人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擔任董事長，並率工商界人士訪問大陸。今年一月二十四日，在錢其琛副總理發表江八點七週年重要談話之際，蕭先生接受本刊專訪時，就兩岸加入WTO之後的台灣經濟發展、兩岸經貿互動、如何化解兩岸僵局等問題，發表極具意義的看法。

　　台灣經濟的出路何在

　　羅祥喜（以下简称羅）：蕭先生是台灣非常資深和難得的財經人才，對兩岸關係也非常瞭解。台灣政黨輪替之後，您雖然不在位了，是個在野之身，但仍非常關心台灣的經濟及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今天能夠採訪到您，真是非常榮幸。下面，能不能請您先就當前台灣經濟的問題及出路，談談自己的看法？

　　蕭萬長（以下简称萧）：台灣的經濟有相當雄厚的基礎與活力，所以基本面還算不差，不過台灣經濟發展型態大約十至十五年就有一次轉型。上一次轉型是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年。轉型成功之後，在九零年代有十年的榮景。當時轉型背景是這樣：一九八六年以後台灣及國際的情勢變化，台灣經濟面臨很嚴峻考驗，那時候正好是台灣對中國大陸政策的轉變，台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轉口貿易合法化，給台灣經濟的轉型找到了一個出路。台灣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就很快移往大陸，而因天安門事件陷入困境的中國大陸，也因台商大量去投資，造成了雙贏、互利的效應。九零年代台商繼續去大陸投資發展。而台灣本身亦很順利成功地轉型到技術密集、高科技的產業。這個高新產業出來以後，美國新經濟的發展給台灣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市場，造就了整個九十年代台灣經濟的榮景。

　　從二○○○年開始，台灣經濟在國際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陷入逐漸衰退的時候，陷入了困境。而台灣內部又適逢政黨輪替，給民眾、企業一種不確定的感覺，造成信心的動搖。這樣內外夾攻的結果，使台灣經濟出現了有史以來第一個負成長。各界都關切台灣經濟未來的發展。

　　台灣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

　　去年一年是台灣經濟的調適期，現在調適期已經渡過，台灣經濟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了。

　　过去一年多来，台湾在政治上的一大衝擊是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沒有執政經驗的民進黨，施政上出現許多瑕疵，例如停建核四等。民進黨已慢慢得到敎訓，步伐日益穩健。朝野之間的爭執對抗，也讓民眾相當反感，所以去年底的立委選舉，民眾做了決定，再給陳水扁總統、民進黨一次機會，要其負完全的責任，搞好經濟。民進黨贏得選舉，但以後不能再把施政的缺失歸咎於在野黨扯後腿。

　　在國際上，美國經濟慢慢復甦有利於台灣經濟復甦，台灣的股票證券市場，從去年十二月一日選舉到現在(一月二十四日)，不到兩個月，已經回升了差不多兩千點。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說明大家對經濟恢復信心。而股市的回升，資本市場的活絡，對投資、消費，都有立即的正面效應。所以我認為，台灣經濟最暗淡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

　　台灣經濟的當務之急

　　雖然如此，台灣經濟的基本面並未明顯轉變。經濟衰退帶來的一些問題，譬如失業率提高、民間投資的降低或顯著負成長，以及通貨緊縮現象，都沒有明顯改善的跡象。要怎樣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有兩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進行金融改革，健全金融體質，提升投資意願；二是要使兩岸之間的經濟關係正常化。

　　這兩個問題如果能夠處理得好，台灣的經濟就能很快順利地從過去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變成以服務業為中心來帶動製造業的經濟結構。

　　羅：服務業現在已超過六成。   

　　萧：現在服務業已超過製造業，達GDP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六十三，但台灣過去是硬體的服務業，現在需要進入一個以高附加價值為中心的軟體服務業。今後轉型大概是兩個方向：一方面是研究、發展、創新。生產、製造不一定要在台灣，很多外國大企業，像荷蘭的飛利浦公司，生產、製造大概都不在荷蘭，但荷蘭總部用的人還是相當的多。那些人都是在做研究、創新，及全球策劃。台灣製造業現在要盡快朝這個方向發展。雖然台灣中小企業比例很高，但都有它專精的地方，也都應朝這條路走。

　　此外，服務業扮演著為製造業提升競爭力的角色。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服務業，製造業就沒辦法提升。台灣應該成為一個運籌營運或運籌管理中心，就像現在香港的角色一樣，它的腹地、市場在中國大陸，向中國大陸提供金融、專業、法律、會計、營造、航運、運輸等方面的服務。台灣若扮演這樣的角色，也可以提升大陸產品在世界的競爭力。從這一點來看，我認為兩岸經貿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也因此看好台灣經濟的前景。

　　羅：但關鍵還要看兩岸關係能不能改善。

　　萧：對，所以我剛剛講，台灣既要變成研發創新的中心，又要成為運籌管理中心，簡單地說，就是我六年前所提的亞太營運中心。要變成亞太營運中心，當務之急是要健全金融體系，完全跟國際最先進的金融體系接軌；第二個是兩岸關係，兩岸經貿關係要正常化。

　　兩岸應“資源共享經濟共榮”

　　羅：從您前面所講，不難看出您先後提出“亞太營運中心”和“兩岸共同市場”的基本背景。那麼，您如何看待近一年來各界人士對“兩岸共同市場”構想的議論、評論？您當初的構想現在有沒有一些新的變化？

　　萧：基本上，我去年三月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構想，是一個長遠的目標，是一種比較前瞻性的思維，因此不會期待很短時間內實現，歐洲今年啟用的共同貨幣“歐元”，也是經過五十年來的演變、發展。因此，當初我在規劃的時候就強調“兩岸共同市場”，這是一個長期的目標，要分階段來推動。

　　第一個階段，我是希望配合兩岸入世，能夠把兩岸關係正常化，正常化以後，接下來就有很多的產業分工，還有經濟合作的計劃，就可以更細膩的來規劃、推動。而這樣推動的結果，就會很自然形成自由貿易區(FTA)。形成自由貿易區以後，兩岸所有的經貿往來在共同面對全球化的浪潮中，秉持區域合作精神才會逐漸一體化。從經貿正常化走上“資源共享、經濟共榮”的一體化以後，就會慢慢形成共同市場，這才是兩岸人民最大的福祉。

　　以我長期從事經貿前瞻性思考的經驗，國際潮流的趨勢發展，在兩岸加入WTO之後，我感覺這個工作值得加倍的來努力推動，因為兩岸在WTO的規範之下，會有更大的動力來使兩岸的經貿交流更密切，所以這是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新契機。對此，我很高興地看到對岸的江澤民先生也這樣講，台灣的陳水扁也有这样的表示。也就是說，兩岸的最高領導都有這樣的看法。我現在希望看到兩岸不單是講，而且要做，我也很願意來積極的幫助推動。

　　兩岸應探討建立自由貿易區

　　羅：不久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向北京提出來，希望與內地建立自由貿易區，並得到北京的積極回應。大陸學者還提出，應該將澳門，以後還要將台灣納入，建立中華自由貿易區。而據我所知，在您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構想中，第二階段也是自由貿易區。您能不能就此談些看法，以及台灣應該怎麼辦？

　　萧：自由貿易區是我的兩岸共同市場構想裡面的一個階段。老實講，早在十年前有人提大中華經濟圈的時候，我當時是經濟部長，也有同樣的看法，但我不願意用大中華的字眼，因為不論是當時兩岸的政經環境，抑或國際的政經環境，都並不完全成熟，且大中華的用語，我認為會讓外國產生若干排斥，並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這個事情。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大家都在講區域整合，自由貿易區(FTA)在世界許多地方，包括北美、東南亞，都有，所以現在講建立兩岸自由貿易區問題，人家比較不會有政治性的警覺和敏感。因此，我的看法是：既然兩岸都可以加入WTO，兩岸都很願意在WTO的規範之下來做全球的佈局，兩岸為甚麼不能來探討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呢？

　　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

　　羅：正如您所說，兩岸共同市場必須建立在一個兩岸都能夠接受的政治基礎之上，也就是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但是，現在民進黨政府不承認有九二共識，兩岸的僵局也就卡在這個地方。這個“結”要如何“解”？

　　萧：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就是說，兩岸的經貿關係，需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作基礎。以我過去長期在政府服務的經驗，我瞭解任何問題不能僅有學者般的理論探討。老實講，學者可以關起門來討論問題，但要真正的解決問題，要讓理念能夠實現，就需要有現實的政治考量。雖然兩岸經貿關係這麼密切，兩岸經濟的統合也有必要，甚至對於成立一個包括台港澳及中國大陸的中華自由貿易區，我也樂觀其成。但就兩岸關係來說，不能不作一些政治現實的考量，這個政治現實的考量就是，必須有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政治基礎。兩岸有了一個基礎以後，可以再把政治的爭議擱置起來，然後再來推動兩岸經濟的整合，再由經濟的雙贏回饋紓緩政治的僵局，政治與經濟相輔相成，這是一個比較務實的做法。

　　我同意兩岸經貿關係的政治基礎，在於“一個中國”的“結”怎麼“解”。既然這是一個“結”，就需要把它“解”開，現在兩岸問題的癥結就是卡在這個地方。如果這個“結”不解開的話，前面提到的一些好的構想，恐怕就很難推動。而在短期之內如果因為這個原因不能推動的話，會錯失很多機會，損及兩岸民眾的福祉，是很可惜的。中國大陸加入WTO以後，這幾年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要調整。老實講，在這個調整過程中，如果能形塑一個和平的外在環境，並且能夠把台灣、香港的力量再結合起來，大陸的結構調整就會有多一股力量，使這種調整更加順利。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這一段時間很重要。對台灣亦復如此。我剛剛講未來台灣經濟的發展與全球佈局，也一樣需要中國大陸的市場。也就是說，這是相輔相成和互補互利的事情。因此，應該盡快把兩岸的“結”“解”開。

　　兩岸的“結”如何“解”

　　不過，我也知道，如果雙方不能正視國際的潮流與人民的需求，本諸務實的態度，要解這個“結”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兩岸在政治上現在真的是互信不足。因此，對於政治問題，兩岸可能要有一個相當的默契和諒解。

　　我們現在來看看一中的問題，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大陸應該瞭解到，一中問題不要祇在形式上、在文字上與符號上一再強調，而應該重視其實質性的內涵，重視如何實踐一中。中國大陸的目的應該是，不使台灣(在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千萬不要在口頭上一再強調一中，但作法上卻使台灣民心漸行漸遠。

　　對於“九二共識”問題，我認為九二香港會談的歷史事實是有的，因為有九二年的香港會談，才會有九三年辜汪在新加坡的會談。不過九二年到底是怎麼樣的共識，至今不僅在兩岸，連台灣內部仍各說各話。北京方面說，九二年就是有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而國民黨政府說當時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來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就是一中各表。而民進黨新政府則主張說，如果有共識，那祇能說把政治的爭議先擱置起來，要恢復對話、交流的九二精神。所以大家的說法都不同。不過我要說明一點，這個問題除了應該看九二年的歷史事實是甚麼，一方面我覺得，兩岸在九二年想必有一種默契和諒解，有這個默契和諒解才會有九三年的辜汪會談，這個事實是一定有的。至於這個默契、諒解是甚麼，現在辜汪兩位當事人都還在，可以讓他們兩個人好好再對一下嘛。假如能這樣的話，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何況兩岸的當事人，辜先生、汪先生現在都還在現職上。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因此，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有沒有意思(誠意)要談，假如我們真的有很多問題要談，那就坐下來談，如果在談的過程中碰到對立的“一中”問題，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弄清楚九二會談的共識與默契到底是甚麼。在政黨輪替以前，在我們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大陸從來不提有“九二共識”，“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是到了二千年政黨輪替以後，是國民黨為了解決九二會談的基礎究竟是大陸方面所強調的“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或是台灣方面一貫強調的“一中各表”，才提出用“九二共識”。如今“九二共識”這四個字在兩岸與台灣內部已淪為高度政治性的意識形態訴求，反而“以辭害意”扭曲了其應有的內涵與精神。然後對岸才提出來有“九二共識”，並將其界定為堅持一中的共識。所以，我覺得，這個名詞，這個名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那個精神，而這個精神是甚麼呢？也即九二兩岸到底有沒有一個默契，有沒有諒解？如果有的話，是甚麼樣的默契，甚麼樣的諒解？如果大家都不清楚的話，就讓兩位當事人坐下來弄清楚。弄清楚了以後，就作為一個基礎，恢復對話。這樣，問題就可能好解決。

　　事實上，面對國際的潮流趨勢發展，與兩岸人民的殷切盼望，兩岸雙方不僅要在兩會以往既有的基礎上(包括九二香港會談、九三新加坡辜汪會談、九八上海辜江會晤)，更要跳出歷史巢臼，務實就攸關兩岸和平穩定與人民權益事項，積極展開對話協商。

　　羅：總要有個解決的辦法。

　　萧：對。我能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這樣。我還需要說的一點是，雙方如果都認為兩岸的確有需要從經濟的問題先來合作，或者是統合，那我們就趕快找一個兩邊可以談這個問題的政治基礎，而這個政治基礎就是兩會自九二年會談以來的既有基礎，加上國際社會暨兩岸民眾莫不殷切兩岸儘快進行對話協商，以創造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兩岸新局。

　　在台灣，對傳統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一般民眾支持比例並不高，從各單位所做的民調可以發現，它並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我們也反對這種可能危害台灣安全與發展的主張。但陳水扁先生上任以後，強調在中華民國的憲法和法律之下，來談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已經是試圖改變民進黨基本敎義的台獨觀點，相較於以往的台獨萬歲訴求，至少在我看來是比較放心一點。台灣現在所有的制度都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下的制度，而中華民國的主權，依現行憲法，在法理上還包括中國大陸，這跟大陸的主張應該是沒有相違背。

　　此外，台灣處理與大陸關係的法律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該條例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定出來的，也明訂大陸地區為台灣地區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這一套的法律規範，都是現在的政府不敢推翻的。現在的政府是民進黨政府，它一直說要維護中華民國法律體制，我們在野的，也絕對要監督它不能夠違背這個。我覺得，我們不要在文字上太推敲，而要看方向，看實踐，我認為陳水扁先生不是越走越遠，而是越走越近。

　　我認為，如果大陸堅持要把九二共識弄清楚，那就把它弄清楚吧。我承認縱使有九二共識，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到，十年來，整個的兩岸政經情勢有很大的變化，台灣這邊民主化的結果，連執政黨都輪替了。從陳水扁總統依憲法最基本的就職談話來看，加上他後來幾次談話，強調一中問題會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法律來處理。我認為，北京應該朝這個方向作一個解讀。這樣，他就會越走越近。

　　而如果是越走越近的話，大陸就不需要太擔心了。大陸也不可能很急的要解決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歷史的爭議。就是說，短是五十多年，即一九四九年之後，長的話是四百年啊，我們的先祖從福建、廣東移居到台灣來了以後，就開始了歷史問題。

　　台灣人民在感情上，都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沒有錯，到台灣各地去看看，風俗習慣完全跟大陸一樣；台灣人拜的神，不是媽祖，就是關公，通通都跟大陸一樣。台灣人拜神非常虔誠，選舉的時候所有候選人都要到廟裡去拜，否則會被認為跟他們沒有同樣的信仰而不支持他。也就是說，兩岸同文同種，在文化、歷史方面有好多東西是相同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同的，台灣已演變成民主、自由、人權，這個政治價值，跟大陸有很大的分別，這也是事實。

　　兩岸從經濟開始整合和平統一水到渠成

　　羅：您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構想，主張兩岸先從經濟互動開始，逐步發展到更高層次的整合。這在表面上或者從形式上看，跟陳水扁提出的“統合論”有相似之處，您是怎麼看的？

　　萧：我不知道陳水扁的“統合論”是甚麼意思，我不能幫他解釋。但我覺得，兩岸關係是政治冷，經濟熱；官方冷，民間熱。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兩岸統一的話，就應該讓熱的部分一直熱下去，熱到最後就結合起來了，這是自然的結合。相反，如果讓冷的部分繼續冷下去，將來的結果可能就是分。

　　也就是說，如果要促進兩岸的合，應該從經濟開始合，因為經濟熱，政治冷，所以從熱的先跑，經濟先合起來，也即從經濟統合開始。而在經濟統合以後，我相信，政治上就不會有敵意，就會有融合，到這個時候，和平統一就水到渠成了。所以我是主張兩岸先從經濟的統合做起。至於陳水扁為何會提統合論，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也不是抄我的，也沒有問過我；我的想法（理念）也沒有跟他溝通過，我也不需要事先跟他講。但是我覺得，陳水扁總統“統合論”的主張，是健康的，是正面的，是有利的，是積極的。

　　台灣的主流民意

　　羅：您覺得民進黨政府及台灣的工商界是怎麼評價您的主張的？

　　萧：我覺得，台灣的工商界是非常贊同我的看法的。即使是一些有非常強烈的台灣本土意識、台灣主體觀念的媒體，老實講，都沒有辦法駁斥我的看法。他們頂多感到不高興，不報導我的消息而已。

　　至於政府的看法，我就不敢講，但是我覺得，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沒有理由對我的主張持反對的意見。為甚麼我有這樣的把握呢？因為台灣的政治越來越步入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以民意為依歸的政治。而任何政府的政策若違背民意，下一次選舉的時候就要下台。所以為甚麼民進黨在做反對黨的時候，強烈要求台獨，但當它成為執政黨以後，這些人就馬上改口，明顯變得比較溫和，提出的是一個絕對不具挑釁性的、溫和、穩健、理性的兩岸政策。它為甚麼會這樣？因為他必須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如果硬要講一些違背多數民意的話，等於是政治自殺。我相信，我這個講法，是主流民意的講法；我的主張是主流民意的主張。台灣需要和平，需要繁榮，為此必須要有一個很穩定的兩岸關係。而經貿的正常化，兩岸推動建立共同市場，是符合這個目標的，也是符合兩岸人民的福祉的。

　　構築兩岸經貿合作的橋樑

　　羅：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成立近一年來的運作情況如何？下一步的努力目標是甚麼？您個人以後打算如何來促進或推動兩岸的經貿互動？

　　萧：首先，我們基金會的成立，跟政府、政治無關，我們也沒有要求政府任何的補助，也沒有接觸。我們也沒有政黨的色彩，我雖然還是國民黨的副主席，但也沒有要國民黨的任何支持，跟其他政黨更沒有任何的關係。所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純粹是一個民間中立的、非常客觀的小型智庫，為一個非常宏觀的目標，大家共同來努力。

　　第二，我很感激的是，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的成立，在台灣經濟非常差的時候，募款很困難的時候，仍有這麼多企業，而且都是台灣頂尖的企業，熱情地捐款。他們都是主動捐，不是我向他們募的，後來還有一些人要捐，我說已經額滿了。為甚麼會這樣呢？主要是他們都有跟我同樣的理想，同樣的理念，即我們兩岸之間要和平，要共榮，要互惠，要交融。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

　　第三個，基金會成立前，我曾經到海外去，比如到美國、東南亞、歐洲，去接觸、拜訪，好多國外的華人，以及外國的智庫，都很認同我的構想，給我很多鼓勵，並使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我退休後，作為志業來推動的工作。

　　第四個，我知道，兩岸關係因為一中問題沒辦法解決，一直僵持在那裡，以致那些經貿的、雙贏的策略也沒辦法做。對此，我們也無能為力，祇能先做些研究的工作。我們也正在籌辦一個精英論壇，請一些大陸人士來，就兩岸經貿問題進行探討。我們也很願意跟大陸的研究機構、學術團體，進行交流、溝通，架起一座加強兩岸經貿合作的橋樑。今後我會花些精力在這方面。

　　中國要揚眉吐氣首先要壯大經濟

　　我自己對兩岸經貿，是抱著期待和期許的。期許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兩岸人民現在最期盼的是生活過得越來越好；中國實在是窮了太久了，中國以前被外國人欺負得太久了。中國人要想抬頭挺胸、揚眉吐氣，就要發展經濟，要壯大起來。

　　中國大陸發展到今天很不容易，大陸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可是中國人口太多，人均八百多美元的國民所得還很低，不要說人家已經到了三萬多美元，即使跟台灣的一萬三千美元比，也有很大的差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在走這一條路的過程中，需要的是甚麼？是和平！不能打仗！祇有和平、發展，目標才能達到。中國人到了那個時候才會真正的揚眉吐氣。

　　台灣這邊亦復如此，雖然現在人均所得已達一萬三千多美元，全世界排名第十九位，但台灣是一個規模小經濟體，這樣的經濟體，基本上是很脆弱的，是淺碟式的：多一點就滿了，少一點就乾了。這樣的經濟體，需要的是跟中國大陸結合起來。面對經濟全球化，我們在一個屋簷底下的兩個經濟體，可以互補，可以互利，可以雙贏，可以共榮。這是台灣的期望。我相信這也對整個中國的發展很有幫助。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跟台灣維持一個和平的關係，跟台灣建立起在經濟上的互動、合作，可以加速中國大陸的發展壯大，台灣亦會水漲船高。中華民族的振興，全世界看到中國人的時候才會覺得中國人確實值得人家尊重，值得驕傲。

　　繼續關心台灣和兩岸關係,但不願太多介入島內政治

　　羅：您是一位很難得的財經人才，有不少傳言或報道稱，台灣新政府曾有意重用您。當然這牽涉到多方面的問題，包括朝野關係及國民黨內的一些問題，有些爭議，您有時候也因此好像有些委屈。在這方面，您能否談些看法？

　　萧：我沒有委屈。對於現在台灣的政治生態，基本上我是沒有興趣的。我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楚，祇是外界不一定會同意我的定位，認為太消極一點，或者是認為我這個人祇有獨善其身，為何不能兼善天下。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一個觀點是，要淡薄名利，不求權位，因為這條路我都曾走過，為甚麼還要走回頭路呢？沒必要嘛。

　　但是，國家栽培我，人民對我有這麼高的期待，要我過完全退休隱居的生活，完全不問世事，也是做不到的。我現在還是很關心台灣的。我覺得關心台灣有很多方式，而我的方式是，不在政府的體制內，這是我的期許，但願意以一個在野之身，以一個平民的身份，繼續關心台灣，做對台灣人民和兩岸關係有益的事情，包括推動兩岸經貿的共同市場。至於台灣島內的政治，我不願意介入太多。

　　有機會願再訪大陸

　　羅：您有心致力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以後跟大陸、港澳有很多交流，現在身份比較方便，去年也去過大陸，現在有沒有計劃再到大陸作一些更直接的溝通、交流？

　　萧：如果有機會，香港我願意常去；至於去大陸，現在還沒有計劃。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去的。因為現在政府有一個規定，做過政務官三年之內如果要去，要經過政府核准，我現在三年還沒有到，要去的話須向現在的政府申請，而且外界也那麼敏感。我去過一次，媒體那麼多報導，我覺得對我去沒有甚麼大的幫助。如果再去，我希望能夠靜靜的讓我看，不要那麼多媒體跟蹤。我不是怕媒體，但是我覺得，我已經不是那種政治人物，不需要太多的曝光。

　　羅：我也覺得，到一個地方，如果能夠很平和地觀察、探討、交流是最好的。

　　萧：對。好多事情，像兩岸這種關係，有些是可以對外講，比如說經貿的東西，可以盡量的來討論，讓兩岸的人民盡量知道這個資訊。但有些事情，老實講，如果太早曝光是沒有幫助的，私下先務實進行溝通、討論可能比較有意義。所以我期待著有機會的時候再考慮（去大陸）。

　　新財經閣員與兩岸關係

　　羅：再問一個相關的問題，即現在新的內閣人事基本上都定下來了，您認為這樣的人事安排對未來台灣經濟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會有甚麼影響？

　　萧：我覺得有幾點可能是比較有利的。首先，現在台灣內部的政局比較安定，阿扁政府應該就會有所作為，而他想有所作為的話，顧慮就會少些，那麼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是比較正面的。

　　其次，這些拚經濟的財經閣員，有一個特色，就是多數是從企業界出來的，而企業界出來的人有個好處，就是比較務實，比較不會空談理論和講意識形態。我看這對兩岸經貿關係，會比較容易推動。

　　其三，當然是我的觀察了，兩岸關係會在去年八月經發會共識的原則、範圍之內，來積極加速推動，但也沒法超過這個範圍。要超過這個範圍，就需要更高層次的兩岸對話。而兩岸對話的時機和方式，現在都還不明朗。

　　在兩岸關係上，維持現狀當然可以，也是台灣人民樂意見到的。不過我的看法是，如果能夠比較積極一點，會更好些。兩岸在政治上的僵持、爭執而無法突破的情況下，可以先從經貿的互動著手，台灣去年經發會所達成的那些共識，比如台灣如果開放陸資來台、讓大陸觀光客來台，大陸那邊應該稍為有所回應，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原载《中国评论》2002年3月号）

 

蕭萬長

一九三九年生於台灣嘉義農家，祖籍福建南靖；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及外交研究所畢業；是台灣從政經歷最為豐富和完整的政治人物之一；曾先後擔任台灣經濟部國貿局長、經濟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立法委員、行政院長、国民党副主席，曾代表台灣參加美台貿易談判、APEC領袖高峰會議等；現為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財團法人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