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豐，男，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人文社科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從事寫作理論研究） 

　　客家散文是指以文字形式表現包括客家人、物以及客家民間風尚習俗等客家文化的散文。迄今為止，自覺的客家散文尚不多，客家作家寫作的客家散文更少。對客家散文的審美評論，更是寥若晨星。本文通過考察兩本優秀客家散文集，即譚元亨教授所著《千年聖火》和黃發有教授所著《客家漫步》，對客家散文的審美品格，提出一孔之見。

　　客家散文的審美品格，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表現客家文化性

　　表現客家文化性，是指客家散文在寫作內容上有意識地表現客家文化的審美品格。

　　表現客家文化，為客家散文題中應有之義。不表現客家文化的散文，即便出自客家作家之手，也非客家散文。在客家散文中，客家文化的表現可謂異彩紛呈。

　　客家文化中的風尚風俗是客家散文通常表現的內容。客家文化是中原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中原傳統文化滲透在客家人的諸如飲食等日常生活中。譚元亨說客家“釀豆腐可算是典型了，在以米食為主的南方山區，客家人把他們對北方餃子的感情寄託在釀豆腐上。而這細小的生活內容，卻充分體現了客家人在文化傳統上的良苦用心。”〔1〕（P68）黃發有寫到，客家人辦喜事時，“驅趕上門的乞丐，就會種下‘惡緣’。一般來說，主家會送一個紅包給乞丐，讓他高高興興地走路。如果乞丐堅持要‘入席’，主家也只好照辦。”〔2〕（P14）“客家人總是把修路架橋看成積福修身的好事，同時也強調表裏如一的真誠，意即只有德藝雙修才能進入完善境界，否則便是收買人心的假仁假義。”〔2〕（P158）

　　客家文化強調對路人的禮遇關照和對子弟的德育教化。客家散文對此也多有表現。“在客家聚居的山嶺間行走，哪怕在人跡罕至的地方，只要有路，你就一定會不斷地看到默立路旁的簡陋山亭……供過往的路人歇腳。”〔2〕（P134）福建客家民居永定振成樓之橫匾為“澡身浴德”。樓主解釋說，“你身體肮髒的時候要洗澡，洗澡的同時，連自己肮髒的頭腦也一併沖洗。”〔1〕（P137）這種苦心獨運，體現了客家人的道德境界和人生追求。

　　客家民系之來歷等有關“根的意識”，在客家散文中的表現，更是形式眾多。“漢族八大民系中，獨有客家人，不以地域而命名，……，而是一個沒有地域歸宿的名字‘客家’。也許，正是這個稱謂，註定了他們上千年間流離失所、浪跡天涯。”〔1〕（P2）這是從地域上寫“根”。也有從“紙”上寫“根”的。“客家人在發黃的譜牒上記載著生命的來處，這是紙上的故鄉。因為他們再也無法走回生命的‘老地方’，所以他們在輾轉流離中依然貼身存放著家譜、祖宗牌位，與生命共存亡。紙上的故鄉是移動的故鄉，祖宗牌位是能夠行走的生命之根。紙上的故鄉既遠在天邊又近在腳下。”〔2〕（P5）在譚元亨散文中，還從客家的“創世紀”“葛滕坑”寫“根”，從客家開基地寫“根”，從引入文中的客家山歌“客家來自黃河邊，水有源來樹有根”寫“根”。等等。在客家散文中，“根”的意識，雲遮霧障，神思迷離，滄桑、無奈而又帶些自傲的歷史情愫，深長而凝重。

　　崇學，不但點燃了客家文化的“千年聖火”，更是客家人何以能在文化藝術上人才輩出、名人爆炸、一嘯沖天的根本動力和原因。崇學，其實業已成了客家文化的一種精神，毫無疑問，也會導引客家散文的寫作流向。譚元亨的客家散文《千年聖火》，黃發有的客家散文《風雨寒窗》，都是寫客家崇學的篇章。崇學精神如霧，彌漫在許多客家散文篇章中。確實，一個遷徙千里、流落天涯、立身遠山僻壤的民系，除了寒窗苦讀，還能憑什麼博取功名、建功立業、光宗耀祖、報效國家、實現自己的社稷抱負呢？還能賴什麼自矜呢？

　　譚元亨認為：客家方言被稱為古漢語的活化石，客家“語言本身，也凝聚有這個民系的歷史、氣性、品格，或者說，整個的精神。因為語言本身，保持了這個民系珍貴的文化遺產，使得他們在千年遷徙、萬里長旋中，教這個民系永遠是一個風雨不動的精神共同體。”還認為，客家方言有自己的語彙特點：①單音詞多，從簡，如皮，即皮膚。索，即繩子。驚，即害怕；②保存有較多的古漢語詞，如拗，即折斷。頸，即脖子。衰，倒黴；③有些詞語與粵方語一致，如“雪”“冰”不分。抵，即划算、便宜；④客家話獨有的詞語，如“牯”為雄，“賴”為兒子。“齋”稱尼姑。〔1〕（P47）在客家散文中，客家話的這些特點，對形成客家散文的審美品格，作用是無容置疑的。但由於客家方言也屬漢語，所以客家方言的特點，在多數客家散文中，凸現得還不夠明顯。客籍散文家對運用客家方言寫作的自覺性有待強化。客家散文在強化客家方言上，還存在極大的可能。

　　二、親近自然性

　　所謂親近自然性，是指客家散文在寫作內容上表現自然物，或者記述人從自然物得到諭示以及筆涉與自然有關的物事的審美品格。

　　客家散文親近自然性的審美品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對自然景物進行狀寫式講述。這是一種內蘊作家分析、感受甚至議論的描述方式。此種描述方式，又可分為段句式解析式描述或全文式解析式描述。較常見的是段句式解析式描述。譬如“村莊周圍的群山，海拔多在一千米以上，野荔枝林多生長於夏日陰涼、秋日掛霜的半山腰。野荔枝成熟時已是秋天，在黃葉紛飛的林子裏，那一顆顆通紅透亮的果實分外惹眼。”〔2〕（P130）

　　二是表現自然的“影像”，即客家人的行為或創造物是一種自然的神似物。譬如，黃發有的客家散文《蝙蝠掠過窗前》，由蝙蝠背負幼子飛行，而寫到客家鄉村的母親們，常常是背帶著孩子幹活。至於客家土樓，“這些由客家人用生土夯築的民居，與周圍的地形融成有機的整體，就像是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蘑菇群。”〔2〕（P146）“影像”的構成，是設喻的過程。

　　三是自然物與人劃等號式地互可自況。這種審美取向在黃發有的客家散文中有更多的表現。在《鷓鴣的前身》一文中，作家描述一位被賣到財主家的丫頭蔗姑，盼穀子黃了父親就把她贖回。沒想到穀子未黃，父親已死。為逃避財主的霸佔，蔗姑只得縱身跳下山崖。翌日，朝陽照在山崖上，一隻鳥兒從崖下飛起，對天悲號：“穀子黃哩，爹爹！”人們同情蔗姑，遂把這種鳥兒喚作鷓鴣。這是以自然物（鳥）況人。相反，也有以人況自然物的。“我都覺得客家人有著一種中國地瓜性格，……譬如都有落地生根的適應性和耐受力，……我自己同樣是一顆‘大番薯’，將根深植於鄉村，薯藤卻越出鄉村的籬芭，蔓延進城市的地界。”〔2〕（P13）

　　四是通過自然物表達文化性暗示或啟示。客家散文中寫水的文化啟示，就各不相同。南流的汀江，“她在蒼茫中流向如一只直指南海的巨臂，向客家兒女昭示著光前裕後的方向”。〔2〕（P115）“客家人對大海具有浪漫的幻想。在客家人的眼裏，大海僅僅是世界的開始。”〔1〕（P177）

　　五是自然物與神話傳說相聯繫。客家山村多呈三面環山的壺形格局。在黃發有的筆下，壺形客家山村始自一個神話傳說：九天九夜大雨之後，村莊裏只剩兩個童男童女，各騎一隻大葫蘆僥倖逃生。他們漂漂停停，終於來到一風水寶地——葫蘆形山谷，從此結為夫妻，安居樂業養兒育女。〔2〕（P120）

　　六是客家散文常有對客家民居的描寫，而客家民居“與周圍環境的整合，達到‘可謂陰陽調和、天圓地方、大吉大利、完美無缺’，是客家人在追求一種‘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統一與和諧’”。〔1〕（P142）客家散文的這類文字，無疑又是包含間接親近自然的情懷的。

　　客家散文之所以出現親近自然的審美品格，究其原因，在於客家人世世代代皆生活在自然（山區）之中，而文學恰好反映了這種生活的緣故。

　　三、泛真性

　　散文作家對題材總是求真的。若不求真，散文勢必喪失文體存在的價值，至少會被小說取代。

　　然而，即便本身真的題材，要呈百分之百的真實，又不僅不可能，而且也不符合藝術規律。“客觀對象完全保持其本原狀態，它在作家吸收、過濾的過程中被創作主體的創造性思維所分解，作家剔除了與他要表現的主旨無關的成份，而選擇了那些與他的作品所要表現的主體精神相一致的內容，正是由於客觀對象失去了某些自身所有的特性，才有可能融入作家特定的心境與情緒中，達到與作家精神境界的融合，進而承擔起藝術的使命。”〔3〕（P19）其實，這裏還有個心到能否筆到的問題。

　　對於客家散文來說，其面對的題材卻又是有所不同的，其特殊性便是客家散文的題材，本身便夾雜了許多不夠真實或者至少含有有待考證的成份的，這種品質，本文稱之為“泛真性”。

　　客家散文所寫的千年遷徙，以及客家文化習俗，諸如民間口頭傳說、族譜等文字記載以及民間風水等，由於年代久遠，不可排除其中會有虛假或不夠真實的成份，抑或說是亦真亦幻的東西，具有泛真性。譬如：“凡是認了樹、石或廁所做母親的孩子，他的家庭在逢年過節時都必須備辦祭品，焚香秉燭燒紙，以示感恩，並祈求更多的福佑。”〔2〕（P49）其中，至少“拜茅廁姑姑”或“拜廁神紫姑”之習俗，恐多是久遠的傳聞，有理由認為其該屬於泛真性題材。

　　關於客家的“創世紀”之說，認為客家神話中的“諾亞方舟”為“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藤坑移民”。〔1〕（P10）此類文化意味甚強的神話，在客家散文中，其實亦屬於泛真性題材。

　　客家散文題材的泛真性是較強的。這與客家民系的源流歷史雲遮霧障分不開，與作家可能認為亦真亦幻的題材更富有審美意味分不開，而且與作家、尤其是客籍作家，出於對客家文化乃至題材的自戀和張揚而不想辨別真幻、真假的心理也分不開。

　　其實，客家散文題材的泛真性，對形成客家散文獨家的審美特色，是起到了相當作用的。

　　四、離散性

　　客家散文的離散性，是指客家散文作為一種文體其篇章結構呈現離散的審美品格。

　　客家散文的離散性，主要由四個方面決定：其一，是由於“題材的廣闊和無所不包的矛盾，使它不得不採取隨機和散漫。”〔4〕“題材的廣闊隨意必然帶來結構上鬆散的特點。”〔3〕（P23）客家民系，遷徙流離，滄桑風雨，躬耕苦讀，“盛世”蟄伏，千年聖火，獨領風騷，特立獨行，沖天一嘯，……。客家文化題材之雜之多，是客觀存在的，散文家在寫作時，也是易生多學科視角的，誠如黃有發在《客家漫步》後記中所雲：我“試圖從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譜牒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文化視野，對我的客家故鄉的風土人情、人文景觀進行審美化的描述，對客家文化進行散點透視。”〔2〕（P201）如此成篇的客家散文，篇章結構上必然是深具離散性的。即以黃發有的客家散文《楊梅花》為例，作家先由一節客家山歌寫起，然後說引用它在於它的最後一句：“莫作楊梅暗開花”。接著寫客家人對楊梅花懷著一種敬畏心理，因為誰看見誰就得死去。爾後，講一個心靈手巧的編花匠，為編楊梅花，不惜夜裏躺在楊梅花樹下，第二天含笑而死，手中的楊梅花編了一半，繼而又寫作家童年逃課摘楊梅的經歷及相關故事，最後寫到人生感悟。通篇散文的篇章結構呈現出散漫的特點；其二，是由於客家散文的淡情節甚至無情節，導致篇章結構缺乏連續性。讀譚元亨、黃發有的客家散文集，絕大多數篇章皆是無情節的，即便有些小故事，充其量也僅僅是整篇散文中小小的片斷，並不影響作品篇章在整體意義上呈現離散性；其三，是由於客家散文家的行文筆法，本身就是繁雜且存在矛盾的：既要敍述，又要抒情，還要議論，等等。這種筆法勢必使客家散文在寫作上，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會出現“散點透視”或“多向性透視”，不可能滿足于單視點的“一線式”表達，因此，所形成的作品，從思想到內容必然會由於“東翻西找”，“東拼西湊”而產生離散式徵象。以譚元亨的客家散文《客家圍——夯土的史書》為例，作品在筆法及內容上依次是：敍述客家圍的神奇；議論式提出何以如此神奇；敍述客家圍的作用、位置；對客家圍的人文取向、內涵的抒情、議論；樓聯諸例及其內涵的議論；敍述某某祖上建房的遺訓；作者關於客家圍之謎萬字論文的有關觀點介紹、衍義和客家圍對人性張揚、藝術昇華的議論及抒情；推薦客家圍研究同仁的攝影作品並對有關作品進行敍述、議論。全文洋洋灑灑，視角轉換仿如移步換形，仿如積木疊累，在篇章結構上確是離離散散的；其四，便是客家散文家在行文過程中，抒發性靈和訴諸心靈的隨意性、自由性、張揚性，也必然導致作品不羈地沖決不利於離散的模式、框框和秩序，其結果同樣會促進作品的離散性。這是客家散文普遍的情形，也是散文的文體特徵，毋需再引例證。

　　客家散文在文類上隸屬於散文。即便從散文之形神關係考察，也可推出客家散文離散性的審美品格。散文的形神關係，不外乎四種類型：形神俱散；形聚神散；形散神不散；形神俱不散。〔5〕四種類型中，前三種非形散即神散，皆具“散味”或“離散性”。第四種“形神俱不散”，也只是相對來說較不“離散”罷了。以辨證的觀點觀之，絕對形神俱不散的散文，是不可能存在的。其實，任何類別的散文，皆具離散性的審美品格。

　　當然，說客家散文具有離散性的審美品格，並不等於說客家散文就是一盤散沙。實際上，客家散文既然是在客家文化的大背景上產生的，其實就杜絕了陷入“一盤散沙”的可能。

　　五、泛我性

　　所謂泛我性，指客家散文中所表現的“客家民系人文形象之我”（以下簡稱“客家我”）和“作家之我”（以下簡稱“作家我”）的審美品格。

　　客家散文出現“客家我”，離不開客家文化的深遠、厚重。

　　客家散文中“客家我”的形象，是動態的，且如同蒙一層秋霧般朦朧。歸納起來，“客家我”的形象，大抵離不開這樣一組“關鍵詞句”，即：千年遷徙，來自東方文化或中國、中原文化的“活化石”，人性和善，尊師重教，耕讀傳家，敬祖睦宗，克勤克儉，修身齊家，格物致知，崇文尚武，開拓進取，自信自強自立，重功名禮教，有些沒落士族氣而又有一點自卑心理，不甘沉論，自由放達，特立獨行，沖天一嘯，安邦治國，等等。

　　散文家對“客家我”形象的建構，儘管是“代言”或“准代言”，而在客家散文中，則多是通過細節或者再略附評論來表現的。對上文之“關鍵詞句”，今試述其一、二。譬如，客家散文通過對客家婦女天足的敍述和議評，至少利於樹立客家人“自由放達”的形象。又如，黃發有在《牛的四季》中寫到：“挑著菜擔的村婦感覺後面的畚箕被拽了一下，以為是哪個男子在和她開玩笑，就罵一句：‘拽什麼，又不是你媽！’回過頭去，卻見一頭牛正在扯菜吃。她往牛嘴上踢了一腳，罵道：‘喂老虎的！’牛又扯了一棵菜，扯下來後扔在地上，跟在後面的牛犢接住，美美地啃起來。村婦沒再出聲。臉色忽然變得柔和起來。”〔2〕（P91）這樣的細節，不是在讀者心中建樹客家人和善的形象麼？！

　　再說客家散文中表現出來的“作家我”。不論作家是否客籍人氏，其只要寫出成功的客家散文，就必定能體現出有他“這一個”“作家我”在。

　　客家散文中的“作家我”，從題材歸屬的角度觀之，無非表現為以下兩方面的情形：

　　其一，在客家散文裏，主觀題材天然有“作家我”在。倘若散文家是一個地道的客家人，那麼作品中的這個“作家我”，還會打上客家烙印。

　　其二，客家散文中的客觀題材，其實，也是已被“作家我”化了的。對此，作家洪深的“鹵汁說”最能說明問題：“小品文的可愛，就是那每篇所表示的個人底人格。不論什麼材料，非經過作者個人底情緒，是不會‘夠味兒’的。粗糙一點的說，作者底人格，他的哲學，他的見解，他的對於一切事物的‘情緒的態度’，不就很像鹵汁麼！如果這個好，隨便什麼，在這裏滲浸過的材料，出來沒有不是美品珍品”。〔6〕（P84）事實上，寫作成功的客家散文，至少其題材的選擇、分解、排列，是少不了“作家我”的印痕的。

　　關於客家散文中體現的“作家我”，尚有三個層面的問題需要闡述：層面之一是客家散文作家行文時所通常選擇的第一人稱“我”，最利於直抒胸臆、率直而本色地表現“作家我”；層面之二是“作家我”在客家散文中的個人體驗和生命體驗，多是內審視的、“過去”時的。例如，黃發有在《燕子雙雙飛》一文的文字：“作為候鳥的燕子不斷地遷徙，這和客家人‘千年漂泊’的歷史命運如出一轍。而燕子在艱難奔徙途中相濡以沫的深情不能不引起客家人的共鳴”〔2〕（P94）；層面之三是“作家我”，在不同作家的客家散文中，同樣表現出個性。對此，從譚元亨和黃發有寫客家“石筆”的客家散文片斷，足見一斑。“支支石筆巍然如華表，那種蘸雨書雲的氣勢襯托出了偏僻山村的逼仄，卻折射出客家山民內蘊的豪情壯志。儘管‘石筆奇觀’也常常被一些外人用作譏貶客家人的物證，他們借此說明客家人為功名禮教所縛的庸俗，但是，他們並不清楚‘石筆’中深藏著客家人獨特的家族觀念與人文理想。”〔2〕（P160）黃發有這一段文字，與他的客家散文集《客家漫步》的風格一致，清麗、溫宛、平和、柔情之中，泛淡淡的哀愁。“這拔地而起、沖天直立的石筆，更是客家人文化精神的寫照！石筆，它絕不是為了炫耀功名，它銘刻著歷史，它給後人以啟迪。它那不甘沉淪、寧折不彎、沖天一嘯、俯視千古風雲的形象，代表了客家民系的精神。……成為了一個民系的歷史記憶，一個民系的永遠的良知，用來表達對人類文明的堅信，對愚昧野蠻的拒斥……”〔1〕（P122）譚元亨的這一段文字，與他的客家文化散文集《千年聖火》的風格，十分和諧：沉雄而悲壯，文化視野開闊，述論兼具，哲理與詩情交融於一體。

　　客家散文中的“客家我”依靠“作家我”體現。但“客家我”又非“作家我”的機械拼湊。

　　六、多維情結性

　　客家散文作為散文的特殊類別，其除了具有一般散文的抒情特質外，更多而且更鮮明的，是其還具有遠比一般散文的抒情性濃重、強烈得多的情結性，且是“多維情結性”。

　　客家散文的多維情結性，是指客家散文中體現出來的、作家積郁深厚、濃重的、與客家民系相連的多個相對獨立的思想化情緒和情感的審美品格。

　　客家散文中的多維情結表現如下：

　　一是鄉愁情結。“鄉愁，是一種地理，一種特殊的時間與空間，也是對生長之地的山川與人事的回想與懸想。”（李元洛：《月光奏鳴曲》）客家人是獨獨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一個沒有地域歸宿的名字‘客家’”〔1〕（P2）。這種歷史淵源註定了客家散文無法回避鄉愁情結。“客家人在發黃的譜牒上記載著生命的來處，這是紙上的故鄉。”〔2〕（P5）“鄉愁無色無味，但在遊子皺眉面對索然無味的飯餐時，它就具體成了油鹽醬醋與酸甜苦辣，它就成了一種最為神奇的調味品，它就成了一種永遠的饑餓。”〔2〕（P194）

　　二是苦難情結。客家民系的歷史，本身就是流離失所、貧山僻壤包圍的苦難史。“進一步地說，客家文化，更是一種苦難的文化，是由落難者所創立的。”〔1〕（P4）因而，客家散文家，不可避免地會在作品中表現苦難情結：“想到那些浩浩蕩蕩地搬家的螞蟻，想到它們背上背的大過其體積的酷似飯粒卻不是飯粒的東西，我就牽強附會地聯想到我的客家先民，他們將家背在背上，他們艱難的南遷和螞蟻搬家有什麼區別呢？”〔2〕（P177）

　　三是崛起情結。表現在客家散文中客家民系的崛起情結，是以不受辱為平臺的。客家人作為“闖入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歧視，甚至被土籍侮稱為“客家佬”、“客賊”。客家人深知唯有崛起，才能受到尊重、尊敬，才有出路。崛起，路在何方？在於教育。因而，客家人在崛起情結的驅動下，形成了尊師重教的風尚。這種風尚，在客家散文中，自然多有表現。甚至，“在閩西南的客家地區，客家人將七月七日定為私塾或族塾先生的節日，其根據是七月七日為孔夫子的誕辰。”〔2〕（P163）這大抵稱得上是古代的教師節了。

　　四是親近自然情結。作為客家散文的重要審美品格之一，這部分內容前文已專門論述。

　　五是遺民心態情結。遺民心態，使客家人以擁有正統文化自居。“作為‘闖入者’的客家人永遠地失去了名正言順的故鄉，這些中原南遷的漢人之後以一種傲氣和固執競相用譜牒記下祖先地望、家族源流，他們在家譜中濃墨重彩地書寫中原遠祖的輝煌，亦以衣冠士族自居，藉以秉持著一種尊貴的精神血緣。”〔2〕（P4）在客家散文中，這種遺民心態，如同黃昏薄霧，隱現在字裏行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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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黃發有.客家漫步［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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