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克定，深圳商報編輯，從事理論批評、雜文及傳記寫作）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客家魂》三部曲（含《世紀之旅》、《客家女》、《千年聖火》）以異乎尋常的姿態，在書前用了作者譚元亨的自序《“高舉骨頭”：史識與詩情》，無疑，這是解讀這部長達150萬字，無論在思想性還是藝術性，以及歷史厚度上，堪稱的一把鑰匙。這部小說，以南方（含粵湘閩贛）一個教育世家三代人及其眾多學子在整個20世紀的歷史命運為線索，氣勢磅礴而跌宕有致地展開了中華民族上千年的生活圖景，以悲壯、雄渾的筆觸，寫下了中國一部獨特的教育史、客家人一部獨有的生命史，以及我們民族絢爛多姿的文化史，當然，這均是融匯于作為一個流浪民系的千年遷徙，萬里長旋的漂泊史中。可以說，它首次以文學的形式，揭示了我們民族所固有的理性精神，以及這種理性精神在近現代中迸發出的偉大歷史力量。

　　因此，它遠遠超于一般謳歌園丁或人類靈魂工程師——教師這樣題材的文學作品，而上升到以人類學哲學為本體的歷史思考。“夫善國者莫大於勸教”，這一古代格言，集中體現了我們這個民族對教育的執著與追求。教育，也惟有教育，方可越過權力、地位、金錢及種種功利的東西，把人類帶出愚昧、野蠻，走向文明、科學與民主，塑造全新的人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教育永遠顯示出理想的亮色。作品正是立足於教育這個視角上，提出了全新的史識，有力地鞭撻了我們民族的劣根性、封建極權、宗教迷狂以及反人類的專制意識，揭示了中國以及全人類有可能的未來前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自序中專門談到的史識與詩情，正有助於我們解讀這部非得讀上兩遍以上的煌煌大作。人們曾預言，在當今跨世紀的時代，有可能會出現可以傳之後世、相當厚重的作品，那麼，這部《客家魂》的問世，“不僅是客家文學的大事”，而且是中國文學中引人注目的一頁，它驟然給世紀之交的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抹上了一束壯麗的亮色，並將隨著人們閱讀的加深，愈加顯示其恒久的魅力。

　　　一

　　首先，我們沿作者提供的“史識”來解讀這一部歷史跨度極大的長河小說。從作者具體描寫的歷史線索而言，是“百年展示”，從祖父郭玉祠于20世紀初自日本留學歸來，於客家山區興教為起點，到世紀末，孫子郭元戎在大學裏為爭取舉辦學術講座以及海外講學歸來為止，歷經“新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直到反右、“文革”及改革開放。這就需要作者打通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對其間歷史事件的思想內涵有深入的發掘，在這一點上，作者倒是有先天的優勢，學術專著《中國文化史觀》正出版於前，但這卻帶來另一重擔憂，作品是否會太過於學者化或者史學化，等等，這是否要傷害到小說的藝術性。但是，全書讀下來，我們絲毫沒有這方面的感覺，它的歷史感與思想性是他人無法比擬的，而藝術的力度，更為扣人心弦。無疑，作者不僅遠離了僵化思想模式，也與近來甚囂塵上的循環史觀、氣數史觀絕不搭界，通過教育或教化的歷史功能，形象化地闡釋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史觀。歷史的前行，是不同文化的激活、交融，文明的提升、互補。玉祠自東瀛歸來，把日本人視“教育為一隻母雞”同客家人重教化相結合，進而賣字募捐、遊說籌款，這才有了聽濤學堂的誕生；而教化之功，讓眾學子不惜毀家紓難，這便有了南飛農專的出現，從而使客家山區遍被人文的光輝，無愧人文秀區的美稱，並且于世紀初與世紀末出現了教育奇觀，這種以教化的目光，看待百年的雲舒雲卷，潮起潮落，正是基於歷史理性的天平上。矢志勸教，教育興國，充分估量教育對歷史文明的推動與貢獻，也就超出了一般的狹隘倫理主義的政治闡釋。高文化、高智能的教育，只能與文明同步，而與反民主、反科學的封建專制極權是根本對立的。作為孫子郭元戎在“文革”十年中的悲慘遭遇，押送下鄉，當民辦教師幾經曲折，一直到因創作《園丁禮贊》而鋃鐺下獄，則以“十年聚焦”，把上千年封建極權的禍害集中加以了表現，可以說，這十年，把小說中展示的百年中的醜陋又重演了一番，更說明野蠻、愚昧專制對教化的“勢不兩立”。小說第一部以百年——十年對照交互地展開，以產生一種場效應，讓讀者從中體察出跨越巨大時空的歷史縱深感。

　　而整部作品的“千年景深”，更把客家民系的巨大背景托出，讓讀者更深切地體會到，千年來，客家人從中原來到東南沿海，這大規模的遷徙本身就包含一種文化的變遷，作為古老的中原文化的負載者，又如何在歐風日漸的沿海地帶融入現代文明之中……也正是教化的力量，使這麼一個蟄伏千年的民系，為何在近代一朝奮起，出現了自洪秀全、孫中山，到朱德、葉劍英、胡耀邦等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巨人，沒有這樣深厚的文化底蘊，客家人是不可能驟然地驚動了整個世界的。他們無疑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精神貴族”的群落，無論面臨怎樣的困境，哪怕遭到淩辱，其精神仍始終如一地高揚不墜！

　　“從未來攝取史識”，這是作者的一個大膽的宣言。“千年景深，百年展示，十年聚焦”不僅僅是一種藝術架構，更是歷史的俯瞰，一種站在歷史制高點上對過去的俯瞰。如作者所雲，從未來的角度來看，“我們今天生存的是一個寓言的世界……而一部作品，能有什麼辦法去同‘此在’的非人性、非理性去協調呢？”“除非把自己也視為一個寓言，因為在寓言中，任何邏輯上水火不相容的東西也就能共生於筆端了”，這話，在作者的《中國文化史觀》中似乎也出現過，可那是寫莊子的，顯然，作者也把這150萬字當作一個現實的大寓言來寫了。於是，才有了一個正常人自慚而殘肢者自滿的工廠，有了一個被亂七八糟公司肢解了的大學校園，以及眾多近乎寓言式的人物。這也正是這部作品深刻之處。難怪一位已故的著名編輯，一再強調譚元亨的作品非讀兩遍不可。

　　像郭玉祠、元戎、啟慧、雙漁等人，無疑是“中國人的脊樑”，他們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力量再怎麼高估也不為過。這麼一個“精神貴族”的群體，是高出地平面的山峰，是支撐著人類命運天空的砥柱。如何認識這一群體，恐怕至今也還是有爭議的。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每每不時會流露出一些異端的色彩，過去沒有人敢觸及到這點。而對異端，能否兼容，能否意識到，今日的異端有可能是明天的主流，須審慎地對待並加以保護。郭玉祠在前半個世紀，對民國政府無疑屬於異端，他敢於庇護學校中的進步學生便足以證明這一點；後半個世紀，對土改補火、對反右、對反右傾乃至“文革”，他更是異端了，廣東的“和平土改”與地方主義，是直到90年代之後才獲得正名與平反的，這裏不必追述已往沉痛的教訓了，作者以一個火藥工廠作了意味深長的交代，那裏正常人成了異己，不正常的反而成了正常，這個故事，足以用來觀照全書。元戎從海外歸來也被作為異端分子，差點給當作海外有某種特別關係而被整成材料“雪藏”起來，更不用說季倩雲了，由極端而異端，最後只得以“假結婚”而出走。歷史是充滿了血雨腥風的，但歷史更需要的是寬容，動輒以異端定罪，歷史就了無生機了。《客家魂》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識，正是這樣高出於同時期的文學作品之上，讓我們思索更深也更遠的一切，而這，正是此書的價值所在，史識之高的表現。它以驚人的真實包括思想史上的真實，再現了處於世紀劇變中的中國20世紀。而這一真實對於表現中國20世紀中的有識之士，更尤為可貴。

　　可以說，書中的主人公們，從不同側面體現了我們的民族精神——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勇往直前。他們無愧為老子、孔子的後裔，李贄、黃宗羲、龔自珍們的後代。我想，眾多宿老為此書的題詞“民族之光”、“中華魂”等對該書來說是當之無愧的。當然，惟有過人的嚴謹的史識，才足以教他們義無反顧，“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樣，也才教作者在巨大的歷史跨度以及巨大的歷史場面中，進一步展現出其心靈刻劃，針砭人性的卓越藝術才華，使作品呈示出一種大家風範，達到幾欲爐火純青的境地。

　　這正是作者在自序中所稱的“詩情”的力度。

　　　二

　　客家人，是一個濃於熱情的、富於詩意的民系，如作者所說：“任何人，只要是第一次接觸到客家人，便會驟然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他們是如此有別於被規範化或格式化的漢族其他民系，每每熱情如火、自由放達、多姿多彩，剛毅開朗，不可抗拒……”正由於這，決定了這部《客家魂》，自始至終充滿了激情與詩意，而讓我們不知不覺放下了怕作品過於理性化或史學化的擔心。

　　三部曲中最驚人魂魄的，正是其中眾多的愛情悲劇。客家人敢愛，“稱情直往”，要愛就愛個驚天動地，愛個死去活來，這正是他們的天性所在。在第二部《客家女》中，楊雙漁與郭啟慧的愛情，是最令人扼腕長歎的，身為教育局長的楊雙漁，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提名啟慧擔任校長，卻導致啟慧一生的厄運；啟慧為救學生而遺下一子，卻沒料到，當這位兒子得知雙漁乃生父之際追上的卻是生父的出殯隊伍，雙漁積勞成疾，倒在講臺上。而啟興與石蘿的戀情，更是世紀絕唱。啟興于50年代初，因力主建立華僑企業而被勞教與遠晴生離死別，愛上他的石蘿，竟中他人陰謀圈套，導致啟興被毀容，為了“還遠晴一個原來面目的啟興”，她又不惜救出啟興，並獻身於已瞽目的啟興，終生下一個與啟興未毀容前一模一樣的孩子，待其長大後“還”給了遠晴……而貫穿三部的元戎與倩雲未有結果的愛情，更是波詭雲譎，曲折離奇，一唱三歎，他們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愛好，卻最終未能走到一起，留下了千古遺憾……

　　一個又一個的愛情故事，有的，與時代同步，同步者，自然可以揭示出時代的意義，可有的，卻與時代悖行者，細細品味，更覺石破天驚。客家人的愛情故事，足可以與梁祝、與羅密歐朱麗葉的愛情悲劇相媲美，從中回蕩起更多的歷史風雲來。這些愛情故事，以其精緻的藝術刻劃見長，但更重要的，是讓人怦然心動的思想震撼。尤其在切入人物內心世界時，把人物跌宕艱難的命運與不屈的堅韌精神有機地融合起來，把人物對理想的追尋、奮鬥與生活，環境對美、對崇高的摧殘毀滅有機地融合起來，把人物執著行為與深刻思考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深刻的、撞擊人心的悲劇藝術力量，這也正是這部長篇小說具有罕見的藝術力度與史詩品格所在！

　　顯然，這是客家人的一部藝術化、形象化的史詩，與作者另一部作為文化人類學經典的《客家聖典》相映生輝。從中，我們不僅可以讀到一部客家民系的發展史，更可以讀到客家人的生命史、精神史。並行的多條主線，三代精英，一百年令人唏噓的興教歷史，讓人感奮的清貧而又富足的生活，使整部作品體現出一種滄桑之感與文化品味，這在藝術構思上是相當成功的。

　　小說在象徵手法上的運用，更別具匠心。且不說業已提到的“寓言世界”了。小說從開始到結束，都有一對石筆在貫穿。對客家人而言，有功名者立石筆以資激勵，是古已有之。但《客家魂》中的石筆卻不同一般。郭玉祠日本歸來，參加會試，被欽點主事，族裏要為他立石筆，不允，所賞的學田也改成了辦學基地。而當了縣長的學生護校而犧牲後，他卻堅持要為這學生立石筆……到十年浩劫，學生的石筆被推倒之際，他也終含恨而逝。但奇跡出現了，當他連人帶板車埋進坑裏後，一對板車車把竟在日後長成參天大樹，以手叩之，居然作石聲，於是為老百姓稱之為“千秋石筆”，他以生命，以人格尊嚴，終於在大地上立起了客家之魂。直到世紀末，當新的大學要尋找校址之際，這對石筆竟成了最及時的指示……是寓言，是童話？不，是一種精神之不死，是客家人教育興國的壯志不倒！

　　《客家魂》宏大氣概與凝重的歷史，從這些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展示。同時，更讓人激賞的是，作品為中國文學的歷史長廊中，增添了眾多的、前所未有的藝術形象，筆力所到，入木三分。

　　郭玉祠，這位只問教化，不問時勢，似乎有幾分迂氣的老一代教育家，才高八斗，卻不走時運，竭一生心血，只落得個殞身泥坑的下場，有所作為而終無所就，令人痛心萬分。而第二代的啟慧、遠晴，遠貶山林，只得經營一個轉眼即逝的“流螢小學”，不得其時，寂然無聲，更叫人嗟歎不已。第三代元戎，無意中走進了史冊，卻歷盡磨難，竟遠過於前輩，仍處於有所為亦無所為之中，他的矢志不移，他的雖九死而無悔，集中了這個家族的氣性，無論成功與否，當是完全了自身人格形象的塑造。第三代教育家，我們是不曾在其作品中見到過的。而其他人物，如季倩雲，其獨特的命運軌跡，也別處難尋；又如啟興，離奇的愛情事變，更聞所未聞……他們，共同烘托出了世紀末文學星漢燦爛的群像。

　　《客家魂》藝術成功之處，還在於其語言。作家比較注重作為這個民系語言較少受到外界時代變化和周邊環境影響的特點，從一開始，便力求表現出中原衣冠土族的語言遺風。但隨著歷史的推移，那溫文爾雅、內藏玄機的言辭，也漸漸融合於一個開放的社會當中，語言的色彩，也就一部不同於一部了。能做到這一點，是非下苦功夫不可的。作家語言之獨特，正在于他極強的詩意直覺，不少章節，浪漫恣肆、揮灑自如，不僅僅是一篇篇優美的散文，甚至可作為一部部盪氣迴腸的交響詩！一句句，一段段，都能反復咀嚼，回味不已。南國峰戀疊嶂之間風雲的變幻，仿佛是一首回蕩于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無字的歌。

　　作品的敍事空間，也有新的開拓，這裏就不贅述了。

　　以上，僅僅是從作者提示的“史識”與“詩情”兩個方面，對《客家魂》所作的一個粗略的評述。它的成功之處，該說還有很多方面，相信會引起評論家更大的關注。

　　應該說，譚元亨是作為一個智性型與情性型兩類作家的有機的結合，在當今作家或學者中，跨越兩大領域並均有所建樹的並不多見，所以，其作品所達到的思想或哲理的高度，以及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功，也就較之單一型的作家或學者要強得多了。因此，對於《客家魂》的文學成就，必須有一個充分的估價。

　　這是一部雄渾的史詩，不僅僅是客家人的史詩，而且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史詩！足可以成為世紀之交的文學經典！我們甚至可以說。惟有《客家魂》等作品的出現，方足以為中國20世紀文學打上一個圓滿的句號，這絕非虛言。同時，它也為下世紀中國文學的輝煌點起了希望之火。它對中國文學的歷史貢獻，將在未來的世紀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認。“民族之光”的題詞，正揭示著這部作品的未來價值。